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庚子那年我十二岁，家住通州，因为全家信奉基督教的原故，义和团起事后，在家乡难以存身，于是随寡母和弟弟们全家六人，在农历端午节前的一个夜晚，逃到了北京城里。
  到了北京以后，先投奔灯市口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想藉着美国教会的势力，暂时在那里避难。但不料刚刚到贝满女中以后不大的功夫，就得到了学校当局的通知：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避难的教徒，一律在当天下午集中到孝顺胡同美以美会亚斯立堂。于是我们又随大家一道转移。到了亚斯立堂以后，看到已经有很多中外教徒麋集在那里避难，堂小人多，拥挤不堪。这时外面的风声日紧，传说义和团就要进城，在教堂里避难的人们惶恐不安。外国传教士从教徒中间挑选了一大批青壮年，编成队伍，配合驻扎在教堂里的美国兵，站岗巡逻，构筑工事，准备抵御义和团的进攻。情势一天紧似一天，不久义和团就从崇文门进城了，在东交民巷东口与奥国使馆的卫兵发生了冲突，亚斯立堂的美兵也开枪截击，结果打死打伤了不少拳民，因此激起了义和团更大的愤怒，开始焚烧城内的教堂。亚斯立堂有美国兵保护着，暂时相安无事，但被困在教堂里的教徒们都惶惶不可终日，知道大难将要临头。
  就在农历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教会当局传示说：清政府总理衙门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下了通牒，限令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一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退出北京，由中国政府派兵保护送到天津上船回国，过期不走，中国政府不负保护责任。公使团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通知亚斯立堂里的外国人在二十四日下午三点钟以前集合，准备撤出北京。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教徒说：“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实在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自己赶快想办法吧！”中国教徒们听了这话以后，真如霹雳当头，个个目瞪口呆，有的全家抱头痛哭，凄凄惨惨，无计可施，只有呆在这里等死吧！
  到了二十四日中午的时候，教会当局忽然传来通知说：今晨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商谈撤退问题时，在东单牌楼地方被虎神营兵士杀害。公使团认为中国政府不能保障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决定各国公使留守使馆，拒绝撤退。教会当局提出，教徒们凡愿意到使馆去避难的，务必在当日下午三点钟以前在礼拜堂门前集合，一齐出发。大家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急忙收拾行李衣物，准备转移到使馆去。
  大家收拾停当，在下午三点多钟时，列队从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出发了。在出发之前，先由二十余名美国兵从孝顺胡同口起至东交民巷东口止，布置了岗哨。出发的行列是：头前是几名外国人抬着克林德的灵柩，其次是外国妇孺，再次是带有枪枝的外国青壮年，然后便是中国教徒的老幼和妇女，殿后的是青壮年的中国教徒，也配备了武器。队伍走在街上浩浩荡荡，但却鸦雀无声，甚至连婴儿的啼哭声都没有。当时崇文门大街两旁的商店和住户，都大门紧闭，路上也看不到有什么行人。遥望崇文门城楼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的清旗兵，个个持枪伫立。我们知道这是九门提督庆亲王的八旗兵。他们注视着我们这支队伍悄悄行进，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安全地进入了东交民巷。克林德的灵柩和一些外国妇女进入了英国使馆，我们都集中到肃王府。
  我们刚走进肃王府的东辕门，就看见有很多天主教徒已经先我们而到达了。我们在炎日下背着行李走了这一段路，都有些疲乏，到了目的地后，连忙放下行李，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但是，就在我们喘息未定的时候，忽然听到轰的一声，紧接着炮弹凌空爆炸，四面八方枪声密集，顿时把我们都吓坏了。人们不约而同的纷纷跪在地上，合着眼睛，两手併在胸前，连声哀求上帝保佑……。清政府果真的按照通牒规定行事，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即五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四点钟，向外国使馆区开了火，同时把使馆区严密地包围了起来。
  围攻使馆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义和团加以配合。他们在开始攻打时，采用了火攻的战术，向使馆及肃王府内投射火炬，抛掷裹以棉絮蘸上洋油的长竿，烧毁了不少房屋，特别是西端的荷兰使馆，东端的奥使馆、意使馆和比使馆，因为地处东交民巷的外沿，首当其冲，很快就被焚毁了。开火还不到半个钟头，日本海军及意国海军就都撤入肃王府，日本海军有二十余人，由军官率领，进府后就分兵两路，一半据守大殿旁边的东墙，另一半到后花园。意国海军二十余人也撤到肃王府的后花园。日、意两国士兵及协同作战的教徒约有六十余人，把肃王府后花园的围墙上凿了许多孔，便于瞭望及射击。
  围攻使馆的清兵和义和团，表现十分英勇，不断地趁着火势发动猛烈进攻，守卫在肃王府的日、意两国士兵，屡有伤亡。在开火的一星期后，日本军官发现北御河桥东边有大炮一门，无人看守，日本军官想把它夺过来，便将围墙拆了一个豁口，带领着士兵和教徒们冲了出去。但在夺炮途中，受到了清兵的狙击，不但炮没有夺到手，反而遭到很大伤亡，连带队的军官也阵亡了。开火将及半个月以后，日、意两国士兵伤亡惨重，更兼肃王府面积广阔，在清兵及义和团的围攻下，阵地势难久守，于是公使团决定从肃王府后花园后撤，收缩阵地，重新部署。据我回忆当时布防的情形是：英国兵防守英使馆全境及翰林院迤北銮驾库迤东地区；俄国兵防守英使馆迤南达子馆及水关城上下；美国兵防守西线；法、德两国军队防守东线；原来防守在肃王府的日兵已伤亡殆尽，意、奥两国军队也受到重创，他们担任预备队，随时机动备用。剩下的还有由侨民组成的义务兵及由中国青壮年教徒组成的教民队，大约有六十余人，担任瞭望、警卫等工作。
  在肃王府的中国教徒们，都迁移到肃王府西南方的一个院落里。这座院落位于英使馆的正东，与英使馆的东门仅隔一道五、六丈宽的御河，河水并不深。为了掩护御河东西两岸之间的通行，公使团决定从东岸到英使馆之间挖一条交通壕。这条壕很快就挖成了。
  大约在开火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公使团被迫放弃了肃王府阵地，并命令御河以东地区的教徒一律撤退到西岸。于是我们便都通过交通壕转移到英使馆的南面，即达子馆和水关城根一带。当时糜集在使馆区的人是相当多的，但事隔多年，况且当时又未留心统计，故详细数字提不出来，估计总有数千人之多。据我的回忆，有英、美、德、法、俄、奥、意、日这八国的公使、随员及他们的家属，各国使馆的卫兵、军官及他们的家属，各国侨民及其家属，天主教、基督教的外籍传教士，还有他们所雇佣的中国工杂人员，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外医务人员等，除以上人员而外，就是中国教徒及其家属了。其中能实际参加战斗的洋兵超不过千人。公使团把中国教徒中的青壮年也都组织起来，参加防御工作。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的男教徒，都编队并发给臂章，每三十人为一队，由外国传教士率领。外国神甫和牧师平日虽然对中国教徒很和善，但这时却视如牛马一般，强迫中国教徒在阵地上搬砖、挖壕、抬沙袋等，每日由上午六时一直干到下午八时，动不动就打骂，大家敢怒不敢言。外国传教士驱使中国教徒和洋兵一起参加战斗，凡不能参战的则分派担任瞭望或救护伤兵等工作，以及从事磨面、炊事等杂务。
  使馆区虽然始终被清兵和义和团包围得水泄不通，但后来一段时间的攻势并不猛烈，等于是围而不攻，否则使馆区弹丸之地早就被攻下了。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在生活待遇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是有区别的，外国人无论是官员、传教士还是士兵，生活供应较好，有酒有肉；至于中国人，凡是参加战斗的，每日供给三顿麦〓粥，一般人每日仅发给麦〓一杯，合老秤三两多。在围困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慈禧太后派人给公使团送来一大批蔬菜和水果，人们当时都猜不出其用意何在。后来有人说，清政府对使馆名为“围攻”，实为“围护”，看来这话是有些道理的。
  公使团方面因为被困日久，对外联系断绝，处于内无粮秣，外无援兵的极端困难境地，于是便想用金钱募人去天津探听消息，搬兵求援。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董姓教徒，挺身而出，愿为公使团"效劳"。这个董某原是以拾破烂为生的。后来据他说：他将洋人交给他的信件用蜡纸包好，藏在他背着的竹筐底下，在一个黑夜里，从水关顺城而下，趁夜混出京城。沿途无阻，到了北仓附近，见有洋兵，他用左手摇着白手帕，将信件交给洋兵；旋由洋兵把他带进营房，引见给外国军官，写了封回信，又交董带回。董返回北京后，仍在原出城的地方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与城内取得联系，然后洋兵用绳子将董系了进来。董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得了一笔赏金。
  在使馆被围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在英国使馆的北面是清政府的翰林院，里面藏有上百万卷的书籍，据说都是珍贵版本。在使馆被围攻并逐渐缩小包围圈时，英国兵担心翰林院的存书如果中弹容易引起火灾，于是英国兵就把这些书籍都扔进院中的荷花池里，并用土掩盖上。这批极其珍贵的古版书籍就这样被毁掉了。
  使馆被围困了将近两个月。到了农历七月中旬，清兵和义和团又突然发起猛攻，枪声密集，炮声隆隆，防线几乎被突破，洋兵伤亡者甚多，情势千钧一发。到了农历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就听见从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大炮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了。接着就听说是天津方面的援兵到了，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就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在南御河桥旁，修了一条临时马路，拉过来两门六英寸口径的大炮，后面跟着很多英国兵和印度兵，有几个英国军官躺在搭着布棚子的竹床上，由四名印度兵抬着，进入了英国使馆.原来这些英国兵都是从水关下面钻进来的。接着洋兵就向清兵发起反攻，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清兵败退，使馆从而解围。
  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
  （一九六三年旧稿，卞汲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