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边城喀什的东北郊有一座古墓，高高的穹顶，远远望去甚是壮观。这是一座具有维吾尔民族风格的伊斯兰陵墓建筑。在一些汉文出版物中，将它称之为“香妃墓”。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形成的一个误会。前些年，又有好事者翻拍了一张画像，说是“香妃像”，放在墓地内一个坟头上。这又是一个误会。就这样，几件并无关联的人和事被附会在一起，构成了一宗历史“错案”，以讹传讹，越传越广，在前往参观的中外人士中，闹出不少笑话。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介绍一下历史真相，以廓清迷雾、澄清事实。错误与不妥之处一定难免，尚祈同志们多多指正。
  一、容妃和她的身世
  清朝乾隆帝有一个妃子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在宫中称“容妃”。《清史稿·后妃传》：“容妃，和卓氏，回部（新疆南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和札赉”在通行旧本中均作“和札麦”。）人们通常说的香妃，就是她。
  对容妃的记载很少。《清实录》中始见贵人“霍卓氏”（即“和卓氏”）是在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1762年1月）：太后降旨，将贵人霍卓氏封为嫔。半年后正式册封。三十三年六月（1768年7月），太后降旨，封容嫔为妃，十月（11月）正式“册封容嫔霍卓氏为容妃”。按清室典制，皇帝除皇后一人外，尚有“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可见容妃在后宫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关于容妃的家世，史无明文。从《清史稿》和《清实录》中寥寥数语看来，一是和卓家族的人，二是父亲受有台吉的封爵。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历史上并不多，不妨从中加以考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叛清分裂，两年后被清军平定。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是17世纪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后裔。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玛特和卓的后裔却是反对这一次叛乱的。他们以墨敏的第五子额色尹（即额尔克和卓）为首，包括其弟帕尔萨，其长兄之子玛木特（即鄂托兰珠和卓，译意为中和卓）、三兄之子图尔都，以及同祖不同宗的远房族亲阿卜都喇满。当波罗尼都兄弟叛乱时，他们曾避居柯尔克孜牧区，清军进剿时，他们配合清军进攻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诸城，对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额色尹等五户和卓和另外三户在平叛中立功的南疆维吾尔族上层人士，陆续到北京朝觐乾隆帝。乾隆让他们留在北京居住，命令南疆的官员将他们的家眷也都送到北京。乾隆还大肆册封，额色尹封为辅国公，图尔都、玛木特、阿卜都喇满、帕尔萨分别被封为一、二、三等台吉；三年后图尔都又晋封为辅国公。另外三户不属和卓家族，他们是霍集斯，封贝勒；和什克，封辅国公；哈什木，封台吉。这八户都入于正白旗蒙古，史籍上将他们合称为“住京八爵”。“八爵”在京，随带管家、随从、奴婢、阿訇等，人数相当多。
  晋封和受封的新疆各地维吾尔族上层人士还有七个家族。其中：哈密、吐鲁番之头目在康熙、雍正时就已经受封，这时都晋封为郡王；库车、阿克苏、拜城、和田、乌什之头目都册封为公。他们的族人中也有个别人被封为台吉，但都没有和卓的身份。
  因此，可以推定容妃应是在北京入了旗籍的那一支和卓家族的人。她进京的时间是在1760年。这个推算与《清高宗实录》中始见“霍卓氏”年代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容妃的父亲是谁？《清史稿·后妃传》旧本和新版中华书局标点本说法不一。如从旧本，容妃是“台吉和札麦女”。“和札麦”即“和卓木”，是“和卓”一词的属格，意为“我的和卓”，是对和卓的尊称，不是具体的人名。如从新本，容妃是“台吉和札赉女”。“和札赉”可能是“和卓阿里”一名的速读急呼，在容妃家系中有“阿里和卓”，却无“和卓阿里”，有人认为“和卓”二字只是尊称而非人名，可在名字前面，也可在后面。然而，即使是阿里和卓，他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均未出场，更未晋京和被册封为台吉，疑已早死，因此容妃的生父究竟是谁，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容妃在后宫的生活，1938年孟森曾作过详细的考证。容妃住在新筑之宝月楼，曾陪侍乾隆帝赴热河（河北承德）围猎，供俸内庭之西洋画师为她画过油画肖像。孟森还引用乾隆帝的许多诗句，说明乾隆宠幸香妃确是事实。对此，本文不拟赘述，只打算作一点补充。
  新疆拜城人毛拉木沙，在清朝末年写了一本史书，其中记录了南疆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南疆有一个美貌无双的少女，15岁时被官员们送给皇帝做妻子，深得皇帝之宠幸。有一天皇帝见她哭泣，问她因何不乐。答曰：家乡有一种树，叶子是银的，花是金的，开花时芳香无比。因想念家乡而哭泣。沙枣树素有“金花银叶铁干干”之誉。于是皇帝下令将沙枣树移到京城里去种植。
  从该维吾尔文史籍中可以了解到：①容妃的原名恐怕未曾流传下来，连该书的作者都不知道；②容妃进宫时年龄不大；③皇帝为取悦于容妃，征发差徭科派沙枣，以释其思乡之念。
  沙枣树科派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发生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乌什起义的导火线。这一年春季，乌什240人奉驻防大臣及阿奇木伯克之命，将事先栽种在木桶里的沙枣树苗运往外地。因不明发送地点前往请示，反遭责骂和毒打，再加上官吏伯克平时残酷压迫，由此而爆发了一场起义，坚持达半年之久。
  科派沙枣树一事，疑窦甚多。南疆各地都有沙枣，只见官吏伯克科派羊只、粮面，未闻有科派沙枣树苗的，究竟是谁要沙枣？既然科派沙枣，为什么官吏伯克不言明发送地点？又为什么不像其他特产之常年科派，而仅此一次？起义发生后，乾隆帝埋怨派人太多，他怎么知道运送沙枣树苗该用多少人？起义被镇压之后，乾隆帝下令大肆杀戮乌什人，为什么一反当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的稳重态度，迁怒于无辜百姓？
  容妃在清宫生活了28年。据《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1788年5月24日）容妃薨”。当年“奉移容妃金棺于纯惠皇贵妃园寝安葬，设神位于舒妃之次”。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死，葬裕陵。纯惠皇贵妃之园寝就在裕陵之侧，容妃棺木即在此处。清室诸帝之陵墓分建于三处，史称北陵、东陵、西陵。裕陵属东陵，在今河北省遵化县。
  二、传说中的“香妃”
  “香妃”一词出现于何时，尚未乔清，不过在清朝末年的一些私人著作里，已经不乏“香妃”的种种传说了。她仗着自己的身份和乾隆的恩宠，吵着闹着要观赏沙枣花和寻觅沙枣独特的香味。宫中有奇花异草，有奇珍异香，却没有沙枣树，皇帝也不得不下令万里求树。“香妃”的这个“香”字，说不定与该妃子折腾着要沙枣花的特殊香味有关。后来宫中轶闻逐渐外传，遂为更多的人所知道。至于近数十年来新疆所云“伊帕尔汗”，据说是一位维吾尔族老学者根据汉文“香妃”一词译出来的。“伊帕尔”是麝香，是名词不是形容词；“汗（Han）”是维吾尔族女性名字后常用的词尾，与“可汗（Khan）”简写为“汗”并非一词。
  “香妃”的出名，倒是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之后。当时出版了一批野史和笔记之类的书籍，如《满清外史》、《满清稗史》、《清稗类钞》、《古今宫闱秘闻》、《清朝野史大观》、《今列女传》和《梵天庐丛录》等等。在这些书中，香妃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越传越奇。大体上说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说法是香妃是烈女。说香妃本是霍集占之妃，有的说香妃本是波罗尼都之女，“生而体有异香”。清平定波罗尼都兄弟叛乱后俘送北京，入宫为妃；因怀家国亡破之恨，欲报杀父母之仇，入宫后“袖出白刃..数十”，抗节不屈。另一个说法是香妃是宠妃，“宠冠三千”，诸妃为之妒，共进谗言于太后。太后趁乾隆外出时下令将香妃处死。乾隆闻讯立即赶回宫中，见香妃已死，号啕大哭，把眼睛都哭坏了。
  除了宠妃这一点属实外，其余纯系作者之想象附会，毫无史实依据。试问：人怎能一生下来身上就有一股奇异的香味？怎么能让一名被俘的女子怀里藏着几十把刀子进入宫禁森严的皇宫？容妃是霍集占的远房妹子，怎能成为他的妃子？至于太后，即乾隆之母、雍正帝之孝圣皇后，活到86岁，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比容妃早死11年，太后赐死之说出于虚构是很明显的。连皇后赐死也不可能，因为乾隆帝的第二个皇后乌喇那拉氏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死后，尊旨不按皇后之礼殡葬，从此“不复立皇后”。直到1795年立嘉庆为太子，才将嘉庆生母，已死20年的令皇贵妃，册赠为孝仪皇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野史、稗史、笔记、小说之中，虚构了不少故事，却没有人说香妃死后移葬新疆的。
  三、和卓坟怎样变为“香妃墓”
  官书上说容妃葬于裕陵之贵妃园寝，野史上也没有说香妃移葬新疆，那么新疆喀什的“香妃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被叫做“香妃墓”的地方，原本是座和卓坟。
  17世纪下半叶，喀什噶尔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之父玛木特玉素布死，葬于喀什噶尔东北郊。阿帕克和卓死后亦葬于此处，该家族其他一些人死了，有不少也是葬在这里，规模渐大，房产、地产日益增多。当地人民称之为“海孜来特麻扎尔”，译意为“尊者之墓”，也有人称之为“阿帕克和卓麻扎尔”的。这两个维吾尔语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未尝有变。
  清军平定波罗尼都兄弟叛乱后，对其祖坟的处置问题曾请示过乾隆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上谕指示：“逆贼霍集占等..先世君长一方，尚无罪戾。今回部（新疆南部）全定，喀什噶尔所有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并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这是汉文史籍中对于喀什噶尔和卓坟的最早记载，没有正式名称，只称之为“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
  这个名称何时被简称为“和卓坟”还不清楚，不过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成书的《喀什噶尔附英吉沙尔》一书中，已使用“和卓坟”一词了。书中说：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东北十里许有和卓坟，回人（即穆斯林）告祀甚虔。祭时男女俱牺牲银米于阿浑（阿訇）前。阿浑诵经咒，礼拜而散。门外辟放生池一区。修功德者每置雁凫于池中，外人不敢攘也”。把蓄水的涝坝叫作“放生池”当系出于误会，其他叙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它以后刊行的书籍，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宁的《回疆通志》等，都沿袭此说，称之为“和卓坟”。
  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各封建主割据称雄。不久，阿古柏率浩罕匪徒侵入我国新疆。从此，新疆离乱达十余年之久。到了19世纪末叶，对和卓坟的记载出现了变化。
  光绪十八年（1892年）肖雄在其《听园西疆杂述诗》卷2中说：喀什噶尔“城东五里许有一茔园，振称为布拉呢墩（即波罗尼都）等先人……之墓。园无别物，只一空亭，顶圆而尖。”说的明明是和卓坟。同书卷4又说：“香娘娘庙，在喀什噶尔回城北五里许。庙形四方，上覆绿磁瓦，中空而顶圆。无设像，唯肖雄墓在焉。四围乔木丛萌，引水为池”。显然，作者是弄错了。这不是两座墓，而是一座墓；不在城东，也不在城北，而是在城东北；不是距城五里，而是十里。
  肖雄，号听园居士，是清军幕僚，为驱逐阿古柏侵略者，于光绪三年（1877年）到喀什噶尔，后来返回故乡湖南。光绪十八年（1892年）客居长沙，“旅馆蓬窗，兀坐无聊，回思往迹，神游目想，搜索而成篇，共得四十余首”，遂编为《听园西疆杂述诗》4卷。“神游目想”的结果，喀什噶尔的和卓坟便被说成“香妃墓”，肖雄是始作俑者。该诗集曾收入《灵鹣阁丛书》，民国年间又收入《关中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流传较广。
  从此以后，把和卓坟叫做“香妃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20年，谢彬著《新疆游记》时，字面上已找不到和卓坟的影子，直呼为“香娘娘庙”或“香妃墓”。他说：“妃陵位于（喀什噶尔）东北隅，上园下方，墙皆绿色花砖..宏敞壮丽，胜哈密回王陵寝数倍。中有坟墓数十，层垒环列。询守墓阿浑，香妃何在，皆莫能对。唯谓大者男坟，小者女坟，皆香妃亲属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谢彬认为这是“香妃墓”而守墓阿訇只说“皆香妃亲属”，不能回答“香妃何在”的问题。
  到了1，945年，徐灵凤在他的《新疆内幕》一书中说：“香妃墓的阿訇说那右角的小墓是香妃的，但是又有人说是中间那较大的一个。”这就是说，到解放前不久，连守墓阿訇也认为香妃确实埋骨此处了。这样，喀什噶尔的和卓坟就变成了“香妃墓”。尽管有人表示怀疑，但一看到弃置在墓地里的一架废旧的驮轿，也就疑信参半了。
  四、迁葬喀什噶尔的是谁？
  问题就出在这架驮轿上面。与人们乘坐的轿子不同，驮轿是由骡子驮运棺木用的，因此也叫灵轿。《听园西疆杂述诗》的作者肖雄，见过停放在和卓坟里的驮轿。可能是记忆模糊的原因，他认为是香妃生前探亲返新时所乘坐，无疑是错误的。更多的人认为是香妃死后运尸回籍时所用。这些因驮轿而引起的种种臆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足为信。
  问题不在于这架驮轿本身，而在于当年驮回新疆的是谁的灵柩。这是一个需要查证的问题。
  咸丰七年（1857年），匿居中亚浩罕汗国的波罗尼都之曾孙倭里汗，引浩罕亡命之徒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对我国抱有狂妄侵略野心的沙皇俄国以为有机可乘，就派遣哈萨克上尉军官瓦力汗诺夫化装成商入潜入喀什噶尔。当他于1858年到达喀什噶尔时，倭里汗早已被当地驻军及人民击退了。瓦力汗诺夫便在南疆广泛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回国后于1859年写了《六城概况》一文。文中记述了一件事，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
  瓦力汗诺夫写道：“喀什噶尔人说，在北京有阿帕克家族的、在平定南疆时被生俘的图尔都和卓的后代。这个和卓被册封为公。1856年，他的一个子孙的尸体被运来安葬于阿帕克家族的墓地内。运送这个和卓尸体的‘纳依甫’（意为副官、助手）不懂得突厥语，穿中国服装。”
  1859年记述1856年的事，在时间上当不致有误。这就可以肯定，咸丰六年（1856年），北京一个和卓后裔迁葬喀什噶尔。但究竟是谁，记述是模糊不清的。俘送北京的是波罗尼都的幼子阿不都哈里，册封为公的是图尔都。瓦力汗诺夫将两人混为一谈。“他”既然被弄糊涂了，“他的一个子孙”就更不知是谁了。
  为了把问题稍微弄清楚一些，不能不对史实作一番交代。
  阿不都哈里被生俘后，因年幼未杀，被押送北京，发配功臣家为奴。至道光三年（1823年）始出奴籍，入于正白旗蒙古。4年之后，发生了张格尔勾结浩罕入侵南疆的事件。道光帝下令将张格尔之胞叔阿不都哈里及其二子一孙，与妾、媳、孙女等，全部发遣南方各省。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张格尔早已被捕处死，且查明阿不都哈里与此案并无牵连，下令将其家人全部迁回北京仍入旗籍。这时阿不都哈里与长子博巴克已死于南方，准将棺木运回北京。他们没有被册封为公，潦倒至如此地步，迁葬故乡的事大概连想也不敢想。
  迁居北京，被册封为辅国公的是额色尹、图尔都叔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图尔都死，无子嗣。被运尸返回故里的绝不可能是没有儿子的图尔都的“子孙”。
  南疆传说迁葬的是图尔都，运尸回籍的是图尔都之妻、香妃的“汉族嫂子”苏黛香（译音），这恐怕是讹传。因为百余年前传说的是“他的一个子孙”，当初的记载当然更为真实些。再说，图尔都本人也不可能死了77年后再迁葬。他的妻子即使是他临终之年新娶15岁少女，到1856年亦当是92岁高龄的老妪，是否活着还是问题，更不用说跋涉万里来到新疆了。
  如果苏黛香确有其人，确是香妃的“汉族嫂子”那么她或许是巴巴克之妻或妾。巴巴克之父帕尔萨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去世。帕尔萨之三等台吉即由巴巴克承袭。数年后，额色尹子喀申和卓因罪被革去镇国公（1791年由辅国公晋封）。镇国公一爵即改由巴巴克承袭。到嘉庆（1796～1820年）时，在北京的5户和卓已有两户无嗣，只剩下三户了。其中又以巴巴克爵位最崇，1856年归葬的说不定是他或“他的一个子孙”。当然，这也不过是个推测，究竟运回的是谁的尸体，因无史籍可据，不能确指。但从俄文记载上看，应是男尸，不是女尸，即不是香妃之尸，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了。按当时的条件来说，万里移棺归葬故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是达官贵人是无能为力的。居住北京的“八爵”并非普通百姓，新疆的王公伯克年班进京由他们接待。他们的女儿也有回乡择夫的。如额色尹之孙女牌哈里呢萨即返回喀什噶尔，住在“城外和卓坟旁”，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嫁给孜牙墩作“次房妻室”。可见该家族虽然迁居北京，与家乡的联系并未中断。运尸回乡的是否仅此一次也实在难说，不过没有像1856年那一次造成那么大的误会罢了。
  五、关于“香妃像”
  同和卓坟被误称为“香妃墓”的情形相仿佛，“香妃像”也是一个被弄得真伪莫辨的问题。
  容妃有一幅画像是不必怀疑的。见之于乾隆帝在容妃死后三年最后一次吟咏容妃生前所居宝月楼之诗句，“卅载画图朝夕似”。问题是现在所流传的“香妃像”是否就是这一画像的复制品。
  所传“香妃像”见之于书刊者共三幅。两幅是据油画翻拍的：一为身穿欧式盔甲之半身戎装像，一为身穿西式长裙之全身洋装像。这两张画像没有题记与落款，究竟出于谁的手笔，画的是谁，中外学者都是有所怀疑的。日本人石田干之助认为，“是否香妃像虽不可尽知，但为乾隆时奉仕内庭之外人所作者；唯（郎）世宁所作，深有可疑耳”。孟森亦认为所传戎装像附有事略，与官书记载不符，可信成分大减。法国人伯希和说戎装像是意大利画师朗世宁所作，“是他的游戏之笔”。既是游戏之笔，信手画来，也就难以肯定是容妃的肖像画了。
  朗世宁1766年死于北京，他的作品在《国朝院画录》和《石渠宝笈》中都有著录。晚年画过一些关于新疆题材的作品，未见有画容妃像的记载。另外从戎装像和洋装像来看，画中人的面貌并无维吾尔女性的特征，确实很难令人相信这两幅是容妃的画像。
  另一幅是一旅行家摄于裕陵寄赠孟森先生，说是祭祀时所用神像，曾刊布于《香妃考实》。画的是否香妃，孟森也不敢下断语。
  上述三种画像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除此而外，曾听见一位维吾尔族老先生说起，他在北京见过一幅香妃油画像，容貌确像维吾尔人。莫非这就是乾隆帝诗句中提到的那一幅？如果此说属实，在“香妃像”问题上的迷雾定可一扫而光！
  六、结语
  第一，容妃是反对分裂的另一支和卓家族的人，是随父兄们进京入宫为妃的。
  第二，容妃死后葬于裕陵贵妃园寝，喀什没有“香妃墓”。
  第三，把喀什和卓坟叫作“香妃墓”完全是误会，应恢复“和卓坟”这个早期译名，或沿用维吾尔语名称。
  第四，把未经核实的画像叫作“香妃像”是不恰当的。把它翻拍放在喀什和卓坟，也是由于误会。两种误会都应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