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仇教灭洋，以致各国有所借口，以保护侨民为名，调军队来华，组成八国联军（英、法、俄、德、日、意、美、奥），攻打天津。旧历六月十八日破晓，津城陷于敌手。城破后，侵略军杀烧抢掠，惨绝人寰，造成空前的浩劫。
  在敌人围攻时，城内各行政长官，如兵备道王仁保、天津府知府林际康等先后弃任逃走，驻守无人，空城孤立。到了六月十六日以后，传来前方失利消息，居民纷纷向城外逃避，城内商店亦大多停市。及至十八日拂晓城破后，居民争向北门逃走，途中拥挤不堪。外逃之居民多被洋兵打死在街头，各通行大道，无不尸体狼藉，血流满街。洋兵驱散行人之后，即开始抢掠，到处砸门搜敛，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再抢其他商店和大户人家。长芦盐运使署（当时在鼓楼南）、道衙门（在东门里）的银库存银，都被抢掠一空。其余各衙署，如府衙（在北门里）、县衙（在鼓楼北）也都被捣毁。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都遭到洗劫，只有针市街、缸店街等处，因为多是内局和客栈，没有门面，有的未遭洗劫。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城内住户，凡中等以上者无不波及。洋兵在抢劫中还犯下奸淫妇女的兽行。有些不安分的人也乘机出动，趁火打劫，被洋兵枪杀者不少。洋兵在杀戮抢劫及奸淫妇女之后，便开始放火，当时虽有若干家水会，但谁也不敢舍命出来救火，只好任其燃烧。
  如是烧杀淫劫，整整混乱了三天以后，天津城内外遍地尸体横陈，火光不熄，真是凄惨万状。三天以后，各国军队才联合出示安民，伪善地禁止洋兵抢夺，洋兵也都各自集合起来，安排宿营处所。这时除去贫苦人家以外，全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
  接着就是抓夫清街。洋兵到处抓人，强派劳役，运死尸，清秽土，掏厕所，以及为洋兵搬运物品。对于体弱力薄抬不动重物的，动辄鞭笞，抓到衣着整洁的人，偏令其作脏活。因而居民们白天不敢在大街上露面，只好在小巷绕道而行，以免被抓劳役。
  联军安民以后，接着便在总督衙门设立“都统衙门”，作为侵略军临时统治的政权机构，由各国军官共同管理地方行政，遇有诉讼案件统由都统衙门审理。各国军队把天津城内城外划分为八个管理区，由各国分别管辖，地方行政大权全部落入侵略军手中。
  侵略军通华语者不多，少不得要招募翻译人员。当时懂得外文的多系水师学堂出身的海军人员，但应募者为数寥寥。为侵略军当翻译的多系租界里洋行、酒馆、妓院中当“百役”的。他们只能讲几句普通的洋话，遇有诉讼案件，翻得驴唇不对马嘴，笑话百出。但这些翻译，因为替洋人办事，对外却能作威作福，借端讹索，一般人都不敢得罪他们。
  各国军队分治各区，各订有不同的规章。如街道卫生，由各住户负责打扫，洋兵每天沿街巡逻，挨户踹大门，喝令出来扫街，出来晚了就拳打脚踢，有时还要罚款。有的男人不在家，少妇怕受辱不敢露面，多由老妇出来应承。街上不得任意便溺，违者罚洋一元。在夜间各户门外都要装设一盏门灯，每晚必须点燃，如果夜晚不着，就要罚洋一元。那时门灯点的大多是蜡烛，风吹雨淋，免不了熄灭，住户怕罚，夜晚总要出来察看几次。后来多改用煤油灯，比较好些。但是偏偏有些民族败类，勾结洋兵，迫害同胞，这些坏人把住户的门灯偷走或者吹灭，然后领来洋兵，敲门诈索罚款，彼此俵分。当时不知有多少人为此遭到打骂及罚款。后来，有些人家把墙挖一个洞，前面装上玻璃，从后面放灯，才不致被坏人吹灭。那时路上行人在夜间必须提着灯笼，否则也要处罚，就是月明如昼，外出时也得提灯。转年“辛丑条约”缔结后，联军还政，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门灯制度仍继续保持。后来改设路灯，由住户分摊费用，才免除了各家设门灯的麻烦。
  侵略军为了管理卫生，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充当卫生巡捕，因为他们穿的制服袖口上有一段黄布，大家便称他们为“黄袖头儿”。“黄袖头儿”倚仗洋人势力，任意挑剔诈索，作恶不在洋人以下。
  法国兵管理城西一带，他们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夜间禁止晚睡，各商店、住户十时以前必须熄灯，否则罚款。凡逾时未熄灯者，洋兵立即敲门质问，就是遇有婚丧大事也不能破例。在侵略者统治下，人民起居自由尽被剥夺。
  在联军管辖下，地方的一切收入都归他们所有，地方所需之开销理应也从中支取，但是不然，各国军队勒令民间供应鸡、鸭、鱼、肉、鸡蛋等物，每天规定一定的数额，由商民筹措提供。洋人并不直接索取，派出中国巡捕代为办理，巡捕们在正额之外，还要另外勒索，商民皆苦不堪言。后来有些绅商向都统衙门请求，由绅商出资设立“支应局”，统一向联军提供所需物品，才免去巡捕们的任意骚扰。支应局的承办者当然也免不了额外苛求，但总不象巡捕那样难于应付了。
  洋兵多有饮酒之癖，吃醉以后就在街头胡闹，晚间尤甚。行人躲避不及，即遭踢打，有时甚至拔出刺刀乱刺，街上顿时大乱，洋兵鼓掌大笑，以资取乐。有时洋兵乘醉闯入商店，任意索要东西，商人们也无可奈何。
  过去在旧历春节时，熟人相遇彼此作揖拜年，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风俗，却不料遭到洋兵之忌。洋兵误认为作揖是义和团作法的仪式，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捉了起来，虽然百般哀求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有通外语的人，说明这是民间风俗，才消除误会，但是还要罚一笔款才能释放。当时有人编了几句流口辙：“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点儿低指赌博时的骰子点儿）
  辛丑年（1901）天津流行春瘟，到了夏天又发现霍乱，洋人感到非常紧张，都统衙门立即进行防疫工作，给天津居民又带来新的灾难。防疫工作由日本人负责，他们得到疫情报告后，带着“黄袖头儿”迅速奔向病患者，既不问病状，也不予治疗，却把大量的石灰洒在病人身上及周围，不少垂危的病人因而呛死，然后便抬走焚化。这样一来，直弄得人心惶惶，得了病也不敢声张，唯恐被胡里胡涂地当作霍乱患者而屈死。
  庚子之乱，有人由富变穷，有人由穷变富。凡是遭到洗劫的人家，家破人亡，由富变穷，而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则由穷变富了。趁火打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洋行混事由的大小买办们，在外国洋行勒索赔款时，他们也开具失单附在其中，凭空索取一大笔赔款；另一种是乱中行抢的，人称之为“抢哥儿”，铤而走险，大发横财。这些因抢掠而暴富的人，有的开了买卖，如我的亲戚杨竹坡，就在河北开了个利华军衣庄；但“抢哥儿”中的大多数，外财到手，尽情挥霍，不出一、二年又变成穷光蛋。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商人也发了财。在侵略军撤离中国时，洋兵们纷纷处理他们抢劫来的脏物，因而临时出现了许多收购旧物的铺子，多在估衣街一带。洋兵不熟悉行情，也不懂中国话，他们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就用手势和中国商人讨价还价，好在东西是抢来的，卖多卖少也不计较，因此商人们大发其财。
  上述这些暴发户，人们通称之为“六月十八的财主”。这个名词一直到二、三十年后尚被人经常提起，盖含有讥讽之意也。
  （一九六五年旧稿，卞汲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