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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是人们自我表示的符号。姓名包括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其中名字是自己的，姓氏是公众的。姓名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或地域性特征。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般来说都有名字，但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姓氏。在姓名构成模式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也有不同。有的是前为姓、后为名，由姓和名共同构成姓名，如汉人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日本人、朝鲜人等。有的是前为名、后为姓，由名和姓共同构成姓名，如欧美地区。还有一些地区和民族的人们，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其中一部分人采用的是前为自己的名字、后加父亲的名字的模式来构成完整的名字，世界各地有不少民族是这种情况，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说明的是，有没有姓氏，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这是民族的传统习惯造成的。每个民族的命名方式，受到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宗教等的影响。姓名的时代性特征也很明显。姓名模式的多元化，自古有之。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人们的姓名体系，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变化的轨迹，也不尽相同。汉人的姓名体系在古代发展得较早，也最为成熟。沿用至今的汉人的起姓模式，即前为姓、后为名的姓名模式，是在秦朝时期定型的。它对古代我国边疆和周边地区，包括西域地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有关古代西域人的姓名问题，中外学人如亨宁（W.b.Henning）、贝利（H.W.Bailey）、冯承钧、向达（向觉明）、刘盻遂、荣新江等人①都做过精深的研究。虽然本文的研究主题与前贤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原名语汇勘同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前提和背景。本文探讨的主旨，是关于汉人的姓氏观念和前为姓后为名的起名模式是如何传入西域的，以及汉代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相关问题。在古代，原本没有姓氏的西域人，引进了汉地的姓氏观念和前为姓后为名的起名模式，这种情况在自汉代直到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历代汉文文献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汉代是西域人姓名体系发生质变的肇始阶段，而且当时西域人起名方式的变化，可以用“汉式姓名”一词来形容，即直接用汉字来命名，这又有明显不同于后来历史时期的特点。
  一
  西域人大量使用汉式姓名的情况，首先出现在记录东汉历史的汉文传世文献中。这与记载西汉的汉文文献中西域人几乎全部使用本族名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比照。本文研讨的前提，是对东汉汉文文献中的西域人的名字进行检索。本文检索的对象，是以范晔《后汉书》为蓝本（下文中未具体标明作者的《后汉书》，均指范晔书），并包括现存于世的八家后汉书残本①、《资治通鉴》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的正史。检索的范围，是属于向东汉“纳质内属”的内臣，②即《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所说，“西域内属诸国..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之类。检索结果见表1。
  据检索，留下名字的诸城郭中人共67位，其中，拘弥国主薄秦牧似为汉人，可略去不计。所余66人，主要是各城郭的王、王子、侯、相、将等贵族、官员。我们可以确认是汉式名字的共36例，占总数（66人）的54.55％（表1）。其余的共计30例，占总数的45.45％，其中可确知是使用本族名字的20例，占总数30.30％（表2）另有不清楚是本族名字还是汉式名字的10例，占总数的15.15％（表2）。，出现本族原名最多的是车师人，在东汉文献中留下名字的车师人共11人，其中10人都是使用本族名字。这和车师地区与匈奴接壤，政治上深受匈奴的控制和影响有关。如果不算车师人，则总人数为55人。其中使用汉式名字的35人，占总数（55人）的63.64％；使用本族原名为11人，占总数的20％；不清楚为何种名字的为9人，占总数的16.36％。这两种算法中，采用汉式名字的都超过半数。
  二
  东汉文献中出现的西域人大量采用汉式名字和姓名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现象是否是西汉和东汉在长期经营和管理西域的过程中，汉文化凭借其吸引力而对西域诸国产生自然影响的结果呢？这种推测是基于两汉经营西域的史实而产生的极具合理性的逻辑推演，很容易被人接受。然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与历史逻辑之间常常存在悖论。众所周知，在管理西域的力度和深度上，西汉都远胜于东汉。然而，在《史记》和《汉书》中，并没有出现西域人普遍使用汉式名字的情况。这种现象偏偏出现在对西域统治时断时续的东汉时期。看来，汉文化的长期影响和巨大牵引力，只是西域人汉式姓名现象的一个背景。这种现象背后定然另有原因。
  笔者注意到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一件事，即西汉政府曾经颁布过一项禁止人们取两个字的名字的法令，史称“去二名”。这项法令和西域人突然之间涌现出的大量汉式名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围绕着“去二名”法令本身，汉代文献也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有必要先理清“去二名”一事的来龙去脉。
  西汉末年，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和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为一向沽名钓誉的王莽提供了政治机会。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元后（王莽的姑母），任命王莽再度出任大司马。从此，王莽把持了西汉朝政，直到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9年年初），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王莽曾经实行了全方位的备受后人争议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也称“新政”。王莽改制所打的旗号是复古，凡事都依据《周礼》等儒家经书而行，《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记：“摄皇帝..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同书卷24下《食货志下》称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王莽实行“王田”制、禁止买卖奴婢、五均、赊贷、六管、改革币制、改定官制、复位地名和区划、制礼作乐等诸多改制措施。虽然大部分措施是在建立新朝（9年）以后实施的，但是，他的改制思想和部分改制措施，在元寿二年他主导西汉朝政以后就开始成形并付诸实施了。譬如，第一次币制改革，就是在居摄二年（7年）实施的；①改定地名和将西汉十三个州的建制改为“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的举措，②也是在元初五年（5年）秋天进行的；篡位之前，他还在制礼作乐方面有很多举措。③所以说，王莽改制，不是从建立新朝（9年）以后开始的，而是在他主导西汉朝政时期（元寿二年至初始元年）就已经着手实施了。
  据笔者考证，王莽改制的第一项有明确内容记载的措施，就是涉及人们取名习惯的法令。它不仅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了内地汉人的取名习惯，也对周边民族的姓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这项有关取名的规定，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没有被算入“王莽改制”之中。①之所以会如此，与史籍中对此事记载的比较隐晦有关。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措施呢？为什么要将它算在“王莽改制”之中呢？我们来看以下史料：
  甲、《汉书》卷12《平帝纪》：“（元始）二年春，..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乙、《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天凤五年）皇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又宗舅吕宽家前徙合浦，私与宗通，发觉按验，宗自杀。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刻铜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厌足，窥欲非望。..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
  丙、《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元始五年秋）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
  丁、《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白太后。”
  甲条史料记录了10岁的汉平帝下了一道给自己改名的诏书。皇帝下诏改名，可谓亘古罕见。汉平帝原名刘箕子，现改名为刘衎。改名的理由，诏书中说得明白：（1）皇帝的名字是二个字（箕子），与古制不合；（2）名字“箕子”，通于器物，也与古制不合。据许慎《说文解字》，“箕，所吕簸者也。”段玉裁注：“按簸扬与受尘皆用箕。”①“箕”的原意就是簸箕，是一件器物。所以，要将“刘箕子”改名为单字名、不通于器物的“刘衎”。那么，双字名和名字通于器物不符合古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春秋》中，有“讥二名”一句，《春秋公羊传》进一步解释为“二名，非礼也”，意思是两个字的名字不符合古礼。《周礼》提出过取名的“六不”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
  乙条史料记载了新朝天凤五年（18年）王莽对行为谋逆而事败自杀的孙子王宗所做的处罚决定。王宗本名王会宗，以前“以制作去二名”而改名王宗——这说明天凤五年之前朝廷颁布过让双字名改为单字名的法令，即“去二名”的“制作”。虽然王宗已经自杀，但仍要受到处罚：恢复其两个字的原名、贬厥爵、改厥号——这说明在“去二名”法令实施以后，社会上已经被人为地营造出了歧视双字名、以双字名为耻的风尚，双字名成为对违法者进行处罚的带有贬辱性质的措施。这种风尚在颁布“去二名”的制作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儒家经典有“二名非礼”之说，但此说在社会上并没有实际影响力，这可以从文献中有众多西汉朝臣都为双字名、甚至皇帝也有双字名的情况得到证明。
  丙条史料记载了元始五年（5年）秋天王莽吹捧元后的上书，其中提到“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这说明这条“去二名”的“制作”不是新朝颁布的，而是在西汉元始五年（5年）之前就已经实施了。
  丁条材料中“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一句，已明白无误地表明，这项法令是王莽在把持西汉朝政时亲自操作实施的，所以，这也是“王莽改制”的举措之一。尽管西汉文献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是，通过对零星的史料进行剥茧抽丝式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复原事情的原貌。丙条史料说明了元始五年时已有这条法令。而之前的文献记载中，只有甲条所记元始二年（2年）春天平帝下诏改名一事与此有关。而乙条材料先讲王莽奏令不得有二名，后借匈奴单于之口称这项制作为“太平圣制”，“圣”乃皇帝、皇太后专用，不是当时尚为辅政大臣的王莽所能享用的。这种矛盾恰恰说明了此事的原委：以恢复先秦古制为主导思想的王莽，在把持朝政之后的第三年，即元始二年（2年）春，就实施了目前见诸文献的最早的一项改制措施：去二名。这项举措是以操控年幼的汉平帝给自己下诏改名的方式来实施的，故称“圣制”。王莽以皇帝下诏自改名字为媒介，等于向全国颁布了“去二名”的法令，即“制作”。
  三
  “去二名”措施和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有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就是西汉政府在西域推行这项法令的直接结果。
  （一）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之一，就是东汉文献中突然出现的大量以一个汉字作为名字的西域人，大部分都生活在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政府经营西域之前，其中一部分人活动时间的上限，可以追至西汉末期。下面，本文将从文献中能检索到的活动于西汉末期到永平十六年（73年）以前的采用一个汉字作为名字的西域人及其活动，以图表罗列于下（见表2）。
  笔者检索到符合条件者11人，其中2人不见诸《后汉书》，是《梁书·西北诸戎传》在追述东汉历史时出现的。众所周知，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后，“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次请求东汉仿照西汉旧制派遣西域都护。由于关内战乱初定、政局不稳、经济凋敝，东汉政府一直不肯涉足西域，直到永平十六年（73年）才正式开始经营西域。按照常理，生活在永平十六年之前的西域人，是不会采用汉式名字的。但是，结果恰好相反。这说明：①他们采用汉式单字名，是起始于西汉时期。②而《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的西域当地人的名字又几乎全都是本族原名，这表明西汉末期之前没有出现西域人改取汉式名字的现象。③《后汉书·西域传》中突然间大量出现的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的现象，只可能是一种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会是文化交流的自然现象。④采用汉式名字的西域人的时间上限是西汉末年、两汉之交，表明汉式名字是王莽将“去二名”法令推广到西域的结果。《汉书·西域传》之所以没有出现汉式单字名的现象——只有“去胡来王唐兜”似为汉名，首先是由于王莽丧乱时期关内与西域政治联系不畅，其次是《西域传》对西汉末年西域史事的记载很简略，所涉事件，如焉耆反叛，莎车、龟兹出兵助汉军平叛，姑墨、危须、尉黎三国临阵倒戈等，都是只记其国名，未记其王名。所以，这才导致了王莽主政时期的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现象，到了《后汉书·西域传》中才反映出来。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汉书·西域传》对西汉末年记载过简的缺憾，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得到了补充，补记了大量西汉末期、两汉之交的事件。
  （二）作为西汉在西域内属城郭实施过“去二名”的间接证据，是西汉对内臣的义务的制度性规定。按西汉属部制度，西域诸城郭属于内臣，即“纳质内属”之类，不同于“重译贡献”的外臣。笔者曾探讨过西汉内臣和外臣的区别，①即内臣有别于外臣之处在于：朝觐（一般是三岁一朝）、除边关、中央任官权、实行汉法。作为内臣义务之一，就是实行汉朝的法律。《汉书》卷95《南粤传》中有关南粤由外臣向内臣转化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汉高祖时，南粤王赵佗“使为外臣”。武帝欲使其成为内臣，数度遣使讽喻之，而在胡、婴齐两王在位时，皆不愿从命。兴即位后，准备改属内臣，“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壹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这段文字实际上记录了西汉对内臣义务的规定。在内臣之境实行汉法的规定，是西汉政府对有关在先秦三代就已经形成的对边荒之地实行文教约束理念的升华。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西汉废除黥（刻面额以墨涂之）、劓（割鼻）、刖（断足）三种肉刑，而代之以徒刑（一定时限的苦役）之后，①西汉的法律在弃野蛮、行人道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西汉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年南粤王婴齐就是因为内臣要实行汉法，所以才不愿由外臣改为内臣，《南粤传》称：“婴齐犹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因称疾，遂不入见。”西汉统一西域以后，凡佩汉朝印绶的城郭诸国，都是西汉的内臣。从制度层面上讲，王莽“去二名”的法令，有在西域施行的法律基础。
  （三）王莽的行事作风，决定了他一定会在西域实施“去二名”措施。沽名钓誉的王莽，对西周初期边疆民族因受周公德行的感化而贡献白雉的事迹，十分向往，做过许多类似的举动。如，他曾经派人让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向西汉献白雉，然后让亲信上奏元后，说这是“（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王莽因此授封安汉公。②另如，黄支国贡生犀、东夷王奉国珍、西羌献地而立西海郡、匈奴单于改名等诸事，都是王莽导演的这类沽名造伪之举。所以，从王莽的行事方式来看，他必然会让西域内属诸国听从“去二名”的制作。这种结论，也可以从匈奴实施“去二名”一事中得到佐证。前引丁条史料称：“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对此也只能顺从，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我们知道，匈奴是西汉地位最高也最为特殊的属部。这种特殊地位，从西汉给予首次前来朝觐的呼韩邪单于的特定礼仪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汉大臣“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诏日：‘..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③西汉颁给单于的是“单于玺”，比西域诸国的王爵印要高。但即使如此，匈奴也严格实行了“去二名”法令，《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了众多改用汉名后的单于和贵族的名字，如西汉时期的知、苏、当、舆、咸、登、助、乐、角等人，东汉时期有比、莫、汗、适、苏、长、信、宣等人。匈奴尚且如此，西域城郭诸国又何能幸免。
  四
  东汉政府是否继承了这种在西域推行汉式姓名的措施呢？传世文献对此没有留下记载。但是，我们透过文献中残留的某些信息可以看到，东汉在西域施行过这种措施。
  东汉政府在西域施行这一措施的社会背景，是东汉在关内地区继承了王莽“去二名”的制度。这项被称为“圣制”和“制作”的改制措施，是西汉正式颁行的一条法令性质的硬性规定；同时它又是和儒家经典的阐述联系在一起，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此，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强大影响，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取单字名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尽管史料中没有东汉政府实施“去二名”措施的明确记载，但是，我们从文献中留下名字的东汉人几乎全是单字名的情况，就可以确知这种情况。“去二名”也是唯一一项被东汉政府继承下来的“王莽改制”的措施。检索《后汉书》人物列传目录，可知全书立传人物共535个，其中姓名为3个字共有27人，①其中属于复姓的共有15人：公孙述、申屠刚、淳于恭、第五伦、钟离意、仲长统、申屠蟠、皇甫规、皇甫嵩、公孙瓒、第五访、公沙穆、叔先雄、上成公、②索卢放①，这些仍然是单字名。真正属于双字名的只有12人：刘盆子、苏不韦、任文公、谢夷吾、樊志张、计子勋、解奴辜、王和平、曹世叔、乐羊子、程文矩、刘长卿。这12个双字名中，除了刘盆子和苏不韦是出现在政治人物的列传之中外，其余都是民间人士，分别出现在“方技传”和“列女传”中——曹世叔、乐羊子、程文矩、刘长卿四个名字是以“某某妻”的方式出现的。苏不韦，18岁被“征诣公车”时，其父因违法而被仇人司隶校尉李暠害死并刑尸，苏不韦“遂变名姓”，几度行刺李暠并掘其父坟，后被灭门。②他的双字名的来历，既有可能是因违法（因其父违法而连坐）而被强制改为二字——“不”在名字中均为虚词，也有可能是其“遂变名姓”而多加一“不”字的结果。刘盆子是王莽丧乱时期被赤眉军立为皇帝的原来流落民间的汉朝皇族，出生于始建国三年（11年）的他，③在降生时其父刘萌所袭“式侯”爵位已被新朝削夺，等于是个生于民间的庶人。民间个别百姓取双字名的情况，是因朝廷政令难及山野乡村所致。从《后汉书》中政治人物和社会上层人士都是单字名的情况可以断定，东汉政府是把取单字名作为一项法律规定来施行的。
  既然东汉政府在关内地区实行了取单字名的规定，那么，从逻辑上讲，在控制西域以后，东汉就有可能仿照西汉旧例在西域推行这种规定。有史料证明，这不只是逻辑推演。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这里说的是班超更立疏勒王忠的事迹。而司马彪《续汉书》却是这样记载此事的：“（班超）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①司马彪记录的是未经加工过的原始信息，范晔《后汉书》略去了改名一节，只记录了西域人更改之后的汉式名字。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只有一例。看来，东汉曾经力所能及地在西域推行过汉式姓名。当然，由于东汉对西域的管辖处于时断时续之中，诸城郭时服时叛，完全统一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种政策的实施，也就无法做到整齐划一，这就导致了文献中一部分西域人使用汉式姓名、另一部分人使用原名的情况。而且，只要留意东汉有关西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永平十六年以后的西域人名，采用汉式名字的人和用原名的人，往往分别与他们是归服东汉还是反对东汉的政治立场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这和《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记南匈奴的情况十分类似。
  五
  西域人的汉式名字，实际是用汉字直接命名。这种情况是实行“去二名”导致的结果。因为西域人实行“去二名”的标准，是建立在汉语文的单字名的基础上——对西域人来说就是单音节，而验收标准是汉语文，验收者又是中央政府，所以，不论改名的模式是什么形式，其结果只能是使名字变成用汉字来命名。
  在这些汉式名字或姓名中，包含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的信息。由于西域改用汉式名字，是执行来自中央政府的以汉语文为验收标准的“去二名”的政治性强制措施，这必然会在初始阶段破坏或改造西域人原有的命名方式。其结果就是这些汉式名字大多以单个汉字为主，最多也只有两个汉字。这显然不符合西域人的语言特点，即不符合以多音节词为基本语言单位的印欧语系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特点，同时也给人们还原这些汉名对应的本族语言词汇的工作带来困难。这似乎表明缺乏探讨其改用汉式名字模式的基础。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倒提供了从历史学而非语言学进行考察的线索。
  音译无疑是改用汉式名字的模式之一。在西域人改名过程中，像匈奴单于那样以“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日知”的方式，即以原名中一个音节所对应的汉字为新名的方式，是不在少数的。如尉黎王“汎，”就是以对音汉字为名的例子。冯承钧认为龟兹“白”姓（晋代文献中亦作“帛”）是源于音译，原文是puspa，其意是“花”，是古代龟兹王号中常带的一个词尾。①笔者赞同冯先生的意见。至于意译，也是一种模式。有一个疏勒王叫“遗腹”，这显然是表示其为遗腹子的出身经历的汉式名字。②
  有迹象表明，用汉文中有特定含义的汉字直接命名的情况，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与上述音译和意译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汉名直接源于汉字词义本身，而在本族语言中没有与之对应的音译或意译的词汇。从表1可以看到，那些汉式名字大都采用了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和涵义很吉祥的汉字，如广、安、忠、仁、兴、成、德等。这里面可能包括有像囊知牙斯那样从原名的音节中找一个对音汉字的情况，但是，也有直接以特定词义的汉字为名字的情况。比如，以“忠”为名的有龟兹王、焉耆王、疏勒王三人，而龟兹王忠的原名叫“榆勒”，班超改其名为“忠”。“忠”是带有表达政治归属和政治立场的名字，三个城郭的王都以此为名，说明这是取自汉字词义，而不是音译或意译。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如莎车、疏勒、于阗各有一个叫“安国”的人，鄯善、焉耆各有一个叫广的王。
  这种用某些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汉字作为名字的方式，是以汉语文在两汉时期是西域地区的官方文字为背景的。笔者认为，两汉时期汉语文作为官方语文和商业语文在西域通行的情况，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自从元封三年（前108年）楼兰第一个向西汉送纳质子以后，质子就成为西域内臣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这导致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到两汉之交大多数城郭之主都是质子出身。东汉继承了内臣质子制度。所以，很多城郭的王是懂汉语文的。城郭中均有译长一职，这是佩汉印绶的专门承担官方文书和送迎使者的翻译官。另外，汉语也是西域重要的商业语言，悬泉汉简Ⅱ0216（）：877～883号《康居王使者册》记录的以康居王使者杨伯刀为首的康居、苏壑、姑墨三国商团在酒泉郡贸易时遇到不公待遇而进行申诉的情况，形象地反映出汉语作为西域主要商业语言的重要地位。①所以，这种直接以特定汉字为名字的情况是有社会基础的。
  六
  在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的过程中，汉人的姓氏观念也随之传入西域。它所蕴含的文化观念上的变迁，要比采用汉式名字这种表象性的东西深刻得多，影响也更为深远。
  汉人的姓名体系，在世界上发展较早，也最为成熟。在先秦时期的诸夏先民中，姓和氏是两个不同功能的概念。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②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古代氏、姓、名的差异和变化过程。通俗地讲，先秦三代时期，氏和姓都是标注某人出身血统的家族或氏族的符号，但是，功能不同，氏是出身高低的标识，为贵族（士）男子专有，是其做官的出身资格，正如《左传》所说“胙土命氏”，平民出身的男子没有氏，只有名。而姓为女子专有，是鉴别婚姻有无血亲关系的标识。秦汉之际，氏和姓合二为一，只有贵族（士）才有氏的传统被打破，平民都有了代表家族的姓。而姓加名的姓名构成模式，也从此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但是，代表高贵出身的氏的功能并没有消失，此项功能转而由郡望来标识，唐以前的历代政府都有记录士的族系的“簿状”，以此作为选官时考察士人出身的凭据。到五代时，选官问家世、婚姻问阀阅的状况才被彻底破除，正如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①从此，姓氏成了单纯的家族符号。
  古今中外很多民族都存在或存在过有名无姓的情况。早期的西域人，也是如此。这种姓氏观念是从汉地引进的，是西域实行“去二名”而改用汉式名字的结果。从此直到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这种姓氏观念和前为姓后为名的命名方式，在西域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下面，本文将考察西域姓氏的出现问题。
  汉文正史出现西域城郭“王姓某氏”的正式标注，都在东汉以后。但是，文献没有明说，并不等于实际没有。西域人的姓氏，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姓氏植入西域的轨迹，在东汉文献中有可供探寻的痕迹。表1收录的所有汉式名字（包括单字名和双字名），从出现时间上看，最早是单字名，永平十六年以前基本上都是单字名，后来双字名逐渐多起来。这表明，“去二名”首先产生的是汉式单字名。由于汉人姓名多是由单姓加单名构成，所以，两个字的姓名模式就自然成了西域人模仿的对象。而西域人本来没有姓氏观念，所以就用两个汉字来表示名字。从汉人的角度看，这也符合“去二名”的要求，同时，这也比单字名更符合当地语言发音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传统命名方式的改变，是以汉人的姓名体系作为参照系的，所以，西域人也逐渐引进了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西域出现了自己的姓氏。
  龟兹白姓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一个以白为姓的龟兹人，是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在上疏中提到的白霸：“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①白霸可能是永平十六年东汉初涉西域时被送往洛阳的质子，他于和帝永元三年（91年）返回西域继任龟兹王。此后还有延光二年（123年）前后见诸史册的龟兹王白英。这说明龟兹白姓从建初三年（78年）时就已经出现了。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白霸之名也许是他在洛阳做质子时，按内地习惯而改名的，不能完全或完整地代表西域姓氏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疏勒王臣氏的例子。疏勒王臣磐在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初现史册，到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被其季父和得篡位谋弑，②是一个在位时间很长的王。臣磐原来并不是原疏勒的王族，他是原疏勒王安国的舅舅，元初年间因“有罪，徙于月支”。安国死后，因无子嗣而由其母主持政事，不久立了其母系家族的“遗腹”（臣磐之侄）为新王，疏勒王族由此改宗。臣磐凭借月支发兵护送和“国人素敬爱”的基础，夺取了王位。《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载：“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据文献判断，“臣磐”不是他原来的本族名字，而是即王位以后而改用的汉式姓名。臣磐即位前，疏勒王是他的侄子“遗腹”，而永建二年出现的另一个侄子却叫“臣勋”。这种差异说明：①至迟在永建二年时他的家族已经在使用“臣”的姓氏；②臣磐即位前，其家族没有“臣”这个姓氏。从《后汉书·西域传》对疏勒仅有的几条记载中，就有他三次向东汉朝贡或送质子的记录来看，臣磐在位时是积极投靠东汉的。笔者判断，由于不是王族，所以他以极力投靠汉朝来换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从而增加其王位在本地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表示对东汉的忠诚，他采用汉式姓名体系，以“臣”字为姓氏，以此表达对东汉的政治立场，而“磐”字也正合他的政治冀求。而朝廷也确实非常器重臣磐，封他为汉大都尉——余太山先生指出，这是朝廷对塔里木盆地西端鞭长莫及，所以“试图假手疏勒维持秩序”①。其侄臣勋的“勋”字，也对应着被朝廷任命为“守国司马”的事实——不是王的城郭贵族被中央政府单独任命的例子是极罕见的，显然他是对汉朝立有功勋之人，臣勋可能就是使团的首领。然而，随着和得弑臣磐而反汉，这种尝试一度中断了。但是，两代以“臣”开头的人名，表明了2世纪初姓氏观念已经在疏勒国萌发。
  东汉时期其他城郭是否也出现了姓氏呢？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明确记载。然而，自东汉以来，植入西域的姓氏观念一直在西域地区流布、拓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渐成西域诸城郭姓名体系的主流，前为姓后为名的姓名模式也被广泛采用。到唐代时，葱岭以东的城郭大多出现了姓氏。《晋书》卷97《西戎传》最早记载了焉耆龙姓，首次出现的龙姓焉耆王叫龙安，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②《隋书》卷83《西域传》称于阗王室已有姓氏，《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称“其王姓尉迟氏”，而在安得悦出土的NO.661号佉卢文书中出现的于阗王“尉迟信诃”（Vijidasim-ha）之名，③似表明尉迟氏的出现时间要早于隋代。④《周书》卷50《异域传》中出现于西魏大统八年（542年）的鄯善王族成员鄯米，和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频见诸史册的车师王车夷落，表明当时两地已经开始以国（族）名为姓氏了。以“裴”为姓的疏勒王族，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该王族和两汉时期的疏勒王族（至少有两个家族）是何关系，已难以考究了。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也传播到葱岭以西地区，《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称白题国王姓“支”，“支”姓可能和月支人有关，⑤据汉文典籍，粟特人自称其先民原来居住在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为示不忘本而均以“昭武”为姓，后来又发展为各自一姓，史称“昭武九姓”。
  本文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在关内地区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不久被推广到西域地区，东汉政府在西域继续实行这一措施，这些是导致东汉文献出现大量西域人以单个或两个汉字为名字的情况的直接原因。这些汉式名字既有音译，也有意译，但更多的是直接用有特殊政治或吉祥含义的汉字命名。随着汉式名字在西域的流布，汉地的姓氏观念也在东汉时期传入西域，自东汉至伊斯兰教传入以前，葱岭东西各城郭先后出现的各种姓氏，都是“去二名”在西域实施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①W.B.Hening“TheSogdianTextsofParis”，BuletinoftheScholofOriental&AfricanStudies11（1943～1946），，p.713～740.H.W.Baily，KhotanesTexts，Ⅳ（Cambridge1961），p.1～18；Ⅶ（Cambridge1985）p.17. 冯承钧：《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收于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58～161页。向觉明：《论龟兹白姓》，《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第161～163页。冯承钧：《再说龟兹白姓》，《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第164～169页。向觉明：《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第169～172页。刘盻遂：《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向觉明：《论龟兹白姓兼答刘盻遂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第172～175页。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4～160页。 ①八家后汉书残本分别是：谢承后汉书八卷、薛莹后汉书一卷、司马彪续汉书五卷、华峤后汉书二卷、谢沈后汉书一卷、袁松山后汉书二卷、张璠汉纪一卷、佚名氏后汉书一卷。本文采用的辑本为两种：（1）（清）汪文台辑、周天游校：《七家后汉书》（除七家已知作者的残卷外，还有佚名氏《后汉书》残卷，共八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拙文：《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吏》，2004年第2期。 ①《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②《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③《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录有王莽的亲信刘歆，在王莽篡位前两个月即居摄三年（即初始元年）九月向元后的上书，称“（王莽）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 ①李鼎芳的《王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和孟样才的《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没有提及这项有关取名规定的改制措施。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①龟兹王弘，不见于范晔《后汉书》，但《梁书·西北诸戎传》“龟兹条”记：“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后汉光武时，其王名弘，为莎车王贤所杀，灭其族。贤使其子则罗为龟兹王。”另《后汉书·西域传》“莎车条”记：“其（建武二十二年）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贤又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由此可知，弘死于建武二十二年冬。 ①拙文《西汉属部朝贡制度》。 ①《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③《汉书》卷八《宣帝纪》。 ①《后汉书》人物列传中3个字的姓名者共28个，除“皇甫规传”外，还有“皇甫规妻传”，算1个人名。 ②按郑樵《通志》所列有关姓氏的32种起源，“公孙”是“以爵系为氏”的复姓，“申屠”是“以地为氏”的复姓，“淳于”是“以国为氏”的复姓，“钟离”是“以邑为氏”的复姓，“仲长”是“以名为氏”的复姓，“皇甫”是“以字为氏”的复姓，“第五”是“以次为氏”的复姓，“公沙”是“以姓为氏”的复姓，“叔先”是“以名为氏”的复姓，“上成”列在“复姓·以兹复姓不知其本”条目中。参见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11～34页。 ①郑樵《通志·氏族略》将“索卢”列入“复姓·以兹复姓不知其本”条目中，见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33页。敦煌悬泉出土Ⅱ0113，①：4号汉简记：“送羌王索卢口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据此，“索卢”应出于羌族部落名称。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②《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附苏不韦传》 ③《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记载更始三年六月（即建武元年，25年），樊崇等立刘盆子为帝，又记“盆子时年十五”。可知他生于始建国三年（11年）。 ①《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李贤注引，另见汪文台辑、周天游校《七家后汉书》，所辑司马彪《续汉书》残文，第254页。 ①冯承钧：《再说龟兹白姓》。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①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18～119页。 ②（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1～2页。 ①（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上册，第1页。 ①《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①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303页，第300注。 ②荣新江在《龙家考》一文中曾列出一份3世纪末至8世纪末的焉耆龙姓王统世系表。 ③林梅材：《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见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 ④张广达、荣新江认为不排除该件文书是4～7世纪之物的可能。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孟凡人考订尉迟信诃即位之年在299年前后。孟凡人：《汉魏时期于阗王统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⑤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409页，第89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