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从古都长安出发，向西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大陆联结起来的丝绸之路，自从开辟以来就作为延续不断的外交和商贸干线，并随着行旅、商人、使节、僧侣们的探险步伐，随着所经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新支线的开辟，交通网的完善与商道重心的移动，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丝路贸易史。其中，中亚北部地区又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一、丝路北道的前身——草原之路
  人类物质文明一旦在各个地域产生后，不会长期囿于孤立、封闭状态，必然要向外寻求联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后的两三个世纪内，世界上曾有四大帝国并立，构成一新月形强阵。其在东方的秦汉大帝国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争霸的局面，一统中华，日臻强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广地万里”的秦汉帝国开始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传播汉文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继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罗马军团仍不断挥戈东进，将希腊化王国推向东方，使东西方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沟通；而勃兴于亚洲中南部的是贵霜帝国和摩羯陀帝国。在这四强国之间有一个起缓冲和调解作用的安息王国，它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中充当居间商人，竭力控制丝绸贸易，从中自肥。此时古代世界东西两端强国的经济繁荣，自然会引起人口增长后的拓土要求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愿望，于是东西方大国间寻求官方贸易的条件已经具备，世界几大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接触开始走上正轨并逐渐步入高潮。丝绸之路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正式记入史册的。而为此做出不朽贡献的开拓者，是挺身为朝廷寻找击退匈奴的西方盟友、两次持节出使西域的汉臣张骞。张骞两次往返西域，取道有所不同，其本身就是踏勘中西陆路通道的实践活动。在此之前，中国丝绸曾出现在中亚、西亚、东欧、北欧和印度，说明中国同西方的交通贸易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局限为民间转手贸易，量少费时久。只有当汉武帝击退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才为中国同西方开展直接交往、扩大贸易提供了条件，并使原先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中的丝绸之路开始明见于史册。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曾具体记述了当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走向和行经地。因业内同仁们对此已是耳熟能详，故不赘叙。
  据中外文献所记的丝路北道在出葱岭后，沿锡尔河以北西去的路线，有人划入“草原之路”的范围。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加藤九祚合编的《丝绸之路辞典》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包括有“草原之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是通过绿洲路（即通常所称的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和欧洲的道路）运往西方，而且还通过北面的草原路和南面的海洋路运到遥远的西方。因此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路（也有称沙漠路或新疆三道），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是对绿洲路、草原路和海洋路的总称。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同样看法，并指出草原路线有两条：一是从内蒙古过阴山，经宁夏到巴里坤，再经吉木萨尔、伊犁到达碎叶；另一条从蒙古过杭爱山，经科布多越阿尔泰山，向西到巴尔喀什湖，然后向西与一条森林道相接。①笔者早就提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见于信史记载之前，存在于广阔的中亚北部地区的隐形通道，它无确定不变的走向和所经地点的明确记载，零散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仅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模糊、多变的道路轮廓。但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从因张骞出使才正式被记载的丝路北道和以后出现的新北道身上找到草原之路的影子。所以我们说“草原之路”也可谓是丝路北道、新北道的雏形和前身。
  若追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可归结为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游牧民的迁徙活动。远自公元前7世纪起，就有原居甘肃河西地的塞人循天山山脉，沿伊犁河流域向西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公元2世纪中叶，又有部分月氏人和乌孙人先后沿天山北麓西行，抵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地区。公元3～5世纪，匈奴人、柔然人又是沿这条通道进入南俄草原和东欧地区的。正是从中国北部陆续迁出的这一批又一批游牧民，用智慧和艰辛在欧亚草原上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来。这条道路沿用至汉代，便构成了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史籍缺乏对草原丝路的详细描述，但是近世以来日渐丰富的考古发现充分印证了这条文化交流之路的存在。新疆地区的塞人墓葬中，以尖帽武士俑和虎纹圆金牌为代表的出土文物反映了中亚和西亚文化在这里的影响，而以丝绸和漆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则是中原文化西渐的直接结果。中亚北部诸多地区的文化遗存，以类似“鼎”、“釜”的青铜器物为典型，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中原汉文化与塞人文化的融合；而南西伯利亚草原和阿尔泰地区，则相对保留着更加浓厚的汉文化流痕。从中亚再向西穿越里海和黑海北岸，考古发掘证明各处照样充斥着中国的丝绸、铜镜，为此前苏联学者们断言：“从中亚来的，经由此路到拜占庭的永久的贸易商路是存在的，这个贸易商路经由咸海、里海北岸，越过伏尔加河到北高加索。”①除“草原之路”的名称外，还有将丝路北道称作“毛皮路”的，它反映出早期的东西贸易中，热心从事转运、贩卖商品的游牧民们，投入交换的主要产品是大量受欢迎的珍贵毛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代都邑中的一些大商店，一岁可买卖“狐鼦裘千皮”。无论是“草原之路”还是“毛皮路”的称谓都说明，游牧民是初期商道的开拓者和贸易的经营者。②
  二、新北道的出现及在中亚北部地区的里程走向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旧道的完善，新道的扩拓和密织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形成上。其中新北道的出现和使用尤显重要。
  西汉时期丝路的主干线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两道。其中北道出敦煌向西，过三龙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北，穿越白龙堆（今罗布淖尔东北盐碛之地），经楼兰古城（今罗布淖尔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再转向西南，顺天山南麓，沿孔雀河北岸（塔里木河下游）径直向西去。该道东端，因经楼兰古国又有楼兰故道之称。此道里程虽较短，但出关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古楼兰国东面的白龙堆盐碛（因千里无水草，亦名早海）。白龙沙堆沙碛的行旅如此艰难，所以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中，公元2、3年之际）戊己校尉徐普议开新道，即路出敦煌后，径直向西北，经横坑，出五船北，经伊吾抵车师前部，再南至龟兹，与原北道合；或经车师后国（吉木萨尔县附近），沿天山北麓，西达乌孙，赴康居。不过，这一举措由于遭到车师后王姑句的反对而暂时搁置。
  嗣后《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出西域，前有二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自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条材料已明确提出了三道，原丝路北道在这里已改称为中道，而徐普议开的五船道被称为新道。新道的出现使丝路略向北移，突出了车师前后庭的作用，成为新北道正式形成的准备和过渡阶段。
  至《隋书·裴矩传》引矩撰《西域图记》，则进一步记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其南道..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从这条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丝绸之路发展至隋，新道已与最初的南北两道并驾齐驱，成为一条重要商道。这条日臻完善和重要的新道是天山北部地区横贯东西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它由玉门关至伊吾，伊吾至庭州、庭州至碎叶以及更向西去的区段道路连接而成。下面我们重点探明北新道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大致走向和里程。
  从交通状况看，北新道在天山北部的主要支点是伊、西、庭三州，而三州之间各有道路相通。其中伊北路即从伊州至北庭的道路，是北新道在新疆境内的东部干线；碎叶路即从庭州至碎叶的通道，作为丝路北道在新疆境内西段的主干线，大致经过车师后王庭及卑陆、单桓、乌贪訾离等山北小国，至乌孙境地（绥来以至伊犁皆汉之乌孙境），再沿伊犁河谷进入碎叶城所在的七河地区，全程长有三千多里。
  新北道进入七河地区后西去的路线大体与中道（旧北道）越葱岭后西去的路线合。《新唐书·地理志》记中道过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又西北行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凌山即葱岭北原，今汗腾格里山一带。此山尽管峻峭，但自古以来就已有孔道穿越，可进入伊塞克湖地区。伊塞克湖南岸从顿斯克湖湾（）到丢普斯克湖湾（）之间的上巴尔斯寒（）和北岸沿楚河河谷到塔拉斯之间的下巴尔斯寒两处城市遗址，都发现了古老商队的遗迹。而从上巴尔斯寒地区东去中国，南下大宛，北上碎叶，均有道路可通。
  丝路从碎叶向西，顺着吉尔吉斯阿拉套山，沿楚河左岸而行，约2法尔沙赫①处有布金肯特城（）可以比定为肯斯梅契城（）；再西去2法尔沙赫为拉瓦肯特城（）8世纪时曾作为西突厥汗们的大帐而为阿拉伯人所知晓。②拉瓦肯特城，西行15法尔沙赫为朱里（），很可能即《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东距碎叶四十里的新城，是楚河河谷中又一处巨大的商业中心。朱里（）很可能是一个突厥词，意为草原。巴托尔德认为它就是现在的伏龙芝城。实际上朱里在伏龙芝城西边约10公里处，很可能是考古发掘的索库鲁克（）城。因为朱里一直存在到15世纪，而在索库鲁克在里找到大量13世纪的古物可以作为比定意见的重要依据。③从朱里城向西4法尔沙赫处有一个大城镇哈兰·朱汪（）。在古代游牧民居住区，哈兰·朱汪城是一个中心，它维护从这里向北分布的游牧民聚居点以及游牧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贸易安全。从哈兰·朱汪向西4法尔沙赫有鲁兹肯特（）城，又向西8法尔沙赫有阿斯巴拉（）城，这也是两个古老的城市，具有古代粟特城堡的所有特点。④道路经过楚河河谷最后一个居民点卡斯拉巴斯（）城，然后转向塔拉斯河谷。塔拉兹城是塔拉斯河谷的中心城市，其周围布满大大小小的若干城市，道路至此分为两大方向，一是向西南经奇姆肯特（）、伊斯宾扎普（）、塔什干（察什）至俱占堤（霍占）过锡尔河，进入河中地区；一是西北行，过咸海北，涉厄姆巴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到君士坦丁堡。公元6世纪时，东罗马遣使到西突厥，以及西突厥使者回访东罗马，走的就是这条道。而从里海到黑海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有条路可以通往北欧伐兰吉安人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9世纪时称之为“从伐兰吉安入到希腊人之间的交通线”①。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6～7世纪，穿越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的这条丝绸之路北新道的中亚北部路段显得十分活跃，其原因曾有多个解释。一是认为，此时期七河流域是突厥汗国的大本营，而富裕的突厥汗人和其周边地区需要大量的海外商品，所以它控制了通过中亚的商路；另一个说法是，由于内讧，使得通过费尔干纳的道路在7世纪变得很危险，所以不得不依重北边的道路。②
  另外，公元6世纪下半叶，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也并入了东自高丽，西至里海的突厥汗庞大帝国的版图。从公元6世纪末，这段丝绸之路对发展本地区的城市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七河流域，它刺激了一系列城市中心的出现，而在南哈萨克斯坦它加速了定居和使其转化为城市的过程。穿过中亚，南哈萨克斯坦以及七河流域的丝绸之路一直到14世纪兴盛不衰，后来由于内讧和战争，城市文化消亡殆尽。此时通向中国的海路也多被使用，致使陆上丝绸之路渐渐消退。③
  对于我们来说，在搞清楚丝路北道出葱岭后，经过中亚北部七河地区的要站路线和里程走向，再将目光转向该地区的一些重要城镇网点，无疑能够更加显现出新北道的重要，看出中亚北部地区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三、中亚北部地区丝路网线上的重要城镇
  新北道以伊吾作为进入西域北地的门户，以庭州作为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枢纽，以轮台作为西通碎叶的又一重镇，不仅三点连接成北道主干线，成为横贯东西的大动脉，而且各自向外尚有一些辐射支线。其中主要是向南越天山与中道上一些重镇相通，使循天山南北两麓西去的北中两道“襟带相连”，可以往来穿插而行，处在更大的选择和机动范围内。而北道上新老城镇的不断突起和发展，贸易网点的迅速增加，也反映出丝路贸易的盛况以及新北道的突出地位与作用。新北道上从东向西，重要的府州城镇有伊吾、北庭、轮台、弓月、碎叶、塔拉斯等，这里我们仍将笔墨集中在北新道出现后的中亚北部地区。
  （1）弓月，唐代弓月是丝路北道上离开新疆境内的最后一个大城镇，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贸易网点。从弓月穿越天山抵龟兹的道路，早在汉代已经开通，当时居住在伊犁河一带的乌孙，就常常取道龟兹去长安。今拜城北，通往喀拉克达格、额什巴什山谷的博者克拉格沟内，尚存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城诵”的汉文隶书石刻①，可见这里是汉代乌孙通龟兹的捷径，唐代弓月城至龟兹也取此道。《旧唐书·王方翼传》载“永隆中（‘隆’应作‘淳’，公元682～683年间），十姓突厥阿史那车薄反叛，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兵救之，至伊丽河，因纵击大破之”很可能就是走这条捷径。另外吐鲁番出土的一组文书记录了一件民事纠纷的诉讼案。胡人曹禄山控告京师汉人李绍瑾于弓月城借其兄绢二百七十五匹，并偕往龟兹。但是后来其兄不知下落，运往龟兹的绢财也出了差错。李绍谨的陈辞录记则提到，在场证人胡人毕娑可以为妻脱冤。不过后来毕娑从弓月城向西去了，今不知在何处。①这件当年打到安西都护府转高昌县处理的民间官司反映出，弓月城向东向西均可通行，而且聚积了大量的丝织物，是一个丝绸贸易转运站。
  （2）碎叶，是新北道进入七河地区的第一大镇。它东面从北向南依次衔接北庭路、安西路，均可通达长安；西面与塔拉斯路接，南下可进入河中地，再向西可远交大食、大秦，西北沿里海、黑海远去，可进入俄罗斯和东欧之地。这种交通四方、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其以对东西交通和丝绸贸易的特殊作用而名留史册。唐代鼎盛时期，碎叶是中国最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政府平定阿史那都支、李遮匐叛乱之后，安西都护兼首任镇守使王方翼扩筑碎叶城，到开元七年十姓可汗突骑施首领苏禄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首尾四十年里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虽屡失屡复，仍始终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的管辖。这里丝路北道与中道逾天山、葱岭后的咽喉，兼控西突厥两厢十姓，可谓唐朝安在西陲边防线上的一座桥头堡，其军事要地的作用通过安西都护常驻节其地即可明显地看出来。同时唐军在这里经营屯田，促使屯田士卒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中原大量精美的丝绸和其他商品，也被商人们源源不断地运往碎叶，再转送到世界各地，并且也输回了西方各国的生产生活用品和奇珍异宝。
  （3）塔拉斯，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江布尔城，是丝路北道进入中亚地区后靠西头的一大重镇。它是塔拉斯河谷的最大城市，亦是谢米列契西南地区古老的商贸中心。这座城市早在汉代就已形成，此后长期存在着。汉代文献称塔拉斯河为都赖水，塔拉斯城作到支城②，唐代文献则多称为呾逻私水或怛逻斯。③公元569年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其《奉使西突厥纪行》中便有其名。玄奘的记述较为详细，曰：“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①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曾在此地爆发了著名的怛逻斯战役，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败在大食人手中，造成唐朝势力在中亚地区骤然减退和汉文化大量西传两种后果，使塔拉斯城更加昭著中西交通史册。②公元9～13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皆谓怛逻斯为突厥人与回教徒的通商要地。元明时期，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塔拉斯城的，如《海屯行记》、《西游录》、《西游记》、多格腊忒的《别失八里史》等③说明此城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蒙元以后。塔拉斯城的周围密集了许多城镇，是从事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据点。如玄奘提到，从塔拉斯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④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则更为详尽明确地列数出其西面有朱维卡特（）城，北面有卡瓦卡特（）城，东北面有金基里（）城，南面有别赫鲁（）城、阿特拉赫、哈木肯特（）城等。⑤
  此外，色里金城是突厥边境上的一个要塞，距塔拉斯城4法尔沙赫。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座与采矿业有密切关系的城市，这里有蕴藏丰富的银矿、铁矿，是中亚北部地区一重要的矿业中心。⑥塔什干城东北的伊斯宾札普在中世纪也曾是锡尔河中游、南哈萨克斯坦山前地带的主要城市和最大商业中心。这里即是玄奘游记中提到的白水城，《元史·西北地附录》、《元经世大典图》中的赛兰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作Isbijab，在波斯、阿拉伯语中意为白水。①此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又是穆斯林在中亚西北部的最前哨。中古时期在从伊斯宾札普向东和向西的道路上，沿途分布着不少城镇，如沙拉普（）、布杜赫肯特（）、塔姆达日（）、阿巴尔札日（）和朱维卡特（）以及法拉普（）、沙夫加尔（）等。②
  总观七河地区的古代城市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公元6～9世纪，丝路北道在此地的线段西起伊斯宾札普，东迄伊塞克湖地区，沿线大小城镇密集，既反映出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丝路的畅通、东西贸易的便利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基地和中转站，与北道在新疆地区构成四通八达的贸易网一样，在七河地区也织就了一张横贯东西、纵连南北的交通网，从而使这一地区被更多更广地进入东西文化交流的轨道和共同的贸易市场，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可谓是丝绸之路史和七河地区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四、中亚北部丝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丝绸之路最初是为了出口中国的丝绸。丝绸同金子一样成为国际货币。它被用来赠送皇帝使者，用于犒劳军队的军饷，偿还国债。同时自罗马、拜占庭、印度、伊朗、阿拉伯国家，之后是欧洲、俄罗斯，运送没药、香料、香水、豆蔻、肉豆蔻、人参、蟒蛇胆、地毯、布匹、染料、矿产原料、钻石、碧玉、琥珀、珊瑚、象骨、“鱼骨”、金银铸品、毛皮、钱币、弓箭、刀箭、矛等许多东西。丝路上还运送、买卖纯种大宛马、骆驼、象、犀牛、狮子、猎豹、羚羊、鹰、孔雀、鹦鹉、鸵鸟等。农作物：葡萄、桃子和瓜果、蔬菜、香料、糖也开始普及。
  在发掘出为数不多的遗葬物中，奥特拉尔出土的银币对于研究民族间商贸关系有重要意义。银币是用来交换的钱物形式。这种钱币是罕见的，银币图案是东突厥斯坦城市阿尔马勒克（）、布拉特（）、艾米里（）、奥梅尔（）、奥尔扎-阿拉扎木（）及欧洲城市克里木（），小亚细亚城市西瓦斯（）、康尼（）、杰布利兹（）、哈萨克斯坦城市简特（）的造币场。根据模压花纹的时间来看，钱币是属于13世纪60年代的。当时银币是丝路上各城市的“通行证”。①
  在丝绸之路上散播的不仅仅是物品，而且还有时尚、艺术风格。在中世纪开始的年代在小亚细亚就流行这样的一个关于世界四大帝国的概念，这四大帝国象征着广袤的地域和国家。在现代人看来，这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隋（589～618年）唐（618～907年）的中国、印度、统治太平洋至里海广大地区的突厥、波斯和拜占庭。这些国家统治着世界四大方向，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例如，南方的“大象”帝国（印度），西方的“珠宝”帝国（伊朗和拜占庭），北方的“马的帝国”（突厥可汗），东方的“人之帝国”（中国）。随着商品文化模式和标准在实用艺术、建筑、壁画中的传播，在东西方各国的音乐、舞蹈、观赏艺术也得到广泛传播。
  在丝绸之路上不同地点的发掘中找到了许多关于文化发展和相互交流中的实物例证：刻有唐代舞者、带有面具演员图案的赤陶、驼背上的乐队。这些艺人中的许多面孔是属于中亚民族的。在宾吉肯特（）、瓦拉沙（）、托普拉克-卡拉（-）和东突厥斯坦其他城市大堂壁画的挖掘中发现了音乐人和演员的形象。在宾吉肯特还发现了舞者的精美木雕。在对希尔达那耶的克德尔（）城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10～11世纪的艺人泥制面具。②
  沿着丝绸之路使者们散布着各种宗教思想，将自己的信仰传播到海外的国家。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东突厥斯坦传入中国，基督教则出自叙利亚、伊朗、阿拉维，之后是伊斯兰教。
  在中世纪早期佛教的主要传播者是粟特人，正是他们在中亚地区的佛教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东突厥斯坦突厥佛教经文的术语分析证明，这些术语是来自中世纪粟特人的语言。丝绸之路主干道上的一些城市也发现了佛教遗址。①
  突厥人在6世纪就感到了佛教的强大影响。玄奘就曾描写过西突厥可汗对佛教的虔诚态度。根据研究者的结论，在7世纪前半叶一些西突厥的统治者成了佛教徒或佛教信仰的保护者。这与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由游牧转为定居、接受城市生活密切相关。
  佛教在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传播。证据是在楚河河谷发掘中发现了佛教建筑。他们位于阿克别西姆（）、红河、新巴克罗斯克（）、新巴甫洛夫斯克（），这些建筑包括教堂、寺院、小教堂、佛龛、佛像、佛台等等。②
  在发掘中偶然发现大量的印度物品：铜、银制的带有镀金的和宝石镶嵌物装饰的佛像、菩萨像，铜制号牌、板片，刻有手工制作的小型石雕，刻有佛教经典故事的石柱，这些石柱支撑着佛教教堂和寺庙圣物存放和圣像墙壁。③
  7～8世纪景教渗透到了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城市。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基督教堂。在9～10世纪之交形成了葛逻禄人的主教辖区。卢布鲁克也提到了伊犁河谷的基督徒，他们在卡亚勒克（）有自己的教堂，甚至有自己的信众。如众所周知，14世纪在伊塞克河岸有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其中还存有圣马特费耶（）的圣物。在挖掘扎姆卡特（）和纳瓦克特（）城市墓地时发现了基督教的墓葬，内有银制和铜制十字架。在红河遗址也发现了软玉十字架。在希姆肯特博物馆收藏有在托尔特布里托布（）遗址发现的石阶。石阶上刻有基督教的符号——十字架和鸽子。在对塔拉兹的挖掘中发现了6～8世纪的陶罐，上刻有波斯文字“彼得和卡夫利尔”（）。①
  关于基督教社会存在于七河流域的证据还有刻在陶器和盛红酒用的大陶罐上的粟特人文字。其中一个上面写着：“这是教士亚卢克-德金（）的陶罐。巴斯顿（）工匠。愿它盛满红酒，阿门，阿门！”在碑文中单词“教士”类似于突厥-粟特的碑文——教士、传道者。末尾的“阿门”毫无疑问地证明：亚卢克-德金是当时基督社团的牧首。②
  公元3世纪创立并迅速征服了自意大利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的摩尼教，通过粟特人迅速沿丝绸之路向中亚渗透。佛教也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摩尼教的万神庙、教义和术语。摩尼教在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有自己的信众，这首先是在定居人群中。在发现于吐鲁番绿洲的古维吾尔语的摩尼教“圣书”中说道：“..为了唤醒十箭之国的信仰，此书写于阿尔古-塔拉斯（）、阿尔登（）、阿尔古（Apry）、塔拉斯-乌鲁金（）”这里指的是著名的塔拉兹城。还有一点可以证实，摩尼教修道院还存于其他一些七河流域的城市里，其中就有巴拉萨贡（），契基里巴勒克（）。在七河流域发现的拜火教（摩尼教）遗址，类似于塔楼的设施让人联想到烽火台。它们保存于科斯托布（）和红河旧城址中。③
  在哈萨克斯坦广泛传播的伊斯兰教逐渐将基督教、佛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排斥出去。新的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城市中巩固下来。关于8～9世纪末许多事件的记载证明了南哈萨克斯坦居民的伊斯兰化。766年控制了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的葛逻禄人（）受到了穆斯林文化的强烈影响。有人认为，他们接纳伊斯兰教在马赫德（775～785年）时期就完成了。但是，很明显这只是居民的一部分。因为在893年伊斯马依尔·易卜·阿赫马德（）占领了塔拉兹，并且“将这个城市的主教堂改为清真寺”。①
  在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的始祖萨图克（）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儿子博格拉汗（）于960年将伊斯兰教宣布为国教，新的宗教渐渐渗透到游牧社群中。考古学家在挖掘9～13世纪初的遗址时发现了本地区城市穆斯林文化的形成。在塔拉兹和米尔吉（）城内基督教教堂被清真寺所代替。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的增长，城市内建起了大清真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城市内伊斯兰教发展时期的建筑还包括公共浴室。②
  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埋葬礼仪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坑葬和坯砖砌成的墓室。被葬者呈西北向安放，面向西南，内无装饰品。在奥特拉尔（）绿洲发现了更早的穆斯林墓地并确定为9～10世纪建造，它们属于布兰宁（）遗址。11～12世纪墓地中还出现了纪念性的墓葬——陵墓，如：阿伊沙-毕比（），其比邻就是现在的塔拉兹城。③
  从上可见，在中亚北部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城市中的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欧亚两大陆相遇了，这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渗透和相互丰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公元6～9世纪，东西方各国都先后进入封建制度巩固和高度发展时期，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再次达到高潮。贵重而体积不大的货物，如丝绸、皮毛、铸币、香料等，大量被输送，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手工业技艺随着各民族的交往和迁徙相互转授，体系相异的各种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也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交流传播，于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东到西，从西到东，顺着丝绸之路这条不曾间断的传送带得到极为广泛的交流。在这条传送文明的大道上，中亚北部地区以极大的承受能力迎接和包容迥然不同的东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量涌入，为它们提供了在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沃土，而自己也在吸取和兼采各种文化之所长中，创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新文化因素，奉献给人类共同的文明宝库。

①苏北海：《从汉朝到唐朝的草原丝绸之路》，见《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第112页。 ①峰巍撰，姚义田译：《出土中国镜的列别节夫卡古坟》，见《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②关于塞人迁徙及其带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实已在拙文《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中详细论述，此不赘言。 ①古波斯里制，1法尔沙赫约等于6公里。 ②《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8页。 ③伯巴科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31页。 ④《巴托尔德文集》第二卷一册，第282页。《巴托尔德文集》第二卷一册，第282页。 ①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②K.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③参见《哈萨克斯坦中世纪晚期城市考古研究诸问题》.M.1990.第146～165页。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4页；《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清理简报》注4，载《文物》1972年第1期。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②《汉书·陈汤传》卷七十。 ③《大唐西域记》卷一作“呾逻私”，《新唐书·突厥传》作“怛逻斯”，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塔剌思”，常德《西使记》作“塔剌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作“塔拉斯”，明陈诚《西域番国志》称之为“养夷”这是蒙古人的称呼，后改名奥李阿塔（意为神圣的父亲）。公元1936年又改称江布尔，以纪念，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 ①《大唐西域记》卷一。 ②K.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0页。 ③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94页，第五册229页。④《大唐西域记》卷一。⑤《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第76页。 ⑥《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第9页。 ①伯巴科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第24页。 ②伯巴科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第91页。 ①转引自.，1981.第20～60页。 ②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4页。 ①转引自，1971.第110～118页。 ②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5页。 ③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5页。 ①参见，1983.第169～176页。 ②K.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6页。 ③K.M.《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5页。 ①《伟大的丝绸之路：七河流域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中世纪建筑》，第36页。 ②参见，1960.第72～92页。 ③，1974.，p.85～94，1983.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