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付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一书中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外国语文学校是元朝的“回回国子学”。③这是元朝政府为培养译员设立的专门学校。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新元史·选举志》中记载：“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遂置国子学。”①在回回国子学和回回监内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仪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由此付克得出结论：元朝的“回回国子学”是一所教授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②但日本学者岩村忍认为，“亦思替非”可能是Istanbuli“伊斯坦布”语，即拜占庭语的音译。邵循正在《剌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译释》中提出，“亦思替非”应为阿拉伯文istafa的对音，意为穆罕默德之文字。③这也反映出元代与中亚各国密切的经济往来，培养懂得“亦思替非”语言文字的人才，实在是当时社会之急需。
  国子学可能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按世祖旧制“笃意领教”。至泰定二年（1325年），入回回国子监学习波斯文的“公卿答复子弟与夫凡民之子”日渐增多，其学官及生员总数共50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资助的“饮膳者”有27人。元政府遂下令，对未能享受供给的一名助教和24名生员也提供饮膳。当时政府“百司庶府所设译史”，都从回回国子监内选取生员充任。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内教习波斯语的教材，至今不存。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刘迎胜认为这份回回字母表，与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教材或许有一点关系。⑤
  明清时期海道大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明朝政府继续与周边各国和各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明太祖洪武二年到三十年，单入贡者，高丽和暹罗各为18次，占城16次，安南13次，琉球12次，爪哇和乌斯藏各为9次，真腊8次，三佛齐6次，日本5次，撒马儿罕和朵甘各3次，撒里和哈梅里各2次，西洋、勃泥、琐里、须文达那、墨剌、打箭炉、西蕃、百花、彭亨、览邦、缅等各1次。①频繁的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国家的交往，使明朝政府深感翻译人才的缺乏，于是明初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正式成立，设在翰林院内，分蒙古、女直（即女真）、西藩、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主要是一个官方的语言文字的翻译机构和外语教习馆，②明代丘濬曾阐述过四夷馆的作用：“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如今设立八馆，“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史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③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有认为四夷馆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刘迎胜认为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在明代或清初属翰林院，拿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一所‘亚洲研究院’”④。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⑤外来朝贡觐见者，来去必须有通事等陪同，如果有意摆脱通事擅自进京则以违法论处。若出事故，通事及随伴人员将受到连带处分。如正德三年（1508年），（哈密卫）写亦虎仙入贞，“不与通事偕行，自携边臣文牒投进。大通事王永怒，疏请治究。”弘治八年（1495年）乌斯藏阐化王遣使来贡，在扬州“杀牲纵酒”发生殴斗，结果通事及伴随者都被治罪。①
  《明史·职官志》称宣德元年（1426年）四夷馆“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②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在设馆之初，多为通晓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有部分外籍教师。最先聘任外籍教师的是缅甸馆，大约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缅甸人当内、云清、班思杰、康剌改、潘达速、已扯盼六人作为缅甸阿瓦王朝的使者来明朝进贡，经明廷要求，他们便留在四夷馆任教。景泰二年（1451年），缅甸派人请求遣返当内六人，明廷以“译字生王陈等习学未成”为由，继续留任。天顺二年（1458年）缅甸再次派人请求，明廷仍旧强留。当内等六人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缅语翻译人才。明廷曾授予他们“序班”的职衔。死后均葬于南京。弘治十七年（1504年）缅甸阿瓦王朝又应明廷的要求，派遣陶孟（缅语为“头目”）思完、通事李瓒入访，选送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来四夷馆教授缅语，明廷也授予他们“鸿胪寺序班”（从九品）的职衔。孟香（汉名德馨）、的洒（汉名靖之）任教时间较长，后被授予“光禄寺署丞”官衔（从七品）。八百馆的首席教师兰者歌，是八百媳妇国人，也是随本国使者访明时被留下长期任教的。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暹罗国派遣贡使渥闷（五等官）辣、渥文（六等官）铁、渥文贴通事渥文源入访明朝，四人均被留下。次年十月增设暹罗馆，即由他们四人任教。③四夷馆内也有中国教师，如缅甸馆中就有安徽县人方英和腾冲入刘迪，他们是1490年入馆任教的，为光禄寺署正教师和通政司知事教师。缅甸馆1509年留任的中国教师多达10人。从1490～1604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中国教师有28人。教师有父死子继的惯例，如缅甸馆序班教师夏凤朝病故，即由其子夏继恩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神宗准其在四夷馆内缅甸馆“作养继习”。这种父死子继的在缅甸馆内称为“继业生”，据记载有姓名的继业生先后有赵继隆等共10人。①
  人馆学习的称为“译字生”，多为官僚子弟，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②后政府决定让四夷馆教师的子弟入馆学习，继承父业。据不完全统计，1508年选收译字生107名；1537年选收译字生120名；1604年有译字生94名；1607年有36名；1625年有44名，1628年有68名。③译字生分班由老师带领学习。例如教师序班：吴嘉胤、许辑瑞两人带领的译字生共计12名。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学习一般文字翻译的技能，但明朝政府设四夷馆原是为了“习译夷字以通朝贡”，提督四夷馆少卿郭鋆于1542年提出：“专攻番译杂字，不及诰敕
  、来文，恐非急务，今后萨那着并行肄业。”从此，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回答敕谕成了译字生的三门主要课程。④明朝永乐年间，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外语教学备受重视。不但“四夷馆”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可以委以官职，连民间精通外语者也可被荐举任用。因此私学外语之风一度兴起。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揭发：四夷馆教师马铭除教授官生154名外，又违例私授弟子136名。⑤
  明朝政府的涉外机构除四夷馆外，还有专门接待政府使节的会同馆，这里的接待人员也要求掌握外语。清统治者入关后，顺治初年设立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管理回回、缅甸、百夷、西蕃、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顺治初年所谓外国贡使只有朝鲜一家。及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后，琉球、荷兰、安南、暹罗等国相继入朝。会同馆馆址初设在内城，“以便监督稽查，周其日用，官兵看守，严其出入”。会同馆由礼部主客司派满汉主事各一人主管馆事，称提督。凡贡使到京之日，提督据督抚报文，稽查正从人数申报礼部，咨光禄寺支送饭食等物，咨工部应付铺垫什物，计到馆马数，咨户部给发草料，咨兵部拨送官兵到馆看守。次日，率贡使赍送该国王表文，至礼部呈递。清朝同时还继承明代“四夷馆”的全套制度，改名为“四译馆”。①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为四译馆，可能因为清朝统治者也是外来民族，对“夷”字比较敏感，于是采用中性的“四译馆”名称。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将会同馆与四译馆合并，于满汉郎中内拣选一人，令其兼理，兼理之人，加以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下设太使一人。会同四译馆同时是一个外语教学的机构，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通官二人教习，凡通官员缺，由礼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②
  中外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需要通过个体翻译的中介来实现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于是除了民间的私习外，官方的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和四译馆等就成了语言文字传习的重要场所。这些机构虽然招收译字生很有限，教授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也相对比较狭隘，特别是到了近代，这些译字生受到知识结构的局限，无法适应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翻译格局的变化，如林则徐南下广州时曾经带了一位四译馆的译员，结果发现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的局面，于是不得不另外出资雇佣了海外留学归来的袁德辉、梁进德等。但我们还是要肯定四译馆曾经为当时的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活动和文明对话交流提供了翻译人才，四译馆等外语教学为后来的外语教育提供了若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