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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是天然出产和人工制造的物品，可以称作物质文明的代表。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文明对话与互动现象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生的。
  自古以来，存在于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物产交流，是人类文明对话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交往的需求普遍存在，互通有无是产生交往的基本原因。几千年物流绵延不绝，以物流为中心，形成了极为繁复的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现象，就此而言，古代东西方交往通道的形成源远流长，肇源与斯，并形成了影响东西方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个由网络所连接的区域史组成的结构，只有在整体结构中，才能揭示对话的真正意义。物产交流的视角使我们思考把宏观与微观考察结合起来，把局部地区与大的地域史联系起来，以及把各个朝代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事件与持久性的文明对话有机地贯穿起来研究。鉴于此，本文旨在将明初西洋、东洋与西域的中外物产交流作一较为全面的概览，以求对丝路整体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图像。
  一、一个整体的概念
  丝绸之路，广义上说是中外交往的通路。然而迄今为止，提及丝绸之路，传统的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就会马上被想到，接着是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等，事实上，东西方交往根基于物流这一世界性的现象，中外通过物流的相互交往，单独从一条通路的思维定式去考察分析难以得见交流的全貌。如此经过划分以后的中外交往通路，久而久之，却往往遮蔽了一个作为整体的中外交往的面貌。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
  明朝继元而立，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大变局。正如中外学者所认同的那样，唐宋元以来阿拉伯人，中亚、西亚民族一直是连接亚非欧国际贸易的执牛耳者，那么到明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元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明朝初年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通路，按照明朝人的划分，主要是三个地区：即西域、西洋与东洋。西域指传统的中外陆路交往通道，古老的商道在明初仍在发挥着作用。至于海上东西洋的划分，永乐年间跟随下西洋的马欢记载明确，是以南淳里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帽山以西，即今印度洋为西洋，①那么以东是为东洋。虽然实际下西洋以后，西洋就具有了指代海外、外国的广泛涵义。②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以马欢在明初记载的概念来界定东西洋的地理概念。明初傅安③、陈诚等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赵居任、俞士吉等出使日本，而明朝先与朝鲜高丽朝、后与李朝的交往，更是使者络绎于途。明初在三个地区全方位的外交，再度激活了连接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丝绸之路，成为丝绸之路兴盛的一个重要时期。以西域为例，明初陈诚使西域，主要启动的传统西域通路是从陕西道出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伊犁河——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齐姆肯特）——达失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阿姆河——迭里迷（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博兹）——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俺都淮（今阿富汗安德胡伊）——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而当时波斯统治者沙哈鲁的使臣来华基本上是经过蒙古地区到伊犁河——吐鲁番——哈密到玉门关（或嘉峪关）入关的。回程由于蒙古地区战乱，所以改走的是古丝路南道，穿越沙漠，经和阗——喀什噶尔——俺的干高原，然后分头去撒马尔罕和哈烈。①明初与三个地区的交往频繁，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贸易网络，新的区域与贸易格局与贸易网络形成，清楚地反映出文明对话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文明对话有发展周期的话，那么明代继元以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换言之，明朝建立不到40年，永乐年间积极的对外交往带动了商业贸易往来，将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乃至东非等地连接为一个贸易体系，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进入一个全盛期。作为丝绸之路兴盛的直接证据，是中外物产的大交流。通过物产交流活动，把西洋、东洋与西域地区连接在了一起，中外交往包括今天的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地，物流将亚非欧三洲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地缘经济板块的形成，雄辩地证明了区域活跃的国际贸易网络的存在。物产交流中三个地区物产或者说交易物品的重合，正是贸易网络形成的最好例证。在这一网络里，中外物产有着双向的流动，从物产上可以看出，中外交流内容丰富，规模超过以往。表现在西洋方面，王朝直接派遣大规模出洋贸易最为明显，马欢以亲历者的身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西洋各国物产清单及交易情形；同一背景下，新发现的一份宁波的东洋外国贸易物品清单，结合陈诚所记录的西域物产和明代西域物产交流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丝路物产交流的大致全貌。
  二、一份宝贵的西洋各国物产清单
  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规模庞大的船队航行至亚非30多个国家与地区，持续达28年之久，将中国的航海活动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同时达到的是中外物产交流的一个高峰。众所周知，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郑和本身又没有著述，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马欢《瀛涯胜览》。马欢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亲历实地考察，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著名的海外游记。他在《自序》中言：“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忝备使末。”①作为通事，跟随“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②他与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进行了直接交往并将亲眼所见记述下来。《瀛涯胜览》的最大特点是“诸番事实悉得其要”，堪称一部下西洋的真实记录。下面拟首先从《瀛涯胜览》的记载出发，全面梳理郑和下西洋所至海上交易圈各国物产品种、中外物品交易实态，展现历史情境，旨在说明明初是中外物产大交流的时代。
  在马欢的记述中，反映出他对所到海外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宗教、建筑、衣饰、艺术、礼仪、习俗等所有事务均表现出浓厚兴趣，而对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产尤为关心，可以说凡下西洋时所见海外各国物产，《瀛涯胜览》均有详细记述，从中可见下西洋所至20个国家的各种物产，现分国别列表于下：③
  以上马欢所记各国物产，是通过马欢亲身经历考察到的，不是来自传闻或抄自前人著述，所以是当时亚洲各国物产的一份完整清单，反映出郑和下西洋交易圈各国物产的基本面貌。这些物产大致可以分为七大类：①宝物类：如珍珠、宝石、金子等；②香药类：如乳香、胡椒、苏木等；③果品类：如石榴、葡萄、波罗蜜等；④粮食类：如米、麦等；⑤蔬菜类：如黄瓜、葱、蒜等；⑥动物类：如狮子、麒麟等；⑦织品类：如西洋布、丝嵌手巾等。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所有物品主要以土产，即非人工制造物品为多。第二，记录各国物品中最少的是黎代国，只有1种；最多的是忽鲁谟斯国，共57种。这说明记载的物品大多属于当地特产，有些地方的物品不是当地所产，只是在当地流通而已。如在忽鲁谟斯国的物品中，就不都是其国所产，而是贸易流通所致，显示出忽鲁谟斯作为贸易集散地的功能。第三，综合起来看，各国物产记载甚细，其中属于宝物的并不占多数，相反倒是人们日常用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说，马欢关注的明显不仅是宝物，还有粮食、蔬菜、果品等人们日常生活用品，更记录了许多与各国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畜禽动物。马欢的记载甚至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如在罗列了爪哇国有羊、猪、牛、马、鸡、鸭之后，又特别指“但无驴与鹅尔”①。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恰恰被忽略了的信息。对此，如果我们以马欢对所到之地人们生活状况观察细微来说明，恐怕还是不够的。比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汪氏记述了各地特产，②从商人的眼光出发，并不记载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马欢显然与之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推测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远航船队所至各地，需要不断补充给养品，这是航行在海上的生存需要；二是马欢作为生活在明朝的一个普通人，特别注意海外的民生，也就是海外人们的生存环境。如果以第一个原因来说明，并不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汪大渊在海上生活也同样需要粮食蔬菜等给养，那么余下来的一个，才是更接近真实的原因。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明朝统治者满足奢侈品需要而进行的航海活动，且不说古代远距离贸易无例外的都是奢侈品贸易，而且我们还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即进行航海活动的并不是统治者本身，走出国门打开眼界的大都是普通明朝人，马欢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正是因为有像马欢这样的普通人，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下西洋交易圈内海外各国的一份完整的物产清单。虽然这些海外物产不可能都与郑和使团发生直接关系，但是这些海外各国物产的重要信息，对于日后民间海外贸易的开拓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源。
  与西洋物产清单相联系的，是下西洋在海外的“货易”情形。
  《国朝典故》本《瀛涯胜览》是迄今留传于世的最接近马欢《瀛涯胜览》原本的一个明钞本。①此本前有正统九年（1444年）马敬序文一篇。关于马敬其人，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其序文却为此本所独有，弥足珍贵。序中曰：“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一句。听其言，再让我们观下西洋之行，《瀛涯胜览》中记载了与各国的“货易”，可以得到以下实例，特摘录如下：②
  占城：中国青磁盘碗等器，丝、绫绡、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常将犀角、象牙、伽蓝香等进献朝廷。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花绢、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其国王常差头目船只将方物贡献朝廷。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亦将方物进贡朝廷。暹罗：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其王常时将苏木、降真香等物差头目进献朝廷。满剌加：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东入海。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皆从其上。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其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回船赴阙进献。
  哑鲁国：货用稀少。绵布名考泥，并米、谷、牛、羊、鸡、鸭甚广，乳酪多有卖者。苏门答剌：其王子荷蒙圣恩，常贡方物于朝廷。此处多有番船往来，所以诸般番货多有卖者。
  黎代：山有野犀牛甚多，王亦差人捕捉，随同苏门答剌国进贡朝廷。
  南浡里：其山边二丈上下浅水内生海树，被人捞取为宝物货卖，即珊瑚树也。其南里国王常自跟同宝船将降真香等物贡于朝廷。
  锡兰：甚喜中国麝香、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将宝石、珍珠换易，王常差人赍珍珠、宝石等物，随同回洋宝船进贡朝廷。
  小葛兰：国人以金铸钱，每个官秤二分，通行使用，虽是小国，其国王亦将方物差人贡献于朝廷。
  柯枝：名称哲地者，俱是财主，专收买下珍宝石、香货之类，皆候中国宝船或别处番船客人。尔国王亦将方物差头目进献于朝廷。
  古里：其哲地多收买下各色宝石、珍珠并做下珊瑚等物，各处番船到彼，王亦差头目并写字人来眼同而卖，亦取税钱。各色海鱼极贱，鹿、兔亦有卖者。王用赤金五十两，令番匠抽如发细丝结挽成片，以各色宝石、珍珠镶成宝带一条，差头目乃那进献于朝廷。
  溜山：土产降香不广，椰子甚多，各处来收买往别国货卖。龙涎香，其渔者常于溜处采得。如水浸沥青之样，嗅之不香，火烧腥气，价高贵，以银对易。海〓彼人积采如山，奄烂内肉，转卖暹罗、榜葛剌国，当钱使用。中国宝船一两只亦往此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
  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丝、磁器等物。王亦差人将乳香、骆驼等物进献朝廷。
  阿丹国：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成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其时在彼买到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市肆混堂并熟食、彩帛、书籍诸色物件铺店皆有。其国王感荷圣恩，特进金镶宝带二条、金丝珍珠宝石金冠一顶，并雅姑等各宝石，蛇角二枚，修金叶表文等物进献朝廷。
  榜葛剌国：土产五六样细布。漆器盘碗，镔铁枪剪等器皆有卖者。国王亦差人往番国买卖采办方物珍珠、宝石，进献朝廷。
  忽鲁谟斯国：其市肆诸般铺店，百物皆有，土产米麦不多，皆有各处贩来粜卖，其价不贵。此处各番宝物皆有。国王将狮子、麒麟、马匹、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头目跟同回洋宝船，进献朝廷。
  天方：就选差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
  综上所述，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共记述了二十个国家，除了那孤儿外，其他十九国均有贸易物品的记录，虽然有的国家没有与中国交易的明确记载，但是当地使用货币或者物品交易的信息，是需要了解当地的实际买卖情况的，如果不是参与了贸易，就不会了解如此详细。那孤儿名下记录“田少民多，以陆种为生，米粮稀少，乃一小邦也”。可见那里没有什么特产，又不是贸易中心，所以马欢作了如实记述。我们在篇目上见到那孤儿与苏门答剌放在一起，并没有单列为一国，在内容里也只有《瀛涯胜览》明淡生堂钞本有其国题名，其他本都没有，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马欢在谈到苏门答剌时顺便提到这个小邦的。①另外在《明会典》中阿鲁国（应即哑鲁国）于永乐五年（1407年）有贡品两种象牙和熟脑，①为马欢所漏载。
  最生动的“货易”场景发生在古里，马欢记载全部过程如下：
  其二头目受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为主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米纳几即书算手、官牙人等，会领（舟宗）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货，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各收。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掌，其牙人则言某年月日交易，于众中手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将宝石、宝珠、珊瑚等货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米纳几计算前还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彼之算法无算盘，但以两手并两脚十指计算，分毫无差。②
  1.海外交易实例中，海外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
  犀角、象牙、伽蓝香、金子、宝石、红马厮肯的石、苏木、降真香、绵布、乳酪、胡椒、野犀牛、珊瑚、锡、珍珠、香货、西洋布、花巾、海鱼、宝石与珍珠镶宝带、丝嵌手巾、织金方帕、龙涎香、椰子、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骆驼、猫睛石、各色雅姑、金珀、蔷薇露、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金银生活、熟食、彩帛、书籍、金镶宝带、蛇角、荜布、姜黄布、布罗、布纱、沙塌儿、兜罗锦、绢、剌石、祖把碧、祖母喇、金刚钻、金珀珠、神珀、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毯、各色梭幅、撒哈剌、氁罗、氁纱。
  总共是70种。显然，这里都是各国的特殊产品。
  2.海外交易实例中，明代中国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
  中国青磁盘碗、纻丝、绫绡、烧珠、麝香、花绢、铜钱、布帛、色绢、樟脑、锦绮等。其中，以青花瓷器、丝绸、麝香、铜钱最为重要，除了麝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特有的人工产品，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
  以上中外物品构成了下西洋交易圈中流通物品的主体。
  3.“货易”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开读赏赐与方物贡献
  郑和使团所到与各国国王或酋长建立联系，所谓“开读赏赐”，相当于赠送礼品，招徕各国将方物进贡中国。方物即土产，这实际上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是在各国上层间进行的具有政治外交意义的交易方式。在马欢所记述的二十国中，除了土无所产的那孤儿以外，就只有哑鲁和溜山两国没有将方物进贡中国的记录。然查《明实录》，两国均有多次朝贡记录，为马欢所漏载。
  （2）以货易货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易方式。如在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
  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在锡兰：甚喜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将宝石、珍珠换易。
  （3）货币交易
  关于当时下西洋交易圈的货币使用情况，马欢在记述外国货币以后，往往换算为中国“官秤”重量，这样就可以使读者对外国货币成色一目了然。现将下西洋交易圈内各国货币主要使用情况，列表于下：①
  根据上表，马欢所至二十国中，除了那孤儿、黎代、哑鲁三个小国以外，十七个国家有铸币或有货币流通，因此货币交易应占有一定比例。整个交易圈中使用货币的国家，铸币的达十个之多，有七个没有铸币，使用别国货币流通。使用金币的最多，达八个国家；使用银币和铜钱的，各有五个国家。另有两国使用锡钱，两国使用海〓。
  总之，以物易物是交换关系的初级形态，交易圈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货币流通的事实，说明下西洋交易圈的市场交换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但是交易圈内的货币不统一，币制比较复杂，还有以物易物交易的存在，所以对交易圈的市场交换关系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
  三、一份新发现的东洋物品清单
  有明一代在浙江宁波设府，府治所在，鄞县为首县。明末鄞县人高宇泰纂《敬止录》四十卷①，是迄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鄞县史志。全书分为沿革疆域考、城池乡里考、坊表考、山川考、学校考、仓储考、海防考、贡市考、武卫考、遗事考、坛庙考、寺观考、胜迹考、谷土考、岁时考、灾异考、方言考、荟蕞考、历志考。其中，卷二十、二十一《贡市考》上下，备述宁波历代“贡市”沿革与兴衰，考证甚详，不仅是明末宁波当地人对有明一代宁波“贡市”的总结性记录，而且是对明末以前宁波历史上市舶贸易的总结性记录。更为重要的是，其中久已亡佚的《皇明永乐志》（永乐《鄞县志》）的文字，即关于明初永乐年间市舶外来物品清单的发现，弥足珍贵。
  明代“贡市”相连，有“贡”就有“市”，“贡”是官方礼物交换性质，“市”是中外民间互市交易，宁波“贡市”的实质是中外海上贸易，即通过海上交通，输入海外各国的货物，输出本国物品。“贡市”中的物品，是指朝贡贸易的物品，也就是海外贸易物品。根据《敬止录》所引《皇明永乐志》记载的外国物品清单，我们可以对明初永乐年间中外物产交流有一个重新认识。
  明代宁波市舶之设，主要是与日本交往贸易，自宋、元设立市舶以来，南宋志书记载当时明州市舶司进口的货物名目共有170多种，“细色”货物有70余种，“粗色”货物在100种以上①。元末方志中，“细色”货物达135种之多，“粗色”有90种，前代所列为“粗色”的物品，很多已上升为“细色”，因此“细色”超过了“粗色”的数目。②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尤其是元代，货物来源不仅有日本，而且来自东南亚乃至西亚、阿拉伯地区，各国物品加起来达225种，到了明代，据《敬止录》引久佚的《皇明永乐志》所载，有外国进口物品清单，相当详细，这份清单包括“日本国”和“暹罗国”两部分，以往未见研究者披露。当时已不分“细色”与“粗色”，统计来自“日本国”的物品达248种之多，还有暹罗国的物品36种。③原文没有分类，为了分析的方便，现略加分类，将二国物品分别列表于下。
  从以上列表可知，《敬止录·贡市考》引《永乐志》所载海外物品清单，为我们提供了明初宁波海外贸易极为繁盛的历史事实。明初宁波“贡市”输入的货物种类繁多，仅日本一国，物品多达248种。清单中暹罗国的物品部分，记载了36种物品，至“海巴”后有小字说明所引永乐志以下有脱页，②去除重复，全部物品清单包括了280种外来物品。我们知道，《明会典》记载的暹罗国进贡物品最多，达60种，③据此可以推知，如果原书所引完整，以下没有脱页的话，下面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物品名称，也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多的物品单记录下来，也未可知，可惜的是已不得见全貌。
  以往从《明会典》，我们了解到的日本国朝贡物品仅20种：马、盔、铠、剑、腰刀、枪、涂金装彩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笔匣、抹金铜提铫、洒金木铫角盥、贴金扇、玛瑙、水晶数珠、硫黄、苏木、牛皮。④而每次日本使团的记载虽然具体却远非全面。航道的畅通，商业的活跃，货物的云集，物质文化的传播与本身的演进情况，特别是贸易的繁盛，都反映在《敬止录》所引永乐志的交流物品单中。多达近250种物品的清单，是宁波海外贸易兴盛的见证，也使我们对宁波海外贸易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由此印证了一个事实，即明代宁波的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永乐年间中日贸易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
  总的来说，因为朝贡贸易不是由私商组织进行，而是国家行为，自然规模相对以往要大得多。明初宁波海外物品种类和数量都比前代有所增加，物品向两极发展。一方面供给上层的奢侈品发展愈加精致，以满足明朝上层需要；另一方面日常用品增多，是民间需求增长的体现。朝贡贸易包含进贡朝廷和民间互市两极的现实，说明朝贡贸易不仅是朝贡与给赐，也包括民间互市部分，朝贡贸易的本质是兼顾朝廷需要和民间需求的海外贸易。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大量投入，永乐时期是一个全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鼎盛时期，这不仅表现在郑和下西洋，也表现在宁波港繁盛的“贡市”上。
  四、西域的物产交流
  上面谈到了西洋与东洋物产的交流，由于有充实的物产资料可供利用，所以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由于关于明初西域物产的资料较少，没有发现如西洋和东洋那样详细的物产清单和交流情形，所以我们最后谈到西域地区，这也是不得已的。然而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西洋物产通过西洋，甚至东洋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或者说文明的对话，而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西洋与西域的关系中。
  关于明初西域的物产，明初陈诚的出使西域最为著名，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现将他所到西域国家记录的物产，列表于下：①
  陈诚记载哈烈“多有金、银、宝贝、珊瑚、琥珀、水晶、金刚、朱砂、剌石、珍珠、翡翠”，但是，他忠实地记述：“云非其所产，悉来自他所，有不可知。”②直接揭示了多种哈烈繁多的物品来自交流的事实。而他记述撒马儿罕“城内人烟俱等，街巷纵横，店肆稠密，西南番客等聚于次。货物虽众，皆非本地所产，多自诸番至者。交易亦用银钱，皆本国自造，而哈烈来者亦使”③。这一记述正是撒马儿罕作为国际贸易集散地的证明。
  陈诚出使哈烈三次，他也记述了哈烈的货币流通情况：“通用银钱，大者重一钱六分，名曰等哥，此者每钱重八分，名曰抵纳，又其次者，每钱重四分，名曰假即眉，此三等钱，从人自造，造完于国主处输税，用印为记，交易通用，无印记者不使。假即眉之下，止造铜钱，名曰蒲立，或六或九当一假即眉，惟于其地使用，不得通行。..税钱什分取二，交易则买者偿税，国用全资此钱。”①这里充分表明哈烈是一个以货币流通交易的贸易中心。
  可惜的是陈诚只记载了物产，没有交易的实况留下来。对此我们不能怪陈诚，比较郑和使团，明显的是陈诚使团的政治外交意义更大些，他们没有采办宝货的使命，即无“取宝”的任务，也就是纯粹的外交使团。因此，他出使后汇报朝廷的只有物产的记录，无可厚非。
  《大明一统志》中，有着西域物产以及与明朝的物品交流的记载。关于物品交流，撒马儿罕“贡驼、马”，“贡马及玉石”。哈烈“贡马及玉石”；关于物产的记录是：撒马儿罕“土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水晶盐、瓦失实、阿魏、甘露、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哈烈“土产葡萄、巴旦杏、萝卜、锁伏、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②上述物产记载与陈诚的记录大多是一致的，而物品交流的记载则过于简略。
  明初西域交流物品主要是马匹、宝石、狮子等。可以补充西域物品交流情形的是万历《明会典》。其中记撒马尔罕“贡物：马、驼、玉石、阿思马亦花珠、赛蓝珠、玛瑙珠、水晶蔓碗、番碗、珊瑚树枝、梧桐硷、锁服、矮纳、镔铁刀、镔铁锉、硇砂、黑楼石、眼镜、羚羊角、银鼠皮、铁角皮”③。应该说明的是，这里记载的物品中，显然包括有嘉靖年间的新物品，如眼镜。但是由于正德《大明会典》中未载贡品，所以这里只好引用万历《明会典》的文字来说明。而其中将哈烈列于西域三十八国中，仅言朝贡自哈密，未言具体物品。西域交流物品中，最为重要的应属马匹。明仁宗即位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位诏》中云：“一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缎匹、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明白照数入库。”①这里透露出永乐时以缎匹、磁器与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贸易马匹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的情况。
  以上《西域番国志》只谈到物产，没有讲交易，《大明一统志》中记有物产，也有交流，可惜言及的交流过于简单。《明会典》则记载了更多的交流物品。我们将三者结合起来，可以得知西域物产交流的一个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见到的西域传统物产在西洋交易中基本上可以见到，有的在东洋交易中也可见到。比如狮子，阿丹、忽鲁谟斯、天方、撒马儿罕、哈烈、迭里迷等六国均有；又如花兽也就是马欢所云花福鹿，即斑马，它产自阿丹国；再如来自哈烈的蔷薇水，同样与马欢记述的祖法儿、阿丹国、天方国蔷薇露是重合的；还有在忽鲁谟斯、撒马儿罕、哈烈都可见到的锁服；在暹罗、忽鲁谟斯、哈烈，都可见到的剪绒制品；而我们在天方、日本、哈烈、撒马儿罕又都见到了琥珀；更在南淳里、柯枝、古里、阿丹、忽鲁谟斯、天方、哈烈都列有珊瑚等等。以上物品种类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物产交流传播和广泛融通的结果。
  五、结语
  从物产交流的视角考察，首先是物产交流的前提物产资源的信息，继之是交易的实态。西洋方面有马欢的记载，资料相对最为丰富；东洋方面有一新发现的宁波外国物品清单；西域方面资料相对不足，仅有陈诚的物产信息和《明会典》中朝贡朝廷的物品单，而无朝贡互市的完整贸易物品清单。虽然如此，我们把三方面的物产交流看作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不把陆路海路完全断裂地来看待，那么还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初西洋、东洋与西域联接在一起，构成了东西方陆海交通循环的大通道，形成了一个整合的贸易网络。简言之，明初一边是陆，一边是海，海陆并举，通过广阔空间，存在一条绵延不绝的经济文化纽带，各国使者和商人循此频繁交往和进行物产交流，整个丝路一片繁荣。根据文献资料，明初物产交流极为繁盛，各地物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各地区互通性的典型例证。关注这种互通性，它所透视出的正是中外交往通道丝路的整体作用。
  物产交流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明初物产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以往交流的延续，交流无疑是在传统交往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不应切割开来。从物产交流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陆海丝绸之路相连结，不可以截然两分，而应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明初西域、西洋与东洋的物产交流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了连接亚、非、欧的东西陆海大通道。它是传统的连续性和明初新格局的特殊性结合的产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物质欲求构成人类交往的基本前提，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王朝更替无异于过眼烟云，地久天长、绵延不绝的是物质文明之流。物质不灭，文明相传，这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对这种交流模式的选择，还是对这种模式的坚守，都体现出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认同取向，这就是传统。
  物产交流构成文明对话的本质特征，物质文明大交流的历史见证，通过物质交往活动，人们相互联系，彼此沟通。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述及各种世界文明时说道：“事实上，这些典型事例尤其说明了交往的至关重要性。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①中外物产交流是人类文明对话与交流最基本的内容，明初新的物产交易圈的形成，诞生了文明对话的新格局，通过比较全面地梳理这一历史事实，使我们对于明初丝绸之路有了一个整体视野下的重新认识。

①马欢著，拙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南浡里国》，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②参见拙文《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③有关傅安的出使，参见拙文《傅安西使与明初中西陆路交通的畅达》，《明史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92年。 ①详见陈诚原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 ①《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第1页。 ②《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瀛涯胜览纪行诗》，第2页。 ③此表各国物产均见于马欢《瀛涯胜览》各国条，参见拙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①《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第20页。 ②参见（元）汪大渊著，苏继〓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各国条，中华书局1981年。 ①参见拙文《马欢〈瀛涯胜览〉源流考——四种明钞本校勘记》，见《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②各国“货易”实例摘自马欢《瀛涯胜览》各国条，见《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①《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第43、48页。 ①万历《明会典》卷一〇六，《礼部》六四，《朝贡》二《东南夷》下，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②《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第66页。 ①资料来源见《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各国条。以下说明均见各国条，不另注。 ①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 ②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市舶物货》。 ③《敬止录》卷二一《贡市考》上。 ①《敬止录》卷二十《贡市考》上，原文“翠”后有空，“毛犀角”相连，按说应是“翠毛、犀角”，但前面已见“犀角”，不该重复出现，故依原状标出。 ②《敬止录》卷二十《贡市考》上，“海巴，永乐志以下脱页”。 ③万历《明会典》卷一〇五，《礼部》六三《朝贡》一。 ④万历《明会典》卷一〇五，《礼部》六三《朝贡》一。 ①根据陈诚原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72～98页。凡在今新疆境内者未人列。 ②《西域番国志》，第72页。 ③《西域番国志》，第81页。 ①《西域番国志》，第67页。 ②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外夷》。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小字说明与《西域番国志》同。 ③万历《明会典》卷一〇七，《礼部》六五《朝贡》三《西戎》上。 ①（明）傅凤翔辑《皇明诏令》卷七，明仁宗昭皇帝《即位诏》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嘉靖刻本。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