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是展厅，仿佛西域数千年灿烂文明正向我们走来，这里展出的陶器、铜器、木器、简文书、钱币、纺织品、绘画艺术作品、雕塑艺术作品等近300件精美文物，展示了新疆古代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动多彩的历史画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新疆丝路沿线出土的轻柔美丽、绚丽多彩的丝织品。民丰县尼雅古墓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护搏（图14），若羌县楼兰古墓出土的“长寿光明”锦、鹿纹锦，尉犁县营盘古墓出土的红地“登高”锦、“寿”字锦，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狩猎纹印花纱（图15）、“胡王”锦（图16）都是新疆乃至全国古代文物中的宝中之宝，这些丝织品虽历经一千余年，色彩依旧艳丽，文字历历在目，图案清晰可辨，充分表现了汉、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我国人民在丝绸纺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养蚕、巢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1989年河南荥阳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距今5500年的平纹丝织品。甲骨文中就有蚕、桑、丝、帛的象形字。早在商代，我国人民就能织造菱格形回纹的丝织品，到公元前3世纪时即以生产丝绸而被誉为“东方丝绸”，英文serica（中国）即由serge（丝）转化而来，与玉、漆、瓷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四大特征。 从汉代起中国大量的丝绸就沿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这条沟通东西方文化、贸易的交通大道，以美丽的丝绸命名，表明中国丝绸对世界文化的重大影响（图17）。 关于蚕种和养蚕技术的记载，最早的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书中讲到瞿撒旦那国（现在的和田一带）引进中国桑种和蚕种的故事。据说瞿撒旦那国王喜欢中国的丝绸，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于是去一个被称为“东国”的国家，取桑种和蚕种，遭到拒绝，“东国”还下令严守关卡，禁止桑种和蚕种运往国外。瞿撒旦那国王求不到桑种和蚕种，只好要求与东国通婚以智得蚕种。东国为了结好邻邦，便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瞿撒旦那国王便秘密嘱咐去迎娶的妇人说，请她带桑种和蚕种，使公主能自制衣服，公主同意了这一要求，果然在离国之前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躲过了检查，顺利带到了瞿撒旦那国。这个传说十分迷人，在藏文《于阗国史》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有趣的是英国人斯坦因在1901年在屋于克里遗址发现了一块古代版画。版画中央有一个盛装的贵妇人，她头带着帽子，左右两边各立一侍女，左边的侍女用右手指着贵妇人的帽子。斯坦因认为画中的贵妇人就是帽子里偷藏桑种和蚕种的东国公主。这幅画的内容，正好与传说相吻合，为传说的可靠性增加了一个物证。关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史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考古资料表明，新疆在东汉时期已经能够织造丝绸。对于“东国”的地理位置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长安，有的说是敦煌，还有说高昌的，有说鄯善的，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丝绸是由中原传入和田在内的西域各地，然后由西域传向西方各国的。 西域是我国古代通向西方的门户，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后，大约在三国时期，又被传到波斯，到了隋唐时期，波斯人已经能够生产出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绫锦了。中国桑蚕技术传入欧洲的时间大约是公元6世纪。据史料记载：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有两个僧人自中国回罗马，密藏蚕卵于竹杖之中，从而将蚕带到了君士坦丁堡，从此欧洲也兴起了养蚕业。 当我国丝绸远销到希腊罗马后，这些轻柔光亮、五彩缤纷的商品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赞扬，被誉为“东方绚丽的彩霞”。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称赞，中国透明的薄纱表现出罗马少女的美。博物学家白内里的《博物志》说，中国丝“贩运至罗马，附上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彩夺目。由地球的东端运到西端，极其辛苦”。大量丝织品的流入，引起了该国经济的变化，使黄金、白银大量外流。其统治者第比留斯曾下令，禁止男子穿丝绸，但贵族对丝绸的喜爱有增无减，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穿丝绸，有的还用丝绸做帷幕、帘帐等。 考古人员在罗马境内地中海东岸发现了中国的丝绸，叙利亚的帕尔米拉曾出土过几十件中国丝绸，其中汉代菱格花纹绮举世闻名。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瑞典都发现了中国生产的丝绸。不过在公元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丝绸向外输出的数量极为稀少。据西方史料记载，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中国丝袍在剧场看戏，在场的王公大臣面对那光彩华丽的丝绸，一时无心看戏，把目光都集中在皇服上，羡慕不已。 丝绸传到西方之后把皇家宫殿点缀的更加富丽堂皇，使各种盛会增添了光彩。中世纪时欧洲每次的贸易交往，差不多均与丝绸有关。东罗马帝国为了与安息（古波斯）争夺丝绸贸易的控制权，公元571年爆发了战争，西方史上称为“丝绢之战”。意大利威尼斯人不仅大量购买丝绸，而且还养蚕，丝织工人帮助它们开发自己的丝绸工业，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成为西方的丝绸中心。丝绸积累起来的财富资助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法王法朗西斯推动下，法国里昂的丝绸业在十六世纪开始繁荣起来。 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我国桑蚕技术传入这两个国家的时间肯定比西方要早得多，据《汉书》记载，在殷商时期就 有可能传到了朝鲜。专家们认为，织丝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汉代。中国先进的织丝技术传入日本后，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重视发展丝织业，并通过开拓生丝市场，使日本经济蒸蒸日上，目前世界30多个国家生产丝绸，中国产茧量和产丝量均居世界首位。 丝绸传入西域后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但当时中原与内地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较高，所以一直到战国时期，还是只有当地上层贵族才能享用，一般平民只能穿毛、麻等质地的服饰。考古资料表明，新疆最早的丝绸出自乌鲁木齐的阿拉沟墓葬中，1976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其中一件凤纹刺绣值得关注。到了汉晋时期，新疆民丰县尼雅古墓、若羌县楼兰遗址古墓、尉犁县营盘古墓、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都发现了色彩鲜艳的丝织品。这一时期丝绸的组织，是经线显花加纬的的重经平纹。图案则以动物纹样为主，有飞龙、奔虎、麒麟、仙鹤、凤凰、辟邪、三足乌等，点缀着茱萸、灵芝等植物，再与流动着的曲波状连烟、云气纹相结合，使整个锦面充满动感，气势非凡，呈现出飞动之美，与此同时还充满神异的气氛。其间还织出“万事如意”“延年益寿”“长寿光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登高”“世毋极宜二亲传子孙”等隶书铭文，表达了人民多子多福、长寿延年、前途光明、高官俸禄等美好愿望。这些丝织品都是墓葬中出土的，不难猜测，希望过世的亲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能够荣华富贵、儿孙满堂（图18）。 到了北朝至唐代，随着西域与周边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西亚波斯的文化艺术出入西域，西域的丝绸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的色彩。不仅有本地生产的“龟兹锦”、“疏勒锦”、“高昌锦”，而且还有波斯帝国传入的“波斯锦”，其中最流行的是“波斯锦”。“波斯锦”又称联珠纹锦，即是以圆珠缀成圆圈，其中填饰动物、人物、花草等主题纹样，有联珠兽纹锦、联珠对鹿纹锦、联珠骑士纹锦等。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一件联珠鹿纹锦（图19），图案十分精美。在这幅画面上，硕大丰腴的鹿，抬着高傲的头，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鹿角由粗变细，鹿头用简练的波线勾出，颈部系一条连贯三角形的丝带，迎风飘起。丰腴的鹿身上点缀着三个三角形和三个圆圈。四肢短小，与肥胖的身体形成对比。整个画面富有动感，装饰性较强，特别是联珠纹的鹿形造型严谨，姿态生动，表现了盛唐时期流行的圆润饱满、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唐锦称为“纬锦”，区别于汉代的“经锦，”这种织法不仅可以织出更复杂的花纹，而且可以显出华丽的色彩。新疆各地的墓葬出土的丝织品，除织锦之外，还有绮、罗、绢、绫、帛、縠、纱、刺绣、缂丝等多样丝织品。专家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绸曾做过色谱分析，发现其中色彩极为丰富，多达24种，呈现出华丽流畅、丰满绚丽的艺术特色。 1998年，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纹饰精美的丝绸，其中一部分为平纹纬锦（图20），是当地居民生产出来的，如这里出土的白底红条纹锦、白底红色花草纹锦、烟色底动物纹锦、胭脂红底狩猎纹锦等，色彩图案具有本地特色。这些丝绸的时代为公元3～5世纪，说明在汉末魏晋时期，西域人民和中原人民一样能够生产丝绸了。业内人士指出，这些丝绸的质量和内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中原生产的丝绸更受西域居民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