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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是将航海贸易事务交由沿海州郡地方长官兼管，“前后刺史皆多黩货”①，地方长官由此富甲一方。“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②唐初，贸易仍多由地方官掌管，“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③至迟到开元二年（714年），唐已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④。至开元十年（722年），市舶使韦某“至于广州，琛赆纳贡，宝贝委积”⑤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
  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⑥。天宝，七载（748年），高僧鉴真在广州城外“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⑦李庆新先生认为从武德元年（618年）至天宝十四载（754年）为广州对外贸易勃然而兴的时代，亦即日趋兴盛阶段①。开元天宝时，岭南对外贸易兴盛，诱使地方官吏巧取豪夺，为官多贪暴无厌，“以为自开元以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卢）奂”。天宝“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卢奂为南海太守，“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中使市舶，亦不干法”②，像卢奂这样为官清廉的地方官少见。这从侧面亦证明唐朝前期繁荣时对外贸易的发达。
  天宝十五载（755年），安禄山叛军与来自岭南、黔中、荆襄五万唐军对峙于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唐军大败，“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③这一方面增强了安禄山叛军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可知岭南等地以金银为货币。这种用金银的传统当追溯至六朝时期。南朝至隋，岭南产银量较前增加，而且通过对外贸易，有进口银源源流入④。唐代亦应如此。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⑤。大食国、波斯国兵众之所以攻城，恐怕与刺史韦利见强取豪夺有关，不然何以“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呢？⑥此后，广德元年（763年），又发生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叛乱，逐岭南节度使，“纵下大掠广州”⑦。胡三省注《通鉴》曰：“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市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⑧吕太一作乱广州，应以外贸作为其雄厚的经济资本。大历三年（768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使原来每年四五艘海舶增加到每岁“至者四十余”①。但好景不常，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叛，攻杀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平叛，“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②。路嗣恭贡献缴获物品，只是上缴其中价值较低且数量较少的商人财产而已。“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代宗）以为至宝，及破（元）载家，得嗣恭所遗琉璃盘径尺”③，大量价值不菲的域外珍宝进贡给诸如权贵元载以及杨炎等朝中重臣。不过，两次平叛，使对外贸易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
  此后，从贞元至天祐间（785～907年），广州对外贸易平稳发展④。历任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贞元初年，杜佑在“商久阻绝”的情况下，“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⑤。继任的李复虽“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⑥，但亦“久典方面，积聚财货颇甚，为时所讥”⑦。以“廉”、“简”、“肃”闻名的薛珏继其任⑧，亦应廉洁自律。贞元十一年（795年），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⑨。“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广人“多牟利于市”⑩。如此，官民重商，私人贸易兴盛，成为官方贸易之外的又一贸易形式。随着私人贸易的兴盛，居外贸必经之途且又为海上贸易保护神的南海神广利王自然而然香火旺盛，南海神庙及附近地区一派繁荣景象。
  贞元时，“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广州临江建有海阳旧馆，“陆海珍藏”，“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①。贞元末，“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②，时任岭南节度使的徐申“于常贡之外，未尝腾索，商贾饶盈”③，才使“外蕃岁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④。元和初，岭南节度使杨于陵“奉公洁己”，监军许遂振“好货戾强”，“悍戾贪恣”，为饱己欲，诽谤于陵，朝廷偏信，罢归于陵，“遂振领留事，答吏剔抉其凡赃”⑤，危害岭南。不过，不久遂振终得罪。继任岭南节度使的郑絪“以廉政称”⑥，其后的马总“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便之”⑦。岭南“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马总“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于广州城西北修节度使堂，款待“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蜒、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⑧。对外贸易发达，岭南富庶，修建官府军堂，应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修建府馆堂舍之时，岭南“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记，故选帅常重于他镇”⑨。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贿通中官王守澄，长庆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指中官），大为朝士所嗤”①。谢廷老上书言郑权“悉盗公库宝货输注家”有罪，引起接受贿赂中官的憎恨②。宝历二年（726年）胡证出任广州刺史，“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③。如此敛财积聚，富甲天下。因此，“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④。岭南节度使多暴富，从另一方面说明对外贸易的利润丰厚。当然，与此相反，亦有少数廉洁的地方官员。开成时，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不取商舶珍货，时人
  称其廉洁”⑤。会昌中岭南节度使崔龟从亦有“（吴）隐之清节，无愧贪泉”之风，“江革归资，惟闻单舸”⑥。大中时岭南节度使韦正贯改革以往“帅与监舶使必搂其（海货）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旧俗，“一无所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赢犀、象、贝、珠而至者”渐多，“交易其物，海客大至”⑦。继任的纥干〓，宣宗勉励其以李勉为榜样，“不挹于贪泉，无使珠玑，独还于合浦可”⑧。大中末咸通初（859～860年），萧仿“拜岭南节度使，南方珍贿丛夥，不以入门”⑨。咸通间郑愚“扬历清显，声称赫然”⑩。但这种廉洁的官员仍是少数。号称江陵“积谷尚有七千堆”的“足谷翁”韦宙在咸通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宣（应作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清廉之戒”⑪。但韦宙在广州任上，还是有所贪婪的。其女为李峣妻，“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记”⑫。即使“以清净为理”的刘崇龟①，“以清俭自居”，后卒于岭表，“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②，“由是名损”③。因此，“门下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苟非令人难著清节，列圣睠念必求贤良”④。
  “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⑤广州的富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繁荣。唐廷之所以重视对历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以及市舶使的任命，劝诫历任官员廉洁自律，就是因为其中对外贸易有丰厚收入。黄巢起义军兵临广州城下，欲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右仆射于琮以“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而予以拒绝⑥。南海的对外贸易与广州的繁荣，王建有《送郑权尚书南海》为证：“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薰炉出，蛮辞呪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⑦直到唐末天祐元年（904年）十二月，“佛哲国（疑为‘佛誓国’一作佛逝国）、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药”，广州刺史刘隐进之朝廷⑧，朝贡贸易仍然进行。
  安史之乱后，中央直接控制的藩镇为数不多，岭南之所以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应与岭南财富的富足有关。历任岭南节度使或市舶使，或贪或廉，“既贵且富”，对中外贸易或多或少产生一定影响，但都能使这种贸易活动基本上维持下去，上缴国库的财赋也能基本上得以保证。正是因为这种对外贸易的存在，加之作为国家礼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南海神广利王在唐后期香火旺盛，也才出现韩愈所言，“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的局面。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