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厥走向没落与渤海恢复对唐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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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5769
颗粒名称: 三、突厥走向没落与渤海恢复对唐朝关系
分类号: K928.6
页数: 4
页码: 130-133
摘要: 738年秋,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立为王。唐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此时,突厥汗国内部形势江河日下。玄宗乘突厥内乱,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742年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密并起攻突厥叶护可汗,杀之,回纥、葛逻禄各为左右叶护。唐朝廷招喻,不从,突厥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其弟白眉特勒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次年,白眉可汗被杀,首级献于京。至此,东突厥第二汗国寿终正寝。
关键词: 突厥 走向 没落

内容

738年秋,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立为王。唐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此时,突厥汗国内部形势江河日下。载籍对于毗伽可汗之后的汗位继承的记载一度混乱,混乱发生在伊然可汗与继其后的登里可汗之间,有研究者推测是史官不懂突厥语而把伊然可汗也就是登里可汗错记成了两人。①登里可汗忙于巩固汗位剪除异己,无暇他顾,杀其叔右杀,独有其众,741年被左杀判阙特勒所杀,之后叔侄间又经历了为可汗位的争夺血拼,突厥连续内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完全失去了昔日与唐朝廷对抗的气势和实力。玄宗乘突厥内乱,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742年(天宝元年)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密并起攻突厥叶护可汗,杀之,回纥、葛逻禄各为左右叶护。唐朝廷招喻,不从,突厥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八月,“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帅部众千余帐,相次来降..突厥遂微。”744年(天宝三年),拔悉密等杀乌苏米施,传首京师,献太庙。其弟白眉特勒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次年,白眉可汗被杀,首级献于京。至此,东突厥第二汗国寿终正寝。
  735年以后直至突厥灭亡,载籍对突厥的记事可以说少至最低点,而且所记不过是告登里可汗之丧、突厥内部汗位之争以及突厥部众对唐朝的归附等。这一情况大概与突厥对唐朝交涉大为减少也有关,总之,这个时期突厥对唐朝已构不成威胁,各位可汗几乎都没有在对唐交涉上有所作为,相反应当说,除去乌苏拒绝内附外,突厥最后的十年是对唐朝最为恭顺的时期。
  再看渤海。钦茂即位后即赦其境内,并遣使随守简入朝贡献。钦茂首次遣使入唐,即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和《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②表现出了与前两代统治者迥然不同的风范。金毓黻先生评价大钦茂“谨事于唐,一岁至四五朝,其贤于乃父远矣”。①事实上大钦茂对唐朝也并非始终恭顺,所谓一岁至四五朝也各有其原委,但毕竟,大钦茂没有采取过其父大武艺那样极端的手段,不曾直接冒犯唐朝的尊严。这里,除去大钦茂个人行事风格的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钦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突厥的走向衰落与最终灭亡,使东北亚国际政治舞台失去了一支曾经最为有实力与唐朝抗衡的力量,渤海国失去了自立国之初就存在了的、赖以对唐朝虚与尾蛇或直接违抗唐王朝意志的战略伙伴。大钦茂及其后的诸王必须考虑借重唐朝的威严和实力,来对付日益成长起来的西北边患契丹和奚以及大武艺以来形成敌对关系的新罗。
  在突厥汗国灭亡以前,渤海对突厥的关系,始终与唐朝对东北羁縻政策实行的强、弱相关,并与对突厥政策,对契丹、奚之间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我们看到,后东突厥汗国并不是唐朝始终需要全力应对的蕃国,事实上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看到“两蕃”即契丹和奚对唐朝东北边境防务造成的威胁和破坏,在对付两蕃问题上唐朝也颇费了些心思。按史书记载,渤海建国前营州之乱时起,大祚荣因率部“东走”而得罪于契丹,但似乎两方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对抗性行动,《新唐书·渤海传》中说渤海在“扶余故地设扶余府,常屯劲兵扦契丹”,金先生认为渤海在大祚荣时期就已经与契丹接壤。渤海与契丹、奚特别是契丹本来关系并不睦,但是在突厥所实际掌控的对唐关系陀螺中,两方时常地还会联手对抗唐朝。突厥存在期间,由于与渤海之间是役属关系,而契丹对突厥的实力还是有所忌惮,那么契丹对渤海的应对必定要看其宗主国突厥的反应,因此,实际上等于说是突厥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渤海免受契丹的侵吞。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讨论渤海与突厥关系必然要涉及到唐朝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因为,对渤海而言,其对突厥的亲、疏,根本并不在于和突厥关系本身,而在于与唐朝的关系的紧张与松缓,在于与唐朝两者间军事实力的消长。当我们从渤海的角度来研究这段历史时,渤海当然是与突厥关系中的主角,但是必须看到,渤海对突厥关系的走向始终直接受到突厥与唐朝之间军事实力消长的影响;进一步而言,事实上,不唯渤海与突厥、唐朝,甚至包括南邻新罗和对岸的日本,实际上都在一条关系链条上,彼此牵制,互相影响。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测,渤海对南边的新罗从臣属国到对抗关系,至少是在大武艺时期关系已经转恶,而渤海敢于在国力还不足够强大时就与南邻交恶,未必没有突厥在背后有关系。营州之乱期间契丹人孙万荣曾哀叹,投唐朝行不通,投突厥不可,投新罗也是死路一条,①这说明东北亚主要国家、政权及部族间是彼此关联着的这种意识在各国各族中都有,而且各国各族因各自的利害都存在着结盟的可能性。
  当然,必须看到,渤海对于突厥和唐,也未必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当唐朝与突厥关系相对平稳时,渤海也可能曾经有过两属的短暂时期,事实上如果把大祚荣接受新罗王封赐官爵一事考虑进来,便可以想见,处于草创期的渤海甚至可能存在过三属、多属的时期。不管怎样,745年以前的渤海与突厥的关系是制衡渤海与唐朝关系的重要力量。
  后东突厥汗国存在时间虽短,但是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却是重大的。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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