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以古蜀文明为重心的中国西南文化，同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道路可通。由蜀入滇，经缅甸达于印度、巴基斯坦的“蜀身毒（印度）道”，是沟通其间各种联系的主要通道。这条线路在殷商时代就已初步开辟，到战国时代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一）三星堆文化与南亚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①
  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齿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常用齿贝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于串系，用作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古代南中，以及商周贝币的功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自于印度洋的海贝之地，并不只有三星堆一处，在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以及四川凉山、茂县等地多有发现。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是中国西南与古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毒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关系。
  饶有兴味的是，在三星堆还出土不少青铜制的海洋生物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海洋生物形象。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这表明，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冲出狭隘的内陆盆地，走向蔚蓝的海洋，并以主动积极、朝气蓬勃的意气和姿态，迎接了来自印度洋的文明因素的碰撞。这比起汉文史书的记载，足足早出了一千多年。
  此外，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从而可知，早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经由中国西南出缅甸至印度、巴基斯坦的广阔空间内，存在着一条绵亘万里的经济文化交流纽带，它的一头向着中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延伸，另一头向着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延伸；而这条纽带的中心或枢纽，正是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古蜀地。
  （二）“支那”与成都
  “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过去人们通常以为，支那一词指的是秦国，或者楚国，很少有人把这个名称同成都联系在一起。
  指认支那为秦国或楚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为依据的。从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iot）以为，支那是印度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称呼。但是秦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可见伯希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有的学者以为，支那是印度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称呼，由于秦国的屡代赫赫武功，使秦的国名远播西方。但是，春秋时代秦对陇西、北地诸戎并没有形成霸权，秦穆公虽然“开地千里，并国十二”，却得而复失，仅有三百里之地。①而且，诸戎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对秦的重重包围，阻隔着秦的北上西进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谈将其声威远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秦在西北地区才最终获胜，而此时“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现。显然，支那名称的起源与秦国无关。至于指认支那为荆，由于其立论基础不可靠，同样难以成立。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古蜀文化从商代以来就对南中地区保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已同印度地区存在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古印度提供了条件。另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僰僮”，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天东印度阿萨姆地区①，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也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脉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印度必然会对古蜀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对于古蜀的名称也绝不会不知道。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于见《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②
  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③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Cina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Cina同源。从语音研究上看，这是应有的结论。而其他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的相对字都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也恰同成都丝绸经印度播至其他西方文明区的传播方向一致，则从历史方面对此给予了证实。因此，从历史研究上看，支那一词源出成都，也是应有的结论。
  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这个湮没已久并一再为人误解的事实，揭示出中国西南在早期中西交通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证明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曾经对包括东西方在内的世界古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永载史册，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