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近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大致包括西亚、中亚和埃及，也部分地包括爱琴海诸岛。①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②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③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在中国史籍里出现较晚，到两汉才见诸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分析，其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却要早得多，在先秦时期即已颇见端倪。当时中国与近东的文化联系有三条主要线路：一条是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一条是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学证据表明，巴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④
  （一）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是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的。那么，这类文化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Ur），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①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Sargon1ofAkkad，2800B.C.）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②小型工人全身雕像③还出土各种
  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④在埃及，1896，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PepiI，2200B.C）及其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⑤古埃及文献所载这类雕像，其铸造年代还可早到公元前2900年。⑥中王国以后，埃及利用青铜制作各类雕像的风气愈益普遍，在卡纳克（Karnak）遗址就曾发现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城址（CitySiteofMohenjo-daro2500～2000or
  1750B.C）也发现了若干青铜雕像，包括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青铜车，其中以一件戴着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驰名于世。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Ⅳ），年代约为公元前
  四千年代前半叶。⑦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Beersheba）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Engedi）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240枚、杖首80枚。⑧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
  比比可见。
  古埃及也有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的形，便是权杖的象形。①埃及考古中发现过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至于黄金面罩，西亚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娜娜女神庙出土的大理石头像，据说曾复以金箔或铜箔。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②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乌尔王陵中的牛头竖琴，牛头即以金箔包卷而成③，另外的几尊金公牛雕像也以1/2～2毫米的金箔包卷。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葬殓面具。迈锡尼文明中也屡见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并非当地的文化形式，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④
  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在雕像人物面部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外，高鼻、深目的若干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下颌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这些面部特征，与同出的各式西南夷形象以及华北、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很明显，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外域文化。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祇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海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华北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三星堆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与近东文明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说明，古蜀文明是一个善于开放、容纳、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古文明，是一个富于世界特征的古文明。
  （二）“瑟瑟”来路觅踪
  唐代诗圣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写过一首《石笋行》诗，诗中说道：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
  杜工部的疑问，导出了一个千古之谜：“瑟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原来，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又称“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①唐时成都西门一带，先秦曾是蜀王国墓区所在，近年不断发现大批墓葬。杜甫说这里雨多往往得瑟瑟，足见当年随葬之多，又足见蜀人佩戴这种瑟瑟串珠之普遍。既称瑟瑟，当然就是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
  杜甫提出的疑问，曾经有人试为之解，宋人吴曾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谬琳琅歼，明珠夜光碧，水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②
  按照吴曾的看法，杜甫所说石笋街大雨冲刷出来的瑟瑟，不是蜀王国公卿将相墓中的随葬品，也不是开明氏七宝楼真珠帘坠散后的遗存，而是大秦寺门楼珠帘摧毁后坠地所遗。他的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同杜甫之说实为两事，不能混为一谈。
  据李膺《成都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③《通志》：“双石笋在兴义门内，即真珠楼基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西门，王建武成谓之兴义门矣。”据此，真珠楼与杜甫所说石笋不在一处，真珠楼在西门内，石笋街则在西门外。况且，石笋既为蜀王开明氏墓志，开明王又如何可能以此为楼基？可见吴曾驳杜甫，是“以其昏昏，令人昭昭”，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大秦国胡人曾在真珠楼故地立寺，倒是事实，《蜀中名胜记》引赵清献之说，也提到此事。大秦，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帝国的称呼，①其国多出各种真珠、琉璃、谬琳、琅歼等宝物，“又有水道通益州”，早与蜀文化有交流往来，其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几个世纪。至于成都出土的古罗马瑟瑟，由大秦寺的建立可知，则为唐朝时。
  上面征引的各种文献还说明，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为帘。这真珠大概也属瑟瑟一类“舶”来品，原产于西亚和中亚。
  这些古代诗文和史籍记载的在成都发现的瑟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古巴蜀与中亚、西亚有着大量的经济文化往来。
  除了瑟瑟之外，古代巴蜀还从西亚地区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从1978在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看，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出土产于西亚的不含钡的钙钠玻璃。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亦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②。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巴蜀墓葬内也出土有蚀花石髓珠。巴蜀和滇文化地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蚀花肉红石髓珠和不含钡的钙钠玻璃（琉璃）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中亚和印度河地区。这些人工宝石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一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从西亚、中亚到南亚再到中国西南这一广阔的连续空间内，出现的文化因素连续分布现象，恰好表明一条文化交流纽带的存在。这条纽带，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巴蜀文化中的西亚因素，便是通过这条古老的文化纽带而来的。①
  （三）巴蜀丝绸的西传
  巴蜀丝绸织锦，自古称奇。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蜀锦的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商周时代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②
  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考证，Seres是指古代蜀国。③《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有可能就是以蜀丝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波斯的。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时，在一处城堡中发现许多中国丝绸。④考虑到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及剽悍的月氏曾多次遮断了沿河西走廊西行的“丝绸之路”，那么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⑤这些说明，古代巴蜀的丝绸对于西方古典文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西域西行至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古代进行的大宗丝绸贸易中，也有不少巴蜀织锦。不久前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现的大批精美丝织品，其中便有驰名中外的蜀锦，从南北朝到唐代的无不俱备⑥，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再从战国时代蜀锦已远销楚国的两湖地区，并饮誉于希腊、罗马的情况来看，西汉时蜀锦也应是内地同西域诸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古代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巴蜀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体系，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