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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珠江口内要塞的扶胥（今广州黄埔庙头及以东地区），与其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青山湾）一样，是屏蔽广州的两个重要据点，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
  唐广州治所在南海县，即今广州老城区所在的荔湾区、越秀区一部分。由此“正南至大海七十里”，而顺珠江“水路百里”即至“南海”。“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①此古斗村“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②扶胥和黄木湾依山面海，樵汲充足，扶胥镇因扶胥江得名。而黄木之湾正如倒置斗形，古斗村即在斗形的底部。此湾正是今狮子洋和广州珠江接连地点，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南北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珠江漏斗湾由广州“小海”阔1500米，到扶胥口扩为2500米，称为“大海”。珠江口内，洪潮急紧，而由扶胥口转南，江面骤宽，洪潮转弱。加上南面的市桥台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台风的侵袭③。从广州南海县治向东的八十里水道，是由受地质构造和海潮共同影响所形成的广州溺谷湾逐渐发展而来。随着河南、市桥台地逐渐被附近泥沙淤积而扩大，珠江不断东进，加上海水涨潮和退潮的影响，至宋时，广州南海县以东的江道，既受潮水影响，又受珠江影响，故这段漏斗状河道处于内河与海洋的交汇地段，而在唐时，这段水道为海水作用，海舶可以直接航至广州城下④。
  扶胥镇位于珠江口北，其南有黄木湾，可以停泊船只，港湾的便利使扶胥镇成为广州城东歇息和中转之地，加之镇西南的南海神庙，是人们出海和归航的祭祀场所。正是便利的交通和著名的神庙，扶胥港成为南海县乃至岭南的一方名镇。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同时设立的还有五镇、四渎、东海、吴山等祠①，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唐代开元、天宝时，南海神祭祀日隆。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四海并封为王”，南海神封为“广利王”②；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就有二十三次下诏祭祀岳镇海渎、名山大川③。什么原因？这与玄宗笃信神灵，不断加封诸岳镇海渎有关；也与早灾不断，中央和地方官员借祭祀南海神等岳镇海渎弭灾有关。因此，南海神庙香火日隆主要与国家礼制不断完善有关。正是南海神位高，神职管辖南海交通和岭南安定，有人便在南海神庙附近另辟寺院，宣传佛法，灵化寺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自圆其说，还编造出天宝十二载（753年）南海王与灵化寺住持休咎禅师的故事。这则故事实际上是佛家借助人神对话，利用南海神而炫耀自己，宣传佛法无边。将南海神收归为自己属下弟子。一方面，时南海神成为国家与五岳齐肩的神灵，威名远播岭南，佛家藉此可以抬高身价；另一方面，休咎既想占据南海神庙为佛家寺院，只有将南海神收归佛门弟子，其寺院自然而然成为佛寺。借助此传说，退而求其次，在南海神庙附近建伽蓝，为其建寺寻找借口。如此完美的传说，使南海神脱去了“严急”的性格，皈依佛门，性情温顺，南海再不起波澜；同样他也使休咎在扶胥名正言顺建立寺院，两者互不侵扰，相互利用。北宋蒋之奇写这篇《灵化寺记》是元代二年（1087年），灵化寺取“灵通广化之义”。从唐天宝至北宋，应是灵化寺繁荣之时，“今广利受休咎大师之戒，而南海舟楫遂无飘覆，则佛之慈悲，护持众生如此，神且听之，而况于人乎”④。道出了真正的缘由。当然，宋时南海风波宁静，海上交通畅通，这与造船业的发达，人们的航海技术提高等有联系，才使船毁人亡的现象应有所缓解，而非南海王性情变得温和所致。不过，唐朝南海神尚且如《灵化寺记》所言，“大王威灵，性复严急，”“窃闻大王为性严急，往来舟楫遭风波溺死者甚多”，海上交通仍然有一定风险。究其原因，南海神庙位于珠江口北，风大浪急，特别是每年一度立夏日祭祀时，东南季风盛行，波涛汹涌，由广州城乘船水路东行，逆风而进，又多遇台风，常常船毁人亡，历来广州刺史多畏于风波，“多令从事代祠”。①沿江近海航行尚且如此，远海航行还有诸如风向转换、航线、近海地貌等诸多因素，这些都为航行带来了不便。而珠江口、七洲洋、甚或更远的昆仑岛等处，也常常是船只易覆之地。
  唐代扶胥港的繁荣与对内外交通紧密相连。这其中也离不开掌管地方治安与交通安危的南海神。南海神庙被列为国家祭祀之列，并肩五岳，有极高的地位，不仅被国家官员祭祀，就连当地老百姓，甚至域外的海商也来顶礼膜拜。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镇一时热闹无比，其他佛教等寺院也接踵沓来，使这一岭南小镇成为中外客商、僧人、官员、士人、民众的汇聚之地。也正是如此，唐代对南海神庙有多次的整修。诸如开元九年（721年）五月，“因诸州水早时有，诏有司遣使祭五岳四渎，自余名山大川等宜令附近州县长官司致祭，并各修饰洒扫。”②天宝十二载（751年）二月，“诏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并灵迹之处，各委郡县致祭，其祠宇颇毁者，量事修葺”。③南海广利王庙亦应有所修饰。元和十四年（819年），广州刺史孔戣“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廷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④。这次修整扩充殿宇，增加斋庖之房，修饰庙内各种器具，应是唐代较大规模的修整。
  扶胥港古斗村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南通大海，西连扶胥江，北倚山冈，是海上航行出海或归来必经之地。而就在扶胥镇西南南海神庙西今名为“码头园”的鱼塘中，1973年发现了整排的枕木，枕木条每根长2米，延伸20米以上，经C14测定，该枕木系晚唐遗物，木材为海
  南紫荆木，坚硬异常。专家逐步推断此枕木为唐时扶胥港遗物，当时南海神庙正在江边，港口在靠近丘陵的内侧。1984年，又在码头园出土唐代陶制壁饰一批，可能是浴日亭附近建筑物上残件①。唐扶胥港既在扶胥镇西南，为广州出海祈求南海神保佑泊船之所，也是归航回来答谢南海神停留之所。当然，有些船在停泊广州城外后，另择时来祈求或报谢南海神亦多从水路而来，码头园附近所在的扶胥港，自然成为理想的抛锚之地。南海神庙“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②。扶胥港正处于出海口南海神庙侧旁，交通方便，堪称广州的外港③，为中外人士参拜神庙停船之所。
  南海神庙为扶胥最重要的建筑，是扶胥镇最为亮丽的风景。其供奉的南海神成为人们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南海神不仅是国家神祀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外贸易形成过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海舶体积大，海上航行安全难以预料，故在进出港口和海上航行时，人们都希望得到南海神的庇护。不仅是中国沿海的民众，就是外国的“蕃商”和船员也祈佑航运顺利和贸易兴旺。因此，这一中国祭祀文化固有的神祇，随着中外商贸交往的日益频繁，逐渐被“海客”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见证。扶胥镇后来也因是南海庙的所在而名传岭南。镇西南神庙侧旁的扶胥港，成为唐代广州外港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此歇息和参拜神庙，扶胥镇北的灵化寺（也称花果院），成为僧徒和香客们趋之若鹜的另一场所。一南一北，一庙一寺，为扶胥镇增色不少。而扶胥港成为人们修佛拜神的停泊之地，在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然扶胥港是中处商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都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当然，在没有到达广州内港也就是没有履行“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等手续以前，是不能在扶胥港进行商贸活动的。出广州东行经扶胥港也一般是货物充足而扬帆的。因此，扶胥港的中外商贸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但作为广州的外港，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仪文化等方面，与海上丝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唐前期南海神庙与中外贸易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不言而喻，南海神得名“广利王”，与广取货利有关。这种国家的官方神由于有庇护南海航海安全，防止诸如万安州（治今海南陵水东北）豪酋冯若芳等沿海盗匪的掠夺①，有镇海功能，无疑应是岭南民间渔民、商人崇拜的偶像。域外商人或在广州城中的佛寺、婆罗门寺、波斯寺等到祈求各自宗教神灵的保护，亦或出发、归航协同官方共同祈报南海神的保佑，南海神亦间或也是域外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只信真主安拉外，相信南海神成为部分域外商人的崇拜对象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其间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逐渐被外商所接受的。因此，唐前期，南海神庙的地位日益提升主要与国家礼制有关，与海上贸易有一定联系，但关系不大，只是两者都处于日益兴隆的同一阶段而已。
  扶胥港以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是屏蔽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据点。屯门设有镇兵防守，广州南海郡“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②扶胥与屯门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是防止海寇，稽查来往海船，保护中外商路畅通的交通要冲，屯门既设有镇兵，扶胥的军事地位虽稍逊于屯门，但亦是广州东部的重要据点和港口，再加上为南海神庙所在，亦应有少量士兵驻守。因此，广州稍东的扶胥和屯门，成为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