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西方人的新疆研究中，因殖民扩张、发展贸易及东方学发展等因素，他们很早就开始利用同时期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⑤在近代西方对新疆的最初了解中，尤其是在英、俄两国展开对新疆的大规模探查以前，清人成果对于其了解以新疆为核心的中国西北地区显然意义最为重要，也最为其依赖，很多清人的著作在刊行不久就被翻译为西文，并成为西方学者（主要是俄国学者）研究新疆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比丘林（N.Bichurin）不仅翻译了祁韵士的《西陲要略》，而且还利用此书以及《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以及中国古代相关的《西域传》等编撰成了《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志》、《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等。这可以说是当时西方学者研究新疆的一个缩影。
  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后涌现出的有关新疆的官私著述不仅是西人最先接触到的清代相关著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些著述仍是西方认知内陆亚洲地理的主要依赖来源①。同时，由于有西方人士参与了乾隆时期对新疆的测绘活动，且地图铜板的制作完成于法国，因此这些地图很早就应该为法国人所见，这对法国认识新疆的地理自然有极大促进作用。正如西方人所谓，这些传教士的观测为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及对这一地区进行绘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②而乾隆时期所绘地图《乾隆十三排舆图》可能还是德国人克拉普罗特（Kla-proth）所绘中亚地图（1836年巴黎出版）的基础。③清政府组织人员编撰的《西域图志》与《西域同文志》等后来也逐渐为西方人所用，其中克拉普罗特乃是第一个利用《西域同文志》的欧洲人。19世纪他从一个俄国人康斯塔特（BaronSchillingvonCanstadt）手中获得此书，1824年在与施密特（I.J.Schmidt）就维吾尔民族的存在问题进行争论时利用了此书，后来他还将之译为德文。④而《西域同文志》也成为19世纪西方人使用甚多的一部清人著作，以至19世纪末有人批评西方的新疆研究中的一个薄弱之地就在于太依赖《西域同文志》。①
  前文已经谈到俄国派往清朝的传教团在搜集中国古籍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传教士们“每每获得新书，总是详细地翻译、摘抄，经过增删润色，然后再寄往亚洲司”。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第九届领班比丘林，他回国时带回的图籍装满了12个大箱子，重量达到六千多公斤，超过了前8届传教士团的累加总数。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斯卡奇科夫（K.A.Skachkov）所搜集的中文图书则多达1435种，其中包括他在塔城任领事期间通过当地官员所获得的很多书，他所拥有的新疆文献有47种，包括32种珍本和孤本，11种新疆地图和地图集，以及许多从塔城地方官衙门档案中摘录的抄本，内容涉及人口变动、贸易、交通、财政及行政等方面。②这些传教士所搜集的中国文献，尤其是清代文献异常丰富，其中与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相关的文献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清人著述，如《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圣武记》、《异域录》、《蒙古游牧纪》、《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续纂本以及《大清一统志》及一些方略等，这为当时俄国人了解新疆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1833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和西藏学学者施密特（I.Schmidt）院士在论及卫拉特蒙古时所言，他们对卫拉特蒙古的了解几乎完全得益于当时清朝出版的尚未为欧洲人所知的资料。③这些清朝的著述大多被译为俄文，很多人还在此基础上编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④多以手稿①的形式提交给了政府，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这些传教士也藉此成为俄国最早的汉学家。
  根据不完全统计，《西域闻见录》、《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异域录》、《蒙古游牧记》、《圣武记》等都有西文译本，以俄文、法文居多，英文则较少，显然说明英国人对清人成果的了解和利用程度要逊于俄国和法国。这与同期英国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是相关的。
  而且，与俄国相比，当时的英属印度也缺乏必要的精通汉语的人才。如奈伊·伊利亚斯（NeyElias）受英属印度派遣于1885年到新疆进行考察前，英属印度政府为了给他配备汉语翻译只能屡次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请求，最终方如其愿。②后来的马继业（GeorgeMacartney）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与他童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其拥有熟练的汉语能力关系密切。同时，与俄国相比，在那些当时曾经到新疆进行游历探险的人中，也没有人将搜集相关的汉语文献作为己任。也许他们更相信和重视自己的实地测量与考察，或许由于新疆文化发展的落后，这些书在新疆不易得到。清人研究成果传入英国，恐怕已经是19世纪下半叶威妥玛（ThomasWade）在中国搜集并携回国，于1896年捐献给剑桥大学的那批书籍，其中包括了祁韵士、徐松、松筠、七十一、苏尔德等人的记载。③
  英国的莫尔克洛夫特在其1812年的记载中虽已提及一个清朝将领发自新疆的奏折，但其利用来源是法国人的著述④。在相当长时间内，英国人的著述中并未像俄、法两国学者那样带有明显的清人研究成果的印记与影响。从已有的研究看，英国人当时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清人的成果，很多都来自于法国或是俄国的二手材料，尤其是俄文资料颇为英国人所重视。19世纪后期，当越来越多的俄国相关游记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英国立即翻译出版了大批俄国的相关记载，如摩根（DelmarMorgan）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著述的翻译。而最为突出的则是罗伯特·麦克尔（RobertMichel
  ），他所翻译的俄国人的著述涉及时限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除部分得以出版外，大部分都作为给政府的备忘录保存在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档案中。①
  从整体上看，西方人对新疆的认知渠道远比清人丰富，因此，其取得的成就也逐渐超出了清人的成就。一方面是清人受制于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但更重要的还是认识上的问题。囿于时势，西方的理论和成果很少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所知，到后来也仅有少数拥有出使经历者方有机会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但却形成不了一种风气。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应该说，在20世纪前中西方的新疆研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可谓由盛而衰而停滞不前，西方人却借助现代的理论与手段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步伐使这一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对其各自国家向新疆的渗透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与认知渠道上的差距不无关系，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