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地区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滇人。滇文化的年代，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学材料，上限约在公元前5世纪，下限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相续400余年。
  史书有关滇文化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言之极为简略。《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滇文化的记载，也是语焉未详。由于史籍的阙如，前人总以滇王国为蛮荒之国，滇人为后进民族，而滇文化也还徘徊在文明之外。可是，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滇文化原来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文化，它具有极为发达的青铜器农业，进步的青铜器手工业，有着异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它不仅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支青铜文化相媲美。
  （一）青铜文化的交流遗迹
  不论从考古学还是历史文献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较之滇文化古远，持续时期也比滇池区域青铜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青铜文化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
  20世纪50～90年代先后发掘的滇文化墓葬——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群中，有较为明显的成都平原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是滇池县，为故滇国之所在。①这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类风格完全不同于华北和楚文化，却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
  晋宁石寨山青铜雕像人物中，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各种形式，与三星堆青铜雕像人物不乏某些共同之点。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画的符号当中，有一柄短杖的图像，杖身有四个人首纹。这种杖，虽无实物发现，但杖首铜饰在滇文化中却是一突出特点，表明曾经有过发达的用杖制度。有学者认为上刻四个人首纹的杖，可能是某种宗教用物或代表权力的节杖。①这种用杖之制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金杖极其相似，而且杖身刻画人首纹，也正是三星堆金杖的显著特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刻伎乐图像，其中的人、鱼、鸟图像，也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以人、鱼、鸟为主题相同。从蜀、滇相邻，民族、民俗有若干近似等情况出发，两地青铜文化的近似，自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完全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可能。三星堆青铜文化早于滇文化，滇文化从蜀文化中采借了这些文化因素，并不是没有可能。②
  滇文化青铜兵器也有浓厚的蜀文化色彩。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都发现了无格式青铜剑，这种剑与巴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相比，主要区别仅在于滇式无格剑为圆茎，巴蜀式剑则为扁茎，两种剑实际上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区别。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系。③滇文化的青铜戈，最大特点是以无胡戈为主，占总数的3/4以上，这一特点与蜀文化也很近似。其基本形制只有四种，除前锋平齐的一种外，都是戈援呈三角形，这正是蜀式戈最具特色之处。这种形制的蜀式戈，起源甚早，商代便已开始流行，而在滇文化中出现的年代是在战国早、中期。并且，滇文化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固然，滇文化无胡戈具有自身的风格特点，也都制作于当地，但显然在它的发展演变中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这与商周时期古蜀王国对南中的文化和政治扩张有关。①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年代较早，原因复杂，不过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蜀早于滇进入文明时代。在紧相毗邻的两种文化中，文明的波光总会自然而然地波及文明尚未出现的社会，这是文化史上的规律。
  然而，绝大多数文化交流总是互动的、双向的，巴蜀文化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晚期巴蜀青铜文化中常见各种形式的异形钺，就明显地受到滇文化的影响。滇文化常见的尖嘴式青铜锄，近年在成都市也有发现，表明滇文化中的精华，同样被蜀文化加以吸收采借。
  云南自古富产铜矿、锡矿。早在商代，中原商王朝就已经大量地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青铜器制作的原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取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②金正耀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③蜀与滇相紧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不多，而锡却必须仰给于蜀境以外。除了东方的长江中游地区可能是蜀国青铜矿料的供应地之一外，云南的铜矿、锡矿，当是古蜀王国青铜原料的最大来源。据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古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④可见，滇文化对巴蜀青铜文化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二）古蜀与南中
  南中主要指四川凉山州和云南等地。在南中广袤的土地上，很早便有蜀文化的足迹。西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历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时姚、巂二州分别治今云南姚安和四川西昌，均属古代南中地域范围。这说明，蚕丛后世中的某些支系，曾长期活动在南中地区，从先秦到汉代，未曾断绝，并且成为当地的土著先民之一。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周时代①，“（蜀王）杜宇称帝..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园苑即指势力范围；《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南中“有蜀王兵栏”，兵栏实指武库。这就意味着，包括滇池区域在内的南中地区，都受到了古蜀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方国瑜认为，南中是蜀的附庸②，是有根据的。到战国晚期，蜀王后世选择南中为避难生息之地，便与其先王同南中的政治与文化联系有关。《水经·叶榆水注》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史迹，便确切反映了这种关系。
  南中的古代居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是“盖夷、越之地”，而滇人又是“滇濮”或“滇越”，即滇地之濮或滇地之越。濮、越属于一个大的民族系统。在南中地区，随处可见濮人的风俗民情，比如干栏式建筑，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便有这类图像。这与蜀文化居民居干栏的风俗十分相近，而西周以后蜀文化的主体民族之一，便是濮人。③
  百濮民族多居水边，长于操舟。巴蜀文化的船棺葬，是主人生前交通的主要工具。巴蜀青铜器上，也常见操舟作战等图像。滇文化的居民也长于操舟，青铜器上有不少这类图像。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的船纹，就是一种竞渡船。
  云南古代曾大量使用贝币，这些贝币主要来源于印度洋，不是云南土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白色海贝，背部穿孔，为齿贝，也来源于印度洋，显然是经由南中地区获取的。
  古蜀文化与滇文化在政治上的最相近似之处，是它们都不用鼎象征王权、神权和经济特权，两者的国家政权象征系统，都是杖。广汉三星堆商代蜀文化的金杖和滇文化出土的大量杖首，形制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以杖来标志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文化内涵却完全一致。从年代早晚进行时空对照，滇文化的这种风习当与古蜀文化的南传有关。而这种文化的南传，也正与史籍所述古蜀对南中的政治和文化扩张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
  （三）古蜀与南方丝绸之路
  先秦时代，由于蜀、滇以及两者对外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蜀入滇，经南中西出中国至缅、印的陆上国际交通线便初步开辟出来。蜀文化与滇文化的联系，蜀王后世从蜀至滇，蜀文化从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引进而入的某些文化因素，都是经由这条道路往来进行的。这条国际商道，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
  另外还有一条从蜀入滇至外域的国际交通线，在蜀文化与滇文化以及缅、印文化和越南北部红河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条国际线路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从缅甸八莫至印度阿萨姆地区，这条道路其实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延伸。中路是一条水路，利用红河下航越南，水陆分程的起点为步头。《蛮书》卷6载：“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从云南通海北至晋宁，再北至昆明，即步入滇、蜀之间的五尺道，可直抵成都。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河内。
  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为“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
  以上从蜀入滇再分别伸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西亚的国际交通线，早在先秦时代已初步开通。蜀、滇之间的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才开辟的官道，但《汉书》则记为秦以前开通，秦代仅为“常破”而整修。其实早在殷周之际，杜宇即从这条道路从朱提（云南昭通）北上入蜀，立为蜀王。从蜀至云南昆明，南行至通海之南的步头，下红河，入越南的水陆通道，是战国末蜀王子安阳王率众三万人南人交趾、雄长北越的通道。从蜀至滇，西行出八莫，人缅、印，经巴基斯坦至中亚，再抵西亚的远程国际线路，近年来也以蜀文化和滇文化中的中亚、西亚文物或风格近似的文化因素的大量发现，证明早在商代已初步开辟，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更加繁荣。
  由这些线路所共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均在成都，均由成都南行至南中，再分别伸入外域。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蜀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地区的交流传播历史悠远，另一方面则说明蜀与南中各地保有持久而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由此也可看出，古代蜀文化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它是致使古蜀文明形成为一个拥有世界文明特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