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问题就出在这架驮轿上面。与人们乘坐的轿子不同，驮轿是由骡子驮运棺木用的，因此也叫灵轿。《听园西疆杂述诗》的作者肖雄，见过停放在和卓坟里的驮轿。可能是记忆模糊的原因，他认为是香妃生前探亲返新时所乘坐，无疑是错误的。更多的人认为是香妃死后运尸回籍时所用。这些因驮轿而引起的种种臆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足为信。
  问题不在于这架驮轿本身，而在于当年驮回新疆的是谁的灵柩。这是一个需要查证的问题。
  咸丰七年（1857年），匿居中亚浩罕汗国的波罗尼都之曾孙倭里汗，引浩罕亡命之徒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对我国抱有狂妄侵略野心的沙皇俄国以为有机可乘，就派遣哈萨克上尉军官瓦力汗诺夫化装成商入潜入喀什噶尔。当他于1858年到达喀什噶尔时，倭里汗早已被当地驻军及人民击退了。瓦力汗诺夫便在南疆广泛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回国后于1859年写了《六城概况》一文。文中记述了一件事，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
  瓦力汗诺夫写道：“喀什噶尔人说，在北京有阿帕克家族的、在平定南疆时被生俘的图尔都和卓的后代。这个和卓被册封为公。1856年，他的一个子孙的尸体被运来安葬于阿帕克家族的墓地内。运送这个和卓尸体的‘纳依甫’（意为副官、助手）不懂得突厥语，穿中国服装。”
  1859年记述1856年的事，在时间上当不致有误。这就可以肯定，咸丰六年（1856年），北京一个和卓后裔迁葬喀什噶尔。但究竟是谁，记述是模糊不清的。俘送北京的是波罗尼都的幼子阿不都哈里，册封为公的是图尔都。瓦力汗诺夫将两人混为一谈。“他”既然被弄糊涂了，“他的一个子孙”就更不知是谁了。
  为了把问题稍微弄清楚一些，不能不对史实作一番交代。
  阿不都哈里被生俘后，因年幼未杀，被押送北京，发配功臣家为奴。至道光三年（1823年）始出奴籍，入于正白旗蒙古。4年之后，发生了张格尔勾结浩罕入侵南疆的事件。道光帝下令将张格尔之胞叔阿不都哈里及其二子一孙，与妾、媳、孙女等，全部发遣南方各省。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张格尔早已被捕处死，且查明阿不都哈里与此案并无牵连，下令将其家人全部迁回北京仍入旗籍。这时阿不都哈里与长子博巴克已死于南方，准将棺木运回北京。他们没有被册封为公，潦倒至如此地步，迁葬故乡的事大概连想也不敢想。
  迁居北京，被册封为辅国公的是额色尹、图尔都叔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图尔都死，无子嗣。被运尸返回故里的绝不可能是没有儿子的图尔都的“子孙”。
  南疆传说迁葬的是图尔都，运尸回籍的是图尔都之妻、香妃的“汉族嫂子”苏黛香（译音），这恐怕是讹传。因为百余年前传说的是“他的一个子孙”，当初的记载当然更为真实些。再说，图尔都本人也不可能死了77年后再迁葬。他的妻子即使是他临终之年新娶15岁少女，到1856年亦当是92岁高龄的老妪，是否活着还是问题，更不用说跋涉万里来到新疆了。
  如果苏黛香确有其人，确是香妃的“汉族嫂子”那么她或许是巴巴克之妻或妾。巴巴克之父帕尔萨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去世。帕尔萨之三等台吉即由巴巴克承袭。数年后，额色尹子喀申和卓因罪被革去镇国公（1791年由辅国公晋封）。镇国公一爵即改由巴巴克承袭。到嘉庆（1796～1820年）时，在北京的5户和卓已有两户无嗣，只剩下三户了。其中又以巴巴克爵位最崇，1856年归葬的说不定是他或“他的一个子孙”。当然，这也不过是个推测，究竟运回的是谁的尸体，因无史籍可据，不能确指。但从俄文记载上看，应是男尸，不是女尸，即不是香妃之尸，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了。按当时的条件来说，万里移棺归葬故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是达官贵人是无能为力的。居住北京的“八爵”并非普通百姓，新疆的王公伯克年班进京由他们接待。他们的女儿也有回乡择夫的。如额色尹之孙女牌哈里呢萨即返回喀什噶尔，住在“城外和卓坟旁”，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嫁给孜牙墩作“次房妻室”。可见该家族虽然迁居北京，与家乡的联系并未中断。运尸回乡的是否仅此一次也实在难说，不过没有像1856年那一次造成那么大的误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