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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之时开通，张骞功不可没。但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非打开丝绸贸易的大门，而是为了实现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西部疆土，建立强大汉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样，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大规模向东方进军，也并非为了得到遥远的、朦胧的所谓“塞里斯人”的丝绸，而是为了征服波斯帝国，并进而征服整个有人居住之世界（Ecumene）。但历史的结局往往和历史创造者的主观愿望不相一致。汉，代对西域的控制时断时续，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他的部将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也都在公元前1世纪前不复存在。唯有丝绸之路仍然作为历史的见证，继续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的西域凿空，而忽略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在其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为此，本文试图从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逆向考察希腊—马其顿人的东进是如何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延伸与延续，希腊化文明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张骞传入中原的。
  一、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联系
  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即到公元前4世纪之时，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之间应该说都有了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文化上的接触。即使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中心——希腊和中国也都有了相互的传闻。塞里斯（Seres）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对东方产丝之国的称谓。①希罗多德的《历史》（Ⅳ.13，16）中曾记载了一位名叫阿里斯铁阿斯的希腊人穿过斯基泰人的活动区域对远东之地的游历，他的最远足迹是伊塞顿人之地。据学者们考证，所谓的伊塞顿人活动区域大致应在乌拉尔以东，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之间，也有的学者推测到达塔里木盆地或楼兰以东、敦煌一带。②上个世纪，考古学者在德国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克尔特人首领墓葬中发现了丝绸织物残片③
  在大约同时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至前3世，纪）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刺绣和山字纹铜镜。④出自中原中国的物品在远到西欧地区的出现，说明上古时期欧亚草原之路的存在。游牧于黑海、里海、咸海一线的斯基泰人和其他的游牧民族无疑是欧亚草原之路的开拓者、先行者。但这条交通线是游移不定的，时断时续的。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和游牧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的落后性，这条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渠道。
  那么，此前或此时古希腊文明和东方古老的文明，如埃及文明、以两河为中心的西亚—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之间的联系如何呢？
  就历史上的希腊地区居民而言，他们与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西亚北非地区的古老文明早就有了接触。他们与埃及的关系甚至可以上溯到克里特文明时期。但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等交往则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并很快向外（主要是东西两面）扩张。到此世纪末，已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小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沦陷，希腊本土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正是与波斯帝国的相邻与对立，使希腊人对波斯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希腊文明与东方的文明有了第一次的真正的接触。希腊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对波斯帝国深入了解的机会。有的希腊人到巴比伦考察游历，如希罗多德；有的希腊人到波斯的宫廷服务谋生，如担任御医的克泰西亚斯和受波斯国王之命，南下印度河口考察，并沿海环航阿拉伯半岛的斯库拉克斯（Scylax，约公元前510年？）。①还有的希腊人被强迫或自愿移民到了巴克特里亚地区。②波斯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北到黑海、里海一线，南到阿拉伯半岛，东到印度西北部。为了巩固对各地的统治，大流士一世在原来道路的基础上，修筑了覆盖全帝国的驿道网（TheImperialRoads）。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国西部的“王家大道”（TheRoyalRoad）。它从都城之一的苏撒，经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小亚的以弗所（Ephesus）或撒尔迪斯（Sardis），全长2000多公里，沿途设有驿站，现在已有22个被确认。帝国东部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③出产于巴克特里亚东部山区的名贵石头——天青石（Iapislazuli）就沿此路线而输送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亚历山大之前希腊的钱币已在巴克特里亚流通，也说明波斯帝国时期从东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之间有可能存在着长途商贸活动关系。①这条路连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的西段。大流士一世还开通了埃及26王朝法老尼科未完成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这些驿道和水路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应该说在波斯帝国统治范围之内，各地交往的渠道是畅通的。②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古希腊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在由此所激发起的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的推动下达到了它的巅峰。但希腊城邦固有的独立性、竞争性和封闭性又使各邦之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厮杀。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文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后的混乱局面给昔日的共同敌人波斯以可乘之机，它利用一切机会插手希腊城邦的内部事务，公元前387年“大王条约”的签订就是明显的一例。希腊的万人雇佣军也参与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之争。当半个多世纪之后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时，在战场上还碰到了波斯军队中多达数万的希腊雇佣军。③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相互介入证明两个文明之间联系的加强和了解的深入。
  公元前4世纪时，欧亚大陆还存在着一些正在兴起的或其他的古老文明，但它们或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或由于自身发展的原因，与其他文明真正接触和交流的历史机遇似乎还未来临。
  西地中海的罗马人正在为统一意大利而向南部发展，或许通过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对东方有所知晓。但他们的视野还没有超出半岛之外。
  此时的印度尚处于列国时代。逐渐强盛起来的摩揭佗王国的统治区域也还在恒河流域一带，佛教也未向西大规模传播。但印度西北部因受波斯帝国统治已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印度人也曾被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征召，远赴希腊参战。①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根本无暇也无力西顾。
  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方面对西方的了解大概不会超出《山海经》、《穆天子传》内容的范围。传闻、臆测、想象、杜撰使遥远的西方更加迷雾重重。希腊通过波斯帝国对东方的古老文明地区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有所了解，但对真正的中国，似乎仍一无所知。亚历山大只知印度之外是大洋，是东方大地的尽头，并不知锡尔河之外的东方还有一个大国的存在。他的所知世界的范围与一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并无多大区别。②
  二、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东西方交往的扩大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全囊括于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迅即崩溃，被他的部将们瓜分一空，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大大便利和促进了各希腊化王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往往大大超出政治统治的区域之外，因此，在希腊化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以西亚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亚印度为两端的新的交通体系。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巴克特里亚与黑海，从中亚的巴克特拉沿阿姆河而下，跨里海，抵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塞琉西亚；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向西再到塞琉古王国的首都安条克，小亚的以弗所。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地。①这些商路实际上与后来丝绸之路西段的走向大致吻合（不仅包括陆路，也包括南路的海路）。这说明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世界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了前期性的准备工作。从中亚通往丝绸产地中国，中间地带也就只剩下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这一段了。而且这一段的距离也在双方的无意识努力下不断地缩小。
  据斯特拉波，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亚的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欧泰德姆斯及其儿子德米特里曾向东面的塞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uryni）扩张。②这时西方人心目中的塞里斯估计还是模糊的产丝之地，并非指汉代的中国，至于弗利尼，学界有匈奴说，不过此时匈奴的势力还未到达与巴克特里亚相邻的地区。既然该父子向东面扩展，那东面最相邻的地区也就只能是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了。纳拉因将seres和Phuryni比附为《汉书》中出现的“疏勒”和“蒲犁”是有一定可能的。③
  由此可见，亚历山大东征及其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建立，使后来称为丝绸之路西段（帕米尔以西）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开通。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如何沟通与丝绸的产地——中国之间的联系了。
  三、张骞出使时的东部希腊化世界
  从公元前334年开始的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128年前后张骞7来到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所在地——阿姆河流域，其间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一时期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希腊人在东方直接控制局域的缩小和希腊文化影响的扩大两个方面。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后继者之一的塞琉古（约公元前358～前280年）经过几番争夺，终于几乎独吞了帝国在亚洲的所有领土，但好景不长。由于孔雀王国的兴起，塞琉古朝恢复对印度西北部统治的努力落空，只得于约公元前304年签约放弃。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行省的希腊人总督宣告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紧接着，帕提亚行省的当地人起义建国（即张骞后来所说的“安息”）。塞琉古王朝无力东顾，逐渐承认了这些既成事实，统治的重心转向两河以西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濒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王国曾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西北部发展，约半个世纪之后，迫于帕提亚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此地的希腊人开始从阿姆河撤退到印度。①当张骞辗转抵达巴克特里亚时，此地已被来自中国西北的月氏人所臣服。张骞称其国为“大夏”。
  这就是张骞进入大夏时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格局，希腊人在这些地区的控制范围确实比亚历山大帝国时大为缩小，但希腊文化的影响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首先，希腊人所到之地，都要建立希腊式城市或殖民地。据统计，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个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称者约275个。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地中海沿岸（约160个），其余的则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及其以东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有名可据者就有19个（其中亚历山大建了8座①），在印度有27个。②这种希腊式城市已被上个世纪60年代在阿姆河畔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它们一般都建有希腊式的神庙、体育馆、剧场。城市的居民也以希腊人为主。相对于广袤的东方之地，这些城市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它们力图维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统一性。城市的语言、钱币、神庙、剧场、雕塑、习俗无不保持着希腊的特色。但由于处在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希腊人殖民者也难免吸收一些东方文化的因素，因此在希腊人控制与影响的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因素为主，同时融合其他东方文化因素的多元混合文化，即近代学术界所称之的“希腊化文化”（HelenisticCulture）或“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Civilization）
  就张骞所耳闻目睹的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其文化面貌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斯特拉波，亚历山大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人和索格底亚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游牧民族并无多大区别，③但在希腊人统治之下，巴克特里亚人的定居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了所谓的“千城之国”④。帕提亚虽然政治上脱离了塞琉古王国，但在文化上却长期以效仿希腊为荣。它采用塞琉古朝的历法，模仿希腊式的钱币，宫殿里雕塑着希腊的神像，上演希腊的戏剧⑤，宫廷还附设体育馆。①残留在印度的那些希腊人小王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的希腊人（如著名的米南德国王）皈依了佛教，②有的国王开始铸标有印度文字的双语币。但其钱币形式仍保持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如正面是国王头像，反面以希腊神祇为主，人物着希腊式服饰，正面铸有国王的希腊语名字与王号（反面是当地的佉卢文）。由于受巴克特里亚希腊化艺术流派的影响，犍陀罗艺术也有可能在这时萌芽。
  张骞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来到了中亚，确切地说是来到了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昔日所在地。那他在此地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
  四、张骞带回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至前126年（元朔三年）间。除匈奴外，他先后经过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另外还听到了关于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其他五个大国的传闻。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至前115年（元鼎二年）间，他先到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第一次出使归来，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他所见所闻的西域各国的情况。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张骞对各地的介绍内容大致一致，只不过有详略之分而已。这大概是根据对彼方了解的多少而定。但无论如何，这是张骞对希腊人所曾控制过、影响过的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带回的第一手资料，是迄今为止中原汉地得到的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份报告。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能不详加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是否传递了一些当地流传下来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呢？
  从《大宛列传》有关记载看，除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四个“行国”外，司马迁对其余的农耕、定居国家记述都比较详细。内容依次大致是方位（包括道里、邻国）、物产、城邑、人口、统治形式、商贸、钱币、书写等。
  从方位上看，康居、乌孙、奄蔡都是活动于里海、咸海、天山、阿尔泰山一线的游牧民族，远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控制范围之外。据司马迁，大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后定居于阿姆河之北，是它臣服了大夏。它虽然占据了原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但刚刚立足，游牧民族传统浓厚，并未受到当地希腊化文化的浸染。司马迁称其“行国”在当时是恰如其分的。大宛一般认为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此地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后来应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辖范围之内，或者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地区。安息（帕提亚，Parthia）已如前述，虽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但希腊化程度较深，是个“亲希腊等国”（PhilheleneEmpire）。至于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印度西北部）则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地。张骞抵达时，条支（安条克，仍是塞琉古王国的首都，故以此代之），即塞琉古王国仍然残存。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刚刚被包括月氏人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其残余退往印度。②因此，张骞在这些地方的所闻所见，完全有可能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
  从物产上看，这些地区大多既产粮食（稻、麦），也种植葡萄，且善于酿制和保存葡萄酒。葡萄并非起源于希腊半岛。据考证，它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始于今日小亚土耳其的东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前4000年间，而后向东西方向传播。①希腊人得地利之先，克里特文明时期已知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到荷马时代，葡萄和葡萄酒成为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神崇拜是希腊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主题之一。希腊的悲剧就是从酒神大节的祭仪中发展而来。因此，希腊人在他们统治的地区种植或扩大种植葡萄，并传来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至少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引入了自己当地的葡萄种植技术。②据斯特拉波叙述，与巴克特里亚毗邻的阿利亚（Aria）和马尔基亚纳（Margiana）地区都适于种植葡萄，阿利亚尤盛产葡萄酒，此酒能保存三代而不变质。③这一现象也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的特产之一就是“蒲陶酒”，大宛及其周围地区也是“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由此可见，至少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在此地已非常普遍。东西两方对中亚地区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相似记载，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对同一地区同一物产的真实反映。张骞之后，葡萄栽培技术首先通过丝路传入中原汉地。④汉语中的“蒲陶”一词的发音与希腊语表示葡萄的（botrus）发音相近，有可能是音译而来。①
  城邑众多、人口繁盛也是这些地区的一大特点。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安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这些地方如此多的城邑是否与亚历山大倡导的建城运动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希腊人每到一地欲长期定居，必定建立与本土相似的城市或殖民地。对于希腊人而言，城市是城邦的中心和载体。城市不仅是生活居住之地，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教育、宗教活动的中心。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无比深厚的情感寄托和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在远离祖国约5000公里的遥远东方，生活在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或为保持民族文化特征，或为更好地对当地进行统治，必然更加倾向于建城而居。从阿伊·哈努姆遗址能容纳5000名观众的剧场规模②来看，希腊人不仅是希腊式城市中居民的主体，而且为数不少。③张骞在此时此地发现如此众多的城邑应在情理之中。他的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那些关于希腊统治者热心建城的记载。希腊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移民，在这些地方数十万、上百万居民中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难以设想原来的为数不多①的希腊驻军能够在二百年间繁衍出如此多的人口。我们也不能设想这些城市都是希腊式城市，不能设想这几十万、上百万人口都居住于城市之中。城邑的周围一定是种植着小麦、水稻、葡萄的乡村，这些劳作者也一定是当地人为主。但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是事实，“千城之国”的说法也并非漫无边际的夸张。张骞间接证明了各希腊化地区城市的数量之多，阿伊·哈努姆遗址则直接证实了至少有一部分城市具有希腊式特征。
  这些地区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同其他希腊化王国一样，实行君主制，但贵族、地方首领、城市首脑似乎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大宛拒绝献马，并令杀汉使，在被汉军围困时又“相与谋”杀国王毋寡，集体与汉议和，大宛贵人几乎是整个事件的主谋。②这些大宛贵人遇事能“相与谋”，且达成共识，并敢弑杀其王，这是否可理解为在大宛，有类似于其他主要希腊化王国的宫廷议事会这样的机构存在呢？这些贵人是否就是这种议事会的成员呢？张骞到达大夏时，此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这可否理解为巴克特里亚王朝已经退到印度，这里只剩下城市和地方的首领在维持着一方平安呢？
  张骞在介绍安息和大夏时，提到这两地“有市”、“善贾市”，还提到大夏的都城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此外还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说明此时以中亚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钱币的出土说明货币交换在希腊化王国及其周边已经广泛流行。张骞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见到的钱币与中原汉王朝的圆形方孔钱大不相同。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此地“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这里传递了几个与希腊化王国钱币相似的信息。一是钱币是银制的，二是钱上有国王的头像，三是王死则换钱，另铸继位者头像。王像铸于币是希腊化时期铸币的通行方式，始于亚历山大的部将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他首先将亚历山大的头像铸于他自己发行的钱币上，亚历山大的其他后继者，纷纷效仿。他们自立为王后，也都多将自己的头像铸到币上，成为王权的一种象征。这种钱币不只在希腊人统治的地区流行，那些相邻的由当地人统治的地区，如帕提亚，也都坚持铸造和使用这样的钱币。
  从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希腊式钱币资料上看，它们从成色上可分为金、银、铜、铁、铅数种，以重量或币值可分为德拉克马（Drachm）、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奥波尔（Obolos）三种。但就帕提亚而言，现在发现的几乎全是银币，金币极为罕见，可能也只用于纪念性的馈赠，并不用于流通。铜币由地方铸造。帕提亚银币的正面是在位国王的头像，反面一般是一持弓而坐的弓箭手形象（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①），或命运女神（Tyche）、胜利女神（Nike）、农业女神（Demeter）、赫拉克勒斯（Herakles）等希腊神祇的形象。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通常都是希腊语，内容包括开国君主阿尔萨息（，Arsaces）的名字（此也可视为王朝名），以及对他的赞语，如“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正义者”（）、“神的显现者”（）、“爱希腊者”（）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中并无正面在位国王的名字，从而给后人增加了辨认的困难。在四德拉克马币上还有铸造年代和月份的标记，以塞琉古纪年的开始——公元前312年来计算。②前述张骞对安息（帕提亚）钱币的介绍虽然简单，寥寥数语，但其基本特征完全可以得到考古学、古钱币学的证实。张骞所闻所见的这种钱币肯定是希腊式的钱币，这也是当时当地唯一通行的货币。后来由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也采用了这种钱币的样式。《汉书·西域传》中在记述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时，仍提到了类似的钱币，充分说明了希腊式钱币影响范围的扩大和持久。可以说，关于安息钱币的描述是张骞带回中原的最确切无疑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此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张骞还带回了一则非常重要的、但又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即安息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以皮革作为书写的材料，据考证，在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就已开始使用，①如用于墓中的陪葬品“死人书”。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说过，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在未得到埃及的纸草纸以前，是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上书写的，并说甚至在他的时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②可见，用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由来已久。但后来的羊皮纸（希腊文：；拉丁文；Pergamena；英文：parchment）一词却来自小亚的另外一个希腊化王国的国名帕加马（Pergamum）。据说，为了打破托勒密埃及对纸草纸出口的封锁，帕加马的国王欧墨涅斯二世（EumenesⅡ，公元前197年即位，死于公元前160或159年）创造出了羊皮纸。③但实际上，可能是帕加马人改进了以前的加工程序，造出了另外一种光滑洁白、可双面书写的皮革纸。安息与小亚和塞琉古王国相邻，首先得到这种羊皮纸也有可能。上个世纪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内发现了书写有希腊诗文的羊皮纸的遗迹，④证明它也早已传入张骞所亲临的大夏。因此，张骞有可能亲眼看到了这种羊皮纸以及上面左右横写的文字，并对此大感惊讶。因为当时中原还是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且是上下竖写。此外这些来自帕提亚（安息）的羊皮纸上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希腊语，这是当时希腊化各地通行的语言，也是帕提亚上流社会的时髦语言。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曾说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相互知晓的语言大概就是这种通用希腊语（koine，commontongue）。张骞应该是亲耳听到过这种语言的，不然怎么会将（botrus）音译成“蒲陶”呢？
  应该说，张骞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所见所闻，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从此，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Sericiron，实则钢铁合成的制品，包括炼钢术）、皮制品，甚至杏树、桃树的种植术都开始向西传去，有的很快就传到了罗马。①而西域的各种特产、奇物、乐舞、宗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其中最具有希腊化文化明显特征的就是融佛教精神和希腊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印度犍陀罗艺术。这是继张骞之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唯一的、也是最可以明确辨认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开通，既要归功于中国方面汉武帝的经略西域，张骞的万里凿空，也与希腊方面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中希方面的相向而进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贯通了这条连接欧亚、影响深远的千年之路。

①此名称是生活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之交的希腊医生兼史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首先提出的。他曾担任波斯宫廷御医可能是在波斯听到了关于塞里斯的传闻。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7页。 ②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注；G.F.HudsonEuropeandChinaLondon1931，p.37、39；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载《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 ③JorgBiel，TreasurefromaCelticTomb，NationalGeographic，Vol.157，No.3.，March1980. ④G.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①见希罗多德：《历史》（Ⅳ.44），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82页。 ②见希罗多德：《历史》（Ⅴ.204），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4页；Strabo，Ge-ography，ⅪL11.4～5.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 ③JosefWiesehofer，AncientPersiaFrom550BCto650AD，London：LB.TaurisPublishers，1996，p76～77. ①FranKL.Holt，AlexandertheGreatandBactriaLeiden：EJ.Bril，1989，p.28. ②公元前480年侵入希腊的波斯军队中就有波斯地、甚至从巴克特里亚、印度远道而来的参战者，这些驿道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证。 ③在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伊苏斯（Issus）、高加米拉（Gaugamela）三次战役中，波斯军中都有希腊雇佣军助战。详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Ⅰ.13～16；Ⅱ.8～13；Ⅲ.11），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9～33、59～65、95页。 ①希罗多德：《历史》（Ⅶ.65）第494页。 ②希罗多德：《历史》（N.36），279页。 ①详见W.W.Tam，HellenisticCivilization，London，1952.p.241～245；Strabo，Geography，Ⅱ.1.11，15.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Pliny，NaturalHistory，M，52.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但塔恩断然否认北路的存在。 ②Strabo，Geography，Ⅺ，11.1. ③）A.K.Narain，Indo-Greeks，AppendixⅡ，Oxford，1957，p.171.汉时疏勒、蒲犁位于今新疆喀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 ①他们在印度西北部一直残存到公元前30年左右才彻底消失，被近代史家称为“印度—希腊人”（Ind。-Greks）。 ①Strabo，Geography，Ⅺ.11.4. ②M.Cary，AHistoryoftheGreekWorld，London，p.244～245. ③Strabo，Geography，Ⅺ.11.3. ④据斯波拉底，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在位时统辖着一千个城市。其资料来源于Apollodorus的《帕提亚史》（TheParthica），详见Strabo，Geography，ⅩⅤ，1.3. ⑤公元前53年，罗马统帅克拉苏在与帕提亚人的卡莱（Karrhae）战役中身亡。当他的头颅被送到帕提亚宫廷时，那里正上演着希腊悲剧家幼里披底斯的剧目——《酒神的伴侣》（Bacchae）。这说明希腊语在帕提亚上流社会非常流行。普里塔克还特别提到现场的另一位客人——亚美尼亚国王不仅能和宫廷宴会的主人、帕提亚国王希罗德斯（Hyrodes，或Oro-des）一样通晓希腊语，一起欣赏希腊的文学作品和艺术表演，而且自己还能用希腊语写作悲剧、演讲词和历史。希腊语的流传范围之广，希腊化文化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参见Plutarch，Crssus，ⅩⅩⅩⅢ.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①关于上述帕提亚的希腊化文化表征，也可参见R.L.Fox，AlexandertheGreat，London，1973，p.492；JosefWiesehofer.AncientPersia：From550BCto650AD，p.124～129. ②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3卷论集部：《那先比丘经下》。 ①汤因比认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保护者、赞助者”。A.Toynbe，Helenism，Oxford，1959.p.183. ②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西方古典作家和中国司马迁的记载不一致。据《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人“西击大夏而臣之”，巴克特里亚被大月氏所灭。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亡于来自锡尔河彼岸的As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StraboGeography，，8.2.）本文主要采用司马迁说，因为张骞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刚刚被征服就，来到此地，这是他的实地考察结论，应该更为可靠。斯特拉波所说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像塔恩、纳拉因那样，把Tochari（吐火罗）依附为大月氏。若此，则中外记载趋于接近。（见W.W.Tarn，TheGreksinBactriaandIndia，Cambridge，1951.p.277、286、533；A.K.Narain，Ind。-Greks，Oxford，1957，p.129.） ①WilliamCocke，FirstWine？ArchaeologistTracesDrinktoStoneAge，forNationalGeo-graphicNews，July21，2004。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4/07/0721_040721_ancientwine.html ②RabinLaneFox，AlexanderthrGreat，London：FuturaPublicationsLimited，1975，p.485. ③Strabo，Geography，Ⅺ，10.1～2. ④“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3页。 ①美国学者劳费尔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蒲桃”（“蒲陶”）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与希腊语的“Botrus”无关。见劳费尔著，林韵因译：《中国伊朗篇》（Sin。—Iranica），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9～51页。但此书出版于1919年，其中有些结论显然已经过时。如他说“希腊语在伊朗领土的影响是微而又微的：突厥斯坦的古代文稿里也未曾发现过任何与希腊有关的事物”并以此为据推断葡萄和没有关系。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希，腊语在这些地区不仅通行，而且留下了不少相关的碑铭、钱币和纸草文献等实物资料。 ②PaulBernard，AnAncientGrekcityinCentralAsia，ScientificAmerican，Vol.246，（1982）Jan.p.148～159. ③普鲁塔克曾在《论亚历山大的幸运或美德》一文中写道：“当亚历山大使亚洲文明化之时，荷马的诗作被广泛阅读，波斯、苏西亚那人（Susianian）、格德罗西亚人（Gedrosian）的孩子们都学习并能够谈论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的悲剧。”（Moralia.328D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1993.）看来普鲁塔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并非全是夸张。 ①亚历山大离开此地进军印度前留下13500名士兵（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Ⅳ.22〕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7页），但这个数字到底包括不包括已经安置在城镇中的那，些希腊人和老弱伤残、不能再服役的马其顿人，不得而知。但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后，帝国东部诸行省的殖民地中，至少还有23000名希腊—马其顿军人存在。参见FrankL.Holt，AlexandertheGreatandBactriap.81、88. ②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4～3177页。 ①（）JosefWiesehofer，AncientPersia：From550BCto650AD，p.128. ②关于此类希腊式钱币，随着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考古发掘的大规模进行，国外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为数颇丰，钱币学家、历史学家甚至可以以此复原各地王朝的世系。详见相关网站的实物图像资料：http://parthiacom/parthia_coinshtm；http://www.grifterreccom/coins/coins.html. ①MeirBar-Ilan，PARCHMENT，http://faculty.biu.ac.il/～barilm/parchmen.htm. ②希罗多德：《历史》（Ⅴ.58），第370页。 ③Pliny.NaturalHistory，Ⅹxxi. ④JosefWiesehofer，AncientPersiaFrom550BCto650AD，p.114. ①参见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4页；Pliny，NaturalHistoryXXXⅣ，145.来自中国的丝绸实物残片已在公元1～3世纪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遗址中发现。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AlbertE.Dien在《丝绸之路》（SilkRoad）网络版2004年第2卷上发表的PalmyraasaCaravanCity一文。（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2004vol2num1/Palmyra.htm）也可参见JosefWiesehofer，AncientPersiaFrom550BCto650AD，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