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以平原、山区、沙漠、绿洲、戈壁、草原和海洋组成的亚欧内陆和海洋的丝绸之路，接受过复杂繁多的人口、商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些广泛的区域内并存着差异巨大的语言接触。就新疆地区出土例如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其中文字有汉文、佉卢文、梵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粟特文、于阗文、波斯文、希伯莱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希腊文、叙利亚文、摩尼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等。其中语言有汉语、健陀罗语、梵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月氏语、图木舒克语、粟特语、大夏语、婆罗钵语、希伯莱语、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突厥—回鹘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等。①而海上丝绸之路还包含了朝鲜语、日语、越南语、满剌加语，以及后来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中国的葡萄牙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华夷译语》的编纂过程反映了网络状态分布的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对话日益扩大的过程，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史的最好见证。
  《华夷译语》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很多《译语》都是该语系中最早的分类字典，如1403年编纂、1549年由中国通事杨林校订的《满剌加译语》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马来语汉语词典。②它们无疑是研究这些中外语言接触的最佳范本，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该书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汇汇编很有可能也是参照了《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在18世纪以来就深受西方学者的注意，18世纪耶稣会士钱德明曾最早将若干《华夷译语》康熙年间的抄本带到欧洲，19世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曾将自己收集的《华夷译语》13卷明抄本遗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艾约瑟（J.Edkjns）携带回英国的十种明刻本，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曾将若干会同四译馆本《华夷译语》带回英国，藏剑桥大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鄂卢梭也曾收集《华夷译语》，现存法国远东博古学院。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收集的24册明抄本最为完整。日本东洋文库收有八种明抄本。①为了再现一度消失了的那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国内外学者利用《华夷译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公布了柏林图书馆所藏的明永乐年间的《华夷译语》，根据其中《女真译语》写出了《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该书1936年由北京文殿阁重新影印出版。该书可以视为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始。在《女真语言文字考》中，葛鲁贝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拆开，按单笔字划排列，共得698个字，逐字定音、释义，又将“来文二十通”中的女真字转写翻译，分为十九门，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做到字、音、义并举，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女真语言文字汉译的工具书。1933年日本的渡边薰太郎把柏林图书馆藏的《女真译语》和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东洋文库本《女真译语》中的来文共四十通，用女真语和汉语对照加以解释，列有详细的女真语汇的注解，完成了《女真馆来文通解》一书。同年中国学者罗福成出版了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女真译语》正续编。②日本西田龙雄在研究《华夷译语》的基础上，自1964～1980年先后完成了《缅甸语与倮倮诸语——其声调语系的比较研究》（1964年）、《倮倮·缅甸语的研究》（1979年）、《中国西南的倮倮文字》（1980年）、《倮倮译语的研究——倮倮语的结构与体系》（1980年）等，为古代彝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在正在计划出版一部《华夷译语研究丛书》，涉及西番馆译语、缅甸馆译语、暹罗馆译语、女真馆译语、多续馆译语等。①古蒙古语学家乌·满达夫潜心研究、整理、校勘、注释了13～16世纪汉文音译蒙古语的五种“译语”，并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了《蒙古译语词典》、《音译注释〈华夷译语〉》、《蒙古语言研究》等一系列文献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蒙古学界没有汉字音译蒙语文献的现代蒙文资料的空白。
  《华夷译语》也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中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地区民族生活和地方物产等的宝贵文献。如研究《回回馆译语》，对我们了解回族在明、清两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当时多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记载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知道，当时已有小麦、大麦、粟、粳米、韭菜、豆、葱、蒜、芥、茄子、萝卜、葫芦等作物；水果有甜瓜、西瓜、葡萄、梨、杏、桃等。在“鸟兽门”中不仅列出了常见的牛、羊、猪、狗、马、狼、狐、猴等，还有一些至今很少知道的羝羖〓、白项鸭、海青、鸦鹘、兔鹘、龙朵、百雄等。②“倒喇舞”乃是元代蒙古族所创造的一种综合性歌舞表演形式，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述“唱——倒喇”、“唱的——倒喇黑赤”，表明所谓“倒喇”，即蒙语“歌唱”之意，强调了其特点是将歌曲与舞蹈的结合，现在我们知道倒喇舞是在蒙古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以歌唱为主的歌舞形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变成一种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将唱歌与器乐、插科打诨乃至杂技熔于一炉的艺术表演。
  《华夷译语》的编纂也对后来晚清早期外语读本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如1883年林衡南所编《华夷通语》，在形式上几乎完全模仿《华夷译语》，用汉字拼切南洋一带国家外文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天文、地理、数目、时令、房屋、器用、人伦、工匠、身体、疾病、药材、绸布、颜料、国宝、律例、瓜菜、食物、滋味、果子、花木、禽兽、昆虫、鱼虾、埠头、船政、单字、二字、三字、四字、长句等三十类加以编排。这种分类结构上的影响在很多外语读本上有所表现，如1855年署名子卿的中国人编有《华英通语》，咸丰乙卯（1855年）香港协德堂藏版。子卿曾在英国人所办的书塾中学习过多年。《华英通语》全书分上下两卷，一是按事物分类的词汇，共分36类。有天文、地理、人伦、职分、国宝、五金、玉石、数目、时节、刑法、绸缎、布匹、首饰、颜色、瓜菜、药材、疾病、茶叶、通商、食物、酒名、飞禽、走兽、鱼虾、器用、房屋、百工、果子、身体、草木、各埠、船只、炮制、写字·房什、装扮、房内·用物类。二是不便分类的单词和简单会话，分单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长句、单式类等，所有单字、句语都附有英文原文。第一部分的分类显然是对《华夷译语》分类的模仿。唐廷枢（1832～1892年）所著的《英语集全》正文分六卷。卷之一天文（天、日、月、星、风、云、雨露）、地理（山、川、河、海、地名）、时令（年、月、日、时）、帝治（宗室、内阁、六部、五爵、朝臣、品级、士、农、工商、各国人、游民、人伦）、人体（头、五官、四支[肢]、五腑、六脏）、宫室（楼台、房铺、亭、园、池）、音乐、武备（弓箭、刀枪、炮火）。卷之二舟楫（船、艇、船上什物、桅、篷、索）、马车、器用（铺中器具、家中器具、玻璃器、刀叉器具）、器用（文房、书、牌照、单式）、器用（农器、工器）、工作、服饰（衣服、首饰）、食物（内附酒名、茶名）、花木（乔木、果子、五谷、菜蔬、花、草）。卷之三生物百体（鸟音、走兽、飞禽、鳞介、鱼、蚌、虫）、玉石、五金（内附外国银钱和中国银两图式）、通商税则（进口）、通商税则（出口）、通商税则（免税违禁货物）、杂货、各色铜、漆器、牙器、丝货、疋头（绒、呢、各色羽毛、布）。卷之四数目、颜色、一字门、尺寸、斤两、茶价、官讼、句语（短句）、句语（长句）。卷之五人事（一字句至四字句）。卷之六主要是各类商贸英语的句语问答。疋头问答门、孖毯入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卖鸡鸭问答门、卖杂货问答门、租船问答、早辰讲话、早膳类、问大餐门、小食门、大餐门、饮茶门、请事仔（雇人问答）、晚头吩咐（晚间嘱咐）、买办、看银、管仓、管店、探友问答、百病类、医治等。尽管《英语集全》在分类上有很多适应时代变化的内容变化，但多少仍留下了《华夷译语》的分类痕迹。
  不仅英语读本，其他语种的辞典和读本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如1878年由巴达维亚华人林采达编刊的马来语汉语辞典《通语津梁》上下两卷，收录1500个词汇，共分口头套语、日用常谈、数目、时令、天文、地理山水、身体举动、病症医药、宫室房屋、器用、仕宦人事、地理名胜、布帛、宝贝、衙门讼狱、五谷蔬菜、花草果木、禽兽、鱼虫等十八类。188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龚渭琳编译的《法字入门》，全书分单字门、拼法门、天文门、地理门、人身门、饮食门、杂物门、走兽门、飞鸟门（虫附）、草木门、花果门、味料门、言语门、数目门、算法门、五金宝石门、男女服饰门、点句勾股考、初学文法门。与《法字人门》同年出版的《德字初桄》是由蒋煦编著的，德国施弥德校音。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分学字、辨音、拼法门、文法门、记号备考、称谓门、短语门、问答门；卷下分总类门和杂语门两部分，总类门又分天文、地理、时令、邦国（都城附）、人伦、官职、身体、技艺、屋宇（店铺附）、服饰、器用、货物（进口货、出口货）、饮食（食物附）、花木（果品附）、禽兽、鳞虫、金石（珍宝附）、讼狱、舟车、疾病。1900年由广州同文馆出版的广州同文馆东文教习长谷川雄太郎（1865～1904年）编纂的《日语入门》一书，分别列出数目、月日、时刻、七曜日、四季、方角、天文、地理、人伦、身体、宫室、家具、化妆道具、食事道具、文具、服饰、饮食、果物、草木、鱼贝类、鸟、兽、虫、职业、舟车类、金石类、药、贸易品。不难看出，上述《通语津梁》、《法字入门》、《德字初桄》和《日语入门》等尽管在分类上有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但在大类划分上，仍然留有《华夷译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