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出土了许多的金银器，其中有许多是直接由中亚、西亚传入的，也有许多是当地的工匠制造的，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器型上是受西方的影响，但在纹饰上却是中国传统的纹饰。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执壶。“李M1：1，通高28厘米，壶柄部和口缘相接处饰一鎏金人头像，深目高鼻，有‘八’字胡须，短发向后梳；扁圆腹；高圈足外侈，圈足底边有一匝联珠纹”①（图92、图93）。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的玻璃胡瓶（图94、图95）、伊朗出土的褐色把玻璃胡瓶（图96）在造型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说明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小银壶。“李M1：4，口径6.5、残高11.2厘米。圈足，腹部有一环形把手。”①（图97、图36）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壶。“M1：102，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鎏金錾花银壶，带盖，束颈，折肩、瘦长弧腹，圈足，肩部附花瓣形鋬耳，耳下有圆形指环，环下饰一乳突，腹部、颈部錾刻牡丹纹。”②（图37）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敞口，折肩，直腹，小平底，底部錾刻汉字行‘大郎君’三字，字之四周刻有凌乱的细线条，通高11.2、口径6厘米。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二号突厥墓出土的折肩金杯非常相似，纹饰和錾文为中国式，应为仿突厥的造型。联珠纹装饰又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做法，饱满圆润，技法高超。底部錾刻行书“大郎君”表明该银壶也并非是输入品，同样出自辽上京地区的汉族工匠之手。”，（图98、图38）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罐。“圆唇外卷，高领，肩部出棱，圆腹，平底。通体錾花纹，主体纹饰为八幅孝子故事图，颈、腹部各四幅，周围饰以花卉图案。腹底为莲座纹。口径7.6、腹径12.2、底径7.1、高14.8厘米。”④（图39）
  这几件银器中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小银壶、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壶与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出土的鏊耳瓷壶、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绿釉划花鋬耳壶在器形上完全一致，仅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与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罐在造型上也基本相似，应该也有相当的渊源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西域的文化因素。
  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长头铁把壶。“腹部微残，高32、口径9、底径11厘米。”①（图66）在造型上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玻璃把杯（图64）、伊朗喀尔干出土的9世纪的玻璃把杯（图65）、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高颈玻璃瓶（图63）在器形上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银盘。“李M1：2，口径18、高4厘米，
  有圈足，盘心为捶雕一猞猁状兽纹，盘口和兽纹鎏金。”②（图99、图100）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复瓣仰莲纹银杯。“复瓣仰莲纹银杯二件。二器相同，一件足残损，俱银片捶制。五瓣花式口，唇外卷。深腹，高圈足，足外侈。杯外壁錾双层仰莲及一组莲叶纹饰，下层莲瓣内錾叶脉纹。口唇下錾鸟羽纹饰一周，其下为连珠状卷云纹。圈足下部亦錾羽状纹。两杯外底部均有划字。高6.4、口径9.6、足径4.8、胎厚0.1厘米。”③（图101、图102）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柳斗形银杯。“柳斗形银杯二件。形式相同，均为银片捶制。侈口，直腹下圆。外部压印柳斗形纹饰，压印之纹透内。仿木口沿作横竖绳纹一周，平底无足，造型匀称逼真。口径10.4、高5.6、沿宽1、胎厚0.1厘米。”①（图103、图104）与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的玻璃碗（图105）、伊朗出土的磨砂玻璃碗在器型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文化渊源②。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荷叶形银杯。共“二件。二杯同式，整体作荷叶纹日。均为银片捶制，下焊圈足，足稍外撇，足之外壁錾羽状纹饰。杯内通錾荷叶脉纹。怀心高錾突蕊梅花五瓣，花附五叶，造型古朴。高3.8、足径4.6、口径10、胎厚0.1厘米”，③
  （图106、图107）。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八棱錾花银温碗。“银片捶制。八棱均錾剪枝牡丹花。口边外沿有唇。八棱直腹，平底下焊圈足，足办八棱微外撇。每棱分上中下三组，壁为上下两组，每组四边均錾鸟羽纹饰，中饰牡丹花一层，四角各出三叶，均錾曲细筋脉。足际各面亦錾羽状纹饰。通高11、口径5.4、足径12、流节13、流长11、柄节16、柄长21、胎厚0.1厘米。”④（图108、图109）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八棱錾花银执壶。“壶为整体八棱，长颈，斜肩，折边直腹，下部斜收，底部有子口，焊接八棱矮圈足，肩部前侧有竹节状长流，插焊于腹壁中层底部，流口称残。壶后部腹下部与颈上端，铆接扁竹节状长弯柄，上端铆二钉，下端铆一钉。壶盖后方有一活扣方环，套于弯柄内，与柄相连，启开后即仰置于柄上。盖作塔坛八角式，饰为间花四叶，錾四叶筋脉，叶间錾三瓣花朵附叶一株。盖分两层，每层均錾牡丹花及叶纹饰，荷花蓓蕾坛顶。壶身通錾八组相同的缠枝牡丹花纹饰。肩部錾石榴花纹饰。每棱四周边缘均錾鸟羽状纹。通高26、腹径15、足径9.5、胎厚0.1厘米。”①（图110、图111）。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五瓣花形金杯。“花式口，曲腹较深，圈足。内沿錾刻卷枝纹，内底以模压双鱼纹为主，辅以錾刻的放射线纹、五角纹、环纹，外围纹饰均为錾刻，腹上部为一周宝相莲瓣纹，中部有开光，内饰卷草芦雁纹，腹底为仰莲纹。圈足饰水波纹。口径7.3、底径4、高4.9厘米。”②（图112）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花银碗。“敞口，腹壁弧收，圈足。内沿錾刻圆圈、莲瓣组合纹，内底为摩羯纹，形象为龙首有须，双爪，鱼身，盘曲状。圈足錾有圆圈纹。口径23.3、底径12、高7.1厘米。”③（图113）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圆口花瓣腹金杯。“圆口，腹弧分为五瓣，圈足。内外均錾刻纹饰。内沿一周宝相莲瓣纹，内底双鱼水波纹。外腹为五组对雁衔花纹。圈足亦饰宝相莲瓣纹。口径7.7、底径4.2、高3厘米。”①（图114）
  辽宁省喀左县北岭辽墓出土六瓣花式银盏。“体轻薄，半球形，六瓣花式口，盏有六条凸棱，圈底。底有一周粘接痕，底部应有圈足。高3.3、口径6.8厘米。明显是粟特银器的做法。”②（图115、图116）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八棱单耳金杯。“杯上錾刻有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十分精美。”③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高士图”银把杯。“敞口呈七边形，半沿，腹作七面，腹底弧圆接喇叭形圈足。口沿一侧有椭圆形花式指垫，表面模铸卷草，下带指錾。口沿、圈足、器腹均以联珠纹作边或框，上腹錾刻双鸟衔花纹，中腹框内分别为形态各异的人物像，似为‘高士图’，腹底錾缠枝花，圈足为山形纹。口径7.3、腹径5.2、底径3.9、高6.4厘米。”④（图117）与西安沙坡村出土素面圆筒形银带把杯、河南省出土的白釉瓷杯在大小相差不多，杯体、手把造型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陕西出土的银杯手把部位上方捶碟出一圈凸线纹，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银把杯口沿以联珠纹作边，河南省出土的瓷杯则在杯体腹部阴刻三道线纹。银杯手把较重，是将手把托片与杯体铆接在一起；瓷杯手把较轻，则是直接粘在杯体上烧制而成。这说明这种杯子的流行范围很广。据齐东方先生认为：“这种杯子不见于粟特和西方银器中，是在粟特带把杯影响下，中国创新的样式。”①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平口，圆腹，圈足，口侧附一板，板下沿镶有一银质指套环，底部正中刻一单线大五角星图案，四周刻四枚小五星，通高9、口径8厘米。带把银杯的杯体呈罐形，是典型的中国式器型，但是安装的平板却明显带萨珊化的伊斯兰金银器风格。在平板的表面和器底均刻有伊斯兰常见的五角星作为装饰，从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综合分析，这件器物应是中国工匠吸收伊斯兰金银器的风格而制造的。”②（图118）
  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五曲花瓣状，敞口，弧腹，圈足，一侧附鋬耳，下有圆形指环，环下饰一乳突，腹部錾刻鸿雁纹，下腹錾焦叶纹，圈足以鱼子纹为底錾刻花叶纹。这种器物造型，在粟特金银器中流行，但纹饰带有中国化，当为仿粟特产品。”③（图119）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与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在器型上有所不同，但均在一侧附鋬耳，下有圆形指环。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器型是典型的中国式器型，但纹饰却是伊斯兰常见的装饰，而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则是栗特金银杯器中流行的造型，但纹饰却带有中国化，说明这两件器物应该是中国工匠吸收西亚、中亚金银器的风格制造的。
  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锤铸，口足的周缘有波状夹粒纹的图案，杯心有团龙戏珠纹，高4.4，口径9.9，底径4厘米。高足杯的形状在唐代金银器中不见，杯身宽浅，呈敞口盘形，圈足矮小，如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珠纹银高足杯。这种类型的高足杯，与中亚巴拉雷克发现的公元5至6世纪〓哒壁画中人物手中的高足杯相近。①”
  呼和浩特附近出土了高足银杯。“出土时残破，现已修复，杯形为直口、圆腹，下接喇叭状的高圈足（图120）。一件通高9.2、口径9.4厘米；另一件高8、口径7.9厘米。”这两件银杯与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高足金杯和高足银杯形制很相近。②
  内蒙古兴和县甲地古墓出土平底金杯（图121）、高足金杯（图122）各一件，“平底金杯，花式口，口沿外有一半圆的把手，其下接一圆圈，器内底和把手上面平錾牡丹、忍冬等花纹”③。
  在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其中或是萨珊制品，或是受萨珊的影响，在器形或纹饰有萨珊文化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契丹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保证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高昌、于阗等国成为辽与中亚波斯、大食等国联系的桥梁，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辽代金银器中的多曲形器的原形渊源于粟特地区银器，它直接地或通过唐代金银器作为媒介间接地影响了辽代金银器。
  此外，据张松柏先生介绍，在渤海上京城曾经出土一件银执壶，但未找到资料。①
  这些金银器的出土，再一次为丝绸之路延伸到东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