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地区及朝鲜半岛、日本都曾出土大量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主要有：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鸭形玻璃器“1件。质、色如玻璃碗。横长身，张扁嘴如鸭，长颈鼓腹，细长尾，尾尖微残。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出装饰；颈部为三角纹；背上粘出双翅；腹下粘出折线的双足；腹底粘一个平正的玻璃饼，使圆腹得以放置平稳。这件器物重心在前，空体装满水时前倾；半水（仅腹部充水）时腹部加重，才得放平。存长20.5、腹径5.2厘米”①（图40、图41）。与地中海出土的公元1～2世纪的玻璃鸟形器（图42）在器形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证明他们之间具有渊源的关系。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碗。“碗1件。质光洁明彻，闪淡绿色，口微收向内卷沿，口外出一道弦纹痕迹。下用玻璃条粘圈足，体薄工精。底部留有烧制时的粘疤残痕。高4.3、口径13、胎厚0.2厘米。”①（图43、图44）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图45）在造型上、材质上基本一致。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杯。“杯1件。深绿色，质地纯净，色泽鲜丽。侈口凹底。高8.8、口径9.3厘米。”②（图46、图47）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钵。“钵1件。残碎复原。质、色同玻璃碗，口微收内卷，圜底。高
  8.7、口径9.5厘米。”③（图48、图49）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残器1件。形似豆的足趺，周边有沿，可能是器座。底径7.4厘米（图50）④。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白玻璃高杯（图51）的底座在造型上基本一致。
  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银扣玻璃方盘。“平面方形，面上有五个对称的圆底小窝窠，中心为圆形，四角长心形，尖端向外。底面有四个小尖足。口缘外镶银扣，并有两处有小银片钉锔。出土时有绢袱包裹。高2、盘面边长9.8厘米。”①（图52）
  朝阳姑营子二号辽墓出土黄色玻璃盘。“M2：31，叠沿外卷，腹壁陡直，凹底，里底隆起，腹壁作出凹凸均匀之编织纹（暗花），酷似柳条筐箩纹样，器呈淡黄色，透明性较强，高4.4～5.4、口径18.8、底径7.4厘米。”②（图53、图54）
  朝阳姑营子二号辽墓出土绿色玻璃把杯。“M2：30，口微敛，做圆筒状，肩部突出，腹部急收而出假圈足。里底隆起若半球形，外底稍洼，口与肩部连一扁圆把手，把之上端一角卓立，形若螭首。色深绿，青翠透明，间有气泡。杯底有棕色薄膜状沉淀，似为凝结的茶垢。高10.2、口径8.2、底径5厘米。”③（图55、图56）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带把玻璃杯。“标本H167，已复原。出于后室西部。形制大小与标本H56基本相同，不同点是在口沿下面缠贴着8周深褐色玻璃丝作为装饰。口径9、腹径10.2、底径5.4、高11.2厘米。标本H56，出土于后室南壁下。深棕色，透明，含有气泡。器表有风化层。口微敛，颈圆筒状，鼓腹，假圈足。扁圆柱形把手连接于口和肩部，把手上端有扁圆状突起，便于握持。底外部有粘棒疤痕。口径9、腹径10.4、底径5.4、高11.4厘米。”①（图57、图58）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高颈玻璃瓶。“标本H90，出土于尸床上北部，已复原。淡黄绿色，透明，含较多气泡，器表有风化层。圆唇，侈口，细高颈，鼓腹，平底内凹。有粘棒疤痕。口沿上压印5个椭圆形装饰，颈部有2道凸弦纹。器壁薄厚不均，口沿部最厚0.5厘米，底部厚0.2～0.3厘米；腹壁最薄，不足0.1厘米。口径8.5、腹径20、底径10、高31.2厘米”②（图59、图60），与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刻花高颈玻璃瓶（图61造型上很相似，均为圆唇，侈口，细高颈，鼓腹，在底部略有不同。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高颈玻璃瓶。“标本H61，出土于后室中部，已复原。无色，透明。含有气泡，表面有风化层。双唇，侈口，漏斗形细高颈，宽扁把，球形腹，喇叭形高圈足。宽扁把，用10层玻璃条堆成花式镂空状。口沿上涂一周淡蓝色颜料，腹壁饰五周小乳钉纹。底外部有粘棒疤痕。口径6、腹径9.5、底径8.7、高17厘米”（图62、图63）①在造型上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玻璃把杯（图64）、伊
  朗喀尔干出土的，九世纪的玻璃把杯（图65）及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长头铁把壶（图66），在造型上略有变化，但可以看出均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刻花高颈玻璃瓶。“标本H57，出土于后室西南壁下，已复原。无色，透明，略含气泡，表面有风化层。方唇，宽折沿，喇叭形细高颈，折肩，桶形腹，平底微内凹。腹壁较薄，底部较厚，底外中心有粘棒疤痕。器表有磨花和刻花装饰。颈部饰几何形磨花，肩部饰三周凹弦纹，折肩处饰一周椭圆形磨花，腹壁有旋涡纹和菱形纹组成的刻花，下腹底边饰一周圆形磨花。口径7.4、腹径13.3、底径11、高24.5厘米。”①（图67、图68）无论在造型上，还是纹饰上，都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69、图70）、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1、图72）、乃沙不耳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3）、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4）都基本一致，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5）及天津独乐寺白塔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6）在造型上基本一致，在纹饰上有所不同。与浙江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62、图61）在纹饰上非常相似，但在造型上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玻璃盘。“标本H87，出土于后室东北角尸床下，清理时盘上覆有银器
  盖1件。器壁较厚，无色，透明，器表有风化层。圆唇，敞口，弧腹，圈足。腹壁饰有一周4棱锥形乳钉纹，棱缘锐利。乳钉是手工用砂轮打磨出来的，大小不一，一般高约0.8、底边长约1厘米。腹壁有凹形圆坑，每三个为一组。凹坑直径0.5～07、深0.1～0.15厘米。器物完整，未做化学成分分析。从器皿颜色和器表风化情况及质地与前述玻璃瓶基本相同来看，似仍属钠钙玻璃。口径25.5、底径10、高6.8厘米。”①（图77、图78）
  1986年以来，在朝阳市北塔维修过程中，在天宫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略呈淡茶色的玻璃瓶，这件玻璃瓶昂首翘尾，蹲立呈鸟形，并饰以金瓶盖，内藏有一小瓶，构思巧妙，选型奇特。专家认为此瓶是古代西亚伊斯兰产品。②
  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舍利瓶。“瓶小巧玲珑，外表附银锈，底为淡绿色，壁薄如蛋壳。瓶呈圆形，长颈，鼓腹，口略残，底略凹。瓶身有裂纹，全高5、腹径3、底径1.8、口径0.6厘米。”（图79）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高脚玻璃杯。“M1：100，质地细腻，手感很轻。口径9.4、底径3.9、高12.5厘米，体现出异域风格。”①（图80）这些玻璃器，从制作工艺以及器型来看均是来自中亚地区。有些器皿与国外博物馆所藏古代玻璃器很相近，有的甚至一模一样，而且时代上也相近。这不但反映出辽代同西方诸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且为研究辽代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新资料。其中也可能有中国的产品，但其中包含了许多西方的因素，可能是中国工匠在制造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因素，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此外，韩国、日本也出土了许多玻璃器，如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出土玻璃杯（图81）②、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2）③、韩国庆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3）④、韩国安沃里出土的玻璃杯（图84）⑤、韩国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图85）、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6）、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出土的玻璃碗（图87）、日本中仓院藏的钻蓝色玻璃杯（图88）等等。
  在新安海底打捞出遗物近一万八千件，其中有玻璃器三件。其中一件为玻璃簪形棒“长16.1厘米，顶端部分用青色玻璃制成花状，长长的簪杆作深绿色，尾部则和顶端一样为青色玻璃。是否插在头上的装饰品，还不清楚”①。其中，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6）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图89）非常相似，仅在纹饰上略有区别，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都饰有一周弦纹。而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则饰有三周弦纹，与印度本治里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图90右）。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2）上部的纹饰则与印度本治里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图90右）。韩国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图85）与日本中仓院藏的钴蓝色玻璃杯（图88）及中国何家村出土的凸圈纹玻璃碗（图91）在纹饰上基本相同，但在器型上有所区别。韩国庆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3）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出土的玻璃碗（图87）在纹饰上基本一致，均为圆点纹，仅圆点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器型上也有所不同。这些玻璃器应主要是经过中国传入的，而从这些玻璃器的出土地点来看，新罗、百济、日本都有出土，而高句丽却未发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料收集得不全，二是高句丽确实没有出土过玻璃器（我曾请教过许多研究高句丽的专家，均说未见有玻璃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查找资料。
  总的看来，这些玻璃器的传入路线大概有两条：①陆路，从辽东半岛传过去；②海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入也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明州（浙江宁波）传入；一是从山东半岛——大连、丹东——朝鲜半岛西海岸——百济、新罗等地。具体的传入路线还有待于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