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游记》在流传中尽管产生了许多内容各异的抄本和译本，但所有的各种版本大致仍可划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的A系统和B系统。
  A系统的文本很多，主要版本有F本、FG本、P本。现对各种版本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F本：绝大多数学者和目前的著作都认为这是最早的、最接近原本的稿本，即弗斯考罗·贝纳德托（FoscolosBenadet
  o）文本，它在14世纪初抄写于意大利。①据认为，此抄本所用语言是最接近原稿的，但内容有所删略。A系统的所有写本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此抄本。其行文载体是一种与中世纪法语相近的语言，或称之为中古法意混合语，这是13、14世纪曾一度在法意等国流行的文学语言，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凯洛合著原书所用之语言。此版书不分卷，共232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马可·波罗的个人生平；第二部分篇幅甚长，各章长短不一，分别论述各地情形。该抄本于1824年由法国地理学会作为《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之第一集刊印出版，因此F本又常被称为“地理学会本”o14世纪初，此版本已开始流行。A系统的各种文本均由与F本相似的写本发展而来。这些文本又被译成
  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本（T本）和威尼斯方言本（V本）。由V本发展而来的有成书于1310～1317年间的庇庇诺本（P本），还有意大利托斯卡纳语文本（T本）及一个德语译本。1928年，翡冷翠大学中世纪法兰西文学教授弗斯考罗·贝纳德托出版了补注本，题为《百万·补足本》，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赞誉。①1913年，阿勒多·利奇把它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1932年贝纳德托本人又在米兰和罗马出版了意大利语文本。
  P本：即圣多明尼克会修士、编年史专家弗朗西斯科·庇庇诺受教会命令所译的拉丁语文本。其目的在于“激发宗教的热忱和促进传教的工作”，因此庇庇诺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使之适应于宣扬基督上帝的伟大的宗教使命。如原著的骑士文学风格被削弱，口头史诗的特点也被改变。同时教会的训导成分却被加强了。此版本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亚洲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第二部分叙述“建立在忽必烈、鞑靼人伟大的国王权力和权威之下的广大领土”；第三部分叙述日本和濒临印度洋的国家。②此种体例改变了《游记》的最初布局。全书有366条注释，其中大部分是对地名或特产的简单注解。1485年，庇庇诺本首次刊行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哥伦布所阅读和携带的就是此版本。后来，16世纪至18世纪的不少欧洲译本就是从P本发展而来的，如捷克语本、爱尔兰盖尔语本和威尼斯语译本等。P本的传播极有可能受到当时教廷的有意识的支持，因而其传播范围比较广泛。
  FG本：F是指抄本原文为宫廷法文，G是它的现代法语译著者让·格罗姆·颇节（JeanPierreGuillomePauthier）名字中的Guillome的第一个字母。此抄本与F本相近，但并非源于F本。1306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弟沙尔勒·德·伐洛瓦伯爵（CharlesdeValois）派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deCepoy）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威尼斯遇到马可·波罗。1307年8月，马可·波罗送给他一部《游记》的抄本。蒂博死后，其子将原本献给了沙尔勒，并将一份副本赠送给友人。以后此本辗转传抄，至今传世的尚有五个抄本，其中三种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另有两个分别收藏在瑞士伯尔尼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汇校了这五种抄本，将其由中世纪宫廷法文译成现代法语，并利用东方史料进行注释，出版时名为《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平》。作为汉学家，颇节还为它的译本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他将全书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后世多遵循这一体例。颇节的译注工作开创了近代马可·波罗研究的先河。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年）对FG本的研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把颇节的法文译成英文，并据F本和赖麦锡的本予以补订，再利用比颇节更为丰富的东方史料加以注释。他的成果于1871年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事之书》之名正式出版。“玉尔具备大量的古典文学知识和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似乎对他在《游记》中发现的任何事情都有兴趣”，并对《游记》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注释。①1903年，此书经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尔增补注释后再版。1920年他又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书中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大量的插图、地图，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玉尔和考狄尔先后整理的这部著作，曾被誉为19世纪博学的不朽名著，成为马可·波罗研究的基本文献之一。
  B系统版本很少，但重要的是，此类版本包含有一些A系统所没有的内容。此系统版本中最重要的稿本代表是复制于15世纪70年代、现存于托莱多的拉丁语译本（Z本）和赖麦锡的意大利语文本（R本）。
  Z本：指本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发现的“蔡拉达本”。蔡拉达是指这个抄本18世纪的拥有者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蔡拉达（1717～1801年）。这个本子是1470年左右用拉丁语写成的，后归蔡拉达所有。之后此书和其他书籍一起，由一位红衣主教转赠给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1795年，有人用拉丁文将Z本又抄写了一份。该抄本现藏于意大利米兰阿姆泊洛夏纳图书馆。在Z本发现之前，人们首先找到了这个晚出的抄本。1924年，意大利学者贝纳德托受意大利国立地理学会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欧洲各地的《游记》写本。他游历了全欧洲，共走访了50多家图书馆，研究了所有已知的写本，最终在米兰发现了成书于1795年的拉丁文抄本，引起普遍关注。1932年12月7日，英国学者珀西沃·戴维爵士（SirPercivalVictorDavid，1892～1964年）经过长期精心研究，最终在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找到了Z本的原本。据认为，Z本依据的底本比原本更早、更好。Z本包括F本三分之二的内容，同时比F本多出了两百段新内容，其中有五分之三见于R本。人们长期怀疑R本引用了至今已失传的其他
  抄本，至此可以肯定了。可以说，Z本是今天所能发现的最全的抄本。1938年1月，英国学者摩勒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刊布了这个抄本的拉丁文原本，其原貌始广为人知。
  R本：是1559年刊行的意大利地理学家G.B赖麦锡（GiovaniBat
  istaRamusio，1485～1557年）文本，简称R本。.此版本用意大利文译成，收在赖麦锡主编的三卷本《航海与旅行》的第二卷中。这个刊本以与庇庇诺本相似的拉丁文本为基础，并将之和一本现在已经佚失的手稿编在一起，其中包括来自一个现在已经埋没的却真实可靠的传说。他还增加了一个前言，其中利用了威尼斯的一些传奇和闲谈，如将波罗家族三人衣衫褴褛、身着蒙古服装回到威尼斯家中的故事收入其中。①此版本中的地名多经修改，还删除了部分章节，其章、卷、分段也与其他版本有异，但同时增加了很多新的章节，有大量内容甚至是A系统版本中所没有的。学者们认为其书极可能使用过非常接近《游记》原本的罕见抄本。而Z本的发现为此观点作了佐证。1818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马斯登（WilliamMarsden，17541836年）将此本译成英文。“全书除译文外，并有80多页的序言，介绍马可·波罗的生平、内容概要、译文版本、原抄本语言等，并附有注释和索引”，曾一度成为最具权威的英译本。①
  1913年，我国的魏易将该版本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A、B两系统版本也出现了合编本，即将二系统的版本融合于一部著作中。1938年，摩勒（A.C.Moule）和伯希和（P.Pelliot）在伦敦出版了《寰宇志》。它“是F本和其他一些版本段落的英文合编本，这些段落在F本中没有却散见于17世纪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版本中。”它以F本为底本，并将与F本不同或增多的文字或段落以斜体字方式填入正文，在左右两侧注出其版本简称。文前有详尽的导言，书后有各种版本的目录，称得上是“一部百衲本式的英译本”。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此时著成的《马可·波罗注》（NotesonMarcoPo-1o），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④
  两个系统的版本在我国都有流传。1874年1月30日，上海《申报》第264号刊载求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是最早介绍关于马可·波罗的文章。同年4月，北京刊行的《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映堂居士发表了《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专论马可·波罗来华一事，并提及法、英等国的刊译情况。⑤此后，魏易、李季、张星烺等分别翻译了各种版本的《游记》。它们虽各有优缺点，但仍对于当时人们了解此书、认识马可·波罗做出了诸多贡献。现在流行最广泛的是冯承钧翻译、沙海昂注的法译本。后者以FG本为基础，将它由旧法文译
  本译成新法文本。冯承钧的译本将R本的内容全部补入，并把玉尔和考狄尔对《游记》的注释、摘要等也收录进来。此书于1924年、1928年、1936年、1947年、1954年先后多次出版、重印。1999年6月，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了冯承钧的译本，并对其作了部分修正，在后面补入了Z本的一些内容。同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也出版了《游记》的简体合订本。总体上看，在我国《游记》的A、B系统的版本都有传播，但仍不充分。许多优秀的版本，如摩勒和伯希和的合作本仍未为我们所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流变的介绍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仍停留在建国以前的水平，对它的研究仍不充分。
  综上所述，A、B两个系统的版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对二者的源头是否同一、有什么联系、其内容的真实性等问题，人们已作过多种推测。弗斯考罗·贝纳德托和摩勒、伯希和均推测：A、B系统均直接源于同一个已失传的最早的手写稿的复制本，而且认为，将两系统文本的内容组合起来大致可以得到原始文本的概貌。但这样却难以解释为何两种文本内容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在流传的过程中造成的，但这种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相信。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A、B两系统源于两种不同的早期文本。约翰·拉纳（JohnLamer）也认为“马可·波罗所作的《游记》版本也可能不止一个”他认为：A系统是在狱中与鲁斯蒂凯洛合作创作的，内容是为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而设计的；B系统则可能包含有更多创作者本人的个性描绘，正因为如此，这类版本发行量比较有限。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