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犁地名和柔然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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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5755
颗粒名称: 尉犁地名和柔然源流考
分类号: K928.6
页数: 15
页码: 073-087
摘要: 乌古斯是古代著名的突厥语部族,共有24个部落①。该部族也便是《汉书·西域传》所载之姑师(车师)②,自战国末年以后便以高昌、北庭地区为中心,游牧于东部天山的南北地区③。“尉犁”地名源于乌古斯部族的yrgir部落名称,汉文史籍中的“尉犁”、“尉黎”、“尉梨”、“于娄”、“于赖”等地名以及“柔然”、“於尼灌”、“预龙”、“诸洛固”等部落联合体(政权)或部落名均为此部落名称前两个音节的汉译。Yrgir/Jyrgir之名最早见于《突厥语大词典》①。-gir为附加于动词词根后的形容词附加成分,所构成的词亦可作专名使用。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北魏初,其一支以“宥连部”之名见诸于史籍。同书《高宗纪》亦称其“母日闾氏”。
关键词: 阿克苏 尉犁地名 流考

内容

乌古斯()是古代著名的突厥语部族,共有24个部落①。该部族也便是《汉书·西域传》所载之姑师(车师)②,自战国末年以后便以高昌、北庭地区为中心,游牧于东部天山的南北地区③。“尉犁”地名源于乌古斯部族(Qbilisi)的(J)yrgir部落名称,汉文史籍中的“尉犁”(《汉书·西域传》)、“尉黎”(《后汉纪》)、“尉梨”(《魏略》)、“于娄”(《汉书·西域传》)、“于赖”(《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等地名以及“柔然”(蝚蠕,蠕蠕,芮芮,茹茹)、“於尼灌”、“预龙”、“诸洛固”等部落联合体(政权)或部落名均为此部落名称前两个音节的汉译。
  一
  Yrgir/Jyrgir之名最早见于《突厥语大词典》①。《史集》作aūrkz、aūrkūz或aūzk(i)z,释为“愿他永远行善”②。《突厥世系》释为“干得好的人”③。阿拉伯文对词中的元音多略而不写,g与k不加区别,r与z的区别是z音在r音上方多有一点儿,故而可断定aūrkz等形式是Yrgir的转写之误。该词当由动词词根yr-与词缀-gir复合而成。yr-有“驻扎”、“停留”的意思,《突厥语大词典》收有yryk一词,释为“在一个地方停留(驻扎)一个时期”并说“某一伯克或部落驻于某地亦使用该词”④。yryk当是由yr-派生,的名词形式。-gir为附加于动词词根后的形容词附加成分,所构成的词亦可作专名使用。Yrgir(=Jyrgir)的字面意思为“驻扎者”或“停留者”。
  (J)yrgir部落初居天山北麓。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为避匈奴侵扰,被移徙至今焉耆、尉犁境内。《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国官职中有“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所谓“归义车师君”便是指该部首领而言。该部先被安置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城西的紫泥泉一带。该地旧称“哈勒噶阿”,冯承钧、陆峻岭还原为Kalganaman⑤,当是突厥语aman的音译,字面意思为“留下的平安”,也正与(J)yrgir的字面意思相合。《汉书·西域传》:“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尉犁国”及“尉犁城”便因(J)yrgir部落而得名。地节二年(前68年),受匈奴所迫,该部又被移徙至轮台东南地区。同传称:“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元帝(前48~前34年)时,汉朝又将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所率降众安置于天山北麓(J)yrgir部落最初的居地,史称“乌贪訾离国”。《汉书·西域传》:“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同传称:“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于娄”也便是(J)yrgir的别译,或作“于赖”。《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
  二
  南徙后的(J)yrgir部落,“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该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汉书》的记载可看出,“尉犁国”即(J)yrgir部落的户、口及胜兵人数均为乌古斯诸部之最。其中当融有当地土著印欧语居民的成分。由于其居地与屯田汉军毗邻,汉地先进的铁制农具、兵器、相关的制度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土著印欧语居民的文化等亦为该部所接受,加速了该部的社会发展进程。
  (J)yrgir部落约于东汉以后又返回东部天山北麓。4世纪末,兼并诸部,渐趋强大,到402年时已统一了漠北草原,由部落联盟进入到早期奴隶制国家的阶段,称雄北方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史称该部“自号柔然”。根据其分布区域可确定,柔然等名正为(J)yr〓gir的对音。《魏书·西域传》:“车师国,一名前部..其地北接蠕蠕。”同书《蠕蠕传》述其疆界时称:“其西则焉耆之地(按,这是就其天山南麓的西界而言,同传称大月氏国‘北与蠕蠕接’。请注意:‘焉耆之地’正是该部西汉时的居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
  “柔然”在汉文史籍中或作“蝚蠕”(《晋书·蠕蠕传》)、“蠕蠕”(《魏书·蠕蠕传》)、“芮芮”(《宋书·文帝纪》)、“茹茹”(《北齐书·文宣皇帝纪》)。“柔然”,《说文》分别作“耳由切”(“蝚”字亦同)和“从火肰声”;“蝚蠕”,唐代何超《晋书音义》卷下作“上音柔,下而兖反”;“芮”字,《说文》作“而铳切”;“茹”字,《说文》作“人庶切”。中古汉语北方方音r[r]、y[j]混同,至今山东话、东北话亦然,“肉”、“油”不分。《魏书·蠕蠕传》称:
  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前文有关其姓氏的来源,显系传闻附会之说,不足为据;后文无非是以“虫”旁之字音译之,以示侮辱、轻蔑。云冈石窟《茹茹造像题记》首行有“大茹茹国”字样,冯家昇先生认为:“茹茹国上加大字,必茹茹人自称之辞①。”甚是。[唐]林宝撰《元和姓纂·九御》“茹氏”条有“蠕蠕入中国亦为茹氏”之谓,后魏有高平公茹茹敦,《隋书·庶人凉传》有大将军茹茹天保。又,天宝七年立《唐忠武将军茹义忠碑》云:“茹茹之部,名王盛族。大人鸿胄,联华魏室,接庆齐庭。自拓跋宇文氏降为著姓焉。则公之先也。”均是明证。
  北魏初,其一支以“宥连部”之名见诸于史籍。《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399年)三月“丙子,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讨库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库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同书《奚斤传》:“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同书《官氏志》:“宥连氏,后改为云氏。”另一支又称作“越勒部”②。魏道武天兴五年(402年)十二月,其酋率所部万余家归魏,居五原之北③。同传:“北方越勒氏,后改为越氏。”越勒氏时居跋那山,同书《太宗纪》:永兴五年(413年)四月“乙卯,车驾西巡,诏前军奚斤等先行,讨越勤(勒)部于跋那山”;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姚薇元先生以为“勒为勤之讹”④,不确。《北史·魏文帝纪》:大统元年(535年)七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可为其证。蠕蠕国主木骨闾之后裔以“闾”为姓,《魏书·闾毗传》:“闾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时自其国来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同书《高宗纪》亦称其“母日闾氏”。其出自“俟力发”家族的人,初以官称为氏,后则取ltbir后一音节,省简为单字姓“鲍”。同书《官氏志》:“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
  关于柔然的源头,史籍或称其为“东胡之苗裔”(《魏书·蠕蠕传》),或称其为“匈奴别种”(《宋书·索虏传》、《梁书·西北诸戎传》),或称其为“塞外杂胡”(《南齐书·芮芮虏传》)。中外学者大多倾向《魏书》之说。其实,三说均有其道理,实指相同:该部初居东部天山地区,西汉末或东汉时徙居漠北,故有“东胡之苗裔也”之谓;曾依附于匈奴,故有“匈奴别种”之称;晋以后逐渐强盛,兼并漠北诸部,故有“塞外杂胡”(亦即《魏书·蠕蠕传》所谓诸“别帅”所统之部)之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十一所收《郁久闾伏仁墓志铭》云:“君讳伏仁,本姓茹茹。夏有淳维,君其苗裔。”《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该部为依附匈奴的乌古斯部落,故有淳维苗裔之谓。
  关于柔然的语言,沙畹、兰穆塞(Remusat.A)等学者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冯承钧、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伯希和等学者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①。白鸟库吉将“柔然”等名与“檀檀”相等同,将其读音还原为Tsetsen,释为“贤明”;藤田丰八将其读音还原为ju-un,释为“礼义”、“法规”;H.W.Haussig还原为阿尔泰语的oin,释为“异国人”;卜弼德还原为阿尔泰语的javan,释为“艾草”,亦为内田吟风所赞同②。然而,诸说均未能从文献中找出这些词语用作部落名称的证据。
  根据柔然最初的活动区域可确定,柔然等名正为Yrgir的对音。其语言必属于突厥语族。《茹茹造像题记》中有“可敦”之名;《魏书·蠕蠕传》称其首领为“可汗”,名号作“阿那瓌”(“瓌”字或讹为“瑰”);官称有“俟力发”、“吐头发”(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主薄张绾等传供状》中还曾出现“提勤”、“输头〈发〉”官称③);同书《高昌传》称蠕蠕主名“伏图”。“可敦”为Qatun的音译;“可汗”为Qaan(aqan≤a:n≤an)的音译;“阿那瓌”为0uzn()an的音译;“俟力发”或作“俟匿伐”、“俟力伐”、“俟利发”、“俟利伐”、“颉利发”、“诃黎伐”或“希利发,”缪勒(F.W.K.Müler)主张是ltbir的音译(现今学术界亦多持此说);“提勤”通常作“特勤”,或作“直懃”(《宋书·索虏传》)、“直勤”(《南齐书.魏虏传》)、“敕懃”(《宋云行纪》)、“狄银”(《旧五代史》卷三十二)、“惕隐”(《辽史·百官志》),为Tgin的音译①;“吐头发”或作“吐豆发”(《魏书·杨津传》)、“输头发”,似为Tudunavta的音译②;“伏图”为Baqtur/Batur的音译;均是地道的突
  厥语词③。王国维就曾断定突厥之官号“皆袭蠕蠕旧号”④。
  《周书·王谦传》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其名又作“阿那肱”(《北齐书·广宁王孝珩传》)、“高阿那肱”(《北齐书·高阿那肱传》)。姚薇元先生称:“据此可知《周书》阿史那瓌,即《北齐书》高阿那肱也。‘史’字衍文⑤。”其实,“阿那”为“阿史那”的简称。《北齐书·高阿那肱传》:“是时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显祖尤忌之,所以每岁讨击,后亡齐者遂属阿那肱云。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壤’音,斯固‘亡秦者胡’,盖悬定于窈冥也。”“阿史那”为
  的音译,意为“乌古斯的”⑥;“瓌”、“肱”为an(=Qan)的音译。“阿史那瓌”、“阿那瓌”或“阿那肱,”意为“乌古斯的汗王”。“高”为常加于名号前的修饰语词kl的音译,后世或作“活”(如《旧唐书·回纥传》:“号菩萨为‘活颉利发’”)。kl的本意为“湖”,用于名号前表示“智慧如湖泊一般”(智深如湖)或“智慧就如同水汇集之地,即像湖一般宽广”等意思①。所谓“高阿那肱”,实则为其尊号的全称,意为“智慧如湖(水)一般丰富的乌古斯的汗王”(智深如湖的乌古斯的汗王)。《史集》称乌古斯部族在每个时代都曾出现过“威武幸运的君主。帝位长期保留于乌古斯家族”②,亦可为之一证。
  三
  柔然对东部天山以南地区的控制权并未能维持多久。北魏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四月庚戌,遣“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③。度归到敦煌后,留下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奇兵出击,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鄯善④,接着又收复了吐鲁番盆地。九年(448年)夏五月甲戌,北魏“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焉耆“恃地
  赋役其民,比之郡县⑤。当时,多险,颇剽劫中国使⑥。北魏复遣周公万度归前往征讨,
  ”并令唐和与车师前部王车伊洛率车师兵协助往征。北魏与车师前部联军经过激战,攻克了焉耆,并乘胜西征龟兹。由是,“四鄙诸戎皆降服”⑦。
  车伊洛领兵助周公万度归往征焉耆时,留其子歇守城。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⑧趁其兵力空虚,引柔然兵翻越天山占领了交河城。歇收集余众一千余家逃往焉耆,投奔其父,共保焉耆①。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车师王车伊洛上书曰:
  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魏书·西域传》)
  北魏太武帝下诏抚慰,并令开焉耆仓赈济难民。其后,车歇与车伊洛分别于541年和542年入朝北魏,定居于洛阳。有“车师前部王车伯生息鄯月光墓铭”②为证。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柔然可汗予成死,其子豆仑即可汗位。当时,柔然在北魏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下,已渐趋衰弱,“国部分散”③但豆仑仍然接连发动骚扰北魏边境的战争,并于485年诛杀劝其与北,魏通和的大臣石洛侯,夷其三族④。487年,豆仑再次侵扰北魏边境。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等不愿再战,企图劝止豆仑,但豆仑不从。于是,阿伏至罗及其从弟穷奇率十余万众向西迁徙,返回东部天山地区,脱离柔然自立,建立了“高车国”。最盛时,“高车国控制的地区,东北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北达阿尔泰山,南服高昌、焉耆、鄯善,西接悦般,东与北魏相邻”⑤。
  东部天山地区为柔然即(J)yrgir部落的世居之地,漠北则为其后来征服之地。故而,《魏书·太祖纪》称其分“东西二部”。555年,突厥灭柔然。其千余家逃入西魏,或被杀,或沦为奴隶。557年,其西部的一支(当为附属于柔然的部落,亦即《魏书·蠕蠕传》所谓诸“别帅”所统之部)逃入拜占庭境内,经查士丁尼(Justinian)一世允许,居住在潘诺尼亚(Pannonia)。此后曾以Avares之名见诸于东罗马文献,以Apar之名见诸于《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5行。
  虽则如此,东部天山地区一直栖息有(J)yrgir部民。《隋书·铁勒传》等史籍所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诸部之一的“於尼讙”便指该部。哈喇和卓古墓群曾出土18枚“代人木牌”。出土于90号墓的9枚木牌和出土于91号墓的4枚木牌正面以汉文书写“代人”二字,背面为粟特文②。其中1枚的文字为突厥语的kii(人,妻子),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的rin(人)和tairin(代人)③。90号墓还出土有一件永康十七年三月廿口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编号为75TMK90:27),另有两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按《魏书·蠕蠕传》的记载,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跋记中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应为470年,永康十七年为482年。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当时人所写,故而学术界多认为以482年较为可信④。另据学者研究,第93、94、98号墓的墓主也均是柔然人⑤。
  柔然人的官号以及哈喇和卓墓葬出土的突厥语“代人木牌”,均表明柔然为突厥语部落;而柔然汗国所使用的汉语年号,亦表明该部曾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除此之外,柔然还是突厥语族群中最早信仰佛教的部落。《大藏经·高僧传·释法瑗传》:“释法瑗,姓辛,陇西人,辛毗之后。长兄源明,仕伪魏,为大尚书。第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这一切当与该部汉代“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同时其居地又与汉人聚居地高昌毗邻密切相关。
  《旧唐书·回纥传》称回鹘汗国破亡后南下投唐的诸部落中有“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诸洛固”为(Jyrgir的“d3音化”形式)的音译。“阿跌”也便是“〓哒”、“〓跌”,为Abdal的音译。此“一部”应作“一支”解,即两部合为南下的一支。这一支(J)yrgir部民应是该部的东支,后融入裕固族中①。此外,在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所列高昌回鹘王国统辖诸部中有“预龙族”之名。哈密顿认为“预龙”应是ürü(按:即,意为“白色的”、“纯洁的”)的对音,但又承认“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过ürü一词作为当时部落或中亚地名的例证”②。所谓“预龙族”,当就是(J)yrgir的另一音译形式。可证尉犁(尉黎,尉梨,于娄,于赖)=柔然=於尼灌=预龙=(J)yrgir。此部并非为回鹘的核心部落,而在高昌回鹘王国中亦属于被统辖的对象,其社会政治地位正相吻合。
  四
  关于汉代姑师(车师)的人种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姑师(车师)在两汉以后何以不见了踪影,而唐宋时人口众多的乌古斯部族为何在汉晋文献中又不见于记载?塔里木盆地东缘和北缘的印欧语部落为何在唐宋文献中均被称为“突厥”或“异姓突厥”?现代维吾尔族东部地区的人与西部地区的人为何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笔者坚持认为,姑师(车师)属于蒙古人种,为操用突厥语的部族。“姑师”、“车师”正是乌古斯()的不同音译。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姑”字,《说文》释为“从女古声,古胡切”;“车”字,《说文》释为“尺遮切”。二字约读为ku或ug;“师”字的读音,《说文》作“疎夷切”约读为〓i:汉语西北方音〓、s不分,故〓与s通。又,s与z均为舌尖前,擦音,发音部位相同,唯有清浊之别,故而s亦与z通。如此,则“姑师”或“车师”的汉代读音当为gusi/kusi→guzi/kuzi。汉语中没有音位,且为音节文字,将-音译为“姑”或“车”,将-z音译为与之读音zi/si对应的“师”字乃极其正常之事。如(柯尔克孜)中的-z音便译作“斯”(黠戛斯、纥扢斯、吉尔吉斯等),此类译例不胜枚举。
  约自公元2世纪初开始,分布于东部天山地区的8个乌古斯部落,曾以“八滑”之名见诸于汉文史籍。“滑”字的古音读gu,为(乌古斯)的略音便译。所谓“八滑”,也便是《汉书·西域传》所载之“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八滑”曾出兵随班勇北击匈奴。《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134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
  南北朝时,“八滑”曾徙居漠北,为柔然的属部。487年,柔然拟侵扰北魏边境。“八滑”不愿再战,所部10余万落在首领阿伏至罗及其从弟穷奇的率领下返回东部天山地区,脱离柔然自立,建立了“高车国”。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受柔然所迫,“其部众悉入〓哒”①。
  高车国在徙居〓哒领辖的塔里木盆地东缘的当年,就曾遣使向南朝贡献方物,并以“滑国”之名见诸于汉文史籍。此前,高车国(滑国)鲜与江南地区交往。故而,滑国贡使初到江南地区时,南朝统治者竟连其国名都闻所未闻。《梁书·裴子野传》曰:
  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以上记载亦见于《南史·裴子野传》。滑国于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始遣使向南朝贡献方物。此后,有关滑国的记载方见于《梁书·诸夷传上》及《南史·夷貊列传》等史籍。如前书称: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126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526年),又奉表贡献。
  称“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隐始遣使献方物”(此语亦见于梁元帝所绘《职贡图》滑国使者右侧的题记以及《南史·夷貊列传》),是因为当时的滑国受厌带(〓哒)统治,正与《宋云行纪》的记载相合。这期间,滑国周边的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及白题国等小国亦曾遣使随滑国使者来献方物。②“八滑”之名,直到8世纪时还见于《磨延啜碑》,作(八姓乌古斯)。后期甚至还出现了蒙—突厥语合璧的NajmanUjur(八姓回鹘)的专名。
  北魏以降,乌古斯人多以“车”、“滑”为姓。北魏时车师前部王便称“车伊洛”①。值得注意的是,车伊洛一个儿子的名字亦为“波利”②,当即是b〓ri(狼)的音译。莫高窟第285窟北壁有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539年)的榜题。其中一篇为大统五年四月廿八日所写的发愿文。发愿文东侧所绘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的题名为:“清信士滑口安供养像。”第二身题名为:“清信士滑黑奴供养/孙昔海。”同列供养人像的第四身题名为:“清信士滑一供养。”西数第七铺(无量寿佛)下发愿文的内容为:
  夫从缘至果,非积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上为有识之类,敬造无量寿佛/一区(躯),并二菩萨。因斯微福,愿佛法兴隆,魔事/微灭,后愿含灵抱识,离舍三途八难。现在老苦,/往生妙乐,齐登正觉。/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
  上列滑姓男供养人画像的衣饰,都具有乌古斯突厥人的特征:身穿小口袖圆领褶,头戴卷沿帽,腰带上系有“〓鞢七事”(打火石、针筒、刀子、磨刀石、解结锥、绳等)。正与广布于天山、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石人及梁元帝所绘《职贡图》的滑国使者画像相同。可见,东汉以后乌古斯诸部落以“滑”为国名和姓氏,正与西汉时车师前部以“车”为姓氏一样,都源于其部族之名。(J)yr〓gir部落当是最早信仰佛教的乌古斯部落,“滑”姓供养人像及题记正可与《大藏经·高僧传·释法瑗传》的记载相印证。
  五
  综上所述,汉文史籍中的“尉犁”、“尉黎”、“尉梨”(包括天山北麓的“于娄”、“于赖”)等地名正是因乌古斯部族的(J)yrgir部落而得名,为该部落名称前两个音节的汉译。“柔然”(蠕蠕,蠕蠕,芮芮,茹茹)、“於尼灌”、“预龙”、“诸洛固”等部落联合体(政权)或部落名亦是(J)yr〓gir的不同音译形式。该部落早在汉宣帝时,便已移居至焉耆及尉犁等地。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该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汉地先进的铁制农具、兵器、相关的制度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土著印欧语居民文化的影响下,亦加快了该部的社会发展进程。这是该部在两汉以后能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附注

①〔喀喇汗王朝〕》卷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页;卷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7页。〔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5~126页。 ②李恺、苏北海和钱伯泉三位先生亦持此观点。详见李恺:《高昌古城沿革及其最后毁灭》,1985年打印稿;苏北海:《维吾尔族先祖——姑师(车师)、乌古斯、高车辨》,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钱伯泉:《乌揭——阿尔泰历史和草原丝路的早期主人》,刊于《西域研究》2000年第4期。值得在此一并提及的是,欧洲学者认为姑师(车师)之名与Quz相当(参见岑仲勉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482页),维吾尔族学者将“姑师”(车师)回译为(鸟国)。这种观点恐难以成立。 ③李树辉:《论乌古斯和回鹘——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系列之一》,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①〔喀喇汗王朝〕卷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②〔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5页,第126页。 ③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Abu’lGhaziBaghadurhan)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Sajara’iTurki)中华书局2005年,第26页。④〔喀喇汗王,朝〕卷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95页。 ⑤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①冯家昇:《蠕蠕国号考》,载《禹贡》第7卷,第8~9期合刊。转引自周伟洲著:《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页。 ②《魏书·奚斤传》、《魏书·尉古真传》、《魏书·闾大肥传》。 ③《魏书·太祖纪》。 ④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24页。 ①参见周伟洲著:《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页。 ②〔日]内田吟风著:《北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第275~276页。 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同墓曾出土一件“永康十七年三月廿口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可证为柔然汗国时期的墓葬。 ①[喀喇汗王朝]Mhm《ardw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utQqri:Tyrkitan》卷一,第539~540页。 ②“吐头”、“吐豆”、“鍮头”以及“吐屯”为突厥语Tudun的音译已无疑义;而对“发”字的对音,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白鸟库吉、邦格(W.Bang)等人主张为aput的对音,缪勒(F.W.K.Müler)主张为teber的对音,夏德(Fr.Hirth)主张为paghu的对音。笔者以为当是(老人,老年人)的对音。参见[喀喇汗王朝]MhmutQqri:《Tyrkitlardwan》卷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③《隋书.突厥传》称突厥“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页。 ⑤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18页。 ⑥李树辉:《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上)——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系列之六》,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①[喀喇汗王朝]Mhm《lardw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utQqri:Tyrkitan》卷一,第146页,第558页。 ②[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6页。 ③《魏书·世祖纪》。 ④《魏书·鄯善传》。 ⑤《魏书·世祖纪》。 ⑥《北史·焉耆传》。 ⑦《北史·焉耆传》,《魏书·唐和传》。 ⑧据《魏书·沮渠蒙逊传》及同书《鄯善传》、《唐和传》、《高昌传》,知沮渠安周为沮渠无讳弟。同书《车伊洛传》前作“天周”,后作“安周”,误。 ①《魏书·车伊洛传》。 ②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42页注释13,第62~63页注释20。③《魏书·高车传》。④《魏书·蠕蠕传》。 ⑤周伟洲著:《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①[日]内田呤风著:《北77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第415页。 ②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刊于《文物》1978年第6期。 ③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公元5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刊于《文物》1981年第1期。 ④参见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刊于《文物》1978年第6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日]白须净真:《高昌墓砖考释》(三),刊于《书论》,第19号,1981年,第158、163页;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36~137页。 ⑤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文载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 ①李树辉:《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文载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法]哈密顿(JamesHamilton)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①《魏书·高车传》。 ②《梁书·诸夷传上》,《南史·夷貊列传》。 ①《魏书·车伊洛传》。《北史·车师传》作“车夷落”。 ②《魏书·车伊洛传》。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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