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道路，它不仅是东方的丝绸和文化向西传播的道路，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向东传播的道路，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关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因此，对西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哪些内容和所及范围都还不是很清楚。过去仅认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文化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但没有提到丝绸之路也将西方文化因素通过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证明。
  如果能够将这些记载西方文化向东传播的宝贵资料认真地发掘、整理、研究，将为我们解答西方文化是如何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传播了什么、是经过什么样的道路传播的、最终又传向了何处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我在研究各个地区的考古资料中，发现了大量的蕴涵西方文化因素的遗迹、遗物，它遍及东北亚各地，东到渤海国，南到新罗、百济，北到草原。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丰富的资料长期淹没在浩瀚的考古资料当中，未能为人们所注意。在此，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东北地区出土胡俑
  近年来在东北地区的唐代墓葬出土了许多的胡俑，充分证明了西方文化因素已经传到了辽宁。
  在朝阳地区出土了许多胡俑，如在鲁善都墓出土彩绘骑骆驼俑（图1）、在朝阳纤维厂唐墓出土西域胡俑（图2、图3）、在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骑骆驼男俑（图4）、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出土西域胡人黄釉瓷质人头像①等，现选几件介绍如下。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骑骆驼男俑“1件（M1：77）。骆驼昂首引颈站立，张口，注目前方，双峰间置驮架，驮架中间置驮袋，后置生丝、织物，前左侧置一水壶，右侧悬挂一兽。驮袋上骑坐一人，头发中分，于两鬓编发盘于脑后，浓眉大眼，高鼻深目。身着翻领紧袖衣，右臂曲肘握于胸前，手中有孔，持物已朽，左臂曲肘置于腰前。下着肥裤，足穿尖头靴。左腿向后弯曲，右腿前伸。面部、颈部及胸前饰有粉红彩，长59.5、宽28、高73.5厘米”②（图4）。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戴尖帽坐俑“1件，M1：21，头戴尖顶帷帽，身穿蓝色翻领束袖长袍，腰束黑带。右腿屈立，左腿盘坐。足穿靴。通高11厘米”，①（图5）。
  朝阳下杖子唐墓出土胡人俑头部“1件，四为胡人俑，仅存头部，尖戴帽，高鼻梁，眉弓骨及颧骨突出，残高5厘米②（图6）。
  辽宁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主室出土残乳白釉瓷胡人头1件，“侧室出土琉璃珠二十余枚。残乳白釉瓷人头一件，瓷人深目高鼻，像是胡人”。
  ③（图7）
  内蒙古敖汉旗发现胡人骑狮辽瓷像“瓷像通高14.5、长9、宽4厘米。狮为雄狮，侧首立于一长方形底座上，张口伸指，双目直视，颈挂一铃，背部有鞍鞯。上偏坐一胡人，半侧身。头戴花瓣状的卷檐帽，帽两侧系绳在颌下打结。胡人突额，深目高鼻，大胡须，颈部戴围巾，手戴手套。双手抱一琵琶并作弹拨状，背负一壶。壶系白瓷略泛青，一侧呈弯弧状，外侧起棱壶与狮腿部有黑斑点。胡人身着的长衣为淡红色釉，局部有细开片”④（图8）。
  其中，朝阳纤维厂唐墓出土西域胡俑（图3）与洛阳（图9）、广东出土的胡俑除面目表情略有差异外，整体造型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胡俑的出土为丝绸之路向东北地区延伸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东北地区出土琥珀饰件
  在东北地区的辽墓中出土了许多的琥珀饰物①，有装饰品、实用装饰品、佛教用品、附件、丧葬用品等。关于辽代琥珀的原料，有很多的说法，有的认为是辽宁当地所产，有的认为是来自波罗的海。据《契丹国志》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②经科学检测两块出土于辽墓的琥珀及一块产自波罗的海的琥珀，它们的成分几乎完全相同③，说明，辽代的琥珀大部是产自波罗的海，经西亚、中亚的商人，运抵辽境。其中也可能有少量的产自本地。
  这些琥珀饰物在题材上、原料的成分上、纹饰上均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其中有可能是中亚、西亚直接传入，也可能是用进贡的原料由当地工匠雕刻的，但也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胡人驯狮琥珀佩饰“标本Y117，置于公主腹部。红色。略呈长方形，正面雕刻胡人驯狮。右面刻有一人，头缠巾，袒胸，下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双手执驯狮棒；左面刻一狮子，驯服状。两侧穿一孔。长8.4、宽6、厚3.4厘米”④（图10，图11）。
  朝阳耿氏墓出土的一件琥珀人物饰件“略呈扁长形，随形阴线雕刻山石人物。一老者面带微笑，头着小冠，交领肥袖长袍，腰系大带，右手拄曲首拐杖，左手持花草松枝。右下刻一动物头像”①。
  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一件雕刻舞蹈舞伎“肥首有须，右手上举，长袖垂于身后，左手置于腰前，作舞蹈状”②（图12，图13）。
  北镇辽耶律宗教墓出土一件琥珀狮饰，“狮呈卧状，尾残，茶黄色。长5、宽4、高2.9厘米”，③（图14）。
  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模冲成形后对接而成，中空，表面细部纹饰为錾刻。摩羯形象为双角龙首，鱼身卷曲。镂空处镶嵌绿松石装饰。宽4.4、厚1.6、通高4.4厘米”①（图15右）。
  摩羯形金耳坠“制法同上，体略小，錾刻细部纹饰。形态为无角龙首，鱼身卷曲。宽3.5、厚1.3、通高4.5厘米”②（图15左）。
  以上，这些琥珀饰物在东北地区的出士，是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北地区有力证据之一。
  三、东北地区壁画中的西域文化因素
  在东北地区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了精美的壁画，在壁画中也发现了许多的西方文化因素。
  1.动物形象
  在庆州白塔有胡人引狮图（图16）③及胡人驯象砖雕。“胡人驯象砖雕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第一层东南侧的窗棂之下，画面上为三个西域胡人驯象场面。象站于中央，长鼻下垂微卷，脖上系彩带，带上系圆铃和璎珞，背上铺有方角毯制障泥，上置莲花宝座。象前为一西域胡人，一手持彩带挥舞于头上，一手抱两个柱状短棒；单腿直立腾空，一腿屈膝作舞蹈状。象身正中为一头缠帛巾，身著短裙的西域胡人，一手置于胸前伸作行进状，似为牵象奴。象后为一呈站立状的西域胡人，一手持长板负于肩上，一手托一桃形供物。”④（图17）
  敖汉旗北三家一号辽墓狮子踏鼓起舞壁画。“绘于敖汉旗北三家一座辽代契丹人墓葬天井西壁。在画面下半部画一面圆大鼓，鼓边装饰红色围帷，打曲边褶，鼓面坐一雄狮，头脱落仅见一缕长鬣垂于身侧，下身为蹲坐状，下腿平伸，尾向左侧前卷，前腿一上一下作踢蹄击鼓状。和该画相对的东壁绘有一幅雄鸡踏鼓起舞图，一雄鸡站在鼓面之上双腿交替踢击鼓面起舞。在天井的南侧面壁绘两个汉人驯狮者，东边一人吹筚栗，头戴展角幞头，身穿浅蓝色宽袖袍，红色圆领，腰系红色带。左面一人双手持红色鼓槌击鼓，左槌扬起右槌击鼓面，头戴卷角幞头，身穿浅蓝色圆领宽袖袍，腰系黄色带。整个天井构成了一组完整的驯狮、鸡的画面，在驯兽者的鼓乐声中，狮和鸡各立于鼓面之上，按照音乐节拍击鼓起舞，三鼓交替奏鸣，使表演和奏乐融为一体。”①（图18）
  二八地一号辽墓猎豹出击壁画。“见于赤峰市克什克腾二八地一号辽墓，绘在石棺前堵头内壁。画面的右侧为一装饰非常华丽的高头大马，前有一契丹马童牵引，画面的中下方站着一个双手持月牙杖弓身向前作探望状的契丹人。在上部为一个向前突奔的猎豹，猎豹双耳竖立、眼睛虎视向前、张口露齿吐舌，四蹄交替向前俯冲，猎豹身上饰满三角纹斑点，脖子饰横条纹带。从画面的内容分析，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出猎场面。”①（图19）
  在集安长川高句丽一号壁画墓的“第二重顶石平行叠涩于第一重顶石之上，它与向上平起的第三重顶石在四面各组成一个‘凸’字形壁面，这一部分画面的主要内容是拜佛场面和菩萨形象；在叠涩伸进前室的底侧，则绘许多侧视莲花。东面正中央画一佛拱手趺坐在束腰须弥座上。须弥座中腰绘一博山炉；左右蹲坐护法的白色狮子。狮子均张口吐舌，左侧为雄狮，侧目凝望左方，右侧为母狮，昂首竖耳”②。长川M1壁画中墓主人礼佛图的狮子护法，在中原石窟艺术中是5世纪晚期之后出现的，而菩萨脚下的复瓣莲花座和佛像下面束成细腰的须弥座等则更是较晚才流行的形式（图20）。
  呼和浩特市明清时期五塔表面的浮雕“另一组是在塔后面须弥座上左右对称砖雕而成的。浮雕图案横宽74、高36厘米，是一身着蒙古族服装的男子与一小狮，绣球嬉戏舞蹈的造型。舞人双手拿一长绸，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同时做向上跳跃的动作，体态雄健有力，长绸舞动生风，逗引着小狮也往前一跳，正好前腿着地，后腿抬起踢着了绣球，绣球如同旋转起来一样”，①（图21）。内蒙古阿伦斯木古城出土“狮子头，1件。淡红包砂质岩制成。残长20、残高13、左右宽11厘米。其造型具欧洲罗马石狮风格（图22）”②。
  辽代庆陵皇族墓发现木雕卧狮2件。均为柏木质，用整块木材圆雕，呈卧式。一件体态肥状，四肢伏地，呈昂首状。头部和前腿腐朽严重，细刻部位已不清，木狮脖颈部有细长的鬃毛，短尾卷贴在右上部，腰脊中部有长10.5、深10厘米的凹槽，为枕框之用。木狮虽然腐朽严重，但是鬃毛和尾巴雕刻线条均清晰可辨。长43、宽20.3、高19厘米（图23左；图24左）。另一件也呈卧式，昂首张口，满口锯齿形大牙，小鼻口，大眼圆瞪，圆耳贴头上耸，耳后及颈部有长长的鬃毛向后飘卷并斜贴于脖颈两侧，短尾贴后身右侧，腰椎部位有长19、深7.5厘米的凹槽，为枕框之用。木狮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清晰，整体造型比例协调，形象凶猛生动。长45、宽21.6、高18厘米（图23右；图24右）③。
  此外，在北京云居寺也有胡人驯豹、驯象的砖雕。
  据张松柏先生介绍，驯狮、驯象、驯豹都是由西域传入的。
  2.胡人形象
  在东北地区的许多墓葬中都发现绘有胡人形象或骆驼驮丝搭乘猴子的形象，都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影响已经到达了东北地区，但对骆驼搭乘猴子的形象，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从西域丝绸商人中传入，有人则认为是中国原有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在集安县城东北约45里处的长川高句丽一号壁画墓的壁画中，绘有许多西域胡人形象，据介绍：在“北壁墓主人下边，在高大白马后边，绘一伸腿坐地的异族老人，蓄髭须，头戴绿色帻冠，身着白地黑点花襦和黄地黑点花袴，惊愕地回首凝望后方疾驰而来的两人”①。“猴戏场景中墓主人身后持巾女侍的上方，画一向左行进的曲盖车鼙，一穿禊裙女子在前面执双辕拉车；车前为一高鼻的异族女子，梳颈后撅起的短发，著短襦和黄色瘦腿袴，手拄长棍，回首反顾拉车者；紧贴车辇后边还有一人，著红地黑点的瘦腿花袴，双腿伸直，身姿略朝后坐，似乎正在暗中拖住车辇，戏谑拉车者。
  北壁左上角绘角抵。两个体格强壮的男子，均束顶髻，裸身跣足，仅系犊鼻裨，一人高鼻深目，胡须上翘，一人蓄短髭。彼此将头部靠着对手的左肩，右臂伸过对手的左肋，双手捉住对手背后的衿腰，以左腿伸到对手的胯下，正在奋力竞技。
  角骶图像右方，画一人正向右追逐另一人。追逐者戴黑色帻冠，蓄髭须，穿黄地黑点的束腰套头短花衣，著白地黑点肥笛花袴，左手举持鞭杆，正向前跨步追赶奔逃者；奔逃者为高鼻异族人，亦蓄髭须，著白色短衣短袴，跣足，双手捧举一物，似为某种小畜兽，一边奔跑一边反顾，似在椰揄身后的追逐者。
  角骶图像下方，画一匹鞍鞯俱备的白马，后肢略蹲，左前蹄举起，似乎正焦躁地着力挣脱；一高鼻髭须的异族人穿着短衣，著黄地黑点瘦腿花袴，登翘尖的方头鞋，以右臂搂着马颈，左手举着马鞭，一边回顾白马后边的另一异族人，一边仰身后倚，努力使马安静下来；白马后边的异族人披长发，蓄髭须，穿黄地黑点的左衽束腰花襦，著白地黑点的瘦腿花袴，正趋步凑向前来梳理马尾。
  在梳理马尾的异族人下方，还画一组高鼻的异族人，一男一女：男者居左，头戴“折风”，穿绿地黑点的束腰长袖左衽短襦，著黄地黑点瘦腿花袴，左手执马鞭，右臂甩动，衣袖飞扬，阔步向右：右面的异族女子，短发在颈后撅起，穿黄地黑点花衣，著绿地黑点瘦腿花袴，步履向右而转身向左，并伸出右臂接应身后的异族男子”①（图20）。
  在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壁画墓的北壁“上半部的中心，是一棵大树，似乎是一棵‘七宝树’，这是墓主人用七宝供养佛的场面。‘七宝’者，各经所说不一，无非金、银、琉璃、珍珠、珊瑚、玛瑙等宝物。在朝鲜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墓后室的东壁，在其南侧也绘有‘中里都督典知七宝’图”②（图25、图20、图26、图27）。
  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里岱沟公社城坡大队石窑子生产队大沙塔“五号墓西侧壁的南隔间内绘一站立的人物，头戴高帧，高鼻深目，满脸胡须，面向右凝视，身穿黄衣，短靴，右手高捧骨朵。在人物的背后，绘着一株扶桑木。壁画上部脱落，漫漶不清。在西侧壁的北隔间内，绘一人物骑驼奔跑状，骑驼人身穿黑衣，一手绳拉驼鼻，黄驼张嘴立耳，似为呼叫，天空乌云闪电。在东侧壁的南隔间内，绘一站立人物，人物形象和两侧壁南隔间内的人物大体相同，所区别处，身穿红衣，并在人物的左侧绘黄色骆驼一只，骆驼背向人物相反的方向奔驰，可惜骆驼前上部残缺”①（图28）。
  在库伦前勿力布村西南库伦六号辽壁画墓。北壁绘有出猎图“墓主人身后绘一驼及驭者，均面向墓道口作迈进状。驭者在前，髡头，圆眼，小髭须，黄耳环。身着圆领绿袍，足穿黄靴，腰束红带，袍襟掖于带下，露出浅黄中单。右手执驼缰，左手握短仗，荷于肩上。驼在其后，峰高耸，上骑一小金丝猴，右臂前指，颇显神气，驼身为灰绿色，上系黄带，缚包裹、毯席、伞仗、黄旗等物。驼笼系黄色，缰绳为墨绿色”①（图29）。与敦煌佛爷庙湾唐墓模印砖的刻画图案非常相似，均为一人牵驼，骆驼上都骑有一只小猴。
  在唐墓中也发现有骆驼背上搭乘猴子的材料，如1995年发掘的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其中M123西壁有9块胡商牵驼模印砖，骆驼双峰间搭驮架，架上置筐篮，篮后趴一回首扬尾的小猴；1972年发掘的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墓中出土有2件陶驼俑，驼背上搭花袋，有一只猴子（头残）蹲于袋上；1991年清理的辽宁朝阳唐墓，其中M1出土有2件骆驼俑，驼峰两侧附有托板，上置捆缚的驼袋，袋顶上蹲踞一小猴。②此外，在辽宁省建平县唐家杖子辽墓东壁也有类似的出行图（图30）。
  3.其他
  此外，1995年在赤峰市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内还发现西瓜图。西瓜图“绘于赤峰市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该图长132、宽135厘米，内容为契丹贵族的享宴生活。图中，墓主人倚坐在半浮雕木椅上，左侍1人，右侍2人，在墓主人前面，供台上陈放有两个大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5种水果；另一盘盛放3颗碧绿色西瓜”。
  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引五代《胡峤陷虏记》，辽太祖西征回纥，将西瓜引入草原，契丹园艺师采用“牛粪覆棚”法，防止霜冻，使西瓜在契丹地区生长下来。
  元朝初年，大批西域人和契丹人迁到中原，西瓜的种植技术才传到内地，但仍然沿用了契丹对“西瓜”的称呼。据鉴定，这幅西瓜图，是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极其重要。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绘有西域胡人形象及动物形象及西瓜图壁画的发现又为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北地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四、东北地区出土瓷器
  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出土了许多瓷器，在造型上、纹饰上都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因素。如：
  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墓出土八方形供盘1件，“3号墓出土。形似暖盘，腹空无孔，外为八方形，每边宽9.5厘米，均有相同印纹，为一人一马，分别着茶褐及绿色釉。盘口圆形，直径23.4厘米，着茶褐色釉，下有平底，底上未着釉，有墨书写迹一图，已无法辨认”①。
  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墓出土刻有胡人驯狮三彩暖盘。“暖盘为八角形，在八个侧面上分别模压出八组内容相同的驯狮场面。在画面的右侧为一个作舞蹈状的雄狮，狮子站在长方形的平台上，前两足腾空而起，头高昂鬣毛披扬，狮尾随舞蹈上翻于背上，动感极强。在画面的左侧为一弹拨乐器的驯狮胡人，驯狮者头戴三角形尖顶帽，深目高鼻，身穿及膝短袍，腰系三角巾，足蹬尖头半启腰软靴，左腿呈跪状，右腿半蹲，双手持一圆箱长项胡琴，横置于下颌及肩部之间，右手弹拨，左手持项作奏乐舞蹈状，使整个画面形成了狮子根据驯狮者的乐曲和舞蹈节拍翩翩起舞的生动场面。”①（图31）
  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出土的鏊耳瓷壶。“一件，施灰白色釉，敞口，圆唇，粗颈，鼓腹，肩部有凹纹一周，腹部一耳，圈足无图31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釉，底微外凸，有明显弦墓出土刻有驯狮的三彩暖盘纹。高15.5，口径8，底径8.4，足高1厘米（图32、图33）②。
  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绿釉划花鋬耳壶。“1件，M1：25。乳白瓷胎，火候高通体施淡绿釉，釉色不匀。侈口，高颈，折肩，肩部有一道匝折棱。圆腹、圈足外撇。通体修长，颈部满刻牡丹花卉一组，腹中部折棱下饰横鸡冠形竖环状单耳。口径9、高19.5、底径8厘米。圈足底未施釉，并遗有两个渣垫痕迹。”，（图34、图35）
  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出土的鏊耳瓷壶（图33）、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绿釉划花鏊耳壶在器形上完全一致（图35），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小银壶（图36）、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壶（图37）在造型上也基本相似，仅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与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孝子图”银罐（图39）也有相当的渊源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西域的文化因素。
  这些瓷器的出土，又为丝绸之路延伸到东北地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五、东北地区出土玻璃器
  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地区及朝鲜半岛、日本都曾出土大量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主要有：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鸭形玻璃器“1件。质、色如玻璃碗。横长身，张扁嘴如鸭，长颈鼓腹，细长尾，尾尖微残。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出装饰；颈部为三角纹；背上粘出双翅；腹下粘出折线的双足；腹底粘一个平正的玻璃饼，使圆腹得以放置平稳。这件器物重心在前，空体装满水时前倾；半水（仅腹部充水）时腹部加重，才得放平。存长20.5、腹径5.2厘米”①（图40、图41）。与地中海出土的公元1～2世纪的玻璃鸟形器（图42）在器形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证明他们之间具有渊源的关系。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碗。“碗1件。质光洁明彻，闪淡绿色，口微收向内卷沿，口外出一道弦纹痕迹。下用玻璃条粘圈足，体薄工精。底部留有烧制时的粘疤残痕。高4.3、口径13、胎厚0.2厘米。”①（图43、图44）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图45）在造型上、材质上基本一致。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杯。“杯1件。深绿色，质地纯净，色泽鲜丽。侈口凹底。高8.8、口径9.3厘米。”②（图46、图47）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钵。“钵1件。残碎复原。质、色同玻璃碗，口微收内卷，圜底。高
  8.7、口径9.5厘米。”③（图48、图49）
  朝阳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玻璃残器1件。形似豆的足趺，周边有沿，可能是器座。底径7.4厘米（图50）④。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白玻璃高杯（图51）的底座在造型上基本一致。
  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银扣玻璃方盘。“平面方形，面上有五个对称的圆底小窝窠，中心为圆形，四角长心形，尖端向外。底面有四个小尖足。口缘外镶银扣，并有两处有小银片钉锔。出土时有绢袱包裹。高2、盘面边长9.8厘米。”①（图52）
  朝阳姑营子二号辽墓出土黄色玻璃盘。“M2：31，叠沿外卷，腹壁陡直，凹底，里底隆起，腹壁作出凹凸均匀之编织纹（暗花），酷似柳条筐箩纹样，器呈淡黄色，透明性较强，高4.4～5.4、口径18.8、底径7.4厘米。”②（图53、图54）
  朝阳姑营子二号辽墓出土绿色玻璃把杯。“M2：30，口微敛，做圆筒状，肩部突出，腹部急收而出假圈足。里底隆起若半球形，外底稍洼，口与肩部连一扁圆把手，把之上端一角卓立，形若螭首。色深绿，青翠透明，间有气泡。杯底有棕色薄膜状沉淀，似为凝结的茶垢。高10.2、口径8.2、底径5厘米。”③（图55、图56）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带把玻璃杯。“标本H167，已复原。出于后室西部。形制大小与标本H56基本相同，不同点是在口沿下面缠贴着8周深褐色玻璃丝作为装饰。口径9、腹径10.2、底径5.4、高11.2厘米。标本H56，出土于后室南壁下。深棕色，透明，含有气泡。器表有风化层。口微敛，颈圆筒状，鼓腹，假圈足。扁圆柱形把手连接于口和肩部，把手上端有扁圆状突起，便于握持。底外部有粘棒疤痕。口径9、腹径10.4、底径5.4、高11.4厘米。”①（图57、图58）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高颈玻璃瓶。“标本H90，出土于尸床上北部，已复原。淡黄绿色，透明，含较多气泡，器表有风化层。圆唇，侈口，细高颈，鼓腹，平底内凹。有粘棒疤痕。口沿上压印5个椭圆形装饰，颈部有2道凸弦纹。器壁薄厚不均，口沿部最厚0.5厘米，底部厚0.2～0.3厘米；腹壁最薄，不足0.1厘米。口径8.5、腹径20、底径10、高31.2厘米”②（图59、图60），与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刻花高颈玻璃瓶（图61造型上很相似，均为圆唇，侈口，细高颈，鼓腹，在底部略有不同。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高颈玻璃瓶。“标本H61，出土于后室中部，已复原。无色，透明。含有气泡，表面有风化层。双唇，侈口，漏斗形细高颈，宽扁把，球形腹，喇叭形高圈足。宽扁把，用10层玻璃条堆成花式镂空状。口沿上涂一周淡蓝色颜料，腹壁饰五周小乳钉纹。底外部有粘棒疤痕。口径6、腹径9.5、底径8.7、高17厘米”（图62、图63）①在造型上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玻璃把杯（图64）、伊
  朗喀尔干出土的，九世纪的玻璃把杯（图65）及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长头铁把壶（图66），在造型上略有变化，但可以看出均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刻花高颈玻璃瓶。“标本H57，出土于后室西南壁下，已复原。无色，透明，略含气泡，表面有风化层。方唇，宽折沿，喇叭形细高颈，折肩，桶形腹，平底微内凹。腹壁较薄，底部较厚，底外中心有粘棒疤痕。器表有磨花和刻花装饰。颈部饰几何形磨花，肩部饰三周凹弦纹，折肩处饰一周椭圆形磨花，腹壁有旋涡纹和菱形纹组成的刻花，下腹底边饰一周圆形磨花。口径7.4、腹径13.3、底径11、高24.5厘米。”①（图67、图68）无论在造型上，还是纹饰上，都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69、图70）、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1、图72）、乃沙不耳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3）、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4）都基本一致，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5）及天津独乐寺白塔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76）在造型上基本一致，在纹饰上有所不同。与浙江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高颈刻花玻璃瓶（图62、图61）在纹饰上非常相似，但在造型上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玻璃盘。“标本H87，出土于后室东北角尸床下，清理时盘上覆有银器
  盖1件。器壁较厚，无色，透明，器表有风化层。圆唇，敞口，弧腹，圈足。腹壁饰有一周4棱锥形乳钉纹，棱缘锐利。乳钉是手工用砂轮打磨出来的，大小不一，一般高约0.8、底边长约1厘米。腹壁有凹形圆坑，每三个为一组。凹坑直径0.5～07、深0.1～0.15厘米。器物完整，未做化学成分分析。从器皿颜色和器表风化情况及质地与前述玻璃瓶基本相同来看，似仍属钠钙玻璃。口径25.5、底径10、高6.8厘米。”①（图77、图78）
  1986年以来，在朝阳市北塔维修过程中，在天宫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略呈淡茶色的玻璃瓶，这件玻璃瓶昂首翘尾，蹲立呈鸟形，并饰以金瓶盖，内藏有一小瓶，构思巧妙，选型奇特。专家认为此瓶是古代西亚伊斯兰产品。②
  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舍利瓶。“瓶小巧玲珑，外表附银锈，底为淡绿色，壁薄如蛋壳。瓶呈圆形，长颈，鼓腹，口略残，底略凹。瓶身有裂纹，全高5、腹径3、底径1.8、口径0.6厘米。”（图79）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高脚玻璃杯。“M1：100，质地细腻，手感很轻。口径9.4、底径3.9、高12.5厘米，体现出异域风格。”①（图80）这些玻璃器，从制作工艺以及器型来看均是来自中亚地区。有些器皿与国外博物馆所藏古代玻璃器很相近，有的甚至一模一样，而且时代上也相近。这不但反映出辽代同西方诸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且为研究辽代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新资料。其中也可能有中国的产品，但其中包含了许多西方的因素，可能是中国工匠在制造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因素，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此外，韩国、日本也出土了许多玻璃器，如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出土玻璃杯（图81）②、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2）③、韩国庆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3）④、韩国安沃里出土的玻璃杯（图84）⑤、韩国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图85）、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6）、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出土的玻璃碗（图87）、日本中仓院藏的钻蓝色玻璃杯（图88）等等。
  在新安海底打捞出遗物近一万八千件，其中有玻璃器三件。其中一件为玻璃簪形棒“长16.1厘米，顶端部分用青色玻璃制成花状，长长的簪杆作深绿色，尾部则和顶端一样为青色玻璃。是否插在头上的装饰品，还不清楚”①。其中，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6）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图89）非常相似，仅在纹饰上略有区别，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都饰有一周弦纹。而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碗则饰有三周弦纹，与印度本治里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图90右）。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2）上部的纹饰则与印度本治里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图90右）。韩国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图85）与日本中仓院藏的钴蓝色玻璃杯（图88）及中国何家村出土的凸圈纹玻璃碗（图91）在纹饰上基本相同，但在器型上有所区别。韩国庆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图83）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出土的玻璃碗（图87）在纹饰上基本一致，均为圆点纹，仅圆点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器型上也有所不同。这些玻璃器应主要是经过中国传入的，而从这些玻璃器的出土地点来看，新罗、百济、日本都有出土，而高句丽却未发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料收集得不全，二是高句丽确实没有出土过玻璃器（我曾请教过许多研究高句丽的专家，均说未见有玻璃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查找资料。
  总的看来，这些玻璃器的传入路线大概有两条：①陆路，从辽东半岛传过去；②海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入也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明州（浙江宁波）传入；一是从山东半岛——大连、丹东——朝鲜半岛西海岸——百济、新罗等地。具体的传入路线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六、东北地区出土的金银器
  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出土了许多的金银器，其中有许多是直接由中亚、西亚传入的，也有许多是当地的工匠制造的，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器型上是受西方的影响，但在纹饰上却是中国传统的纹饰。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执壶。“李M1：1，通高28厘米，壶柄部和口缘相接处饰一鎏金人头像，深目高鼻，有‘八’字胡须，短发向后梳；扁圆腹；高圈足外侈，圈足底边有一匝联珠纹”①（图92、图93）。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的玻璃胡瓶（图94、图95）、伊朗出土的褐色把玻璃胡瓶（图96）在造型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说明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小银壶。“李M1：4，口径6.5、残高11.2厘米。圈足，腹部有一环形把手。”①（图97、图36）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壶。“M1：102，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鎏金錾花银壶，带盖，束颈，折肩、瘦长弧腹，圈足，肩部附花瓣形鋬耳，耳下有圆形指环，环下饰一乳突，腹部、颈部錾刻牡丹纹。”②（图37）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敞口，折肩，直腹，小平底，底部錾刻汉字行‘大郎君’三字，字之四周刻有凌乱的细线条，通高11.2、口径6厘米。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二号突厥墓出土的折肩金杯非常相似，纹饰和錾文为中国式，应为仿突厥的造型。联珠纹装饰又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做法，饱满圆润，技法高超。底部錾刻行书“大郎君”表明该银壶也并非是输入品，同样出自辽上京地区的汉族工匠之手。”，（图98、图38）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罐。“圆唇外卷，高领，肩部出棱，圆腹，平底。通体錾花纹，主体纹饰为八幅孝子故事图，颈、腹部各四幅，周围饰以花卉图案。腹底为莲座纹。口径7.6、腹径12.2、底径7.1、高14.8厘米。”④（图39）
  这几件银器中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小银壶、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壶与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出土的鏊耳瓷壶、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绿釉划花鋬耳壶在器形上完全一致，仅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与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罐在造型上也基本相似，应该也有相当的渊源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西域的文化因素。
  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长头铁把壶。“腹部微残，高32、口径9、底径11厘米。”①（图66）在造型上与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玻璃把杯（图64）、伊朗喀尔干出土的9世纪的玻璃把杯（图65）、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乳钉纹高颈玻璃瓶（图63）在器形上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银盘。“李M1：2，口径18、高4厘米，
  有圈足，盘心为捶雕一猞猁状兽纹，盘口和兽纹鎏金。”②（图99、图100）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复瓣仰莲纹银杯。“复瓣仰莲纹银杯二件。二器相同，一件足残损，俱银片捶制。五瓣花式口，唇外卷。深腹，高圈足，足外侈。杯外壁錾双层仰莲及一组莲叶纹饰，下层莲瓣内錾叶脉纹。口唇下錾鸟羽纹饰一周，其下为连珠状卷云纹。圈足下部亦錾羽状纹。两杯外底部均有划字。高6.4、口径9.6、足径4.8、胎厚0.1厘米。”③（图101、图102）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柳斗形银杯。“柳斗形银杯二件。形式相同，均为银片捶制。侈口，直腹下圆。外部压印柳斗形纹饰，压印之纹透内。仿木口沿作横竖绳纹一周，平底无足，造型匀称逼真。口径10.4、高5.6、沿宽1、胎厚0.1厘米。”①（图103、图104）与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的玻璃碗（图105）、伊朗出土的磨砂玻璃碗在器型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文化渊源②。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荷叶形银杯。共“二件。二杯同式，整体作荷叶纹日。均为银片捶制，下焊圈足，足稍外撇，足之外壁錾羽状纹饰。杯内通錾荷叶脉纹。怀心高錾突蕊梅花五瓣，花附五叶，造型古朴。高3.8、足径4.6、口径10、胎厚0.1厘米”，③
  （图106、图107）。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八棱錾花银温碗。“银片捶制。八棱均錾剪枝牡丹花。口边外沿有唇。八棱直腹，平底下焊圈足，足办八棱微外撇。每棱分上中下三组，壁为上下两组，每组四边均錾鸟羽纹饰，中饰牡丹花一层，四角各出三叶，均錾曲细筋脉。足际各面亦錾羽状纹饰。通高11、口径5.4、足径12、流节13、流长11、柄节16、柄长21、胎厚0.1厘米。”④（图108、图109）
  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八棱錾花银执壶。“壶为整体八棱，长颈，斜肩，折边直腹，下部斜收，底部有子口，焊接八棱矮圈足，肩部前侧有竹节状长流，插焊于腹壁中层底部，流口称残。壶后部腹下部与颈上端，铆接扁竹节状长弯柄，上端铆二钉，下端铆一钉。壶盖后方有一活扣方环，套于弯柄内，与柄相连，启开后即仰置于柄上。盖作塔坛八角式，饰为间花四叶，錾四叶筋脉，叶间錾三瓣花朵附叶一株。盖分两层，每层均錾牡丹花及叶纹饰，荷花蓓蕾坛顶。壶身通錾八组相同的缠枝牡丹花纹饰。肩部錾石榴花纹饰。每棱四周边缘均錾鸟羽状纹。通高26、腹径15、足径9.5、胎厚0.1厘米。”①（图110、图111）。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五瓣花形金杯。“花式口，曲腹较深，圈足。内沿錾刻卷枝纹，内底以模压双鱼纹为主，辅以錾刻的放射线纹、五角纹、环纹，外围纹饰均为錾刻，腹上部为一周宝相莲瓣纹，中部有开光，内饰卷草芦雁纹，腹底为仰莲纹。圈足饰水波纹。口径7.3、底径4、高4.9厘米。”②（图112）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花银碗。“敞口，腹壁弧收，圈足。内沿錾刻圆圈、莲瓣组合纹，内底为摩羯纹，形象为龙首有须，双爪，鱼身，盘曲状。圈足錾有圆圈纹。口径23.3、底径12、高7.1厘米。”③（图113）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圆口花瓣腹金杯。“圆口，腹弧分为五瓣，圈足。内外均錾刻纹饰。内沿一周宝相莲瓣纹，内底双鱼水波纹。外腹为五组对雁衔花纹。圈足亦饰宝相莲瓣纹。口径7.7、底径4.2、高3厘米。”①（图114）
  辽宁省喀左县北岭辽墓出土六瓣花式银盏。“体轻薄，半球形，六瓣花式口，盏有六条凸棱，圈底。底有一周粘接痕，底部应有圈足。高3.3、口径6.8厘米。明显是粟特银器的做法。”②（图115、图116）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八棱单耳金杯。“杯上錾刻有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十分精美。”③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高士图”银把杯。“敞口呈七边形，半沿，腹作七面，腹底弧圆接喇叭形圈足。口沿一侧有椭圆形花式指垫，表面模铸卷草，下带指錾。口沿、圈足、器腹均以联珠纹作边或框，上腹錾刻双鸟衔花纹，中腹框内分别为形态各异的人物像，似为‘高士图’，腹底錾缠枝花，圈足为山形纹。口径7.3、腹径5.2、底径3.9、高6.4厘米。”④（图117）与西安沙坡村出土素面圆筒形银带把杯、河南省出土的白釉瓷杯在大小相差不多，杯体、手把造型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陕西出土的银杯手把部位上方捶碟出一圈凸线纹，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银把杯口沿以联珠纹作边，河南省出土的瓷杯则在杯体腹部阴刻三道线纹。银杯手把较重，是将手把托片与杯体铆接在一起；瓷杯手把较轻，则是直接粘在杯体上烧制而成。这说明这种杯子的流行范围很广。据齐东方先生认为：“这种杯子不见于粟特和西方银器中，是在粟特带把杯影响下，中国创新的样式。”①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平口，圆腹，圈足，口侧附一板，板下沿镶有一银质指套环，底部正中刻一单线大五角星图案，四周刻四枚小五星，通高9、口径8厘米。带把银杯的杯体呈罐形，是典型的中国式器型，但是安装的平板却明显带萨珊化的伊斯兰金银器风格。在平板的表面和器底均刻有伊斯兰常见的五角星作为装饰，从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综合分析，这件器物应是中国工匠吸收伊斯兰金银器的风格而制造的。”②（图118）
  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五曲花瓣状，敞口，弧腹，圈足，一侧附鋬耳，下有圆形指环，环下饰一乳突，腹部錾刻鸿雁纹，下腹錾焦叶纹，圈足以鱼子纹为底錾刻花叶纹。这种器物造型，在粟特金银器中流行，但纹饰带有中国化，当为仿粟特产品。”③（图119）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与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在器型上有所不同，但均在一侧附鋬耳，下有圆形指环。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五星纹银把杯器型是典型的中国式器型，但纹饰却是伊斯兰常见的装饰，而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则是栗特金银杯器中流行的造型，但纹饰却带有中国化，说明这两件器物应该是中国工匠吸收西亚、中亚金银器的风格制造的。
  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锤铸，口足的周缘有波状夹粒纹的图案，杯心有团龙戏珠纹，高4.4，口径9.9，底径4厘米。高足杯的形状在唐代金银器中不见，杯身宽浅，呈敞口盘形，圈足矮小，如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珠纹银高足杯。这种类型的高足杯，与中亚巴拉雷克发现的公元5至6世纪〓哒壁画中人物手中的高足杯相近。①”
  呼和浩特附近出土了高足银杯。“出土时残破，现已修复，杯形为直口、圆腹，下接喇叭状的高圈足（图120）。一件通高9.2、口径9.4厘米；另一件高8、口径7.9厘米。”这两件银杯与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高足金杯和高足银杯形制很相近。②
  内蒙古兴和县甲地古墓出土平底金杯（图121）、高足金杯（图122）各一件，“平底金杯，花式口，口沿外有一半圆的把手，其下接一圆圈，器内底和把手上面平錾牡丹、忍冬等花纹”③。
  在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其中或是萨珊制品，或是受萨珊的影响，在器形或纹饰有萨珊文化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契丹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保证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高昌、于阗等国成为辽与中亚波斯、大食等国联系的桥梁，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辽代金银器中的多曲形器的原形渊源于粟特地区银器，它直接地或通过唐代金银器作为媒介间接地影响了辽代金银器。
  此外，据张松柏先生介绍，在渤海上京城曾经出土一件银执壶，但未找到资料。①
  这些金银器的出土，再一次为丝绸之路延伸到东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七、东北地区出土的金银币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及辽宁省朝阳市出土了几枚东罗马及波斯金银币，如：
  朝阳双塔区政府唐墓出土东罗马金币。“M1：3，径20毫米，重4.4克，币正面铸半身人像2，左大，右小，均披袍甲，戴工冠，冠十字架。左侧人像苍老，头发较长，两旁头发向后侈出，留长须。”（图123）朝阳出土的罗马金币，比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水磨沟口出土拜占庭金币更向东，是第一次在这一地区发现。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水磨沟口出土拜占庭金币。“出土的金币直径1.4厘米、重2克，已剪边，仅余中心部分，是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币“索里得”（solidus），原重4.4～4.5克，故此币重量不及原重之半，铭文亦大部分被剪去。金币的两面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王者的半身像，头戴盔，耳侧飘绦带，身穿交领铠甲，盔甲的轮廓线是用联珠形的小点来表示的。背面为一生有翅膀的胜利女神立像，戴冠披衫，右手执物，左手置于腹下，金币周边的铭文为拉丁字。由图像花纹及铭文残字看，当为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LeoⅠ，457～474年）时所铸，它的时代相当于我国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初年时期。”①（图124、图125）
  呼和浩特市坝子口村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共三枚。“一枚直径2.8厘米，重3.8克。正面是脸向右侧的王者半身像，身着圆领大衣，头戴王冠，冠顶有雉堞形饰物，冠前、后各有一六角星，顶部边缘处有一新月合抱一圆形物，可能是日月的象征。王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卡瓦德’的铭文。王像外，有联珠形圆圈一周，外缘空白处有四个新月抱星，分置于上、下、左、右，以防使用者私自剪边。背面中央有祭坛，坛上火光熊熊，右上角有一新月，左上方有一六角星。火两旁各站一头戴圆帽的祭司，其脸和身体都是正面向前的。手中执剑，置于身前。”右边祭司的右下方似有铭文。由正、背面花纹及铭文看，此币是萨珊朝第十九个国王卡瓦德一世（KavadhⅠ488～531年）复位后所铸造的（时间为499～531年）。一枚“最大直径2.9厘，米，重3.6克。正面为脸向右侧的半身王者像，头戴高冠，冠顶有雉堞形饰物，王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库思老’的铭文。在联珠形圆圈的外框边缘上，顶部有一新月，抱着一个圆形物，左右两侧和下方都有一个新月。背面的中央有祭坛，坛火右有一新月，与左侧的六角星相对称。祭坛两旁，各站一身体和脸正面向前的祭司，双手置于胸前，手执利剑，直抵于地，”最大直径3.2厘米，重3.8克。一枚“锈蚀较重，花纹不甚清楚，最大直径3厘米，重3.4克，外表有丝绸纹痕”①（图126、图125）。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波斯银币相同（图127）。
  库思老一世银币，以前在河南陕县刘家渠隋刘伟墓、新疆乌恰山中及陕西耀县寺坪隋舍利塔基中都出土过，卡瓦德一世的铸币仅在陕西耀县寺坪隋舍利塔基中出土过，但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出土。内蒙古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要比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早百余年，而比西安西郊土门村唐墓中出土的阿拉伯人仿制的希拉克略金币要早近二百年。到目前为止，它是我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中时代最早、出土地点最北的一枚”②。而朝阳出土的罗马金币，比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水磨沟口出土拜占庭金币则更向东，是第一次在这一地区发现，更是在东北地区首次发现。这些金银币的出土，无疑能更多地说明丝绸之路已经延伸到了东北地区。
  八、其他
  元代，自我国西部、北部以及中亚等地，有许多的西域色目人先后进入了辽阳行省。据《辍耕录》所载，元代色目人有三十一种。这些色目人大多分居于辽阳行省的西部及南部，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则较为少见。除回回族一直独立存在，阿速人活跃至明初而外，其他迁入的色目人在元代即已同蒙、汉等族融合，因为到了明代不再见有这些色目人作为独立民族出现的记载。
  同内地比较，进入辽阳行省的色目人的种类与数量是比较少的，有关文献的记载也十分贫乏。不过，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辽阳行省境内迅速增加了十几个来自遥远的西部或北部的新的民族成员，这在东北古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到来，对于元代东北地区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①。但考古资料却很匮乏，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是很大的一个缺憾，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但在内蒙古地区出土了许多景教的墓碑，也说明了景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赤峰城子乡古松州城遗址出土元代也里可温教教徒墓碑。“该碑为瓷质白釉，正面用铁锈花色勾勒图案，碑的上方为一个大的十字架，中心画圆环，环内绘荷花，十字架的下部托一朵大莲花；十字架上方左右两侧各书写一行八斯巴文，下部左右两侧各书写三行回鹘文。”②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阿伦斯小古城出土景教墓石。“10块。多为花岗岩制成。形状头高脚低，上面倾斜，类似中国的寝棺。除底部外，表面均有雕饰。头端的顶部、上部和两侧或饰‘十’字架，或饰莲花。身部正面多刻古叙利亚文墓铭，两侧雕饰云纹或卷草纹。墓石长度在111～125厘米间，宽约40厘米，头部高在33～49厘米间，脚部高在30厘米左右。”③（图128）
  此外，在阿伦斯木古城及至百灵庙附近一带发现了30多块景教墓石等遗物，①说明了景教在内蒙古一带的传播。
  景教墓石的发现，又为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九、结语
  从唐代的胡俑、壁画墓，辽代的金银器、玻璃器、琥珀饰物，元代的景教墓石等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唐、辽、元三个朝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从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我们也可得出结论，过去所说的草原丝绸之路，事实上仅是半条。真正的草原丝绸之路还要从呼和浩特继续向东，通过乌兰察布盟、赤峰、宁城、敖汉、奈曼到通辽。
  而陆上丝绸之路似乎应该经河北到北票、朝阳、阜新、法库，再往东延伸至集安（高句丽）、宁安（渤海国），向东南经丹东到平壤、公州、庆州等地。现在，在高句丽、渤海、百济、新罗都已经发现了一些实物资料，但中间还缺乏一些重要的地点将其连接起来。
  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从明州、登州的跨海道路之外，文献还记载了从登州经大连、丹乐傍海岸而行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通道，但我们在考古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来证明。
  从文化内涵来看，上述资料证明了西方文化已经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东北亚地区。如从器物的材质、制造工艺上可以看出，在东北亚地区有许多的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如玻璃器、琥珀饰物、金银器等；从器物的造型、纹饰上也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如瓷器的造型、金银器的纹饰等；从宗教、艺术上，也证明了西方文化的向东传播，如景教的传播、壁画墓中的胡人形象等。
  以上仅是丝绸之路延伸到东北亚地区的部分证据，还有很多资料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但仅这些资料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东西文明的密切交流，充分说明了东西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东西文明之间的对话，长期间一直就是通过这些交流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的。
  本文还仅是一个开始，只从几个侧面研究了西方文化向东的传播。因所收集的资料面不够广，没能对西方文化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进行全面的研究，还必须沿着丝绸之路的各条道路、各个交通要点去搜索他们的遗迹，把他们连接成线，以便更进一步地阐明丝绸之路各个道路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同时，本文所收集的资料面也不够宽，仅暂时抓住了文化的几个线索，还应该从文化的各个领域去寻找西方文化向东传播的线索。而且，本文所收索资料的时代也非常有限，仅重点搜集了唐、辽、元等，未能从古至今系统地探讨历代西方文化向东传播的道路及影响。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将点连成线，将线连成面，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因此，目前所面临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还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了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冯永谦、李宇峰、李新全，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孙进己、孙海，辽宁省博物馆蔺新建、王绵厚、徐秉琨、姜念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齐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王义康，陕西省博物馆韩林。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志耿，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朱国忱、孙秀仁，吉林市博物馆董学增，绍兴文理学院张志立，韩国高句丽研究会徐吉洙、宋龙镐，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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