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游记》的形式应该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偶然的因素造成的。马可·波罗在1295年从东方游历归来后不久，参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结果被俘入狱；在热那亚的狱中他巧遇鲁斯蒂凯洛，从而使得二人的合作成为可能。《游记》最初是以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凯洛笔录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著就的。这种方式对于年少时离开威尼斯达24年之久的马可·波罗而言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有关东方的知识十分广博，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也十分新奇甚至有些诡异，但由于他可能不熟悉欧洲的文学传统，无法将其所见所闻通过合适的方式介绍给更多的欧洲人。而他与鲁斯蒂凯洛在热那亚狱中的相遇为他提供了机会，因为鲁氏是一位擅长欧洲传统文学的作家，尤其见长于当时流行的骑士传奇文学。
  《游记》的行文风格因此种合作方式而显得颇为独特：全文不采用第一人称，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流露出个人的语气。①其中偶尔也用第三人称向读者说明马可·波罗见到某种事物或碰到某种遭遇，这使得此书具有“突出的非个性化”特征。②本书最初的原稿可能没有明显地分成详细的章节，只是“大略可分两部。第一部叙述个人历史，第二部篇章甚多，长短不一，记述各地情形”③。这与现行的多种文本是有差异的。至于此书最初著成时的语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用法语或一种变体法语著成的，这种变体法语是时行于意大利的文学语言，被称作法意混合语或法威（尼斯）语”①。此种语言也是当时流行于西方的骑士文学所用的主要语言。但是其中夹杂有其他语言。伯希和曾对各种写本和印本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作了注释。他发现其中在文字拼写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并导致了同样的混乱现象。但是他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各文本所采用的人名和地名，不管其拼写如何，都是以波斯文词汇为依据的。的确，马可·波罗的书广泛使用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或突厥语的专有名称。②有学者认为，他们合著的《游记》“仅叙述了它的开端和发展，但却没有结尾，便骤然停止了”。而这种不完整的结构与我们现在的结构意识是格格不人的。早期的一个意大利标准方言本译者已经构建起一种截然不同的体例，他认为结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近代的版本也总是紧紧抓住这个结局，并将之录于书中。③因此，《游记》在后来的流传之中又有了结尾。
  《游记》文本在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之后，很快便风靡了整个意大利，并在西方人手中开始传阅，尽管书中有很多奇闻趣事使人们感到奇怪和疑惑，但这并未阻止人们去阅读、传抄和翻译它。因为处于中世纪宗教禁锢下的人们如我们今天一样对奇闻轶事也充满着好奇。人们也可能会问《游记》中所叙述的全新的东方世界“与西方相比看起来更繁华、商品更加丰富，这一切是真的吗？”④
  《游记》在欧洲的传播与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其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阅读时的智力和社会环境”。⑤而“在马可·波罗出生的那个世纪，西欧人有关东方的印象主要基于神学知识、古典时代的记忆及他们自己的凭空想象”。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因素在于：“圣经中的相关知识和使徒圣·托马斯率领的前往印度的传教团的报告，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和威力无比的约翰长老的传闻。”加上所有长相古怪的民族的后裔的故事也盛极一时。这些东西中的有关内容被“杂糅”到一起，便形成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东方的“古怪印象”。①这使得当时对世界所知甚少的西方人将亚洲视为神奇之地，这种观念随着约翰长老信札的出现和有关他的传说的影响而增强。他们幻想建立一种神权统治下的乌托邦。而聂斯托里派和其他基督教教派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和实际存在勾起了人们心中更大的幻想和期盼。加之12、13世纪基督教新兴宗教秩序的建立，人们试图通过一种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传播拉丁派基督教，布道的精神强烈地进发出来。②于是传教士的活动伴随着商人的步伐开始朝向东方，构建神权乌托邦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展开，并在13世纪3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就却被蒙古人的兴起和西征带来的恐惧代替。此后罗马教会正式派遣修道士前往东方，尝试着和蒙古人建立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如圣多明尼克派的安德列·隆居摩抵达了大不里士，记录下了有关蒙古人的各种资料。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于1245年从里昂出发，经金帐汗国到达了贵由汗的黄帐。这个使团提供了有关所遇到的各个民族的清晰而有价值的报告，尤其是柏朗嘉宾的《蒙古史》对于人们认识东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威廉·鲁布鲁克于1253年前往蒙古，翌年返回，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寄交法国路易九世。此报告以叙事体的形式组织，记述了自己往返于大汗汗廷的情况，比较清楚地提供了沿线经过地区的位置。③通过这些报告，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更趋于合理化，但仍不十分清楚东方的详细情况。到了13世纪60年代，传教士们前往东方的活动基本停止。而商人的贸易活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的记述也为西方了解东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游记》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
  由此可知，《游记》的传播正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其对宗教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也清楚地交待了此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当时基督教会主动要和蒙古人建立联系。但书中对远东、近东和东南亚物产的记述却表明当时欧洲对异域的香料和织物具有日益浓厚的商业兴趣。的确，在它最初传播时，其内容的新颖和神秘使其拥有了大量的读者。14世纪《游记》成为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法裔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史诗中有关东方内容的源泉之一。他的《游记》在“诞生后的头二十年，其语言形式有法意混合语的、托斯卡纳语的、威尼斯语的、德语的、拉丁语的以及一种经过改造的法语形式的版本。在它以前只有极少数的中世纪著作在其早期有如此多的语言形式。”①在马可·波罗的有生之年，《游记》的译本“创造了中世纪的史无前例的纪录”。②也可能就是在这时，《游记》的两个系统的版本分流开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4世纪早期，修士庇庇诺受教会之命，根据一个威尼斯文本翻译出的拉丁文译本。其中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③此版本是保存至今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之一。1315年法国人让·勒·朗恩翻译了六部拉丁文的地理学著作，其中便有《游记》。它们在14、15世纪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
  但是，《游记》“自出世以至过去数十年，从未有加以信任者，人皆以其与《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同类而并视之”①。马可·波罗也被同时代的人称为“讲故事的能手”。②不过，在此期间，《游记》的真实性被许多去过东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所证实，如1287年约翰·孟德高维诺，1310年前后佩鲁斯，1314年鄂多立克和1340年马黎诺里分别到中国传教，其归国之后“向西方介绍在中国耳闻目睹的趣闻”，③均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游记》的真实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只被看作是一种文学作品，人们并不相信其真实性；他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地理学著作一样，基本上被当作一本关于世界奇观和奇风异俗的书。但不可否认的是，构成当时中世纪地理学的基本元素仍是奇闻轶事。④
  1320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的新的地理资料多取自《游记》。特别是后来的《加泰兰地图集》（CatalanAtlas）更是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它以出版于1377年以后的一个《游记》的版本为基础绘制了一幅东方图画，其中有关东方的主要信息来源于《游记》是“毫无疑间的”。《游记》“通过《加泰兰地图集》或以此地图集为基础的其他各种地图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⑤此地图“打破了宗教谬论和‘天圆地方’说，成为中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地图。”⑥这大致可以视为《游记》对欧洲地图学和地理学产生影响的肇始。马可·波罗因此享有了相当多的同时代人赋予的声望。几乎和马可·波罗同时代的帕达大学教授皮埃特罗·达巴诺（Pietrod‘Abano）在其出版于1310年的Conciliatordif
  erentiarumphilosophorum一书中评论说：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是他以前认识的游历最广的旅行家和最勤勉的探索者。①14世纪末，人文学者多莫里克·班迪诺（DomenicodiBandino）编撰的Fortsmemorabiliumuniversi也收录了大量来自《游记》的引文，并把马可·波罗描述为“对东方海岸最勤奋的调查研究者”，在该书“名人”传记一章中，马可·波罗与其他古典时代的地理学作家，如普林尼、伊斯多雷等一再被提到，其书也被誉为“涉及东方行省的位置、风俗和环境的赏心悦目的书”。②但从14世纪70年代起，其知名度因为约翰·曼德维尔更优秀的代表作的出现而受到挑战。除了庇庇诺和14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世界编年史中译过《游记》的相关内容外，没有人再详细地使用过它的资料。而且，随着14、15世纪之交西方与远东的联系中断，欧洲能够亲自证实它的真实性的人们也相继去世，人们很可能在此时便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如1392年，一位佛罗伦萨贵族阿米利亚·波拿贵西（AmelioBonaguisi）在抄完《游记》的托斯卡纳语版本时，认为它“不能被相信”。总体上，《游记》仅被看作是对奇闻轶事的叙述，并“首先被作为文学娱乐作品来阅读”。到了15世纪时，它才渐渐被真正认识到包含有地理学方面的知识。③
  15世纪，伴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欧洲对实践知识的探求和地理学中人文主义因素的发展使得地理学的知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而《游记》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学知识而更加受到重视。《游记》从此进入到了它的青春期，其写本数量日益增多，并最终以印刷品的面目出现。1477年，纽伦堡首次出版发行了《游记》的德文本，并于1481年再版于奥古斯都。庇庇诺的拉丁文译本在安特卫普于1485～1490年间出版，并且1496年又出现了威尼斯人的方言土语版本。在15世纪中期，人们就能够区分出《游记》版本的三种主要流传形式：第一种是用法语写成，在上层阶级中最为流行，如奥尔良区的查尔斯公爵所藏的Al本（作于14世纪后半期）、德·比利公爵拥有的A2本（附有84个小画像）和大英图书馆的手稿B1本；第二种文本包括由法语文本译成的托斯卡纳语本和威尼斯语文本及（14世纪后半期译成的）由威尼斯语本译成托斯卡纳语的文本，它们一般写在普通的纸上，并且没有插图说明；第三种即是以庇庇诺文本为代表的文本，它们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文本。①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作家都认为《游记》是可靠的”②。像托斯卡纳利（Toscanel
  i）一样的学者和如毛罗（FraM-auro）、亨利库斯·马特鲁斯（HenricusMartellus）这样的人文学者、制图人都热情地研究了这本书。③而且，此时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正逐步展开，《游记》的内容得到诸多证实。如曾在东方游历过的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孔蒂，其描述被收入波吉欧·布拉奇欧里尼出版于1448年的《多样的幸福》中，后来孔蒂的叙述作为独立的部分传播开来，于1492年以《认识印度》为名编辑印行。他的描述为《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一个15世纪的抄写员认为，“海屯、鄂多立克、曼德维尔和孔蒂的讲述，都证实了《游记》的真实性”④。《游记》因而引起了许多地理学者的注意。威尼斯修士毛罗（FraMauro）在1457～1459年间，基于《加泰兰地图集》绘制了《世界地图》。“整幅地图成功地表达《游记》的可信服性，并可能对促使同时代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地图绘制者认可《游记》产生了影响。”马丁·毕海姆（MartinBehaim）即是其中之一。他的1492年的《地球仪》（TerrestrialGlobe）是根据《游记》不同版本的两种地图构筑的，有庇庇诺拉丁语本和一个意大利文本影响的痕迹。①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当马丁·毕海姆宣称它的《地球仪》表示“整个世界，即托勒密所描述的那部分地区——和促使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爵士记录下来的其他世界”时，马可·波罗的名字便与斯特拉波（Strabo）和托勒密等古人的名字联系起来。②另外，“14、15世纪之交，微缩地图画家们被委托为马可·波罗的著作绘图，尽管在其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图），他们仍决定完整地将这些图像收录其中，（他们认为）一部关于东方的著作‘必须’涵盖那些事物！然而这却是对作者原文和意旨的一种违背”③。《游记》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利用，其自身的价值开始真正呈现出来。
  16世纪，“部分是由于哥伦布和那些后继者们的发现，部分是由于印刷术的传播，马可·波罗的《游记》开始变得比以前更为流行了”。这扩大了它的读者总数，《游记》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传播着。书中对东方财富的描述深深地吸引着西方的人们，对人们的探险活动和探索世界的愿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活动和愿望的实现也对《游记》的内容进行着某些验证。这一时期，《游记》出了24个版本，并出现了早期葡萄牙语译本（1502年）。但发人深思的是，此后葡萄牙人并没有重视《游记》。次年，纯西班牙语的译本也出版了。佛罗伦萨瑞塞迪阿纳（Riceardiana）图书馆存有瓦格林提（Vagl
  enti）手稿，它是由拉丁文本而来的托斯卡纳语译本。如果出版这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西、葡两个最热衷于探险的国家提供知识，那么其他的书则是“为了满足一种漫无目的的好奇心”。其中，最早的是巴塞尔的《古人未知新世界中的地区和岛屿》（theNovusorbisregionumacinsularumveteribusincognitarum），其中收录了1502年的葡萄牙文本的拉丁译本，此书的序言称赞马可·波罗是“中古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地理学家有价值的著作者之一”；1584年出版的莱奈利斯·雷内克（RayneriusReineck）的《东方历史》（Historiaorientalis）也收录了马可·波罗的著作。但是，最终还应该是威尼斯人让马可·波罗流芳百世。此间，有六种1496～1597年再版的威尼斯文本，到1672年则达到九种之多，只是由于威尼斯语的使用范围的狭窄才使得这种语言的译本失去了所有的欧洲读者（赖麦锡深谙此点，他使用托斯卡纳语编辑了《游记》）。罗杰·巴罗（RogerBarlow）在他1540～1541年所写的《地理学概述》（BriefSum
  eofGeographie）一书中，根据马可·波罗的书描写了东方。①此外，这一时期，威尼斯和欧洲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波罗家族“狼狈”返回威尼斯的故事：“历经漫长的航行和种种磨难，经受着诸多令人疲乏的工作和精神的考验，他们的容貌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语调上还是在口音上都与鞑靼人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相近之处，这一切表明他们（已经）忘却了威尼斯语言。”②这则故事更加引起人们对《游记》的关注和兴趣。1559年，赖麦锡所编的《航海与旅行》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他根据一部早期的约成于1438年的《游记》拉丁文本编撰的文本，但此拉丁文本的内容和庇庇诺的译本很不相同。而且，为增强其译本的趣味性，他将上述故事收录到序言中。这时也正值欧洲的旅行者纷纷到达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的时代，如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1576年马丁·弗罗比舍爵士探险巴芬湾时也随身带着这部关于世界旅行的书籍。而且，同时代的那些靠闭门读书知天下的人似乎也喜欢看起《游记》来了。③直到16世纪下半叶，《游记》都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并得以广泛流传开来。这一时期，《游记》的传播主要基于它的地理学著作的性质，对于人们探知新世界的活动和地理学知识的扩展起到重要作用。
  17世纪，随着欧洲人有关亚洲知识的增长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前辈们著作的广泛传播，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它的影响力。《游记》的传播开始萎缩。它作为一部地理学著作的影响开始式微，并且通常被当作一件逸事来读，为的是消遣或者其他的目的。对它的任何争论“可能是杂乱的、不成体系的，在读者意识中的存在也是间断的和偶然的”，其中的神话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及其他时代的人们还是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但它的流传并未停止。它被用拉丁文再版了两次，1496年的威尼斯文本在八种场合下得到出版，还用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各出版了一次。此世纪初，塞缪尔·波卡斯（SamuelPurchas）在它的一本书（HakluytusPosthumusorPurchashisPilgrimes）中把赖麦锡文本的概要翻译得特别流畅，并坚称它是最好的版本。①具有影响的耶稣会权威马丁诺·马丁尼（MartinoMartini）在165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著作（NovusatlasSinensis）中，“一贯高度赞扬马可·波罗——并确认了他给出的地点的名称”，强烈反驳了他人的质疑。马丁尼的著作立刻变成了重要的权威。②1671年，东方学者安德利斯·缪勒（AndreasMüler）在柏林出版了拉丁文本，并将《游记》作为波罗学研究的首例。③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注视从此上升到一种学术的层面，开创了学术研究马可·波罗和《游记》的先河，这大概可视为是马可·波罗学研究的肇始。
  18世纪，随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殖民竞争日趋激烈，海外贸易日渐重要，促使人们去大量收集各种旅行作品，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其中仍具有显著的特色，但是对它的公开指责也首次出现了。这一指责附在《航海和旅行新文集》的第四卷正文后，在其中，匿名的编辑在这里用一定的篇幅对《游记》提出了各种批评：如书中没有那些地方的纬度；所记录的距离和方向不可信，而且还认为里面的很多东西很肤浅。于是，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游记》的态度开始变化，从此前的好奇、迷惑发展到公开的指责和刁难。而对维护它的可信性的辩解也终于出现。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威廉·罗伯特逊（WilliamRobertson）在他18世纪末出版的《古人有关印度知识的历史研究》（AnhistoricalDisquisitionconcerningtheKnowledgewhichtheAncienthadofIndia，1791年，伦敦）一书中曾经对启蒙思想的态度加以总结，他认为《游记》是“迄今为止对东方所作的最全面的观察，是欧洲人所给的最完整的描述”，这一点遭到了各方的反对。①的确，威廉有点夸大《游记》的作用和意义，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许多学者的看法。《游记》的传播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人们对东方的认识逐渐深入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人们对它的关注渐渐转向学术性的探讨，并成为此后马可·波罗学及《游记》传播的主流。
  19世纪，在欧洲诸帝国与东方的联系中，《游记》成为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浪漫色彩的书”②。受到玛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感染的威廉·马斯登（WiliamMarsdon）对《游记》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给出了第一个经过科学编辑的版本，并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此书包括赖麦锡本的英译本，并附有一篇80页的序言。马斯登完全照搬了赖麦锡本的阐释，考察了各种手抄本中的传说，而且在后面的注解中举出有趣的例子说明正文。他决心去证明本书记载的真实性。此版本的价值很高。1865年，著名的汉学家颇节（M.G.Pauthier）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生平——忽必烈的私人秘书》一书中强调：马可·波罗是一位帝国官员。此说被亨利·玉尔所沿袭。在今天看来，玉尔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令人满意的，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生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同时代的”①。《游记》在此时的传播因为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大规模展开，其作用受到限制，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兴趣也随之骤减。《游记》传播的辉煌景象已成过眼云烟。只是有些学者对它的真实性作各种各样的讨论和推测。人们对它的关注日益理性和客观了。
  20世纪，《游记》在西方的传播衰落了，但在中国的传播却刚刚开始。自19世纪末中国人初步认识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存在”以来，对它的兴趣从其内容到其真实性全方位展现了出来。国内出现了诸多的《游记》译本，如魏易、李季、张星烺等的译本，尤其著名的是冯承钧的《游记》译本。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它进行广泛的研究。总体上看，尤其是国外，人们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对它的真实性的关注上，从学术和研究的层面上审视《游记》和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始于18世纪的“马可·波罗学”，因为学术研究成为主流和中国学者的加入才具有了真正完整的意义。国内外的众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游记》和马可·波罗本人进行了各种探讨。许多学者以马可·波罗未提到某些显著的事物如长城、印刷术、女子裹脚、茶等为“突破口”，质疑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并称马可·波罗的《游记》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如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过中国北方而未到中国南方等观点提出个人看法，基本上都持否定的态度看法。否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的集大成者是弗朗西丝·伍德博士，她在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全面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集此前怀疑论者之大成”。但是诸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摩勒、法国的亨利·考狄尔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列奥纳多·奥尔施基、美国的柯立夫（F.W.Cleaves）等均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①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并认为其书中的记载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杨志玖先生的发现，他在《永乐大典》卷19418发现了一段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一致的史料，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②为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10月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内外的学者就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意义，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中世纪欧洲人的世界观，马可·波罗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及《游记》中的具体地名、宗教、商品、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推动了我国和世界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③
  《游记》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初传期、青春期、辉煌期、衰落期和理性认识期等几个主要阶段，其传播的动因也从对其新奇内容的兴趣发展到学术研讨的理性层面上。《游记》的传播过程正如弗斯考罗·贝纳德托所说的那样，“是迅速、普遍和不间断的”④。它的兴衰过程是和欧洲人有关世界观念认识的演变密不可分的，从整体上来讲，两者基本上呈此消彼长的状态。在传播之初，欧洲人囿于视野的狭小和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反而对于《游记》表现出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使得它的传播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尽管人们仍对其中的某些描述心存疑惑。而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较为科学的知识的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发展，人们以自己的活动验证着《游记》的准确性和错误之处，同时也开始怀疑《游记》，甚至指责《游记》的荒谬性，此种言论至今仍不时地响在我们的耳边。正因为如此，有关《游记》的讨论和争论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