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诞生于13世纪末，它向当时及其后的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在西方人认识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并曾一度激励着那些制图学者、人文学者、传教士、商人、冒险家等怀着不同的意图，去审视和探索书中所描述的神秘世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此书能历700余年仍吸引着人们的缘由之所在吧。
  《游记》成书以后，被译成了很多种文字，涌现了难以定数的抄本和译本。关于本书的研究著作、文章和言论不时地出现，但多集中在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而对其源流和版本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各种版本中相关内容的差异，又造成了人们在理解和认识此书价值方面的偏差和歧义。所以，全面地了解和正确地认识《游记》的成书、流变，以及各种版本的产生、相互之间的差异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应该是研究《游记》及其相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一、《游记》的成书及其流传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游记》的形式应该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偶然的因素造成的。马可·波罗在1295年从东方游历归来后不久，参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结果被俘入狱；在热那亚的狱中他巧遇鲁斯蒂凯洛，从而使得二人的合作成为可能。《游记》最初是以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凯洛笔录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著就的。这种方式对于年少时离开威尼斯达24年之久的马可·波罗而言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有关东方的知识十分广博，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也十分新奇甚至有些诡异，但由于他可能不熟悉欧洲的文学传统，无法将其所见所闻通过合适的方式介绍给更多的欧洲人。而他与鲁斯蒂凯洛在热那亚狱中的相遇为他提供了机会，因为鲁氏是一位擅长欧洲传统文学的作家，尤其见长于当时流行的骑士传奇文学。
  《游记》的行文风格因此种合作方式而显得颇为独特：全文不采用第一人称，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流露出个人的语气。①其中偶尔也用第三人称向读者说明马可·波罗见到某种事物或碰到某种遭遇，这使得此书具有“突出的非个性化”特征。②本书最初的原稿可能没有明显地分成详细的章节，只是“大略可分两部。第一部叙述个人历史，第二部篇章甚多，长短不一，记述各地情形”③。这与现行的多种文本是有差异的。至于此书最初著成时的语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用法语或一种变体法语著成的，这种变体法语是时行于意大利的文学语言，被称作法意混合语或法威（尼斯）语”①。此种语言也是当时流行于西方的骑士文学所用的主要语言。但是其中夹杂有其他语言。伯希和曾对各种写本和印本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作了注释。他发现其中在文字拼写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并导致了同样的混乱现象。但是他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各文本所采用的人名和地名，不管其拼写如何，都是以波斯文词汇为依据的。的确，马可·波罗的书广泛使用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或突厥语的专有名称。②有学者认为，他们合著的《游记》“仅叙述了它的开端和发展，但却没有结尾，便骤然停止了”。而这种不完整的结构与我们现在的结构意识是格格不人的。早期的一个意大利标准方言本译者已经构建起一种截然不同的体例，他认为结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近代的版本也总是紧紧抓住这个结局，并将之录于书中。③因此，《游记》在后来的流传之中又有了结尾。
  《游记》文本在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之后，很快便风靡了整个意大利，并在西方人手中开始传阅，尽管书中有很多奇闻趣事使人们感到奇怪和疑惑，但这并未阻止人们去阅读、传抄和翻译它。因为处于中世纪宗教禁锢下的人们如我们今天一样对奇闻轶事也充满着好奇。人们也可能会问《游记》中所叙述的全新的东方世界“与西方相比看起来更繁华、商品更加丰富，这一切是真的吗？”④
  《游记》在欧洲的传播与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其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阅读时的智力和社会环境”。⑤而“在马可·波罗出生的那个世纪，西欧人有关东方的印象主要基于神学知识、古典时代的记忆及他们自己的凭空想象”。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因素在于：“圣经中的相关知识和使徒圣·托马斯率领的前往印度的传教团的报告，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和威力无比的约翰长老的传闻。”加上所有长相古怪的民族的后裔的故事也盛极一时。这些东西中的有关内容被“杂糅”到一起，便形成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东方的“古怪印象”。①这使得当时对世界所知甚少的西方人将亚洲视为神奇之地，这种观念随着约翰长老信札的出现和有关他的传说的影响而增强。他们幻想建立一种神权统治下的乌托邦。而聂斯托里派和其他基督教教派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和实际存在勾起了人们心中更大的幻想和期盼。加之12、13世纪基督教新兴宗教秩序的建立，人们试图通过一种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传播拉丁派基督教，布道的精神强烈地进发出来。②于是传教士的活动伴随着商人的步伐开始朝向东方，构建神权乌托邦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展开，并在13世纪3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就却被蒙古人的兴起和西征带来的恐惧代替。此后罗马教会正式派遣修道士前往东方，尝试着和蒙古人建立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如圣多明尼克派的安德列·隆居摩抵达了大不里士，记录下了有关蒙古人的各种资料。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于1245年从里昂出发，经金帐汗国到达了贵由汗的黄帐。这个使团提供了有关所遇到的各个民族的清晰而有价值的报告，尤其是柏朗嘉宾的《蒙古史》对于人们认识东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威廉·鲁布鲁克于1253年前往蒙古，翌年返回，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寄交法国路易九世。此报告以叙事体的形式组织，记述了自己往返于大汗汗廷的情况，比较清楚地提供了沿线经过地区的位置。③通过这些报告，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更趋于合理化，但仍不十分清楚东方的详细情况。到了13世纪60年代，传教士们前往东方的活动基本停止。而商人的贸易活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的记述也为西方了解东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游记》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
  由此可知，《游记》的传播正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其对宗教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也清楚地交待了此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当时基督教会主动要和蒙古人建立联系。但书中对远东、近东和东南亚物产的记述却表明当时欧洲对异域的香料和织物具有日益浓厚的商业兴趣。的确，在它最初传播时，其内容的新颖和神秘使其拥有了大量的读者。14世纪《游记》成为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法裔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史诗中有关东方内容的源泉之一。他的《游记》在“诞生后的头二十年，其语言形式有法意混合语的、托斯卡纳语的、威尼斯语的、德语的、拉丁语的以及一种经过改造的法语形式的版本。在它以前只有极少数的中世纪著作在其早期有如此多的语言形式。”①在马可·波罗的有生之年，《游记》的译本“创造了中世纪的史无前例的纪录”。②也可能就是在这时，《游记》的两个系统的版本分流开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4世纪早期，修士庇庇诺受教会之命，根据一个威尼斯文本翻译出的拉丁文译本。其中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③此版本是保存至今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之一。1315年法国人让·勒·朗恩翻译了六部拉丁文的地理学著作，其中便有《游记》。它们在14、15世纪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
  但是，《游记》“自出世以至过去数十年，从未有加以信任者，人皆以其与《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同类而并视之”①。马可·波罗也被同时代的人称为“讲故事的能手”。②不过，在此期间，《游记》的真实性被许多去过东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所证实，如1287年约翰·孟德高维诺，1310年前后佩鲁斯，1314年鄂多立克和1340年马黎诺里分别到中国传教，其归国之后“向西方介绍在中国耳闻目睹的趣闻”，③均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游记》的真实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只被看作是一种文学作品，人们并不相信其真实性；他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地理学著作一样，基本上被当作一本关于世界奇观和奇风异俗的书。但不可否认的是，构成当时中世纪地理学的基本元素仍是奇闻轶事。④
  1320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的新的地理资料多取自《游记》。特别是后来的《加泰兰地图集》（CatalanAtlas）更是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它以出版于1377年以后的一个《游记》的版本为基础绘制了一幅东方图画，其中有关东方的主要信息来源于《游记》是“毫无疑间的”。《游记》“通过《加泰兰地图集》或以此地图集为基础的其他各种地图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⑤此地图“打破了宗教谬论和‘天圆地方’说，成为中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地图。”⑥这大致可以视为《游记》对欧洲地图学和地理学产生影响的肇始。马可·波罗因此享有了相当多的同时代人赋予的声望。几乎和马可·波罗同时代的帕达大学教授皮埃特罗·达巴诺（Pietrod‘Abano）在其出版于1310年的Conciliatordif
  erentiarumphilosophorum一书中评论说：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是他以前认识的游历最广的旅行家和最勤勉的探索者。①14世纪末，人文学者多莫里克·班迪诺（DomenicodiBandino）编撰的Fortsmemorabiliumuniversi也收录了大量来自《游记》的引文，并把马可·波罗描述为“对东方海岸最勤奋的调查研究者”，在该书“名人”传记一章中，马可·波罗与其他古典时代的地理学作家，如普林尼、伊斯多雷等一再被提到，其书也被誉为“涉及东方行省的位置、风俗和环境的赏心悦目的书”。②但从14世纪70年代起，其知名度因为约翰·曼德维尔更优秀的代表作的出现而受到挑战。除了庇庇诺和14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世界编年史中译过《游记》的相关内容外，没有人再详细地使用过它的资料。而且，随着14、15世纪之交西方与远东的联系中断，欧洲能够亲自证实它的真实性的人们也相继去世，人们很可能在此时便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如1392年，一位佛罗伦萨贵族阿米利亚·波拿贵西（AmelioBonaguisi）在抄完《游记》的托斯卡纳语版本时，认为它“不能被相信”。总体上，《游记》仅被看作是对奇闻轶事的叙述，并“首先被作为文学娱乐作品来阅读”。到了15世纪时，它才渐渐被真正认识到包含有地理学方面的知识。③
  15世纪，伴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欧洲对实践知识的探求和地理学中人文主义因素的发展使得地理学的知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而《游记》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学知识而更加受到重视。《游记》从此进入到了它的青春期，其写本数量日益增多，并最终以印刷品的面目出现。1477年，纽伦堡首次出版发行了《游记》的德文本，并于1481年再版于奥古斯都。庇庇诺的拉丁文译本在安特卫普于1485～1490年间出版，并且1496年又出现了威尼斯人的方言土语版本。在15世纪中期，人们就能够区分出《游记》版本的三种主要流传形式：第一种是用法语写成，在上层阶级中最为流行，如奥尔良区的查尔斯公爵所藏的Al本（作于14世纪后半期）、德·比利公爵拥有的A2本（附有84个小画像）和大英图书馆的手稿B1本；第二种文本包括由法语文本译成的托斯卡纳语本和威尼斯语文本及（14世纪后半期译成的）由威尼斯语本译成托斯卡纳语的文本，它们一般写在普通的纸上，并且没有插图说明；第三种即是以庇庇诺文本为代表的文本，它们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文本。①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作家都认为《游记》是可靠的”②。像托斯卡纳利（Toscanel
  i）一样的学者和如毛罗（FraM-auro）、亨利库斯·马特鲁斯（HenricusMartellus）这样的人文学者、制图人都热情地研究了这本书。③而且，此时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正逐步展开，《游记》的内容得到诸多证实。如曾在东方游历过的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孔蒂，其描述被收入波吉欧·布拉奇欧里尼出版于1448年的《多样的幸福》中，后来孔蒂的叙述作为独立的部分传播开来，于1492年以《认识印度》为名编辑印行。他的描述为《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一个15世纪的抄写员认为，“海屯、鄂多立克、曼德维尔和孔蒂的讲述，都证实了《游记》的真实性”④。《游记》因而引起了许多地理学者的注意。威尼斯修士毛罗（FraMauro）在1457～1459年间，基于《加泰兰地图集》绘制了《世界地图》。“整幅地图成功地表达《游记》的可信服性，并可能对促使同时代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地图绘制者认可《游记》产生了影响。”马丁·毕海姆（MartinBehaim）即是其中之一。他的1492年的《地球仪》（TerrestrialGlobe）是根据《游记》不同版本的两种地图构筑的，有庇庇诺拉丁语本和一个意大利文本影响的痕迹。①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当马丁·毕海姆宣称它的《地球仪》表示“整个世界，即托勒密所描述的那部分地区——和促使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爵士记录下来的其他世界”时，马可·波罗的名字便与斯特拉波（Strabo）和托勒密等古人的名字联系起来。②另外，“14、15世纪之交，微缩地图画家们被委托为马可·波罗的著作绘图，尽管在其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图），他们仍决定完整地将这些图像收录其中，（他们认为）一部关于东方的著作‘必须’涵盖那些事物！然而这却是对作者原文和意旨的一种违背”③。《游记》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利用，其自身的价值开始真正呈现出来。
  16世纪，“部分是由于哥伦布和那些后继者们的发现，部分是由于印刷术的传播，马可·波罗的《游记》开始变得比以前更为流行了”。这扩大了它的读者总数，《游记》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传播着。书中对东方财富的描述深深地吸引着西方的人们，对人们的探险活动和探索世界的愿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活动和愿望的实现也对《游记》的内容进行着某些验证。这一时期，《游记》出了24个版本，并出现了早期葡萄牙语译本（1502年）。但发人深思的是，此后葡萄牙人并没有重视《游记》。次年，纯西班牙语的译本也出版了。佛罗伦萨瑞塞迪阿纳（Riceardiana）图书馆存有瓦格林提（Vagl
  enti）手稿，它是由拉丁文本而来的托斯卡纳语译本。如果出版这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西、葡两个最热衷于探险的国家提供知识，那么其他的书则是“为了满足一种漫无目的的好奇心”。其中，最早的是巴塞尔的《古人未知新世界中的地区和岛屿》（theNovusorbisregionumacinsularumveteribusincognitarum），其中收录了1502年的葡萄牙文本的拉丁译本，此书的序言称赞马可·波罗是“中古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地理学家有价值的著作者之一”；1584年出版的莱奈利斯·雷内克（RayneriusReineck）的《东方历史》（Historiaorientalis）也收录了马可·波罗的著作。但是，最终还应该是威尼斯人让马可·波罗流芳百世。此间，有六种1496～1597年再版的威尼斯文本，到1672年则达到九种之多，只是由于威尼斯语的使用范围的狭窄才使得这种语言的译本失去了所有的欧洲读者（赖麦锡深谙此点，他使用托斯卡纳语编辑了《游记》）。罗杰·巴罗（RogerBarlow）在他1540～1541年所写的《地理学概述》（BriefSum
  eofGeographie）一书中，根据马可·波罗的书描写了东方。①此外，这一时期，威尼斯和欧洲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波罗家族“狼狈”返回威尼斯的故事：“历经漫长的航行和种种磨难，经受着诸多令人疲乏的工作和精神的考验，他们的容貌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语调上还是在口音上都与鞑靼人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相近之处，这一切表明他们（已经）忘却了威尼斯语言。”②这则故事更加引起人们对《游记》的关注和兴趣。1559年，赖麦锡所编的《航海与旅行》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他根据一部早期的约成于1438年的《游记》拉丁文本编撰的文本，但此拉丁文本的内容和庇庇诺的译本很不相同。而且，为增强其译本的趣味性，他将上述故事收录到序言中。这时也正值欧洲的旅行者纷纷到达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的时代，如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1576年马丁·弗罗比舍爵士探险巴芬湾时也随身带着这部关于世界旅行的书籍。而且，同时代的那些靠闭门读书知天下的人似乎也喜欢看起《游记》来了。③直到16世纪下半叶，《游记》都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并得以广泛流传开来。这一时期，《游记》的传播主要基于它的地理学著作的性质，对于人们探知新世界的活动和地理学知识的扩展起到重要作用。
  17世纪，随着欧洲人有关亚洲知识的增长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前辈们著作的广泛传播，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它的影响力。《游记》的传播开始萎缩。它作为一部地理学著作的影响开始式微，并且通常被当作一件逸事来读，为的是消遣或者其他的目的。对它的任何争论“可能是杂乱的、不成体系的，在读者意识中的存在也是间断的和偶然的”，其中的神话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及其他时代的人们还是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但它的流传并未停止。它被用拉丁文再版了两次，1496年的威尼斯文本在八种场合下得到出版，还用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各出版了一次。此世纪初，塞缪尔·波卡斯（SamuelPurchas）在它的一本书（HakluytusPosthumusorPurchashisPilgrimes）中把赖麦锡文本的概要翻译得特别流畅，并坚称它是最好的版本。①具有影响的耶稣会权威马丁诺·马丁尼（MartinoMartini）在165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著作（NovusatlasSinensis）中，“一贯高度赞扬马可·波罗——并确认了他给出的地点的名称”，强烈反驳了他人的质疑。马丁尼的著作立刻变成了重要的权威。②1671年，东方学者安德利斯·缪勒（AndreasMüler）在柏林出版了拉丁文本，并将《游记》作为波罗学研究的首例。③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注视从此上升到一种学术的层面，开创了学术研究马可·波罗和《游记》的先河，这大概可视为是马可·波罗学研究的肇始。
  18世纪，随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殖民竞争日趋激烈，海外贸易日渐重要，促使人们去大量收集各种旅行作品，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其中仍具有显著的特色，但是对它的公开指责也首次出现了。这一指责附在《航海和旅行新文集》的第四卷正文后，在其中，匿名的编辑在这里用一定的篇幅对《游记》提出了各种批评：如书中没有那些地方的纬度；所记录的距离和方向不可信，而且还认为里面的很多东西很肤浅。于是，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游记》的态度开始变化，从此前的好奇、迷惑发展到公开的指责和刁难。而对维护它的可信性的辩解也终于出现。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威廉·罗伯特逊（WilliamRobertson）在他18世纪末出版的《古人有关印度知识的历史研究》（AnhistoricalDisquisitionconcerningtheKnowledgewhichtheAncienthadofIndia，1791年，伦敦）一书中曾经对启蒙思想的态度加以总结，他认为《游记》是“迄今为止对东方所作的最全面的观察，是欧洲人所给的最完整的描述”，这一点遭到了各方的反对。①的确，威廉有点夸大《游记》的作用和意义，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许多学者的看法。《游记》的传播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人们对东方的认识逐渐深入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人们对它的关注渐渐转向学术性的探讨，并成为此后马可·波罗学及《游记》传播的主流。
  19世纪，在欧洲诸帝国与东方的联系中，《游记》成为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浪漫色彩的书”②。受到玛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感染的威廉·马斯登（WiliamMarsdon）对《游记》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给出了第一个经过科学编辑的版本，并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此书包括赖麦锡本的英译本，并附有一篇80页的序言。马斯登完全照搬了赖麦锡本的阐释，考察了各种手抄本中的传说，而且在后面的注解中举出有趣的例子说明正文。他决心去证明本书记载的真实性。此版本的价值很高。1865年，著名的汉学家颇节（M.G.Pauthier）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生平——忽必烈的私人秘书》一书中强调：马可·波罗是一位帝国官员。此说被亨利·玉尔所沿袭。在今天看来，玉尔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令人满意的，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生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同时代的”①。《游记》在此时的传播因为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大规模展开，其作用受到限制，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兴趣也随之骤减。《游记》传播的辉煌景象已成过眼云烟。只是有些学者对它的真实性作各种各样的讨论和推测。人们对它的关注日益理性和客观了。
  20世纪，《游记》在西方的传播衰落了，但在中国的传播却刚刚开始。自19世纪末中国人初步认识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存在”以来，对它的兴趣从其内容到其真实性全方位展现了出来。国内出现了诸多的《游记》译本，如魏易、李季、张星烺等的译本，尤其著名的是冯承钧的《游记》译本。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它进行广泛的研究。总体上看，尤其是国外，人们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对它的真实性的关注上，从学术和研究的层面上审视《游记》和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始于18世纪的“马可·波罗学”，因为学术研究成为主流和中国学者的加入才具有了真正完整的意义。国内外的众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游记》和马可·波罗本人进行了各种探讨。许多学者以马可·波罗未提到某些显著的事物如长城、印刷术、女子裹脚、茶等为“突破口”，质疑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并称马可·波罗的《游记》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如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过中国北方而未到中国南方等观点提出个人看法，基本上都持否定的态度看法。否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的集大成者是弗朗西丝·伍德博士，她在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全面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集此前怀疑论者之大成”。但是诸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摩勒、法国的亨利·考狄尔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列奥纳多·奥尔施基、美国的柯立夫（F.W.Cleaves）等均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①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并认为其书中的记载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杨志玖先生的发现，他在《永乐大典》卷19418发现了一段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一致的史料，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②为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10月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内外的学者就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意义，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中世纪欧洲人的世界观，马可·波罗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及《游记》中的具体地名、宗教、商品、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推动了我国和世界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③
  《游记》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初传期、青春期、辉煌期、衰落期和理性认识期等几个主要阶段，其传播的动因也从对其新奇内容的兴趣发展到学术研讨的理性层面上。《游记》的传播过程正如弗斯考罗·贝纳德托所说的那样，“是迅速、普遍和不间断的”④。它的兴衰过程是和欧洲人有关世界观念认识的演变密不可分的，从整体上来讲，两者基本上呈此消彼长的状态。在传播之初，欧洲人囿于视野的狭小和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反而对于《游记》表现出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使得它的传播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尽管人们仍对其中的某些描述心存疑惑。而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较为科学的知识的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发展，人们以自己的活动验证着《游记》的准确性和错误之处，同时也开始怀疑《游记》，甚至指责《游记》的荒谬性，此种言论至今仍不时地响在我们的耳边。正因为如此，有关《游记》的讨论和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二、《游记》的版本及系统
  《游记》在流传中尽管产生了许多内容各异的抄本和译本，但所有的各种版本大致仍可划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的A系统和B系统。
  A系统的文本很多，主要版本有F本、FG本、P本。现对各种版本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F本：绝大多数学者和目前的著作都认为这是最早的、最接近原本的稿本，即弗斯考罗·贝纳德托（FoscolosBenadet
  o）文本，它在14世纪初抄写于意大利。①据认为，此抄本所用语言是最接近原稿的，但内容有所删略。A系统的所有写本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此抄本。其行文载体是一种与中世纪法语相近的语言，或称之为中古法意混合语，这是13、14世纪曾一度在法意等国流行的文学语言，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凯洛合著原书所用之语言。此版书不分卷，共232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马可·波罗的个人生平；第二部分篇幅甚长，各章长短不一，分别论述各地情形。该抄本于1824年由法国地理学会作为《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之第一集刊印出版，因此F本又常被称为“地理学会本”o14世纪初，此版本已开始流行。A系统的各种文本均由与F本相似的写本发展而来。这些文本又被译成
  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本（T本）和威尼斯方言本（V本）。由V本发展而来的有成书于1310～1317年间的庇庇诺本（P本），还有意大利托斯卡纳语文本（T本）及一个德语译本。1928年，翡冷翠大学中世纪法兰西文学教授弗斯考罗·贝纳德托出版了补注本，题为《百万·补足本》，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赞誉。①1913年，阿勒多·利奇把它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1932年贝纳德托本人又在米兰和罗马出版了意大利语文本。
  P本：即圣多明尼克会修士、编年史专家弗朗西斯科·庇庇诺受教会命令所译的拉丁语文本。其目的在于“激发宗教的热忱和促进传教的工作”，因此庇庇诺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使之适应于宣扬基督上帝的伟大的宗教使命。如原著的骑士文学风格被削弱，口头史诗的特点也被改变。同时教会的训导成分却被加强了。此版本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亚洲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第二部分叙述“建立在忽必烈、鞑靼人伟大的国王权力和权威之下的广大领土”；第三部分叙述日本和濒临印度洋的国家。②此种体例改变了《游记》的最初布局。全书有366条注释，其中大部分是对地名或特产的简单注解。1485年，庇庇诺本首次刊行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哥伦布所阅读和携带的就是此版本。后来，16世纪至18世纪的不少欧洲译本就是从P本发展而来的，如捷克语本、爱尔兰盖尔语本和威尼斯语译本等。P本的传播极有可能受到当时教廷的有意识的支持，因而其传播范围比较广泛。
  FG本：F是指抄本原文为宫廷法文，G是它的现代法语译著者让·格罗姆·颇节（JeanPierreGuillomePauthier）名字中的Guillome的第一个字母。此抄本与F本相近，但并非源于F本。1306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弟沙尔勒·德·伐洛瓦伯爵（CharlesdeValois）派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deCepoy）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威尼斯遇到马可·波罗。1307年8月，马可·波罗送给他一部《游记》的抄本。蒂博死后，其子将原本献给了沙尔勒，并将一份副本赠送给友人。以后此本辗转传抄，至今传世的尚有五个抄本，其中三种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另有两个分别收藏在瑞士伯尔尼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汇校了这五种抄本，将其由中世纪宫廷法文译成现代法语，并利用东方史料进行注释，出版时名为《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平》。作为汉学家，颇节还为它的译本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他将全书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后世多遵循这一体例。颇节的译注工作开创了近代马可·波罗研究的先河。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年）对FG本的研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把颇节的法文译成英文，并据F本和赖麦锡的本予以补订，再利用比颇节更为丰富的东方史料加以注释。他的成果于1871年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事之书》之名正式出版。“玉尔具备大量的古典文学知识和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似乎对他在《游记》中发现的任何事情都有兴趣”，并对《游记》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注释。①1903年，此书经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尔增补注释后再版。1920年他又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书中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大量的插图、地图，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玉尔和考狄尔先后整理的这部著作，曾被誉为19世纪博学的不朽名著，成为马可·波罗研究的基本文献之一。
  B系统版本很少，但重要的是，此类版本包含有一些A系统所没有的内容。此系统版本中最重要的稿本代表是复制于15世纪70年代、现存于托莱多的拉丁语译本（Z本）和赖麦锡的意大利语文本（R本）。
  Z本：指本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发现的“蔡拉达本”。蔡拉达是指这个抄本18世纪的拥有者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蔡拉达（1717～1801年）。这个本子是1470年左右用拉丁语写成的，后归蔡拉达所有。之后此书和其他书籍一起，由一位红衣主教转赠给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1795年，有人用拉丁文将Z本又抄写了一份。该抄本现藏于意大利米兰阿姆泊洛夏纳图书馆。在Z本发现之前，人们首先找到了这个晚出的抄本。1924年，意大利学者贝纳德托受意大利国立地理学会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欧洲各地的《游记》写本。他游历了全欧洲，共走访了50多家图书馆，研究了所有已知的写本，最终在米兰发现了成书于1795年的拉丁文抄本，引起普遍关注。1932年12月7日，英国学者珀西沃·戴维爵士（SirPercivalVictorDavid，1892～1964年）经过长期精心研究，最终在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找到了Z本的原本。据认为，Z本依据的底本比原本更早、更好。Z本包括F本三分之二的内容，同时比F本多出了两百段新内容，其中有五分之三见于R本。人们长期怀疑R本引用了至今已失传的其他
  抄本，至此可以肯定了。可以说，Z本是今天所能发现的最全的抄本。1938年1月，英国学者摩勒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刊布了这个抄本的拉丁文原本，其原貌始广为人知。
  R本：是1559年刊行的意大利地理学家G.B赖麦锡（GiovaniBat
  istaRamusio，1485～1557年）文本，简称R本。.此版本用意大利文译成，收在赖麦锡主编的三卷本《航海与旅行》的第二卷中。这个刊本以与庇庇诺本相似的拉丁文本为基础，并将之和一本现在已经佚失的手稿编在一起，其中包括来自一个现在已经埋没的却真实可靠的传说。他还增加了一个前言，其中利用了威尼斯的一些传奇和闲谈，如将波罗家族三人衣衫褴褛、身着蒙古服装回到威尼斯家中的故事收入其中。①此版本中的地名多经修改，还删除了部分章节，其章、卷、分段也与其他版本有异，但同时增加了很多新的章节，有大量内容甚至是A系统版本中所没有的。学者们认为其书极可能使用过非常接近《游记》原本的罕见抄本。而Z本的发现为此观点作了佐证。1818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马斯登（WilliamMarsden，17541836年）将此本译成英文。“全书除译文外，并有80多页的序言，介绍马可·波罗的生平、内容概要、译文版本、原抄本语言等，并附有注释和索引”，曾一度成为最具权威的英译本。①
  1913年，我国的魏易将该版本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A、B两系统版本也出现了合编本，即将二系统的版本融合于一部著作中。1938年，摩勒（A.C.Moule）和伯希和（P.Pelliot）在伦敦出版了《寰宇志》。它“是F本和其他一些版本段落的英文合编本，这些段落在F本中没有却散见于17世纪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版本中。”它以F本为底本，并将与F本不同或增多的文字或段落以斜体字方式填入正文，在左右两侧注出其版本简称。文前有详尽的导言，书后有各种版本的目录，称得上是“一部百衲本式的英译本”。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此时著成的《马可·波罗注》（NotesonMarcoPo-1o），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④
  两个系统的版本在我国都有流传。1874年1月30日，上海《申报》第264号刊载求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是最早介绍关于马可·波罗的文章。同年4月，北京刊行的《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映堂居士发表了《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专论马可·波罗来华一事，并提及法、英等国的刊译情况。⑤此后，魏易、李季、张星烺等分别翻译了各种版本的《游记》。它们虽各有优缺点，但仍对于当时人们了解此书、认识马可·波罗做出了诸多贡献。现在流行最广泛的是冯承钧翻译、沙海昂注的法译本。后者以FG本为基础，将它由旧法文译
  本译成新法文本。冯承钧的译本将R本的内容全部补入，并把玉尔和考狄尔对《游记》的注释、摘要等也收录进来。此书于1924年、1928年、1936年、1947年、1954年先后多次出版、重印。1999年6月，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了冯承钧的译本，并对其作了部分修正，在后面补入了Z本的一些内容。同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也出版了《游记》的简体合订本。总体上看，在我国《游记》的A、B系统的版本都有传播，但仍不充分。许多优秀的版本，如摩勒和伯希和的合作本仍未为我们所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流变的介绍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仍停留在建国以前的水平，对它的研究仍不充分。
  综上所述，A、B两个系统的版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对二者的源头是否同一、有什么联系、其内容的真实性等问题，人们已作过多种推测。弗斯考罗·贝纳德托和摩勒、伯希和均推测：A、B系统均直接源于同一个已失传的最早的手写稿的复制本，而且认为，将两系统文本的内容组合起来大致可以得到原始文本的概貌。但这样却难以解释为何两种文本内容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在流传的过程中造成的，但这种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相信。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A、B两系统源于两种不同的早期文本。约翰·拉纳（JohnLamer）也认为“马可·波罗所作的《游记》版本也可能不止一个”他认为：A系统是在狱中与鲁斯蒂凯洛合作创作的，内容是为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而设计的；B系统则可能包含有更多创作者本人的个性描绘，正因为如此，这类版本发行量比较有限。①
  三、各种版本形成的原因
  《游记》成书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内容各异的抄本和译本。如今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大约有150多种，其中包括宫廷法语、拉丁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爱尔兰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的文本。但是在其流传过程中实际有多少种文本产生，又有多少文本遗失了，现在很难准确判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游记》的传播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并长期吸引了无数注视的目光，也曾成为欧洲人在认识东方和世界的进程中的重要参照物。《游记》所产生的抄本和译本绝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些。而且，即使流传下来的这些文本之间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甚至迥异。那么，为何同是马可·波罗的著作却出现了如此不同的文本？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游记》的最初的版本或稿本可能不止一个，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A、B两系统版本的内容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游记》是以二人合著的形式写成的。如前所述，这种合作形式赋予了《游记》比较独特的风格。但是我们不能肯定的是，二人合作时，鲁斯蒂凯洛是否真实地记述和反映了马可·波罗口述的内容，尽管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于1307年送给蒂博·德·瑟波瓦一个鲁斯蒂凯洛文本的抄本，似乎由此可知马可·波罗是充分肯定鲁斯蒂凯洛的文本的。但是马可·波罗也有可能在出狱回到威尼斯后，与鲁再次合作完善《游记》或者自己又著成了新的《游记》版本，并在其中增加了某些新的内容，如1299年秋中亚诺察王之死的内容即是后来补入的。①对此问题我们已经无法给予充分地解释，也无法对其文本的源头作详细的考释。一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最初的稿本；二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都是经过后人加工过的版本。它们已使得我们难以究其原本的面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中的相关内容，对其源流作简略而较为符合逻辑的推测。
  有学者认为，《游记》最初的稿本可能只有一种，以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为基础就可以大致恢复其原貌；②甚至有一些学者简单地把这两个系统的写本里所包含的各类材料汇集到一起，试图重构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凯洛最初编撰的那个已经散佚的原稿的主体部分。
  但问题在于为何两系统版本的内容相差却是如此之大，如Z本只包括F本三分之二的内容，但却比F本多出了两百段新的内容。并且，F本还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Z本所没有的。而在同一系统内部，内容的相差则没有这么大。所以可以认为：A、B系统的版本可能是由两个不同的原始稿本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只能对上述现象作如下解释：即这是由于后人加工、增删造成的结果。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游记》在流传中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约翰·拉纳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做的《游记》“似乎更可能是源于两种最初的稿本。第一系统（A）最初成书于热那亚狱中，由鲁斯蒂凯洛设计成
  用于迎合一般读者口味的风格；第二系统（B）的文本，则包含有对非基督教宗教和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公开表述——这些段落在罗马宗教裁判所仍然活跃时公之于众，很可能是危险的——代表了更多作者个人的观点，也正因此，其发行范围才极为有限”。他还认为：“或许存在有几种不同的文本，都同样的‘可靠’，而且都是传播过程当中的产物。”①据此或许也可以认为：B系统是作为对A系统的补充、修订而产生的，二者最初并行于世，并逐渐形成两个系统流传至今。
  2.《游记》在流传中，因为传抄、翻译中的失误，人为的增删而造成的内容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游记》的原稿已失，因为没有一个本子是由代笔人鲁斯蒂凯洛或马可·波罗“署名”的。②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马可
  ·波罗《游记》的最初稿本及其真实面貌，但许多版本都明确宣称二人合作关系的存在，如“F文本的开头章节和绝大多数源于它的A系统的写本中均声明这种合作情况的存在”③。《游记》的中世纪文本“相互之间变化很大，它们被连续地复制和再复制——抄写员们通常以将之修改成符合他们想象力的东西，即根据他们自认为的作者将要表达的意思将其上下文联系起来”①。而且，“每个抄写者由于受其个人观点和切身利益或意图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是”，对它“加以省略、摘录、意译，造成不少错误和错译”。②另外，不同的传播者可能会为了迎合不同的读者群而设定不同的风格、相异的语言特点和结构，既能反映他们的时代特点和容纳某些对世界的新认识，又可以增加其书的趣味性和可信性，从而减少人们的疑惑，增加其知名度。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游记》中不可避免地会被加入某些原本不存在或删除看似“离奇”的事物。《游记》的结构也是一变再变，由原来不明显的部分划分，到庇庇诺译本的三卷结构，再到颇节的四卷模式，遂成通用体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赖麦锡的文本（R本）。其书形成于欧洲人探险和寻找黄金的时期，收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内容。如他将时行于欧洲的有关波罗氏三人衣衫褴褛地返回威尼斯的传奇故事纳入书中。其中的“许多段落都没有在其他保存至今的版本中出现，比如大不里士圣巴尔萨摩寺院修道士的可以治病的腰带，对杭州这个车水马龙城市的描写，以及成吉思汗和祭司王约翰的女儿结为伉俪的故事”。其译本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就是对成吉思汗的汗宫、他的众多妃子以及选妃的方法的描述，这正符合这个译本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特点。赖麦锡的文本是据一本已佚的拉丁文本翻译的，并且是在马可·波罗去世200多年后出版的，其内容竟然比保存至今的较早时期的写本有更多更有趣的内容，这是令人堪忧的。③或许他以为将文本写得丰富有趣和引人入胜，更有利于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其写本的传播。
  R本看来不是唯一的有所“改进”的译本，有人于1932年在托莱多大教堂的图书馆中发现另一部拉丁文译本。它显然是在15世纪译自法意混合语或罗曼语的抄本。爱德华·丹尼森·罗斯爵士（1871～1940年）对此译本所作的比较说明，甚至在内容比较丰富的各种抄本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指出，托莱多抄本有200个段落是（巴黎）国家档案馆所存的抄本里所没有的，然而，这些段落有五分之三出现在R本中，还有大约80个段落是其所独有的，其中包含有对
  斡罗斯的详细描写，而马可·波罗从未访问过此国。对此他认为，“那些本来不可能虚构的细节，竟然写到细针密缕、卷帙浩繁的程度，这不能不令人吃惊”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游记》的流传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现存的文本已与马可·波罗的最初稿本相差很大。由于时代的变迁及中世纪以来人们对东方的了解日益增多，那些保存至今的文本中肯定包含着其他人插入的内容，而且，各版本之间也很有可能存在着以讹传讹、以伪传伪的问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难以找到两部完全相同的版本了。
  此外，最初的《游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而且，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常理的变异拼法，这使得此书在流传过程中的问题更加复杂。于是，“经过检查的稿本中，都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似乎这些稿本都来源于一个稿本，但非原稿，而是一个早已残坏的稿本。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即令原稿完整，也可能有（实际上也有）一些严重的未经改正的笔误，它是用粗糙的、夹杂着不少意大利文的法文写的，连当时译者也有些困惑难解”②。这就造成在传抄或转抄的过程中，抄写本中很可能存在着文字错讹和抄写遗漏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很可能在其后的传抄流传中，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堪卒读。“因为抄写粗心必定会使意思走样或者造成严重的混乱。”如1827年意大利学者巴尔德利·博尼对当时仍遗存的一些最早期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写本进行了比较，“表明第二类即意大利语写本讹误迭出。从法语或罗曼语译成意大利语的各种方言导致一些错误，使一些句子讲不通；比如，‘（襄阳是）最雄伟的城市’被译作‘三座城市’；‘泥’被译作‘公牛’；‘忠实的侍从’被译作‘儿子’”①。再比如，伯希和在与摩勒据Z本合
  作编写《游记》的新译本时，“对各种写本和印本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作了注释。他发现在文字拼写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这导致同样严重的混乱。”②另外，在《游记》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某些内容也会因为无对应的词语而被有意遗漏，进而完全损失掉。《游记》在传播中所出现的这种现象，可能是各种版本的内容产生诸多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3.《游记》产生和流传的时代背景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教会的某些影响，尤其是当欧洲仍生活在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阴影之下时。
  《游记》诞生于13世纪，当时欧洲教会的势力很大，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主要是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受到教会扶持的学者们。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教会文化，基本都打上了宗教的明显烙印。而且，《游记》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和引导。“在当时的写本文化时代中，教士们反复声称他们有权对于所抄写的东西进行润色（补充或删减）。在纠正和润色书中内容的动力驱使下，自然会搞错很多东西。”③教会为了使人们相信宗教，相信上帝耶稣力量的伟大，极力宣扬创世文学。《游记》的诞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使命”的“贡献者”。
  在14世纪初，即马可·波罗去世之前，庇庇诺便受教会委托将《游记》译成拉丁文，并将之作为一种布道福音的动力，为托钵僧布道提供一个指南。①其目的在于使阅读此书的人“会充分体会到上帝创造万物的多样性，——在那些奇观面前，在上帝的力量和智慧面前鞠躬、祟拜——感恩上帝”，并会被感化而“努力去争取在那些愚昧的民族中间普及基督教信仰。”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当时基督教的敌人——萨拉森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在一些情况下他还特别地赞扬了穆斯林，有意识地颂扬了伊斯兰教的教化作用。对此，庇庇诺的翻译表现了他的不安：“那些居住在近海地区的这个王国的居民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可恶的法令。”“不管何时在马可·波罗的文章中出现了穆斯林人的名字，庇庇诺总是不断地抢先要给他们增加一些诋毁性的言论。”③而且庇庇诺还将许多描写大汗王廷的华丽、地位的显赫的词语删掉了，反而更加突出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如当波罗三人返回大汗宫廷，履行教皇使命时，便突出了教皇的信件等等。众所公认，P本是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之一，其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但其中教会的有意识的扶持作用应是功不可没的。
  尽管马可·波罗所作的《游记》目的并不是在于宣扬上帝造物力量的伟大，似乎其主观上也并没有为其书赋予宗教使命的意图，但后来它确实成为了教会和神职人员传播基督教的工具。无怪乎，列奥纳多·奥尔施基（LeonardoOlschki）认为，《游记》“具有双重的宗教意图：首先是作为西方传教士的指南；其次是为了展示上帝造物力量之宏大”。他甚至认为波罗三人是作为教会的传教士返回大汗身边的，其书“早期的文本是顺应宗教的目的，作为一种古代创世文学传统的贡献物而出现的”④。这种印象的出现似乎违背了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的初衷，他著书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向人们展示东方的华美与富庶。
  前面已经提到，《游记》的最初稿本可能不止一个。在包含有更多个人因素特点的Z本中，他在一个场合中对蒙古人的信仰进行了评论，从中马可·波罗无意间流露出的情感极有可能暗示：他已经学会漠视和容忍蒙古人信奉的各种宗教。①这种态度是与当时的欧洲基督教会的使命不相一致的，很难想象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会容许《游记》中对某些可能对教会的使命不利的内容存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游记》一面世，庇庇诺便受教会之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游记》，将其中不合教会意旨的内容删去，以便顺应教会的传教目的。所以，庇庇诺版本之所以流传如此之广，其中教会的旨意和有意推广的作用不容忽略。
  总之，尽管我们已见不到最初的文本，不能一览其原貌，无法就其两大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最初稿本的内容做出准确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诸多版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已经与最初的稿本相差很远了。我们也只能从其产生、流传的背景来分析其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而且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两个系统之间，而且即使在同一系统内部的各种文本之间也是如此。笔者希望以上的介绍和分析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对人们全面了解《游记》的来龙去脉、流传过程和各种版本产生的缘由，进而客观地认识和利用该书所提供的各种材料有所裨益。
  综上所述，通过对《游记》的流传过程、版本及其版本差异较大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游记》产生之初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欧洲15、16世纪向外探险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即是在那时，它的传播达到了顶峰。同时，其内容的真实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它对于欧洲地理学的发展和“新世界”的发现所起的作用也受到认同和肯定，但对它的好奇、怀疑和指责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在18世纪对它的公开指责开始出现以后，人们对它的种种争论就一直存在，直至今日。不同文本的本源之别、传播过程中的抄写错误和语言翻译的内容遗失，以及作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和宗教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A、B系统的版本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①〔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54. ③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见余士雄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1页。原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46. ②〔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56. ④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p.83. ⑤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0.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8～9.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4～15.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24～25.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07. ②Johnlarn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44. ③黄时鉴：《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见其书《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原载《学术漫录》8集，中华书局1983年。 ①E.W.古德格作，朱杰勤译《元代马可·波罗所见亚洲旧有的近代事物》，见余士雄编 《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原载《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3期。②〔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6页。③〔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25226页。 ④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ewHeaven，N～andLondon，1999，p.80. ⑤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NewHeaven andLondon，1999，p.135～136. ⑥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见余士雄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7页。原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44.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36～137.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33～134.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10～113.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47.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0. ④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38～139.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49.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0～181.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82.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60～163.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86. ③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58～59页。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71.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73.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71.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75.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1.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0. ①参见杨志玖：《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见《马可·波罗在 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②参见杨志玖：《一段重要公文的启迪》，见其书《马可·波罗在中国》，第46～55页。 ③参见杨志玖：《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见上引书，第230～234页。 ④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06.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4. ①黄时鉴：《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见其书《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原载《学术漫录》8集，中华书局1983年。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13～114.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79. ①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59页。 ①参见杨志玖：《导言：马可·波罗其人及在中国的游历》，见《马可·波罗在中国》，第44页。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7. ③参见杨志玖：《导言：马可·波罗其人及在中国的游历》，见《马可·波罗在中国》，第44页。 ④参见杨志玖：《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见《马可·波罗在中国》，第232页。 ⑤参见余士雄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页。原载《中西闻见录》，1874年第21号。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5.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55.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85.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58. ②〔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57页。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52.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09. ②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见《马可·波罗在中国》，第134页。 ③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59～61页。 ①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60～61页 ②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见《马可·波罗在中国》，第134页。 ①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66页。 ②参见〔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68页。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4.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49.74. ②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13. ③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104. ④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74. ①Johnlam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ityPress，NewHeavenandLondon，1999，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