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游记》成书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内容各异的抄本和译本。如今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大约有150多种，其中包括宫廷法语、拉丁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爱尔兰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的文本。但是在其流传过程中实际有多少种文本产生，又有多少文本遗失了，现在很难准确判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游记》的传播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并长期吸引了无数注视的目光，也曾成为欧洲人在认识东方和世界的进程中的重要参照物。《游记》所产生的抄本和译本绝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些。而且，即使流传下来的这些文本之间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甚至迥异。那么，为何同是马可·波罗的著作却出现了如此不同的文本？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游记》的最初的版本或稿本可能不止一个，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A、B两系统版本的内容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游记》是以二人合著的形式写成的。如前所述，这种合作形式赋予了《游记》比较独特的风格。但是我们不能肯定的是，二人合作时，鲁斯蒂凯洛是否真实地记述和反映了马可·波罗口述的内容，尽管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于1307年送给蒂博·德·瑟波瓦一个鲁斯蒂凯洛文本的抄本，似乎由此可知马可·波罗是充分肯定鲁斯蒂凯洛的文本的。但是马可·波罗也有可能在出狱回到威尼斯后，与鲁再次合作完善《游记》或者自己又著成了新的《游记》版本，并在其中增加了某些新的内容，如1299年秋中亚诺察王之死的内容即是后来补入的。①对此问题我们已经无法给予充分地解释，也无法对其文本的源头作详细的考释。一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最初的稿本；二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都是经过后人加工过的版本。它们已使得我们难以究其原本的面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中的相关内容，对其源流作简略而较为符合逻辑的推测。
  有学者认为，《游记》最初的稿本可能只有一种，以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为基础就可以大致恢复其原貌；②甚至有一些学者简单地把这两个系统的写本里所包含的各类材料汇集到一起，试图重构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凯洛最初编撰的那个已经散佚的原稿的主体部分。
  但问题在于为何两系统版本的内容相差却是如此之大，如Z本只包括F本三分之二的内容，但却比F本多出了两百段新的内容。并且，F本还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Z本所没有的。而在同一系统内部，内容的相差则没有这么大。所以可以认为：A、B系统的版本可能是由两个不同的原始稿本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只能对上述现象作如下解释：即这是由于后人加工、增删造成的结果。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游记》在流传中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约翰·拉纳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做的《游记》“似乎更可能是源于两种最初的稿本。第一系统（A）最初成书于热那亚狱中，由鲁斯蒂凯洛设计成
  用于迎合一般读者口味的风格；第二系统（B）的文本，则包含有对非基督教宗教和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公开表述——这些段落在罗马宗教裁判所仍然活跃时公之于众，很可能是危险的——代表了更多作者个人的观点，也正因此，其发行范围才极为有限”。他还认为：“或许存在有几种不同的文本，都同样的‘可靠’，而且都是传播过程当中的产物。”①据此或许也可以认为：B系统是作为对A系统的补充、修订而产生的，二者最初并行于世，并逐渐形成两个系统流传至今。
  2.《游记》在流传中，因为传抄、翻译中的失误，人为的增删而造成的内容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游记》的原稿已失，因为没有一个本子是由代笔人鲁斯蒂凯洛或马可·波罗“署名”的。②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马可
  ·波罗《游记》的最初稿本及其真实面貌，但许多版本都明确宣称二人合作关系的存在，如“F文本的开头章节和绝大多数源于它的A系统的写本中均声明这种合作情况的存在”③。《游记》的中世纪文本“相互之间变化很大，它们被连续地复制和再复制——抄写员们通常以将之修改成符合他们想象力的东西，即根据他们自认为的作者将要表达的意思将其上下文联系起来”①。而且，“每个抄写者由于受其个人观点和切身利益或意图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是”，对它“加以省略、摘录、意译，造成不少错误和错译”。②另外，不同的传播者可能会为了迎合不同的读者群而设定不同的风格、相异的语言特点和结构，既能反映他们的时代特点和容纳某些对世界的新认识，又可以增加其书的趣味性和可信性，从而减少人们的疑惑，增加其知名度。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游记》中不可避免地会被加入某些原本不存在或删除看似“离奇”的事物。《游记》的结构也是一变再变，由原来不明显的部分划分，到庇庇诺译本的三卷结构，再到颇节的四卷模式，遂成通用体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赖麦锡的文本（R本）。其书形成于欧洲人探险和寻找黄金的时期，收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内容。如他将时行于欧洲的有关波罗氏三人衣衫褴褛地返回威尼斯的传奇故事纳入书中。其中的“许多段落都没有在其他保存至今的版本中出现，比如大不里士圣巴尔萨摩寺院修道士的可以治病的腰带，对杭州这个车水马龙城市的描写，以及成吉思汗和祭司王约翰的女儿结为伉俪的故事”。其译本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就是对成吉思汗的汗宫、他的众多妃子以及选妃的方法的描述，这正符合这个译本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特点。赖麦锡的文本是据一本已佚的拉丁文本翻译的，并且是在马可·波罗去世200多年后出版的，其内容竟然比保存至今的较早时期的写本有更多更有趣的内容，这是令人堪忧的。③或许他以为将文本写得丰富有趣和引人入胜，更有利于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其写本的传播。
  R本看来不是唯一的有所“改进”的译本，有人于1932年在托莱多大教堂的图书馆中发现另一部拉丁文译本。它显然是在15世纪译自法意混合语或罗曼语的抄本。爱德华·丹尼森·罗斯爵士（1871～1940年）对此译本所作的比较说明，甚至在内容比较丰富的各种抄本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指出，托莱多抄本有200个段落是（巴黎）国家档案馆所存的抄本里所没有的，然而，这些段落有五分之三出现在R本中，还有大约80个段落是其所独有的，其中包含有对
  斡罗斯的详细描写，而马可·波罗从未访问过此国。对此他认为，“那些本来不可能虚构的细节，竟然写到细针密缕、卷帙浩繁的程度，这不能不令人吃惊”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游记》的流传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现存的文本已与马可·波罗的最初稿本相差很大。由于时代的变迁及中世纪以来人们对东方的了解日益增多，那些保存至今的文本中肯定包含着其他人插入的内容，而且，各版本之间也很有可能存在着以讹传讹、以伪传伪的问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难以找到两部完全相同的版本了。
  此外，最初的《游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而且，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常理的变异拼法，这使得此书在流传过程中的问题更加复杂。于是，“经过检查的稿本中，都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似乎这些稿本都来源于一个稿本，但非原稿，而是一个早已残坏的稿本。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即令原稿完整，也可能有（实际上也有）一些严重的未经改正的笔误，它是用粗糙的、夹杂着不少意大利文的法文写的，连当时译者也有些困惑难解”②。这就造成在传抄或转抄的过程中，抄写本中很可能存在着文字错讹和抄写遗漏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很可能在其后的传抄流传中，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堪卒读。“因为抄写粗心必定会使意思走样或者造成严重的混乱。”如1827年意大利学者巴尔德利·博尼对当时仍遗存的一些最早期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写本进行了比较，“表明第二类即意大利语写本讹误迭出。从法语或罗曼语译成意大利语的各种方言导致一些错误，使一些句子讲不通；比如，‘（襄阳是）最雄伟的城市’被译作‘三座城市’；‘泥’被译作‘公牛’；‘忠实的侍从’被译作‘儿子’”①。再比如，伯希和在与摩勒据Z本合
  作编写《游记》的新译本时，“对各种写本和印本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作了注释。他发现在文字拼写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这导致同样严重的混乱。”②另外，在《游记》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某些内容也会因为无对应的词语而被有意遗漏，进而完全损失掉。《游记》在传播中所出现的这种现象，可能是各种版本的内容产生诸多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3.《游记》产生和流传的时代背景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教会的某些影响，尤其是当欧洲仍生活在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阴影之下时。
  《游记》诞生于13世纪，当时欧洲教会的势力很大，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主要是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受到教会扶持的学者们。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教会文化，基本都打上了宗教的明显烙印。而且，《游记》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和引导。“在当时的写本文化时代中，教士们反复声称他们有权对于所抄写的东西进行润色（补充或删减）。在纠正和润色书中内容的动力驱使下，自然会搞错很多东西。”③教会为了使人们相信宗教，相信上帝耶稣力量的伟大，极力宣扬创世文学。《游记》的诞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使命”的“贡献者”。
  在14世纪初，即马可·波罗去世之前，庇庇诺便受教会委托将《游记》译成拉丁文，并将之作为一种布道福音的动力，为托钵僧布道提供一个指南。①其目的在于使阅读此书的人“会充分体会到上帝创造万物的多样性，——在那些奇观面前，在上帝的力量和智慧面前鞠躬、祟拜——感恩上帝”，并会被感化而“努力去争取在那些愚昧的民族中间普及基督教信仰。”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当时基督教的敌人——萨拉森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在一些情况下他还特别地赞扬了穆斯林，有意识地颂扬了伊斯兰教的教化作用。对此，庇庇诺的翻译表现了他的不安：“那些居住在近海地区的这个王国的居民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可恶的法令。”“不管何时在马可·波罗的文章中出现了穆斯林人的名字，庇庇诺总是不断地抢先要给他们增加一些诋毁性的言论。”③而且庇庇诺还将许多描写大汗王廷的华丽、地位的显赫的词语删掉了，反而更加突出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如当波罗三人返回大汗宫廷，履行教皇使命时，便突出了教皇的信件等等。众所公认，P本是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之一，其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但其中教会的有意识的扶持作用应是功不可没的。
  尽管马可·波罗所作的《游记》目的并不是在于宣扬上帝造物力量的伟大，似乎其主观上也并没有为其书赋予宗教使命的意图，但后来它确实成为了教会和神职人员传播基督教的工具。无怪乎，列奥纳多·奥尔施基（LeonardoOlschki）认为，《游记》“具有双重的宗教意图：首先是作为西方传教士的指南；其次是为了展示上帝造物力量之宏大”。他甚至认为波罗三人是作为教会的传教士返回大汗身边的，其书“早期的文本是顺应宗教的目的，作为一种古代创世文学传统的贡献物而出现的”④。这种印象的出现似乎违背了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的初衷，他著书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向人们展示东方的华美与富庶。
  前面已经提到，《游记》的最初稿本可能不止一个。在包含有更多个人因素特点的Z本中，他在一个场合中对蒙古人的信仰进行了评论，从中马可·波罗无意间流露出的情感极有可能暗示：他已经学会漠视和容忍蒙古人信奉的各种宗教。①这种态度是与当时的欧洲基督教会的使命不相一致的，很难想象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会容许《游记》中对某些可能对教会的使命不利的内容存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游记》一面世，庇庇诺便受教会之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游记》，将其中不合教会意旨的内容删去，以便顺应教会的传教目的。所以，庇庇诺版本之所以流传如此之广，其中教会的旨意和有意推广的作用不容忽略。总之，尽管我们已见不到最初的文本，不能一览其原貌，无法就其两大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最初稿本的内容做出准确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诸多版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已经与最初的稿本相差很远了。我们也只能从其产生、流传的背景来分析其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而且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两个系统之间，而且即使在同一系统内部的各种文本之间也是如此。笔者希望以上的介绍和分析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对人们全面了解《游记》的来龙去脉、流传过程和各种版本产生的缘由，进而客观地认识和利用该书所提供的各种材料有所裨益。
  综上所述，通过对《游记》的流传过程、版本及其版本差异较大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游记》产生之初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欧洲15、16世纪向外探险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即是在那时，它的传播达到了顶峰。同时，其内容的真实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它对于欧洲地理学的发展和“新世界”的发现所起的作用也受到认同和肯定，但对它的好奇、怀疑和指责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在18世纪对它的公开指责开始出现以后，人们对它的种种争论就一直存在，直至今日。不同文本的本源之别、传播过程中的抄写错误和语言翻译的内容遗失，以及作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和宗教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A、B系统的版本呈现出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