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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上述百年成果，深为学人们的治学精神和学识渊博所感动。其中的大家之作，如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好史话》。这些论著，可称之为经典，是致力中印关系史研究的必读课本。以下简要介绍这些作品。
  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这篇文章中，陈寅恪在深入研讨佛教史，熟悉汉译释典，掌握梵文、藏文、西夏文等语言学知识的基础上，考证出曹冲传中所提的称象故事，是源于北魏吉迦夜共昙曜合译的《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又考证出华佗传中所指华佗的断肠破腹医术，是源于后汉安世高所译《奈女耆域因缘经》。且华佗二字是来自梵文agada，其意为“药”，汉译时，脱去了字首元音a（阿），即为华佗。他认为把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于史书中，是“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同时，还指出《三国志》作者陈寿“不能别择真伪”，希望治史者引之注意。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多年授课《中国佛教史》并经屡次修改的讲义，初版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后经中华书局几次重印，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全书在把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心考证了有关佛教传入、佛法流布、佛道、佛教与玄学、佛经翻译与求法，以及当时中国佛教的南统和北统，揭示了汉至南北朝期间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一直为后学所遵循。应该说，此书是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的经典。
  另一本经典之作，则是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出版于1983年，此前，于1957年曾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问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是在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编入的10篇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11篇。所收文章涉及的面较广，有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物质文化、历史人物等等。其文章的论述，立意新颖、见解独到，并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读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几篇文章后，使我们明确了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一改过去只注重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的惯说，并强调了文化交流的相互渗透、交光互影的客观实际。从《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使我们认识到，佛经翻译中的印度文借字，并非直接来自梵文，而是经过中亚的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有关《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这两篇文章，已故的我国梵文研究的后起之秀蒋忠新是这样认为的：“是把语言学的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杰作”。“特别是《浮屠与佛》一文，这篇文章决不限于译经史上一个名词的翻译问题。它不仅否定了‘佛’是‘浮屠’的省略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传统说法，而且还第一次修正了法国学者烈维关于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推论，并从译本的来源方面回答了梁任公、汤锡予、陈援庵和胡适之等提出的《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①不难看出，季羡林正是以丰厚的汉学、印度学、语言学的根底，加上缜密的思维逻辑、精湛的考证功力，写出了这些前不见古人，后尚无来者的，有很高学术造诣的著述。
  金克木广闻博记，学识渊深，曾在印度游学五年，按照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学习梵文、巴利文。这为他研究印度古代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在文学、哲学、佛教上的造诣很高，可以说是20世纪国内少有的、德高望重的印度学学者之一。当50年代中印两国处在蜜月时期，出版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全书十个内容：①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②我们学习过印度的科学；③印度语言、文学、艺术给我们的影响；④古代中印外交关系；⑤到印度去的古代中国旅行家；⑥法显、玄奘、义净；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⑧鸠摩罗什；⑨到中国来的古代印度翻译家；⑩万古长青的友谊，概括了古代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交往。阅读此书后，可以掌握古代中印关系史的梗概。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名家之作，是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的范例，在当时确实起到普及中印关系知识的作用，有社会效应。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今天来看看这本书，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依然如故，从此书的英文版①问世，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了。
  通过学习以上的大家之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致力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应该具备以下的学术素养：通晓历代典籍及有关汉文的印度史料；熟悉汉译释典；掌握印度学的相关知识；认识梵文、巴利文并中亚的一些死文学。如此，才有望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