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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在浙江宁波设府，府治所在，鄞县为首县。明末鄞县人高宇泰纂《敬止录》四十卷①，是迄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鄞县史志。全书分为沿革疆域考、城池乡里考、坊表考、山川考、学校考、仓储考、海防考、贡市考、武卫考、遗事考、坛庙考、寺观考、胜迹考、谷土考、岁时考、灾异考、方言考、荟蕞考、历志考。其中，卷二十、二十一《贡市考》上下，备述宁波历代“贡市”沿革与兴衰，考证甚详，不仅是明末宁波当地人对有明一代宁波“贡市”的总结性记录，而且是对明末以前宁波历史上市舶贸易的总结性记录。更为重要的是，其中久已亡佚的《皇明永乐志》（永乐《鄞县志》）的文字，即关于明初永乐年间市舶外来物品清单的发现，弥足珍贵。
  明代“贡市”相连，有“贡”就有“市”，“贡”是官方礼物交换性质，“市”是中外民间互市交易，宁波“贡市”的实质是中外海上贸易，即通过海上交通，输入海外各国的货物，输出本国物品。“贡市”中的物品，是指朝贡贸易的物品，也就是海外贸易物品。根据《敬止录》所引《皇明永乐志》记载的外国物品清单，我们可以对明初永乐年间中外物产交流有一个重新认识。
  明代宁波市舶之设，主要是与日本交往贸易，自宋、元设立市舶以来，南宋志书记载当时明州市舶司进口的货物名目共有170多种，“细色”货物有70余种，“粗色”货物在100种以上①。元末方志中，“细色”货物达135种之多，“粗色”有90种，前代所列为“粗色”的物品，很多已上升为“细色”，因此“细色”超过了“粗色”的数目。②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尤其是元代，货物来源不仅有日本，而且来自东南亚乃至西亚、阿拉伯地区，各国物品加起来达225种，到了明代，据《敬止录》引久佚的《皇明永乐志》所载，有外国进口物品清单，相当详细，这份清单包括“日本国”和“暹罗国”两部分，以往未见研究者披露。当时已不分“细色”与“粗色”，统计来自“日本国”的物品达248种之多，还有暹罗国的物品36种。③原文没有分类，为了分析的方便，现略加分类，将二国物品分别列表于下。
  从以上列表可知，《敬止录·贡市考》引《永乐志》所载海外物品清单，为我们提供了明初宁波海外贸易极为繁盛的历史事实。明初宁波“贡市”输入的货物种类繁多，仅日本一国，物品多达248种。清单中暹罗国的物品部分，记载了36种物品，至“海巴”后有小字说明所引永乐志以下有脱页，②去除重复，全部物品清单包括了280种外来物品。我们知道，《明会典》记载的暹罗国进贡物品最多，达60种，③据此可以推知，如果原书所引完整，以下没有脱页的话，下面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物品名称，也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多的物品单记录下来，也未可知，可惜的是已不得见全貌。
  以往从《明会典》，我们了解到的日本国朝贡物品仅20种：马、盔、铠、剑、腰刀、枪、涂金装彩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笔匣、抹金铜提铫、洒金木铫角盥、贴金扇、玛瑙、水晶数珠、硫黄、苏木、牛皮。④而每次日本使团的记载虽然具体却远非全面。航道的畅通，商业的活跃，货物的云集，物质文化的传播与本身的演进情况，特别是贸易的繁盛，都反映在《敬止录》所引永乐志的交流物品单中。多达近250种物品的清单，是宁波海外贸易兴盛的见证，也使我们对宁波海外贸易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由此印证了一个事实，即明代宁波的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永乐年间中日贸易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
  总的来说，因为朝贡贸易不是由私商组织进行，而是国家行为，自然规模相对以往要大得多。明初宁波海外物品种类和数量都比前代有所增加，物品向两极发展。一方面供给上层的奢侈品发展愈加精致，以满足明朝上层需要；另一方面日常用品增多，是民间需求增长的体现。朝贡贸易包含进贡朝廷和民间互市两极的现实，说明朝贡贸易不仅是朝贡与给赐，也包括民间互市部分，朝贡贸易的本质是兼顾朝廷需要和民间需求的海外贸易。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大量投入，永乐时期是一个全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鼎盛时期，这不仅表现在郑和下西洋，也表现在宁波港繁盛的“贡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