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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广义上说是中外交往的通路。然而迄今为止，提及丝绸之路，传统的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就会马上被想到，接着是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等，事实上，东西方交往根基于物流这一世界性的现象，中外通过物流的相互交往，单独从一条通路的思维定式去考察分析难以得见交流的全貌。如此经过划分以后的中外交往通路，久而久之，却往往遮蔽了一个作为整体的中外交往的面貌。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
  明朝继元而立，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大变局。正如中外学者所认同的那样，唐宋元以来阿拉伯人，中亚、西亚民族一直是连接亚非欧国际贸易的执牛耳者，那么到明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元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明朝初年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通路，按照明朝人的划分，主要是三个地区：即西域、西洋与东洋。西域指传统的中外陆路交往通道，古老的商道在明初仍在发挥着作用。至于海上东西洋的划分，永乐年间跟随下西洋的马欢记载明确，是以南淳里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帽山以西，即今印度洋为西洋，①那么以东是为东洋。虽然实际下西洋以后，西洋就具有了指代海外、外国的广泛涵义。②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以马欢在明初记载的概念来界定东西洋的地理概念。明初傅安③、陈诚等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赵居任、俞士吉等出使日本，而明朝先与朝鲜高丽朝、后与李朝的交往，更是使者络绎于途。明初在三个地区全方位的外交，再度激活了连接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丝绸之路，成为丝绸之路兴盛的一个重要时期。以西域为例，明初陈诚使西域，主要启动的传统西域通路是从陕西道出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伊犁河——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齐姆肯特）——达失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阿姆河——迭里迷（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博兹）——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俺都淮（今阿富汗安德胡伊）——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而当时波斯统治者沙哈鲁的使臣来华基本上是经过蒙古地区到伊犁河——吐鲁番——哈密到玉门关（或嘉峪关）入关的。回程由于蒙古地区战乱，所以改走的是古丝路南道，穿越沙漠，经和阗——喀什噶尔——俺的干高原，然后分头去撒马尔罕和哈烈。①明初与三个地区的交往频繁，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贸易网络，新的区域与贸易格局与贸易网络形成，清楚地反映出文明对话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文明对话有发展周期的话，那么明代继元以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换言之，明朝建立不到40年，永乐年间积极的对外交往带动了商业贸易往来，将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乃至东非等地连接为一个贸易体系，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进入一个全盛期。作为丝绸之路兴盛的直接证据，是中外物产的大交流。通过物产交流活动，把西洋、东洋与西域地区连接在了一起，中外交往包括今天的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地，物流将亚非欧三洲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地缘经济板块的形成，雄辩地证明了区域活跃的国际贸易网络的存在。物产交流中三个地区物产或者说交易物品的重合，正是贸易网络形成的最好例证。在这一网络里，中外物产有着双向的流动，从物产上可以看出，中外交流内容丰富，规模超过以往。表现在西洋方面，王朝直接派遣大规模出洋贸易最为明显，马欢以亲历者的身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西洋各国物产清单及交易情形；同一背景下，新发现的一份宁波的东洋外国贸易物品清单，结合陈诚所记录的西域物产和明代西域物产交流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丝路物产交流的大致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