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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研究外国的传统。翻开历朝历代官修的史书《廿五史》，从《史记·大宛列传》到《清史稿·邦交志》，不难看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及外部世界的动态、情况。这就给近现代的中国人提出了责无旁贷的任务，探讨历史上的中外关系，以鉴古知今。在过去的百年中，随着时代的进展，历史学界的学人们，在中外关系的研究上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二三十年代的个别研究行为，五六十年代提倡研究中外关系为政治服务，到80年代之后的全方位开展，已经使当今的中外关系史成了历史学科下的独立门类了。
  中外关系史，其内涵是丰富多彩的。从字面看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外，中即中国，外当指中国以外的古代世界，所包括的范围之大，国家之多，时代之长，当可想而知。二是关系，关系的层面是多层次的。从国家间政治外交的接触、商业贸易的往来、思想文化的交流三大主导中，还可以演绎出多个，如文化中的艺术，艺术中的音乐、舞蹈、绘画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此看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必须是群策群力，多年积累才可进步。总览上个世纪中外关系史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其中的中印关系史还是独树一帜的。由于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文明古国，文明本身赋予了双方接触的契机，加上两国接壤、毗邻，根据中国史书和印度史诗的记载，远在公元前2世纪，两个国家间就有了交往。经过漫长的两千多年，一直没有间断过。大体10世纪前，以佛教的传播带动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10世纪以后逐步向商业贸易上转移。到了近代，则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故而，研究中印两国关系，涉及领域及内容之广泛，是中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以下，将从四个方面阐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的研究。
  一、过去百年的研究成果
  时代制约着人和事，也制约着学术研究。尽管20世纪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而中国的学人们仍孜孜不倦，分别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80年代后三个时期，集中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
  这里指的二三十年代，是止于抗日战争前。此期间，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界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相互争鸣，引发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对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探讨，开中印关系史研究之先河。他从1920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①《中国古代翻译事业》②《佛教之初输入》③《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④《支那书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研究》⑤等文章。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访华。为表示对泰戈尔的欢迎，4月26日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中印文化之亲属的关系”①的讲演。讲演中明确提出，印度除了送给我们一份七千卷《大藏经》厚礼外，还有许多副礼品：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小说、天文历法、医学、字母、著述体裁、教育方法、团体组织等12项，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上的问题。
  在探讨佛教东传的前提下，从上个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学人们②对中外地理交通，以及历史上沟通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法显、玄奘及其著作《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也作出了很多探讨。其中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八篇“中国与印度半岛之交通”不失为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原始资料积累，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许多文章和著述中，称之为传世之作的莫过于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③一文，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了。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学人已开展了对印度哲学的研究。当以1924年、1936年出版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印度哲学史纲》为代表。总之，二三十年代的研究，为中印关系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六十年代，止于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在非常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之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1954年两国又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促使这一期间的中印文化交流达到高峰，可称之为辉煌时期④。但随着自卫反击战的发生，两国关系和文化交流都冷却下来。虽然如此，在“热”和“冷”的大潮流中，甘心板凳坐冷的中国学人们写出了一批有关古代中印科技、如医药、天文历算，以及文化艺术，如舞蹈、石窟艺术等方面交光互影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长久的社会功能①。与此同时，还浇灌出了中印关系史上的几朵奇葩。如常任侠的《中印艺术因缘》、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好史话》，这些著作都成了永不凋谢的花朵。
  80年代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学术研究飞跃发展。中印关系史的研究在印度学研究的全方位开展下，也是硕果累累。从诠释古人著录、汇集学术资料，到分门别类的论著，可谓林林总总。其中不乏高质量和有价值的作品。举例如下：
  古人著录的诠释有：章巽的《法显传考证》、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释》、张毅笺释的《往五天竺国传》、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这些校注本，不仅汇集了当时中外学人的研究结论，还对古人的著述赋予了新解释，校注者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如王邦维在《南海寄旧内法传》的校注中，对义净时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和义净时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至于汇集学术资料，则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较全面。该书引起印度同行的注意，在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刊物《历史评论》和印度的《政治家报》上都有过系统的介绍。在分门别类的著述中有些代表性作品，如季羡林在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写的《中印智慧的结晶》，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刘立千的《印藏佛教史》、刘欣如的《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公元1至6世纪的贸易与宗教交往》，郁龙余编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唐文权的《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以及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等，都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作品。
  除了上述著作外，还有很多论文发表。其中陈高华的两篇考证文章，值得推荐。一是《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辑》，②另一是《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改》①。前文破了习惯的说法，即10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次大陆衰落，中国史书不见有印度僧人来华的记载，并指出指空在元朝后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后一篇否定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说法，认为孛哈里即《元史·马八儿国》传中的宰相不阿里，并非王子。这两篇文章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
  二、名家名著的简要介绍
  综观上述百年成果，深为学人们的治学精神和学识渊博所感动。其中的大家之作，如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好史话》。这些论著，可称之为经典，是致力中印关系史研究的必读课本。以下简要介绍这些作品。
  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这篇文章中，陈寅恪在深入研讨佛教史，熟悉汉译释典，掌握梵文、藏文、西夏文等语言学知识的基础上，考证出曹冲传中所提的称象故事，是源于北魏吉迦夜共昙曜合译的《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又考证出华佗传中所指华佗的断肠破腹医术，是源于后汉安世高所译《奈女耆域因缘经》。且华佗二字是来自梵文agada，其意为“药”，汉译时，脱去了字首元音a（阿），即为华佗。他认为把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于史书中，是“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同时，还指出《三国志》作者陈寿“不能别择真伪”，希望治史者引之注意。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多年授课《中国佛教史》并经屡次修改的讲义，初版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后经中华书局几次重印，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全书在把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心考证了有关佛教传入、佛法流布、佛道、佛教与玄学、佛经翻译与求法，以及当时中国佛教的南统和北统，揭示了汉至南北朝期间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一直为后学所遵循。应该说，此书是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的经典。
  另一本经典之作，则是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出版于1983年，此前，于1957年曾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问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是在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编入的10篇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11篇。所收文章涉及的面较广，有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物质文化、历史人物等等。其文章的论述，立意新颖、见解独到，并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读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几篇文章后，使我们明确了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一改过去只注重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的惯说，并强调了文化交流的相互渗透、交光互影的客观实际。从《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使我们认识到，佛经翻译中的印度文借字，并非直接来自梵文，而是经过中亚的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有关《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这两篇文章，已故的我国梵文研究的后起之秀蒋忠新是这样认为的：“是把语言学的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杰作”。“特别是《浮屠与佛》一文，这篇文章决不限于译经史上一个名词的翻译问题。它不仅否定了‘佛’是‘浮屠’的省略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传统说法，而且还第一次修正了法国学者烈维关于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推论，并从译本的来源方面回答了梁任公、汤锡予、陈援庵和胡适之等提出的《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①不难看出，季羡林正是以丰厚的汉学、印度学、语言学的根底，加上缜密的思维逻辑、精湛的考证功力，写出了这些前不见古人，后尚无来者的，有很高学术造诣的著述。
  金克木广闻博记，学识渊深，曾在印度游学五年，按照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学习梵文、巴利文。这为他研究印度古代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在文学、哲学、佛教上的造诣很高，可以说是20世纪国内少有的、德高望重的印度学学者之一。当50年代中印两国处在蜜月时期，出版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全书十个内容：①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②我们学习过印度的科学；③印度语言、文学、艺术给我们的影响；④古代中印外交关系；⑤到印度去的古代中国旅行家；⑥法显、玄奘、义净；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⑧鸠摩罗什；⑨到中国来的古代印度翻译家；⑩万古长青的友谊，概括了古代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交往。阅读此书后，可以掌握古代中印关系史的梗概。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名家之作，是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的范例，在当时确实起到普及中印关系知识的作用，有社会效应。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今天来看看这本书，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依然如故，从此书的英文版①问世，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了。
  通过学习以上的大家之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致力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应该具备以下的学术素养：通晓历代典籍及有关汉文的印度史料；熟悉汉译释典；掌握印度学的相关知识；认识梵文、巴利文并中亚的一些死文学。如此，才有望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
  三、对新世纪研究的展望
  在谈展望之前，先看一看百年研究的发展趋势。大体有二：一是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的基础上，从宗教、文化到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发展到研究的问题具体而有特色。如从上个世纪初研究佛教东传的一般概述，到80年代后出现的“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敦煌残卷”①以及在西藏发现的“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②，都说明了研究的内容具体而深入。从而，要求研究者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及学术水平。
  发展趋势之二，是研究方向和范围向近现代伸延。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学人致力研究的问题，大多在古代中印关系史的界限内。但由于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80年代后，出现了研究的动向，向近现代倾斜，如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境（1774～1911）》一书③，应引起重视，它填补了过去中印关系史研究上的空白，有学术研究和社会效应的双重价值。在此，还要提到另一本书，即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④。书上的主要内容讲的是1962年边境自卫反击战，当然是现代事件了。但作者花了一定笔墨，追述英帝国主义利用印度侵略西藏，而独立后的印度，又意欲取代英帝国主义的衣钵，面对如此情况，新中国的对策等。通过这些论述，使人们了解到边境战争发生的历史因素。可见，在深入研究古代中印关系的同时，加强近现代中印关系史的研究，将是这一学科的必然趋势。
  至于对新世纪研究的展望，在此，仍然先介绍两本书。一是李崇峰的《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⑤。该书作者积数年的佛教考古与佛教艺术的教学经验，又实地考查过中印两国的石窟寺和佛教寺院遗址，运用比较研究的手段，得出明确结论。佛教石窟寺起源于印度，向外传播后，即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中国北方地区的塔庙窟，是汉化了的支提窟（印度马哈拉特施拉邦境内），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在融合中的创新。另一部书是钮卫星的《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⑥，该书引用了汉译释典中大量的印度天文学材料，探讨印度天文学对中国传统天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勾勒出两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相互影响。
  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史研究上的代表作品。两位作者都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一代学人，他们为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前者是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并实地勘察中国、印度的许多石窟，用比较的方法，得出扎实而独到的结论。后者是在通晓中印两国天文学史的基础上，熟读汉译释典，借助汉学和梵学，考证、推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和流，揭示出古代中印科技、文化的相互渗透。这是跨学科的研究范例，在新世纪将要进一步推广。从而，要求处在当今信息时代的新一代学人，除了具备中外古典学的知识、多种语言，包括死语言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触类旁通、由表及里，提高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和水平。
  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印两个古老的国家，其文明底蕴早就受国外汉学家的青睐。研究两个文明的交往，在上个世纪初，也成了国外学人们的热门话题。在20世纪的上半叶及后来，陆陆续续出了一些成果。兹将重要的论著分东西方汉学家的和印度学者的，各罗列如下。
  东西方汉学家的：
  法国烈维的《王玄策使印度记》（《亚洲报》1900年三、四月刊）
  德国孔好古的《纪元前4世纪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德国东方学术研究社，杂志，第60册，1906年）俄国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1923年）日本堀谦德的《解说西域记》（前川文学阁，1912年）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译1937年）法国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改》（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
  意大利L·佩梯克的《〈水经注〉中的北印度》（罗马1950年）
  苏联JI.C·丘扎江的《中印文化关系简史》（《世界文明史通报》1958年第5期）
  苏联石铁英的《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公元3世纪前）》（莫斯科1960年）
  印度学者的：
  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和中国》（孟买1944年）
  巴格奇的《印度和中国，一千年的文化关系》（孟买1950年）
  帕尼卡的《印度和中国，文化关系研究》（孟买1957年）
  苏布拉玛尼的《中世纪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南印度研究》1978年）
  雷易的《印中关系里的贸易和外交，15世纪的孟加拉研究》（新德里1993年）
  最后，应该附上一笔的是，1937年4月14日在印度的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后曾出版过《中国——印度丛书》四卷，其上有许多关于中印关系的文章。

①《地学杂志》卷一一，1920年第12期。 ②《改造》卷三，1921年第11期。 ③《改造》卷三，1921年第12期。 ④《改造》卷四1921年第1期。 ⑤《东方杂志》卷，二一，1924年第7期。 ①《晨报》副刊（1924年5月）。 ②如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地学杂志》卷六，1915年第12期）。“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地学杂志》卷六，1915年第2～6期）。 ③《清华学报》卷六，1930年第1期。 ④蒋伟明、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五十年——回顾与思考》（《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①如常任侠《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与中国的关系》（《新观察》1955年第7期）。 ②《南亚研究》1919年第1期。 ①《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 ①《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①外文出版社1958年。 ①《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考古》1994年第7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