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玉奇喀特古城，当地人称之为“玉什喀提”，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三重城”之意。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考古学者以及地区文物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等文物的出土，确定了古城与西域都护府、龟兹等古代盛极一时的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也证明新和县在历史上一度曾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
  同时，这座古城对于研究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对于新和县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的“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更具有现实意义。
  6月，记者在新和县史志办副主任刘金明——对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长者陪伴下，探访了这座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22千米，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两千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废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守望在麦田旁
  在刘金明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我们已对古城的现状有所了解，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伤怀之情。弃车步行数米，刘金明告诉我们：“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还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显然，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所占据，几位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像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关于“衙门”的传闻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是附近老乡的羊圈，县里正在想办法将这些东西迁置，包括公路改道、农田退耕、古城墙的修补与加固、修建观光道路等。”刘金明说。
  他说，新和县委、县政府在加大研究地域文化和古城历史文化的力度。“我们已筹资修建班超广场、龟兹文化博物馆、新和龟兹书画院等一系列保护龟兹文化古迹的机构。不久，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的新貌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谈及新和县的未来，刘金明充满信心。
  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在刘金明老师的翻译下记者问道。“不知道！”老乡很干脆地回答。“村里有人知道吗？”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刘金明说，现在的农民都不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如此看来，这应该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
  “就在这附近，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崇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公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指着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刘金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尤其是‘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听着刘金明的讲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武大帝”时期。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末，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历史不会忘记，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派遣大英雄张骞曾两度出使西域，完成了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地区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有史为证：“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说明了西域都护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刘金明说。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战死在这里。”顺着刘金明的话语，记者再次置身于龟兹——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各地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各地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刘金明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龟兹。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古城：风之交响
  “汉归义羌长印”和“常公之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记者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刘金明的话语让记者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约公元17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位历史学家，对“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记载都没有疑义。所以，谈及龟兹变迁的这一话题，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不得不提及玉奇喀特古城。只不过，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定论。
  然而，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新和县境内遗存的42处古城、石窟、佛寺、烽隧、关隘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若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