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人类物质文明一旦在各个地域产生后，不会长期囿于孤立、封闭状态，必然要向外寻求联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后的两三个世纪内，世界上曾有四大帝国并立，构成一新月形强阵。其在东方的秦汉大帝国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争霸的局面，一统中华，日臻强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广地万里”的秦汉帝国开始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传播汉文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继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罗马军团仍不断挥戈东进，将希腊化王国推向东方，使东西方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沟通；而勃兴于亚洲中南部的是贵霜帝国和摩羯陀帝国。在这四强国之间有一个起缓冲和调解作用的安息王国，它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中充当居间商人，竭力控制丝绸贸易，从中自肥。此时古代世界东西两端强国的经济繁荣，自然会引起人口增长后的拓土要求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愿望，于是东西方大国间寻求官方贸易的条件已经具备，世界几大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接触开始走上正轨并逐渐步入高潮。丝绸之路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正式记入史册的。而为此做出不朽贡献的开拓者，是挺身为朝廷寻找击退匈奴的西方盟友、两次持节出使西域的汉臣张骞。张骞两次往返西域，取道有所不同，其本身就是踏勘中西陆路通道的实践活动。在此之前，中国丝绸曾出现在中亚、西亚、东欧、北欧和印度，说明中国同西方的交通贸易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局限为民间转手贸易，量少费时久。只有当汉武帝击退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才为中国同西方开展直接交往、扩大贸易提供了条件，并使原先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中的丝绸之路开始明见于史册。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曾具体记述了当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走向和行经地。因业内同仁们对此已是耳熟能详，故不赘叙。
  据中外文献所记的丝路北道在出葱岭后，沿锡尔河以北西去的路线，有人划入“草原之路”的范围。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加藤九祚合编的《丝绸之路辞典》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包括有“草原之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是通过绿洲路（即通常所称的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和欧洲的道路）运往西方，而且还通过北面的草原路和南面的海洋路运到遥远的西方。因此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路（也有称沙漠路或新疆三道），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是对绿洲路、草原路和海洋路的总称。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同样看法，并指出草原路线有两条：一是从内蒙古过阴山，经宁夏到巴里坤，再经吉木萨尔、伊犁到达碎叶；另一条从蒙古过杭爱山，经科布多越阿尔泰山，向西到巴尔喀什湖，然后向西与一条森林道相接。①笔者早就提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见于信史记载之前，存在于广阔的中亚北部地区的隐形通道，它无确定不变的走向和所经地点的明确记载，零散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仅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模糊、多变的道路轮廓。但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从因张骞出使才正式被记载的丝路北道和以后出现的新北道身上找到草原之路的影子。所以我们说“草原之路”也可谓是丝路北道、新北道的雏形和前身。
  若追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可归结为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游牧民的迁徙活动。远自公元前7世纪起，就有原居甘肃河西地的塞人循天山山脉，沿伊犁河流域向西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公元2世纪中叶，又有部分月氏人和乌孙人先后沿天山北麓西行，抵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地区。公元3～5世纪，匈奴人、柔然人又是沿这条通道进入南俄草原和东欧地区的。正是从中国北部陆续迁出的这一批又一批游牧民，用智慧和艰辛在欧亚草原上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来。这条道路沿用至汉代，便构成了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史籍缺乏对草原丝路的详细描述，但是近世以来日渐丰富的考古发现充分印证了这条文化交流之路的存在。新疆地区的塞人墓葬中，以尖帽武士俑和虎纹圆金牌为代表的出土文物反映了中亚和西亚文化在这里的影响，而以丝绸和漆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则是中原文化西渐的直接结果。中亚北部诸多地区的文化遗存，以类似“鼎”、“釜”的青铜器物为典型，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中原汉文化与塞人文化的融合；而南西伯利亚草原和阿尔泰地区，则相对保留着更加浓厚的汉文化流痕。从中亚再向西穿越里海和黑海北岸，考古发掘证明各处照样充斥着中国的丝绸、铜镜，为此前苏联学者们断言：“从中亚来的，经由此路到拜占庭的永久的贸易商路是存在的，这个贸易商路经由咸海、里海北岸，越过伏尔加河到北高加索。”①除“草原之路”的名称外，还有将丝路北道称作“毛皮路”的，它反映出早期的东西贸易中，热心从事转运、贩卖商品的游牧民们，投入交换的主要产品是大量受欢迎的珍贵毛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代都邑中的一些大商店，一岁可买卖“狐鼦裘千皮”。无论是“草原之路”还是“毛皮路”的称谓都说明，游牧民是初期商道的开拓者和贸易的经营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