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至前126年（元朔三年）间。除匈奴外，他先后经过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另外还听到了关于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其他五个大国的传闻。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至前115年（元鼎二年）间，他先到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第一次出使归来，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他所见所闻的西域各国的情况。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张骞对各地的介绍内容大致一致，只不过有详略之分而已。这大概是根据对彼方了解的多少而定。但无论如何，这是张骞对希腊人所曾控制过、影响过的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带回的第一手资料，是迄今为止中原汉地得到的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份报告。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能不详加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是否传递了一些当地流传下来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呢？
  从《大宛列传》有关记载看，除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四个“行国”外，司马迁对其余的农耕、定居国家记述都比较详细。内容依次大致是方位（包括道里、邻国）、物产、城邑、人口、统治形式、商贸、钱币、书写等。
  从方位上看，康居、乌孙、奄蔡都是活动于里海、咸海、天山、阿尔泰山一线的游牧民族，远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控制范围之外。据司马迁，大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后定居于阿姆河之北，是它臣服了大夏。它虽然占据了原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但刚刚立足，游牧民族传统浓厚，并未受到当地希腊化文化的浸染。司马迁称其“行国”在当时是恰如其分的。大宛一般认为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此地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后来应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辖范围之内，或者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地区。安息（帕提亚，Parthia）已如前述，虽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但希腊化程度较深，是个“亲希腊等国”（PhilheleneEmpire）。至于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印度西北部）则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地。张骞抵达时，条支（安条克，仍是塞琉古王国的首都，故以此代之），即塞琉古王国仍然残存。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刚刚被包括月氏人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其残余退往印度。②因此，张骞在这些地方的所闻所见，完全有可能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
  从物产上看，这些地区大多既产粮食（稻、麦），也种植葡萄，且善于酿制和保存葡萄酒。葡萄并非起源于希腊半岛。据考证，它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始于今日小亚土耳其的东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前4000年间，而后向东西方向传播。①希腊人得地利之先，克里特文明时期已知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到荷马时代，葡萄和葡萄酒成为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神崇拜是希腊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主题之一。希腊的悲剧就是从酒神大节的祭仪中发展而来。因此，希腊人在他们统治的地区种植或扩大种植葡萄，并传来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至少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引入了自己当地的葡萄种植技术。②据斯特拉波叙述，与巴克特里亚毗邻的阿利亚（Aria）和马尔基亚纳（Margiana）地区都适于种植葡萄，阿利亚尤盛产葡萄酒，此酒能保存三代而不变质。③这一现象也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的特产之一就是“蒲陶酒”，大宛及其周围地区也是“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由此可见，至少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在此地已非常普遍。东西两方对中亚地区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相似记载，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对同一地区同一物产的真实反映。张骞之后，葡萄栽培技术首先通过丝路传入中原汉地。④汉语中的“蒲陶”一词的发音与希腊语表示葡萄的（botrus）发音相近，有可能是音译而来。①
  城邑众多、人口繁盛也是这些地区的一大特点。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安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这些地方如此多的城邑是否与亚历山大倡导的建城运动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希腊人每到一地欲长期定居，必定建立与本土相似的城市或殖民地。对于希腊人而言，城市是城邦的中心和载体。城市不仅是生活居住之地，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教育、宗教活动的中心。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无比深厚的情感寄托和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在远离祖国约5000公里的遥远东方，生活在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或为保持民族文化特征，或为更好地对当地进行统治，必然更加倾向于建城而居。从阿伊·哈努姆遗址能容纳5000名观众的剧场规模②来看，希腊人不仅是希腊式城市中居民的主体，而且为数不少。③张骞在此时此地发现如此众多的城邑应在情理之中。他的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那些关于希腊统治者热心建城的记载。希腊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移民，在这些地方数十万、上百万居民中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难以设想原来的为数不多①的希腊驻军能够在二百年间繁衍出如此多的人口。我们也不能设想这些城市都是希腊式城市，不能设想这几十万、上百万人口都居住于城市之中。城邑的周围一定是种植着小麦、水稻、葡萄的乡村，这些劳作者也一定是当地人为主。但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是事实，“千城之国”的说法也并非漫无边际的夸张。张骞间接证明了各希腊化地区城市的数量之多，阿伊·哈努姆遗址则直接证实了至少有一部分城市具有希腊式特征。
  这些地区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同其他希腊化王国一样，实行君主制，但贵族、地方首领、城市首脑似乎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大宛拒绝献马，并令杀汉使，在被汉军围困时又“相与谋”杀国王毋寡，集体与汉议和，大宛贵人几乎是整个事件的主谋。②这些大宛贵人遇事能“相与谋”，且达成共识，并敢弑杀其王，这是否可理解为在大宛，有类似于其他主要希腊化王国的宫廷议事会这样的机构存在呢？这些贵人是否就是这种议事会的成员呢？张骞到达大夏时，此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这可否理解为巴克特里亚王朝已经退到印度，这里只剩下城市和地方的首领在维持着一方平安呢？
  张骞在介绍安息和大夏时，提到这两地“有市”、“善贾市”，还提到大夏的都城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此外还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说明此时以中亚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钱币的出土说明货币交换在希腊化王国及其周边已经广泛流行。张骞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见到的钱币与中原汉王朝的圆形方孔钱大不相同。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此地“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这里传递了几个与希腊化王国钱币相似的信息。一是钱币是银制的，二是钱上有国王的头像，三是王死则换钱，另铸继位者头像。王像铸于币是希腊化时期铸币的通行方式，始于亚历山大的部将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他首先将亚历山大的头像铸于他自己发行的钱币上，亚历山大的其他后继者，纷纷效仿。他们自立为王后，也都多将自己的头像铸到币上，成为王权的一种象征。这种钱币不只在希腊人统治的地区流行，那些相邻的由当地人统治的地区，如帕提亚，也都坚持铸造和使用这样的钱币。
  从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希腊式钱币资料上看，它们从成色上可分为金、银、铜、铁、铅数种，以重量或币值可分为德拉克马（Drachm）、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奥波尔（Obolos）三种。但就帕提亚而言，现在发现的几乎全是银币，金币极为罕见，可能也只用于纪念性的馈赠，并不用于流通。铜币由地方铸造。帕提亚银币的正面是在位国王的头像，反面一般是一持弓而坐的弓箭手形象（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①），或命运女神（Tyche）、胜利女神（Nike）、农业女神（Demeter）、赫拉克勒斯（Herakles）等希腊神祇的形象。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通常都是希腊语，内容包括开国君主阿尔萨息（，Arsaces）的名字（此也可视为王朝名），以及对他的赞语，如“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正义者”（）、“神的显现者”（）、“爱希腊者”（）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中并无正面在位国王的名字，从而给后人增加了辨认的困难。在四德拉克马币上还有铸造年代和月份的标记，以塞琉古纪年的开始——公元前312年来计算。②前述张骞对安息（帕提亚）钱币的介绍虽然简单，寥寥数语，但其基本特征完全可以得到考古学、古钱币学的证实。张骞所闻所见的这种钱币肯定是希腊式的钱币，这也是当时当地唯一通行的货币。后来由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也采用了这种钱币的样式。《汉书·西域传》中在记述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时，仍提到了类似的钱币，充分说明了希腊式钱币影响范围的扩大和持久。可以说，关于安息钱币的描述是张骞带回中原的最确切无疑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此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张骞还带回了一则非常重要的、但又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即安息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以皮革作为书写的材料，据考证，在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就已开始使用，①如用于墓中的陪葬品“死人书”。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说过，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在未得到埃及的纸草纸以前，是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上书写的，并说甚至在他的时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②可见，用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由来已久。但后来的羊皮纸（希腊文：；拉丁文；Pergamena；英文：parchment）一词却来自小亚的另外一个希腊化王国的国名帕加马（Pergamum）。据说，为了打破托勒密埃及对纸草纸出口的封锁，帕加马的国王欧墨涅斯二世（EumenesⅡ，公元前197年即位，死于公元前160或159年）创造出了羊皮纸。③但实际上，可能是帕加马人改进了以前的加工程序，造出了另外一种光滑洁白、可双面书写的皮革纸。安息与小亚和塞琉古王国相邻，首先得到这种羊皮纸也有可能。上个世纪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内发现了书写有希腊诗文的羊皮纸的遗迹，④证明它也早已传入张骞所亲临的大夏。因此，张骞有可能亲眼看到了这种羊皮纸以及上面左右横写的文字，并对此大感惊讶。因为当时中原还是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且是上下竖写。此外这些来自帕提亚（安息）的羊皮纸上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希腊语，这是当时希腊化各地通行的语言，也是帕提亚上流社会的时髦语言。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曾说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相互知晓的语言大概就是这种通用希腊语（koine，commontongue）。张骞应该是亲耳听到过这种语言的，不然怎么会将（botrus）音译成“蒲陶”呢？
  应该说，张骞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所见所闻，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从此，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Sericiron，实则钢铁合成的制品，包括炼钢术）、皮制品，甚至杏树、桃树的种植术都开始向西传去，有的很快就传到了罗马。①而西域的各种特产、奇物、乐舞、宗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其中最具有希腊化文化明显特征的就是融佛教精神和希腊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印度犍陀罗艺术。这是继张骞之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唯一的、也是最可以明确辨认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开通，既要归功于中国方面汉武帝的经略西域，张骞的万里凿空，也与希腊方面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中希方面的相向而进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贯通了这条连接欧亚、影响深远的千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