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19世纪以后，在殖民扩张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新疆研究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它与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互为补充，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国外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和关注领域。本文主要以19世纪西方国家认知新疆的渠道为线索来对此时期西方的新疆研究做初步的探讨，这对更客观地分析和理解19世纪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相比同时期清人的新疆认知渠道而言，西方人的认知渠道无疑更为丰富。①
  一、清朝以前的历代中国古籍①
  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是了解古代新疆乃至中亚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如正史中之《史记》、《汉书》等，释家游记中之《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使人之《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在西方最初对新疆的了解中，对中国古籍颇为依赖，正如西方人所言，在当时对中亚早期民族的了解上，中国文献是西方人可以利用的唯一真实可靠的资料，②如雷慕沙之《匈奴史》依靠的主要就是中国文献。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利用中国文献的主要是俄国、法国等国家的学者，③英国人则多为间接利用自俄、法学者的著述，如福塞斯（T.DouglasForsyth）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其他一些中国中世纪西行游记的利用就来自俄国的一个中国学学者布列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的著述。①
  二、古代中亚文献
  西方人颇为重视语言方面的训练修养，在对新疆乃至中亚进行探查前，他们首先做了必要的语言准备，如俄国培养了许多突厥、蒙古甚至满、汉等语言人才，英国人罗伯特·肖（RobertShaw）也编纂了《突厥语语法》，两国还在中亚当地人中择其精英加以利用。②因此英、俄两国相关人员在利用中亚文献方面显然并无多少语言方面的障碍。如福塞斯1873年赴南疆之前，为了对那里进行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考察，以验证此前的一些相关记载和传闻（如那里有沙埋古城及自古城中发掘出来的茶砖），有计划地做了一些必要的文献方面的准备。在其利用的主要文献中，除了一些公开出版的文献如亨利·玉尔（HenryYule）赠送给他一本法国人雷慕沙的《于阗城史》的复制本外，还包括如《拉失德史》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当地文献。③显然在这一点上，清代的中国学者远远落后了，尽管清朝编纂了《西域同文志》，使其成为维护新疆统治，指导相关记载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与工具书，但这部19世纪末以前研究这一地区贡献最大的语言文献①对于清人的相关研究并未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第一，此书不为常人所见；第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大多数清代学者并不屑于去学习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②第三，清人并没有从中亚文献中汲取相关信息之观念；第四，受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局限，清人也无须了解与研习中亚语言文献。因此他们既不会主动，也没有机会去挖掘中亚语言文献，即或有机会，也无能力识别，这对于清人研究西北史地自然是一种桎梏。
  三、此前西方人及受西方人指使的中亚当地人游历新疆的记载
  由于19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涉足新疆，因此可利用的西文记载寥寥无几。在一些西方人的论著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如19世纪初的威廉·莫尔克洛夫特（WiliamMorcroft）在提到新疆和阗时，提及并引用的西方人的相关记载只有马可·波罗游记。③稍后的威尔逊（HaraceHaymanWilson）在编辑整理莫尔克洛夫特的作品时也提到，除了19世纪前期一些西方人，如伯恩斯（AlexanderBums）、提姆考夫斯基（Timkowski）以及莫尔克洛夫特的印度仆人米尔·伊扎特·阿拉（MirIzetUllab，莫尔克洛夫特本人曾于1812～1813、1822年两次派其前往叶尔羌，其记载很早就刊登在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成为欧洲人了解新疆的一个重要来源）等的记载外，西文文献对新疆的记载只有马可·波罗以及一些耶稣教士的著作。①普利查德（JamesCowlesPrichard）在19世纪30年代谈及和阗时，也只提到有两个欧洲人曾经访问过那里，一个是1280年左右的马可·波罗，一个是1604年的鄂本笃（BentodeGoes）。②显然这些论述并不足以让当时的西方人全面地认识新疆，以致莫尔克洛夫特一直质疑和阗的存在。③
  四、实地考察
  受可利用的文献的束缚，如中国文献多注重对政治、军事以及历史沿革等方面的记载，对经济、地质矿产、民族、宗教、地形、生物等方面记载则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有记载，自然不能完全满足正处于殖民扩张中的英、俄两国了解新疆的需求。因此如何增进对新疆之了解，为殖民主义服务就成为两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正如瓦里哈诺夫所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许多地区虽然紧邻两个强大的欧洲国家——俄国和英国，但在许多领域对欧洲科学来说却是尚未探索过的，现有的地理书籍中对这一地区的阐述存在着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情形，不能如实地反映这个地区，而对于中亚地区的民族，西方人几乎是一无所知，④或是许多地方在大多数地图上都属“未知地区”，⑤。即使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经过考察绘制了《中国地图集》，指出中国西北在地理学及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但其对西北的地理状况乃多属推测，并不甚了解。而在欧洲人当时绘制的地图中，中国西北多属空白，这就使中国西北成为当时西方考察家的重点考察目标。①因此，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英、俄两国为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在新疆的活动，便开展了对新疆的游历与考察。②由于地缘因素，英国一般侧重于对南疆进行游历，俄国则侧重于北疆。
  在19世纪前半叶，清政府尚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因此，此时两国对新疆的游历和考察还是秘密的、小规模的或是以个体来进行的。随着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游历，这种游历活动随之增加。尤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回民起义以及阿古柏入侵期间，由于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削弱，这种游历更是得到了肆无忌惮的发展，进入新疆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其记载成为西方人最主要的新疆认知来源。相比中国游记所言，这些游记关注的并非单纯的人文地理记载，其范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生物、气候等诸多方面。而且，由于很多人都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及测绘技术，因此在地理测量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丰富，远非中国记载能比。这些成果，尤其是对路线的测量和记载对于英俄在新疆的扩张显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俄国方面对新疆进行的最重要的考察当推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MikhailovichPrzhevalski）的数次考察探险。而英国方面在新疆建省前以1873年福塞斯使团在南疆进行的考察规模最大，其考察报告《1873年出使叶尔羌使团报告》涉及范围极广，成为后人了解当时新疆的最重要来源五、道听途说
  这种认知渠道主要体现在19世纪前期一些游历者的著述中，在他们的著述中虽然均有对新疆的记载，但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都未到过新疆。如莫尔克洛夫特，他长期居于中亚，并曾派米尔·伊扎特·阿拉和特雷贝克（G.Trebeck）到过叶尔羌。他自己一直希望前往叶尔羌，但未获清政府允许。在他对新疆的描述中，除来自上述二人外，还明确指出有来自当地一些商人的贡献。①另外，英国人伯恩斯的著述中有关新疆的内容主要来自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商人。②俄国人在进入新疆前，也曾通过这种渠道了解新疆情况，如张格尔叛乱后，一些中国人被俘往浩罕，后来一部分逃出的中国人经俄国返回，俄国遂利用这一机会向他们打听新疆的情况，③而其中一个人有关新疆台站贸易路线的说明后来出现在一份英国出版物中。④
  六、清人文献
  在西方人的新疆研究中，因殖民扩张、发展贸易及东方学发展等因素，他们很早就开始利用同时期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⑤在近代西方对新疆的最初了解中，尤其是在英、俄两国展开对新疆的大规模探查以前，清人成果对于其了解以新疆为核心的中国西北地区显然意义最为重要，也最为其依赖，很多清人的著作在刊行不久就被翻译为西文，并成为西方学者（主要是俄国学者）研究新疆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比丘林（N.Bichurin）不仅翻译了祁韵士的《西陲要略》，而且还利用此书以及《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以及中国古代相关的《西域传》等编撰成了《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志》、《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等。这可以说是当时西方学者研究新疆的一个缩影。
  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后涌现出的有关新疆的官私著述不仅是西人最先接触到的清代相关著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些著述仍是西方认知内陆亚洲地理的主要依赖来源①。同时，由于有西方人士参与了乾隆时期对新疆的测绘活动，且地图铜板的制作完成于法国，因此这些地图很早就应该为法国人所见，这对法国认识新疆的地理自然有极大促进作用。正如西方人所谓，这些传教士的观测为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及对这一地区进行绘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②而乾隆时期所绘地图《乾隆十三排舆图》可能还是德国人克拉普罗特（Kla-proth）所绘中亚地图（1836年巴黎出版）的基础。③清政府组织人员编撰的《西域图志》与《西域同文志》等后来也逐渐为西方人所用，其中克拉普罗特乃是第一个利用《西域同文志》的欧洲人。19世纪他从一个俄国人康斯塔特（BaronSchillingvonCanstadt）手中获得此书，1824年在与施密特（I.J.Schmidt）就维吾尔民族的存在问题进行争论时利用了此书，后来他还将之译为德文。④而《西域同文志》也成为19世纪西方人使用甚多的一部清人著作，以至19世纪末有人批评西方的新疆研究中的一个薄弱之地就在于太依赖《西域同文志》。①
  前文已经谈到俄国派往清朝的传教团在搜集中国古籍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传教士们“每每获得新书，总是详细地翻译、摘抄，经过增删润色，然后再寄往亚洲司”。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第九届领班比丘林，他回国时带回的图籍装满了12个大箱子，重量达到六千多公斤，超过了前8届传教士团的累加总数。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斯卡奇科夫（K.A.Skachkov）所搜集的中文图书则多达1435种，其中包括他在塔城任领事期间通过当地官员所获得的很多书，他所拥有的新疆文献有47种，包括32种珍本和孤本，11种新疆地图和地图集，以及许多从塔城地方官衙门档案中摘录的抄本，内容涉及人口变动、贸易、交通、财政及行政等方面。②这些传教士所搜集的中国文献，尤其是清代文献异常丰富，其中与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相关的文献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清人著述，如《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圣武记》、《异域录》、《蒙古游牧纪》、《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续纂本以及《大清一统志》及一些方略等，这为当时俄国人了解新疆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1833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和西藏学学者施密特（I.Schmidt）院士在论及卫拉特蒙古时所言，他们对卫拉特蒙古的了解几乎完全得益于当时清朝出版的尚未为欧洲人所知的资料。③这些清朝的著述大多被译为俄文，很多人还在此基础上编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④多以手稿①的形式提交给了政府，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这些传教士也藉此成为俄国最早的汉学家。
  根据不完全统计，《西域闻见录》、《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异域录》、《蒙古游牧记》、《圣武记》等都有西文译本，以俄文、法文居多，英文则较少，显然说明英国人对清人成果的了解和利用程度要逊于俄国和法国。这与同期英国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是相关的。
  而且，与俄国相比，当时的英属印度也缺乏必要的精通汉语的人才。如奈伊·伊利亚斯（NeyElias）受英属印度派遣于1885年到新疆进行考察前，英属印度政府为了给他配备汉语翻译只能屡次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请求，最终方如其愿。②后来的马继业（GeorgeMacartney）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与他童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其拥有熟练的汉语能力关系密切。同时，与俄国相比，在那些当时曾经到新疆进行游历探险的人中，也没有人将搜集相关的汉语文献作为己任。也许他们更相信和重视自己的实地测量与考察，或许由于新疆文化发展的落后，这些书在新疆不易得到。清人研究成果传入英国，恐怕已经是19世纪下半叶威妥玛（ThomasWade）在中国搜集并携回国，于1896年捐献给剑桥大学的那批书籍，其中包括了祁韵士、徐松、松筠、七十一、苏尔德等人的记载。③
  英国的莫尔克洛夫特在其1812年的记载中虽已提及一个清朝将领发自新疆的奏折，但其利用来源是法国人的著述④。在相当长时间内，英国人的著述中并未像俄、法两国学者那样带有明显的清人研究成果的印记与影响。从已有的研究看，英国人当时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清人的成果，很多都来自于法国或是俄国的二手材料，尤其是俄文资料颇为英国人所重视。19世纪后期，当越来越多的俄国相关游记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英国立即翻译出版了大批俄国的相关记载，如摩根（DelmarMorgan）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著述的翻译。而最为突出的则是罗伯特·麦克尔（RobertMichel
  ），他所翻译的俄国人的著述涉及时限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除部分得以出版外，大部分都作为给政府的备忘录保存在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档案中。①
  从整体上看，西方人对新疆的认知渠道远比清人丰富，因此，其取得的成就也逐渐超出了清人的成就。一方面是清人受制于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但更重要的还是认识上的问题。囿于时势，西方的理论和成果很少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所知，到后来也仅有少数拥有出使经历者方有机会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但却形成不了一种风气。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应该说，在20世纪前中西方的新疆研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可谓由盛而衰而停滞不前，西方人却借助现代的理论与手段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步伐使这一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对其各自国家向新疆的渗透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与认知渠道上的差距不无关系，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借鉴。

①有关清代中国学者对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的认知，可参见拙文《清代学者对西域的认知》，《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①主要包括官书和一些私人撰述，其中官书主要由历代正史、实录和政书组成。 ②J.C.Prichard，OntheEthnographyofHighAsia，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9，1839，p.192～194. ③在对中国古籍的关注和利用方面，俄国在时间上最早，态度也最积极，这与俄国对东方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前文所述，在扩张的过程中，增进对这些陌生地方的了解以满足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成为俄国的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的相关记载遂为俄国重视。由于俄国发展与中国关系较早，因此对相关文献之搜集利用亦远早于其他欧洲国家。这集中体现在了18、19世纪俄国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团的活动上。从1715～1900年，俄国共派遣18批东正教传教团来北京，人数多达200多名，尤其在雍、乾两朝驱逐天主教欧洲传教士时，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未受任何影响。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给传教团强调：“今后历届传教团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见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这足以说明俄国的这种企图。而在法国学者最早对中国新疆的研究中，其研究重点就是中国古代有关西域的史料（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2～148页），主要与古代僧人游记有关。如雷慕沙（AbbéJeanPierreAbelRémusat）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等，并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著有《于阗城史》。其弟子儒莲（StanislasJulien）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沙畹（EdouardChavannes）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翻译、注释并研究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有关新疆的重要史料。另外，由于蒙古帝国在历史上曾经对西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蒙元时期的一些相关记载也是他们着重翻译和利用的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与常德的《西使记》等。而法国这种研究的兴盛与领先，其实也离不开殖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其对中国的关注主要发生在法国占领印度支那之后，得以将目光对准中国，而文化因素乃是其关注的重要部分，相关研究的出现自然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客观反映。而其上述研究显然影响到了英、德、俄等西方国家，使这种对佛教文献、游记的研究得到了兴旺的发展。当然，英国对此之研究与其在印度的统治关系密切，寻求印度文明的起源是其主要的目的。 ①T.DouglasForsyth，OntheBuriedCitiesintheShittingSandsoftheGreatDesertofGobi，Proceeding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21，No.1，1876～1877，p.30. ②如俄国的瓦里哈诺夫（ChokanValikhanov）就是一个哈萨克人。而在19世纪60年代，鉴于英属印度东印度公司雇员阿道夫·斯拉金维特（AdolphSchlagintweit，近代最早到达和阗的欧洲人）在喀什噶尔附近被杀，英属印度政府遂禁止英国人前往那些地区考察，因此蒙哥马利（T.G.Montgomerie）培养了一些印度本地人前往新疆进行相关活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哈米德（Mohammed-I-Hamid）。可参考T.G.Montgomerie，OntheGeographicalPosi-tionofYarkundandOtherPlacesinCentralAsia，Proceedings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10，No.4，1865～1866，p.164；SherardOsborn，NotesonChineseTartary，Proceed-ings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11，No.4，1866～1867，p.165. ③T.DouglasForsyth，OntheBuriedCitiesintheShiftingSandsoftheGreatDesertofGobi，Proceeding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p.27.在调查前后的准备中，福塞斯还向许多当地人以及其他一些权威人士（如亨利·玉尔）进行了咨询。 ①）KazuoEnoki，ResearchesinChineseTurkestanduringtheCh’ien-LungPeriod，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His-yü-t’ung-w〓nchih，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TheOrientalLibrary），No.14，Tokyo，TheToyoBunko，1955，p.21.②Chou，NaileneJosephine，FrontierStudiesandChangingFrontierAdministrationinLateCh’ingChina：TheCaseofSinkiang，1759～1911，Ph.D.diss，UniversityofWashington，1976，p.33. ③Moorcroft，W.，NoticonKhoten，The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umetheFirst，1831，p.235. ①Moorcroft，W.，TravelsintheHimalayanProvincesofHindustanandthePanjabfrom1819～1825，ed.ByHaraceHaymanWilson，WithanewintroductionbyGarryAlder，Oxford，1979，P366. ②J.C.Prichard，OntheEthnographyofHighAsia，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9，1839，p.192～215. ③WilliamMoorcroft，TravelsintheHimalayan，provincesofHindustanandPamirsfrom1819～25，ed.ByH.H.Wilson，withanewintroductiorbyGarryAlder，Oxford，1979，p.366～367. ④乔汉·瓦里哈诺夫著，王嘉琳译《准噶尔概况》，见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⑤H.C.Rawlinson，ObservationonTwoMemoirsRecentlyPublishedbyM.VeniukovonthePamirRegionandtheBolorCountryinCentralAsia，Proceedings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10，No.4，1865～1866，p.134. ①参见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中刘存宽之“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莫尔克洛夫特虽未进入新疆，但其派遣米尔·伊扎特·阿拉于1812～1813年进入新疆却成为19世纪以后第一次与西人有关的新疆游历。 ①WilliamMoorcroft，TravelsintheHimalayan，provincesofHindustanandPamirsfrom1819～1825，p.367. ②AlexanderBurnes，TravelsintoBokhara，togetherwithanarrativeofAVoyageontheLon-don，withanewintroductionbyMajor-《eneralJamesLunt，Karachi，1973，Chao.Ⅵ，p.227. ③Valikhanof，M.Veniukofetal，TheRussiansInCentralAsia，translatedfromtheRussianbyJohnandRobertMichell.London，1865，p.224～25. ④James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168. ⑤主要是乾嘉道三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这也是清代西北史地著述发展最兴盛、取得成果最大的时期。自道光以后，由于西方人开始大规模考察新疆，而清人相关著述又趋衰落，因此这一时期的清人著述对西方人的研究并未起到多大促进作用。 ①KazuoEnoki，ResarchesinChineseTurkestanduringtheCh‘ien-LungPeriod，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His-yü-tfrng-w〓n-chih，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TheOrientalLibrary），No.14，Tokyo，TheToyoBunko，1955，p.13.也可参见A.von Humboldt，L’AsieCentrale，1，Paris，1843，Ⅱ；SvenHedin，SouthernTibet，Ⅲ，p.43～44. ②SherardOsborn，NotesonChineseTartary，Proceeding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11，No.4，1866～1867，p.164. ③WilliamHuttmann，OnChineseandEuropeanMapsofChina，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14，1844，p.117～127. ④KazuoEnoki，ResearchesinChineseTurkestanduringtheCh’ien-LungPeriod，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His-yt-t’ung-w〓n-chih，p.29，42. ①E.Bretschneider，MedievalresearchesfromEastemAsiaticsources，Vol.2，London1888，p.168 ②转引自肖玉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80～82页。 ③〔俄〕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页。 ④如比丘林所著《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志》、《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主要采自《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及其他一些有关西域的著述；瓦希里耶夫指《清初对蒙古人的安抚》乃译自《圣武记》；波波夫翻译并对《蒙古游牧记》进行了注解，等等。（参考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①这些成果之所以大多是手稿而没有出版，原因无非是：第一，这些活动本身以供政府实用为目的，学术研究并非其主要目的，政府对此亦并不关心；第二，避免为其竞争对手英国所用。在对新疆乃至中亚的了解上，英国一向落后于俄国，因此在双方竞争日益激烈时，对对方行动及相关信息的了解也日益重要。 ②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档案L/P&S/7/45。 ③HerbertA.Giles，ACatologueoftheWadeCollectionofChineseandManchuBooks，intheLibraryOftheUniversityofCambridge，Cambridge，1898. ④W.Moorcroft，NoticceonKhoten（DatedLeh，April15，1812），The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Volumethefirst，1831，p.235. ①可参见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档案L/P&S/20/RUS系列及L/P&S/18/C20以及C137等。 占领印度支那之后，得以将目光对准中国，而文化因素乃是其关注的重要部分，相关研究的出现自然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客观反映。而其上述研究显然影响到了英、德、俄等西方国家，使这种对佛教文献、游记的研究得到了兴旺的发展。当然，英国对此之研究与其在印度的统治关系密切，寻求印度文明的起源是其主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