天津图书馆

庚子见闻
  张修华
  我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父亲是天后宫道士，闹义和团那年我八岁，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能回忆上来一些。
  那时我家住在河北望海楼后蓝家胡同。望海楼建有一座天主教堂，那一带的天主教势力很大，外国传教士作威作福，更有一般走狗为虎作依，仗势欺人。同治九年（1870）曾经发生过“天津教案”，火烧了望海楼教堂，结果有十六名中国人惨遭刑戮，在人民群众的心里留下了仇恨。天主教堂为了扩张势力，勾引人入洋教，愿来者一律给三块银洋，因而多有不法之徒投身教堂。当地居民都不敢得罪教徒，谁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但凭神父一张字条就把你告到当官；这一来，就成了一面官司，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一律以"欺辱教民"论罪，轻则掌嘴打板子，重的还要枷号游街示众。百姓畏洋教如虎，彼此告诫，千万别惹教徒。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以又辗转发展到直隶（今河北省），特别盛行于天津一带。当义和团进入天津城时，团众声势浩大，纪律严明，百姓敬如神明，跪接跪迎。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民间旧传的迷信色彩，讲求设坛焚香降神，在天津遍设坛口。首领曹福田的总坛设在西头永丰屯吕祖堂，是个道教庙，离我家最近的坛口设在河北大胡同净业庵，也是个道教庙。我被好奇心所趋使，曾去观看义和团练拳和焚香求神的情形。他们练武的主要兵器是大刀片和红缨枪，耍起大刀片寒光闪闪，抖动长枪冷风飕飕。他们求神时，向东南方下拜，焚香，烧黄表，然后就说某神下界了，脸色也变了，呼哧呼哧地喘大气，说是能刀枪不入。义和团见了洋人就杀，把仗着洋人势力欺压群众的狗腿子都当作奸细，对其中民愤大的处死投尸河中，为民除害，一时群众称快。
  人民群众对望海楼教堂的洋人和教徒是怀恨在心的，这时有了义和团为之撑腰，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旧历五月十九日（公历六月十五日），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把教堂烧毁以后，群众还不解气，于是，拿镐的拿镐，持锹的持锹，要把这座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本营连根刨掉。当时民气很盛，男妇老幼一齐动手，我也拿把小铲子学大人的样子跟着一块挖。正在大家忙着挖教堂的时候，忽然传说外国军队开来天津，只得把扒教堂的举动停下来，转向支援义和团打鬼子。家家烙红糖大饼，熬绿豆汤，送上前线犒劳义和团；在大饼上还用毛笔写上"得胜大饼"四个字。我在私塾练过毛笔字，也跟着在大饼上七扭八歪地写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前线在河东新官汛，与驻在老龙头火车站（今东站）的洋兵对峙，战事相当激烈。
  各国侵略军不断增援，猛烈进攻，终于在旧历六月十八日（公历七月十四日）从南门攻破天津城。侵略军进城后，杀烧抢掳，奸淫妇女，极其残暴，尤以俄国兵的纪律最坏。侵略军中日本兵是主力，南门就是由日本兵首先突破的，他们进城后，强迫居民悬挂日本旗，还要在门口写上“大日本顺民”字样，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侵略军进城后，居民纷纷逃往四乡。我父母也带着我和姐弟等全家五口逃奔胜芳。走在半路上，听人们说天津贴出了安民告示，又看到许多人陆续往回走，我们也就回来了。当时天津的社会秩序很乱，天后宫被迫关了庙门，停了香火，我家以庙为业，赖神吃饭，这时便断了收入，生活非常困窘。父亲有吸食鸦片的嗜好，瘾得难忍难熬，连急带病，转年患烟痢而死，撇下我们孤儿寡母。
  全家无以为生，便在我家门口摆了个小糖摊，卖拔糖和糖豆；后来我又到车站去卖烟卷，母亲、姐姐再从成衣铺揽零活做，想尽办法，苦熬岁月。这时，各国侵略军占用总督衙门（今河北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是当年河道上浮桥旧址），作为联军总部，把门的是日本兵。据说由于俄国兵军纪太坏，日本兵不准俄国兵随意出入，于是有些俄国兵便隔着墙头向墙外用金银首饰换鸡蛋吃。当时有些小孩都去干这种生意，我想这总比卖烟卷赚钱多些，便商得母亲同意，也凑了点钱买些鸡蛋，去做这种投机生意。我们一帮小孩在衙门的围墙外守候着，时常有俄国兵从墙头上偷着用绳子吊下个小篮子，用他们抢来的金银首饰换鸡蛋，如一付耳环换两个鸡蛋，一个戒指换十个鸡蛋。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首饰卖给收旧货的。我们这些小孩子不懂行，当然斗不过旧货商，实际上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却肥了他们。当时做这种生意是冒着危险的，因为侵略军经常任意开枪射击走近衙门的行人，并且打死人不偿命。后来，我也就不干这种投机生意了。
  （谢纪恩整理，一九六五年）
  庚子事变回忆
  张玉德
  庚子那年（1900年），我十六岁，当时正在天津法国学堂读书（这法国学堂就是后来的法汉学校，最初设于法租界紫竹林教堂内，后隶属于法国工部局，并迁移到法国工部局旁边，庚子事变以后又迁至望海楼天主堂。一九一六年在老西开盖了新校舍，又迁至新址，即今二十一中。）
  从年初就传说有义和团在街上练拳，我和几个同学曾出去看过，在今解放南路海河中学大空场上，天天有人练拳舞棒。后来又传说义和团要杀大毛子（洋人）和二毛子（信洋教的），不久就听说在北京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书记杉山彬都被杀了，在天津的外国人惶惶不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联合起来，并且和天主教堂结成一体，轮班值岗守卫。那时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地方都不太大。法租界只有从海大道马家口（今大沽路）到天津海关、临近海河的一块地方；英租界也只有从海关到今海河影院的一块地方。外国人为了便于集中防守，把防线收缩到今市总工会至青年宫的一段地带，在今市总工会的前面用砖垒起了一道大墙，并且还用成捆的布匹码成防御工事。
  进入旧历五月，战争的空气就越来越紧张了。这时法租界仅有二十几名法国兵，把外国商人组成了民团，听从法国兵的指挥。传说义和团与清兵已经联成一气，聂士成、马玉崑的军队已经开到天津，要攻打租界，杀外国人和二毛子。后来就不断发生小冲突。战事越来越紧了，教徒们都集中到今市总工会对面的一所大楼（当时是邮政局）的地下室里。这时，义和团与清兵从海河的东岸往法租界打炮，洋兵和外国侨民就从海河西岸往东岸打。六月初的一天下午，教徒们在紫竹林天主堂刚刚望完“降福”，一出教堂，就突然爆炸了一颗炮弹，把人们都吓坏了。其后不久，忽然传来消息说，义和团和清兵就要攻打租界了。法国神父刘克明把教徒们都集中到教堂，放“临终大赦①。教徒们感到大难临头，哭哭啼啼，乱成一片。就在这时，轰的一声，一颗炮弹打中了教堂的钟楼，当场就有几个教徒被炸死，另有一些人受了伤。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突然听说大批的外国援兵开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联军以俄国兵来的最早，也最多，他们占据了老龙头火车站（即今东站），然后由车站往外打。日本兵由塘沽上岸，乘火车到了张贵庄，然后向天津方面进军，穿过俄兵的阵地后，进入日租界，又向八里台方面进攻。其后，英国兵也开进来了，从纪庄子过桥后，以马队突袭八里台聂士成守军。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聂士成战死在八里台的阵地上。
  紫竹林一带解围了。我们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就三三两两地出去看热闹，从远处瞭望侵略军攻打天津城。日本兵攻南门，法国兵攻东门，俄国兵顺着老龙头车站往金钢桥总督衙门、水师营一带进攻。德国兵据守大营门、小刘庄、贺家口一带。意国兵是在天津城被侵略军攻破后才来到
  ①“临终大赦”是天主教的一种仪式，即教徒在临死前，由神父念“临终
  经”，赦免生前的一切"罪过"。
  的，兵士的帽子上都插着鸡翎。美国兵来的更晚，已经在战事平息之后了，他们住在三义庄的两所大楼里。
  天津城是在旧历六月十八日被侵略军攻破的。城破后，战败的义和团、清兵及老百姓，蜂拥一般地从北门逃出。侵略军攻城时死人很多，我曾亲眼看见大批被打死的法国兵尸首，码在小船上往回运。侵略军占领天津后，总督衙门变成了“六国衙门”（英、德、法、日、俄、意），在那里设立了联军司令部。
  （白占友整理，一九六五年二月）
  曹剑秋包拆城墙致富
  金大扬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以后，都统衙门为消除天津对外的防御力量，于一九〇一年强令拆除天津的城墙（位置就是现在的东、南、西、北马路）。天津城垣建自明永乐二年（1404），清雍正三年（1725）重筑，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都统衙门提出拆除城墙以后，天津的地方士绅们一再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
  有一个人由于拆除天津城墙而发了家，他就是曹剑秋。这个曹剑秋是天津县南城根的居民，无正当职业，终日在外游荡。由于在战争过程中侵略军残暴地屠杀义和团及无辜老百姓，以致当时天津城厢一带，大街小巷尸体横陈，加以时方盛夏，秽臭难闻。侵略军占领天津以后，就到处抓人，不管年岁老幼，也不问是否有病，强令其背运掩埋尸体，稍不服从就拳打脚踢。这样一来，居民都不敢上街了，有的则逃往外地。侵略军抓伕困难，便想出钱雇中国人包运死尸。曹剑秋听说后，就带着一个会说几句洋话的朋友名叫孙秋圃的去见侵略军，表示愿意承包这件事，当即谈妥。曹剑秋手下有一伙穷朋友，他们分头招募了些卖苦力气的，把这件背运尸体的事如期完成了。曹剑秋等人不仅因此赚了很多钱，而且得到了侵略军的“赏识”，认识了一些侵略军的大小头目。
  到了转年都统衙门决定拆除天津城墙时，洋人又想起这个曹剑秋了。于是都统衙门的秘书丁家立（英国人）把曹找了去，将拆除城墙的工程包给了他。据说谈妥的条件是，除了把拆下来的旧砖归拆者所有外，还付予银元一万元及大米一万袋。曹剑秋接手这项工程后，再分段包出去，从中坐享其成。曹剑秋带着孙秋圃，每天和洋人打交道，运用了一些手腕，取得了洋人的信任，因而城墙地基尚余有半尺多高未铲平时，便算交了差。曹剑秋拆除城墙有“功”，得到洋人的“赞许”，又把今东门外及南门外两大片土地划拨给他所有。后来，曹剑秋在南门东盖了一所住宅。曹在民国初年死去，活了五十多岁。
  （一九六五年旧稿，金继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