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西域城廓 厚重历史文化
内容
龟兹故城：时光掩盖不住辉煌的历史
走进库车老城，一段古老的城墙散落在树木之中，斑驳之间映照出一个城垣的背影，回溯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就是龟兹故城，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西域重镇，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
库车有“中国白杏之乡”之称，城内的道路边栽种着不少小白杏。龟兹故城，就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白杏林中，来到杏花公园，就来到了龟兹故城。
库车人称龟兹故城为“皮朗古城”，汉代称之为延城，到唐代更名为伊罗卢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故城周十七八里，城郭之大，在西域诸邦中是罕见的。但由于风雨侵蚀，古城的身影已渐渐矮小，如今城墙高两米多、宽两米多。
1958年3月，历史学家黄文弼先生来到库车，先考察了龟兹故城。那时的龟兹故城呈现出不规则的长方形状，周长约7千米，还有南墙，与现在残存的西墙紧密相连，且一样长短。1990年，东墙仅剩11.4米长，基础宽5米、高6米，北墙大部分被毁，只剩下长400米、高约7米。如今残存的城墙越来越短。
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墙身严重坍塌，墙顶像骆驼的背凸凹不平，有的地方严重凹陷，有的地方已被掏空，面临崩塌的危险。
沿着城墙往南走，地势越来越低，形成一段从东到西的低洼地段，城墙在这里彻底消失。旁边是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是一条水渠，水渠外有核桃和杏子等果木。城墙的西边是一片杏园，种植着小白杏等果树。在这些果树的掩映下，古城显得愈加沧桑。
文化遗址下的魅力
龟兹故城里有不少遗址。其中，有一片高地名叫哈拉墩遗址，是古城的中心，曾经出土了不少文物，有一柄弧形的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说明了龟兹故城那时已经有人类居住。
东墙附近的房舍遗址曾经出土了陶片、铁块、黄铜残片、玉石耳坠、剪边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等。
三年前，龟兹故城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现了新疆独有的地下城墙和地下护城河。城墙基宽13米，上端宽2米，最高点距地表约0.7米左右；护城河宽7.5米，深3米，距地表3米以上。
专家介绍，护城河大坡有早期文化遗迹，其中最早的遗迹应该是红淤土，红土下面，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些文化痕迹。因此人类活动的痕迹，比这段护城河和城墙年代要早。
据史料记载，1958年，库车河、渭干河出现约200年不遇的大洪水，库车老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在那之后，库车人开始择地另建新城，于是库车有了新城、老城之分。
在后来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残存的龟兹故城城墙基本上都按原样保留了下来，但遭受了洪灾的冲刷和历史烽烟的洗礼，地面建筑遗迹已不多存，只有断断续续的城墙大致勾勒出当时城池的影子。
如今，库车以古老的龟兹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着世界目光，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他们感受着新时代的气息，品味着龟兹文化的魅力。
龟兹故城亟待焕发新韵，将她古老而富有魅力的故事向世人倾吐。
文·龚喜杰（原载2006年2月13日《阿克苏日报》）
龟兹 十字路口的艺术丰碑
第一站 龟兹故都民族的辉煌
走进库车，就走进了龟兹故国的都城。2005年1月24日，我和黄昏同时到达库车。冬天的库车像一位卸了妆的妇人，安静而饱满，沧桑而生动。
透过车窗，看见太阳在不远的天空中散射着微弱的光芒。天空有些晦暗不清，一如大地上许多隐遁的历史。
龟兹是西域诸国中人口较多的一个大国。从政权建设角度看，职官制度较完备，其治所在今库车。北有天山流下的雪水，南有塔里木河，农业相当发达。
龟兹又名鸠兹、屈茨、归兹、屈支、丘兹等。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冶炼、酿酒业也比较发达。龟兹国有自己的文字，人们擅长音乐舞蹈。东汉初，佛教传入龟兹，魏晋后得以盛行。
东晋时，前秦将领吕光伐龟兹立王弟帛震为王。其时，高僧鸠摩罗什和声振长安的琴师苏祗婆均为龟兹人。
库车城的东边是如今已经初具规模的新城，干净光鲜，然而冷清。
正在筹建的步行街两边，有两排玫瑰色调的建筑，仿佛几个老成的年轻人，沉默中透出几许期待。
西边是老城区，浓烈的民族风情吸引着无数前来观光的游客。新城与老城中间夹杂的皮朗古城、汉代名延城、唐代名伊罗卢城，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便将西域的首府放在了龟兹（今库车）附近一带。
汉宣帝时期，龟兹王降宾娶汉宗室解忧公主女与公主同入朝，学习汉制，回来后“乐汉衣服制度，治官室，作徼道周卫，出人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深受汉文化影响。
龟兹建筑师们利用特殊的地形，巧妙地从希腊、伊朗、印度等各国建筑文化中吸收自己需要的成分，进而再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融为一体，所以当年的龟兹之辉煌是可以想像的。
一晃千年，如今的古城还在吗？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第二站 皮朗古城 冬天的安静
25日清晨，空气清新，漫步杏花路再折往天山路，一千米外的地方，矗立着一块石碑，字迹已模糊，凑近一看，“龟兹古城”字样依稀可见。
石碑背后是一片果林掩映的民宅，一条小路弯弯斜斜地从石碑脚边过去，小路左边依偎着一条小渠，右边是一堵残墙，墙上稀稀落落地长着荒草，高高低低地向西蜿蜒。
从地图上看，这里就是古城北墙了。跨过石碑，沿着小路进去，就是当年辉煌一时的西域首府——龟兹。
古城早已废弃。如今东、南、北三面仍有残存的城墙，夯土建筑，周长约7千米。
资料里是这样记载的：“东墙长1446米、高约7.66米；墙外每隔40米左右，有长宽各4.8米的马面。南墙长1809米，断续残留。北墙长过2000米、高2.4米。西墙已无迹可寻。”
据说，城内建筑遗址曾经比比皆是，从发掘情况看，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石器、骨器、陶片。另外还发现少量铜器和汉五铢钱。
从晚期文化层中，曾出土排列整齐的一组大陶缸，共33只。还出土了铺地用的莲纹花砖、蓝纹砖、筒砖、其纹饰、形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的铺地砖略同。
此外，还出土有乾元通宝、开元通宝、中字钱和大历元宝等古钱币。
位于文化路上的县政府后面就有古城墙。东墙和南墙也残存，独缺西墙。据勘查，古城呈方形，墙周长8千米，这与玄奘所记：“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相符。
一般认为皮朗古城即唐西域首府龟兹伊罗卢城，也是汉代延城所在地。这是上个世纪中下叶，北大教授黄文弼经过两次考察后在《新疆考古的发现》里确认的。
随着时光流逝，如今这里叫做皮朗村，人口密集，很多遗址已近消失。当年黄教授资料里记载的面积将近400平方米的哈拉墩，如今都已经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土了。
即便是保存较完整的北城墙，如今也已经成了年轻人谈心的好地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人这样告诉我：“这里安静，特别是冬天。”
他们对于历史有些漠然，对于这个地方，他们更看重的只是安静，也许这也是对历史缅怀的一种方式。大美无言，我这么相信着，继续游走。偶尔几声咳嗽引来狗吠一阵，天籟一般和谐而寂寞。
游走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古迹模糊，而在古迹遗址上生活的人们也似乎不愿更多的交谈，在安静的听完我的问话以后，他们总是歉然一笑，摇头离开。
“大河在那边。”这是我在这一天中听到的唯一一句指点，这是在一位维吾尔族大娘微笑着听完我关于皮朗墩方向的话以后伸手指向的一个方向。
我感谢万分，顺着大娘指点的方向走去，没有土墩，却与库车河不期相遇。
河上横着一座桥，桥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询问时，我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库车老城，宽阔的街道两边，店铺林立，作坊密集，从音像店里飘出的动听的民族音乐。
一位老人在路边闲坐，对于我的到来似乎没有察觉，他说：“古城，河那边。”河那边没有古城，河边只有古渡，古渡上也有位同样的老人给了我同样的答案：“古城，河那边。”我奔波于这边与那边之间，临到黄昏，坐在古渡的夕阳里，看着悠闲而忙碌的人们，想起彼岸，彼岸是个永远不可到达的地方，虽然与我们只有一河之隔。
第三站 昭怙厘寺 如今的荒凉
26日，在滞留了一天之后，租车前往苏巴什古城，出库车县城东北约20千米来到却勒塔格山脚，被当地人称之为苏巴什故城的昭怙厘寺依山而卧，面对着南面一片空旷。
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如今是荒凉凄凄，沉寂无语。它是西域境内在新疆天山以南遗留下来的历史上最大的一座佛教遗址，大约始建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是研究丝绸之路佛教兴衰的见证。
唐代高僧玄奘这样描述当时的古寺：“荒城北四十多里，接山间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文中的“伽蓝”即寺院，河的两岸各有一座寺院，名称都是“昭怙厘”，因寺院分立于铜厂河东西两岸，今人称东、西昭怙厘寺，以示区别。
进得寺来，沿坡西上，残垣断壁中，一座大殿临河而立，残余的三面高墙用结实的泥土夯筑而成，大殿四角嵌有无数马蹄面，仿佛无数眼睛安静地看着世界在外面枯了又荣。
整个大殿分前、中、后三室，两边还有耳房。在长80米、宽50米、高13米的跨度中间却找不到一个支撑点，可以想像当时建筑师们的高超技艺。
古城工作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里是集体讲经说法的地方。相传，公元4世纪，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曾在大寺升座，为西域各官员讲经，弘扬佛法。公元630年，玄奘也曾经慕名到这里讲经两个多月。
大殿出来，左边10米之外相邻的是寺群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尊佛塔。工作人员指着塔北侧底部露出的一个黑洞说：“那里曾经挖出过（木乃伊）古尸，到现在都解释不了。”
那是1978年，库车县文管所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因洪水冲刷而显露出来的洞穴，洞中有一个木棺，棺内葬有一个青年女子，她腹中还有一个胎儿。木棺和古尸现陈列在库车文物馆里。
古尸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件最为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一个木雕龙头，说明墓主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很可能与龟兹王室有关，但一个有身孕的女子缘何葬于佛寺，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迷。
站在塔顶，举目远眺，对岸的东寺一样沧桑而壮观，两寺中间宽阔的河床上，库车河平缓而过。
无法想像当时僧人们是怎样往来于东西两寺，因为河床平坦，不可能架设木桥。河水清浅，河面上更不可能通行船只，平时不发洪水时，河床是干涸的，要是洪水到来，河沟里的一切东西都将被洪水席卷而去。
在维吾尔语中，“苏巴什”是“水的源头”或“龙口”的意思。公元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占据龟兹，随即伊斯兰教开始取代佛教的地位，昔日香火缭绕的昭怙厘寺顿时清冷萧条，在历史中逐渐黯淡了下去。而辉煌的寺院建筑最终成为空立山前的废墟，在清风中不言不语。
文·的日木呷（原载2005年3月19日《都市消费晨报》）
尕哈烽燧：见证龟兹文化的一枚印章
天山脚下的库车，到底有多么神奇，谁也不知道，库车的维吾尔族老人说，你去问克孜尔尕哈烽燧；库车的却勒塔格山里，藏着多少秘密，谁也不知道，库车的维吾尔族老人说，你还得去问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尕哈烽燧，你到底知道多少神奇与秘密？
尕哈烽燧的由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出了库车，往县城西北走10千米，到了空旷无人的地界，眼前豁然一亮，蔚蓝的天空下，苍茫的却勒塔格山横亘于天边，一座高大的红色圆塔，仿佛一枚巨大的印章，屹立在山峰之前显得十分耀目。
这就是盛名赫赫的克孜尔尕哈烽燧了。
据记载，关于烽火台，早在商纣王时期就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新疆的烽燧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呢？
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已派遣士兵，进驻龟兹地方，西汉中央政府为保护商业上和军事上道路的畅通，曾在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许多烽火台，备上柴草火种，一旦发现敌情，点燃后浓烟直冲霄汉，一台点火，台台可以传递报警，统帅部就可迅速派兵遣将迎击敌军。
从库车到拜城，盐水沟是重要的出口，通过黑英山乡踏向异国，也可以翻越冰达坂到达伊犁，因而，沿着盐水沟建烽燧，是必然的选择。
克孜尔尕哈烽燧是烽燧链中最幸运的一个，由于距盐水沟较远，这里又干旱少雨，却勒塔格山又为它挡住了大风，克孜尔尕哈烽隧得以度过近两千年的风雨，安然屹立于盐水沟边，成为研究古代交通、军事等的珍稀实物，是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军政系统和丝路繁荣的见证。
汉代的烽火台通常在台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悬挂装着干柴枯草的笼子，如有敌人来犯，夜间点着笼中柴草放火，叫做“烽”。台子上还堆放用以燃烟的狼粪、柴草，白天燃烟，叫做“燧”，烽燧由此得名。
烽火台上面有什么
3月4日，对龟兹文化很有研究的库车县退休老干部裴孝增说，烽燧的建造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在中原一带，临近河湖的地方，就地用黄胶土层层盘垒，夯实而成；还有的用天然板土、石块夹杂红柳、胡杨枝垒砌，每隔二三十厘米，铺一层芦苇，类似于建造塞墙；又一种在穿越山岳的地方，完全用当地石块砌成，每层石块间铺一层芦苇；还有一种是用土墼砌筑，每3至5层土墼间隔一层芦苇或红柳，这两种方法，在新疆是最常见的。而内地多用土坯，按照汉代“官墼”的规格，每块土墼重9千克，据居延汉简记载，“墼广八寸，厚六寸，长尺八寸；一枚用土八斗，水二斗二升。”
克孜尔尕哈烽燧虽身在新疆，却用的是内地的建造类型。顺着盐水沟再走3千米，才发现烽燧不是纯红色的，而是由红黄土混合夯土建起来的，土层里既没有石块，也没有红柳之类的植物枝条，合理地运用了新疆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特点，建造出省事又结实耐用的烽燧。
烽燧的形状也不是圆形的，烽燧底部每边宽约6米至8米，是长方形的，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4.5米。
作为中国首次将单体烽火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处古迹，克孜尔尕哈烽燧是目前古西域丝绸之路北道上建筑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烽燧遗址。
烽燧高135米，相当于四层楼高，但据库车城内的几位老人说，其实原来要高一些，不过是不断坍塌，才落到现在的这个高度。
由于克孜尔尕哈烽燧四壁陡直，几乎没有人上去过，除了在下面肉眼可见的几根木头露在外面之外，上面到底还保存有什么，目前没有人知晓，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有关烽燧的凄美传说
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是“姑娘”的意思，“尕哈”是“居所”的意思。克孜尔尕哈就是姑娘居住的地方。维吾尔族中最流行的民间传说：古时候，龟兹的一位公主长到16岁的时候，和一个穷人家的小伙子相爱了。然而，贵族的头都是方的，是不能和穷人成亲的。小伙子乔装成一个巫师，为龟兹王算卦时说他的宝贝女儿要被蝎子蛰死，必须要住在最高的地方，龟兹王就把女儿送到烽燧之上，于是小伙子时常攀上烽燧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相会。后来被龟兹王发现了，用乱石把小伙子砸死在却勒塔格山下，公主悲痛欲绝，最后在烽燧之上绝食殉情。
在柔静如水的冷月之下，听着幽怨的胡笳之声，谁不为这位公主凄美的故事所感动？
时光如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门于苏巴什古城的塔殿之下挖出了一具女尸，她的头是方形的，众人哗然，更为神奇的是，女尸的腹中，竟然有一个胎儿！传说中16岁的公主是不是这具女尸，成了一个未解之谜。看来，只能让未来去找寻答案了。但龟兹贵族头是方的，在唐朝就已揭开了谜底。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贵族生下来后，趁着骨缝没有愈合，都用木架压扁，目的是与穷人的头型区别开来。
烽燧还能保存多久？
作为库车古龟兹文化的标志，克孜尔尕哈烽燧以它的完整和历史价值引起世人的注意。国家邮政局曾经发行过一枚小型张邮票，就是以它的造型为图案的。
然而，历史的风云无情地剥离着克孜尔尕哈烽燧的肌肤，它身上的夯土不断地垮落着，留下了道道伤痕，是锋镝飞逝后的遗痕，还是风雨之刀雕刻的纹缕，已无从知晓，但目前的人为因素和环境正在加剧着对它的伤害。
烽燧的西侧，有一个4米高的土坡，都是垮塌下来的土，上面布满了脚印。裴孝增说，20年前，这里的土台子还没膝高，可是，游人不断地在顺着这里试图攀登，土不断地落，20年不到，就垮了这么多。
就在烽隧旁边的一条简易公路上，2005年还有载重车辆从这里经过。
而环境的变化对它的伤害也不亚于人为因素，由于水位升高，烽燧的底部已经被盐碱侵蚀。另外，盐水沟的河道也在不断地逼近烽燧，两者的距离还不到5米，一旦有大的洪水，它们的距离还会进一步拉近。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要防止夯土垮落，只有喷一种新型的涂料，喷上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保证烽燧的安全。
可是，这种涂料价格很昂贵，地方上负担起来有压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烽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无权管理它，甚至不能动它，只有等待国家有关部门来处理。
烽燧伟岸的躯干伫立漠野，夯筑的肩胛，在时光长河中坚硬挺拔，这枚静憩在天空一样辽阔的大戈壁上的龟兹文化的印章，真要从我们的视野之中随风而去吗？这值得我们深思。
文·龚喜杰（原载2006年3月6日《阿克苏日报》）
聆听“三重城”穿越千年的倾诉
玉奇喀特古城，当地人称之为“玉什喀提”，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三重城”之意。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考古学者以及地区文物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等文物的出土，确定了古城与西域都护府、龟兹等古代盛极一时的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也证明新和县在历史上一度曾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
同时，这座古城对于研究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对于新和县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的“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更具有现实意义。
6月，记者在新和县史志办副主任刘金明——对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长者陪伴下，探访了这座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22千米，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两千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
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废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守望在麦田旁
在刘金明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我们已对古城的现状有所了解，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伤怀之情。弃车步行数米，刘金明告诉我们：“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还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显然，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所占据，几位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像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关于“衙门”的传闻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是附近老乡的羊圈，县里正在想办法将这些东西迁置，包括公路改道、农田退耕、古城墙的修补与加固、修建观光道路等。”刘金明说。
他说，新和县委、县政府在加大研究地域文化和古城历史文化的力度。“我们已筹资修建班超广场、龟兹文化博物馆、新和龟兹书画院等一系列保护龟兹文化古迹的机构。不久，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的新貌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谈及新和县的未来，刘金明充满信心。
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在刘金明老师的翻译下记者问道。“不知道！”老乡很干脆地回答。“村里有人知道吗？”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刘金明说，现在的农民都不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如此看来，这应该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
“就在这附近，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崇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公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指着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刘金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尤其是‘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听着刘金明的讲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武大帝”时期。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末，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历史不会忘记，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派遣大英雄张骞曾两度出使西域，完成了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地区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有史为证：“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说明了西域都护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刘金明说。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战死在这里。”顺着刘金明的话语，记者再次置身于龟兹——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各地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各地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刘金明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龟兹。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古城：风之交响
“汉归义羌长印”和“常公之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记者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刘金明的话语让记者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约公元17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位历史学家，对“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记载都没有疑义。所以，谈及龟兹变迁的这一话题，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不得不提及玉奇喀特古城。只不过，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定论。
然而，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新和县境内遗存的42处古城、石窟、佛寺、烽隧、关隘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若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
文·周崇 王涛（原载2015年6月25日《阿克苏日报》）
玉奇喀特古城疑云
沙雅县英买力镇辖区内，有一片2000余亩，遍布生长着骆驼刺、花花柴、红柳等耐盐碱植物的荒地，其间分布有一些明显隆起的土梁。据说，从空中俯视这块空地，可明显看出土梁宛如一个回字，回字内心则有一个奇特的凸起部位。这片面积硕大的空地就是目前已知南疆最大的古城遗址之一——玉奇喀特古城，也称三重城。
当地人提到玉奇喀特古城会称其衙门，进而联想到了班超、班勇父子。
我曾多次游览玉奇喀特古城，并写过相关文字，但是，每一次来到这片荒地，我对遗址内散落的陶片、石器，甚至这里一草一木的好奇和思古之情丝毫不减。我曾经走过许多洪荒之地，它们的面积可能比眼前这个遗址大得多，自然景色也很独特，但是，洪荒之地缺少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迥然于自然带给人的震撼或慰藉。
这种情形如同我们面对一块原生态的石头和一片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瓦片。地质学家可以从一块石头上看出地质变迁；考古学家从一块陶片联想到，距今约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使用黏土烧制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通过改变物质的属性认识世界的开端。彩陶的出现则与人的审美，以及原始宗教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玉奇喀特古城不是一块陶片，而是一片集聚了众多人类文明遗迹碎片的总汇，因此，玉奇喀特古城带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我们面对一片碎瓦所能想像的。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给我的感觉是一本没有内容简介的长卷，书中包罗万象，繁杂而又耐人寻味。
我们进入玉奇喀特古城遗址方位的显眼处立有一块碑，上书“乌什喀特古城遗址”，属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沙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林春说：“这是过去的名字，现在统称玉奇喀特古城遗址或三重城。”说完，他补充道：“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遗址的历史定位。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至今没有专家对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研究。”当地民间提到玉奇喀特古城往往称其衙门，进而联想到了班超、班勇父子。我们不妨通过历史资料展开做些考证。
衙门是历史上百姓对官方办公场所的称谓之一。公元73年，东汉政府为了抗击匈奴侵扰，恢复西汉对西域的管理，派大将窦宪从河西走廊出关进击匈奴，当时投笔从戎的班超作为假司马随军出征。班超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仅率36人，出蒲类（今哈密），平鄯善（今皮山），联合西域天山南路诸城兵力，胜月氏、降温宿（今阿克苏）、收龟兹。东汉永平17年（公元74年），东汉置西域都护府于吐鲁番，先派大将陈睦为首任都护，陈睦赴焉耆平叛被杀，东汉政府复又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班超为都护，后又派任尚、段禧为都护，赵博为骑都尉，均居龟兹它乾城。它乾城遂成为东汉时期整个西域军事和行政的中心，其中班超任都护的时间最长。
公元95年，和帝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东汉永元12年（公元100年），班超已至七旬，须发皆白，离杖不能行走，他于龟兹它乾城都护治所上书东汉朝廷，告老还乡。不久，班超之子班勇子承父业，返归西域。
从汉代开始，玉奇喀特古城一带即为西域屯垦重要的城市之一。
那么史料记载的龟兹它乾城在何处？玉奇喀特古城会不会就是龟兹它乾城？在没有现有考古材料的情况下，回答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史料。
19世纪以来，先后有多支国外考古探险队在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中国学者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调查首推黄文弼。1928年，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玉奇喀特古城一带考察时，三重城城墙已毁坏，夯土所筑城墙遗迹高5米、厚5米。当时，该地人迹罕至，遗址区域生活着大量野兔、野鸡、野猪等动物。此次调查，黄文弼在三重城收获不大，但是在三重城外围，黄文弼发现了一个汉代遗址，并且收集到大量汉代钱币等文物。其中，李崇之印和汉归义羌长印的出土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据此，黄文弼认为三重城是唐代以前，龟兹地区几个最重要的大城市之一。
史料记载，李崇为西域都护府最后一任都护，李崇死后70年，班超来到西域，并且建它乾城。有专家认为，按照当时的气候条件以及人口状况，70年间，三重城城墙应该大部保存较好，稍加修缮即可使用，因此，三重城很可能就是它乾城。
实际上，不论班超府治何在，萦绕在三重城和它乾城上的迷雾有多深，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从汉代开始三重城一带即为西域屯垦重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郑吉率领中原士卒，以及当地百姓开始在西域大规模屯垦。公元16年，王莽派遣五威将王俊、新任都护李崇、新任戊己校尉郭钦率大军入西域，龟兹王丞德积极配合，与莎车两城共同出兵七千随军征讨。王俊分兵数路入焉耆，焉耆诈降，王俊不知是计，冒险进入，中伏全军覆灭。西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收拾汉军残部退守龟兹，坚守8年战死。
2010年10月，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贾应逸，新疆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新疆龟兹研究院霍旭初，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殷晴等一行专家应沙雅县邀请来到了三重城。其中，王博、张平、霍旭初等先生曾多次来该地调查。我有幸跟随专家们对古城进行了一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察。
专家们在遗址地表采集到一些石器残段及大量陶片。通过现场调查，专家们发现玉奇喀特古城毁坏最严重的时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中，既有气候因素，也有人为原因。气候原因，主要是近些年来塔里木盆地降水增多。人为原因其一是遗址内的盐碱土有一种奇特的功效——当化肥使用。尤其种玉米，把土拉回来，撵成粉末，直接撒到地里，玉米长得非常好。后来，当地农民开始垦荒这片土地。以至于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城遗址只剩下地表一些环形土梁。2005年之后，沙雅县清理古城内开垦的土地，由此，三重城的保护有了章法可循。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先生考察该城之后，结合前人考察成果，提出了他的看法：三重城最早建造的是中城，而后是内城，其次是外城。中城至迟建于西汉时期，内城建造时间可能稍晚，至魏晋时期形成了一个三重城形制，并一直沿用到了唐代。
王博先生认为，仅就此次考察取得的成果，玉奇喀特古城遗址就有资格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要想真正揭开萦绕在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的历史谜团，需要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
张平先生说：“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的关键文化层应该在地表以下3米左右。”他期待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石伤人，茜草医治，战争与和平，历史似乎正躲在某个地方畅然酣睡。
远处土梁前面的胡杨林间似乎有人影晃动，暑热蒸腾起的蜃气，犹如一道滚动的水幕或哈哈镜，变幻着前方的土梁、胡杨及人影。这给人某种恍若隔世之感：说不上，穿过蜃气，我们即可抵达汉唐，甚至更久远的年代。
揣着这样的心思，翻沟爬坡，来到胡杨林间，我并没有看到想像当中身披铠甲，手持刀矛剑斧的古代士兵。眼前是一个背着药箱给农田喷肥的现代农民。
农民叫艾力克·吾守尔，50岁。他在古城里开了8亩地，正在给棉苗打氨基酸肥。他说，这个地方的土肥得很，庄稼长得特别好。他说，遗址地表散落的陶片是古代人使用的水桶残片。过去不好，还是现代的铁皮水桶结实、耐用。
艾力克·吾守尔最纳闷的是这里怎么有塔斯（石头）。沙雅县没有石头的地方，指甲盖大的石头都没有，玉奇喀特古城遗址却出来很多圆石头，非常奇怪。说着，他走到地边顺手在草丛中捡起一块拳头大的卵石递给我。随后，又从草丛里摸出一块稍大些的卵石。
接过石头，我第一感觉这种卵石表层有人工痕迹，随即我想到石滚木·石均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防御武器，若干年前，我曾经在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一险要隘口的山坡见识成堆的，被考古专家确定为石滚木石的石头。玉奇喀特古城遗址上的石头虽然比石滚木石小得多，但是，作为城防利器，若持用这些石头立于城头，至上而下阻击攻城者，却不失为实用而致命的武器。
艾力克·吾守尔说这里的土地很肥，此说很有道理。放眼遗址区域，杂草丛生，有些骆驼刺的高度甚至达到1米。其中，一种分布较多，枝蔓横生的野草需要特别花些笔墨——茜草。
资料显示，茜草是传统中草药当中治疗跌打损伤等病症的主要药材之一，别名，草、血见愁、地苏木、活血丹、土丹参、红内消等，北疆塔城等地也称其四棱草。茜草为多年生攀援草本，生于山坡路旁、沟沿、田边、灌丛及林缘，春秋季采挖。有凉血止血、活血化瘀的功效。主治血热咯血、产后瘀阻腹痛、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等症。现代研究发现，茜草对慢性支气管炎有效果。茜草还是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一种天然染料。
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偶然，石伤人，茜草医治跌打损伤。战争与和平，历史似乎正躲在某个地方畅然酣睡。
文·李桥江（原载《新疆人文地理》2012年第8期）
探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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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着，记者从拜城县城出发向东北驱车100多千米，前去探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在石子路上颠簸了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自古就有天堑通道之称的博孜克日格沟口。
眼前的山势越来越高，博孜克日格沟谷越来越窄，河水拍击着两岸岩石啪啪作响。从这里翻过白雪皑皑的天山隘道，可以到达北疆伊犁等地。
要到刘平国摩崖，必须涉过这条布满石头的河流，它宽30米左右，夏天的时候，据说河水可以漫到1米多高，在河岸的石缝中，恍惚还有苔藓的痕迹，现在已经到了初冬时节，河水日渐消退，可是我们仍然无法过去，只有趟着冰凉的河水到达岸壁下。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又叫刘平国治路颂，刘平国治关亭诵、龟兹刻石等，这是西域都护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带着6名秦人（汉人）和羌人筑关修路后在旁边的石壁上刻下了一段文字，记叙在此凿岩筑亭、修建关隘的事迹。
这处摩崖石刻距地面1.8米，石上刻有汉文隶书文共8行、105个字，其书大小参差，多用圆笔，若不经意而饶有古逸之趣，较之历史上有名的《西狭》《石门》诸刻，更为宽博疏放。
石刻由于长期自然风化侵蚀，加之后人在崖壁前修筑水渠，导致水位抬高，致使这块石刻被掩埋在泥之下。现在，这块石刻地面上的部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字迹。
最早发现这处石刻是在清光绪5年，即公元1879年夏，清代治河名臣、广东陆路提督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派军士去查探翻越天山捷径。行至赛里木乱山中时，一名军士迷了路，无意中发现岩壁间微露凿痕，纵横似有字迹，归队后告诉了同伍。
当时张曜的幕僚施补华听说后，骑着马，带着粮秣前来考察，得知这是一处后汉时期的摩崖，立即制作了拓片，以传后世。
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到此访古，做了不少拓片，轰动了京城。因为是汉代隶书真迹，具有史料和书法双重价值，不可多得，所以就有军官、地方官和商人争相前来拓片。1928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经到这里察看过，可惜在他到来之时，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了。
就在西岩刻石附近，黄文弼发现了一些石孔，这些石孔圆径周约1.6米、深约1.3米。在沟东半山岩，也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他推测为石的遗屑。在黄文弼的文章中，记叙着“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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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设立关卡，是汉武帝时期保卫国家、疏通商道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统一西域后，因为西域地域辽阔，要加强各地与中原的联系，从敦煌开始向西，设立了不少关亭。西汉大臣桑弘羊等在给汉武帝的屯田戍边建议中力陈，一边在库车等地屯田积谷，一边“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
黑英山位于天山南麓克孜尔河上游，是通向天山北坡的要道，乌孙使臣就是从这里经龟兹而去汉朝的，同时这里也是古代匈奴势力出入的要道，可谓兵家必争之地，汉朝守军就在天山以北和盐水沟的克孜尔尕哈吐尔、伊希哈拉吐尔等地建关设卡，附近还有石砌的烽燧。
如今，在盐水沟仍有古代戍边堡垒遗址数处，高3、4米，均在盐水沟西岸石壁上，据说这是唐朝设的关隘。
《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左部复转居塞内，朝迁患之，增缘边诸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在居民稀少的边境地区还起着馆舍邮驿的作用。
在博孜克日格沟口两山最近的地方，崖壁上凿下的孔洞依然清晰可见。站在历史的遗迹面前，当年修筑城垒、设置关卡以保护交通要道和稽查来往旅人商家的画面仿佛在脑海中闪现。
此地作为汉代新疆南部通往伊犁河流域的交通要道之一，20世纪5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这处遗址进行首次调研，1957年将其确定为第一批省级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7月下旬，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拜城县，刘平国摩崖遗址也同样未能幸免，洪水卷带的碎石给这处十分珍贵的摩崖遗址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目前，这处摩崖遗址的刻字痕迹已很难全部辨认清楚。
拜城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说，为了防止洪水再次侵袭摩崖石刻，文管所也曾尝试着在遗址旁修建一道防洪坝，但由于修坝需要大量的资金，尚无法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3月，拜城县文物管理部门制定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石刻遗址维修方案，已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局审核，目前保护工程已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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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置关原则是“关必据险路”，因为关为“诸暴之所”选址必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筑之势”。博孜克日格沟口其地理地形是“临水挟山”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势在必然。
据专家考证，刘平国摩崖遗迹的刻字时间为东汉永寿4年（公元158年）8月12日，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其附近还有处“敦煌淳于伯作此诵”的石刻，以及汉代石垒遗迹与古城废墟。
历史的溪流将这里曾经的喧哗抚去，将这里曾经的故事埋藏，而历史的隧道又将让这一切复归。
从崖刻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就有着多民族融合的传统。因为守边卡的6位勇士当中，至少有两位是羌族人。羌是殷人给取的名字，甲骨文“羌”字从羊从人，是牧羊人、或穿羊皮褂的人、或以羊为图腾的人的象形和会意，羌人自称“玛”或“尔玛”。羌族是祖国优秀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记载着羌人的活动。商、周、秦、汉历代文献，记载羌人活动的地理位置，大都在河（黄河上游）、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祖国的西北高原，是羌族的故乡。
公元前2世纪，汉代封建王朝强盛，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以及打开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交通线，曾对西北高原多次用兵，并设立郡县，加强统治。这时西北高原西部和北部的羌人，有一部分和大月氏融合，一部分和匈奴融合。西北高原东部和南部的羌人则和汉族杂居，大部分逐渐和汉族融合。
东汉初年，中央朝廷在陇西一带专门设有“护羌校尉”。这一段时期，羌族人民对巩固汉代封建国家的边防，曾经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博孜克日格沟口筑关的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阿羌、石当卑、程阿羌6人，其中万阿羌、程阿羌应是羌人，而赵当卑、石当卑也可能是羌人，至少和羌人有渊源。
如今，这处关卡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而变为今人眼中的一处风景。
文·龚盛杰 张玉梅 李晓军 刘斌（原载2008年11月28日《阿克苏日报》）
库车，龟兹古国的神韵
库车是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一个县级市，老城是维吾尔族人聚居的地方。
我们到达库车老城的那一天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碰巧巷子里一户维吾尔族人家正在办喜事，扮做喜车的“夏利”被扎上了缤纷的彩绸。也许是良辰即到，一脸喜气的新郎和朋友们正在门口等候新娘，两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子穿着款式相同的民族礼服在嬉笑打闹。与汉族人不同，维吾尔族人是在下午快日落的时候迎接新娘，然后是晚宴和歌舞，通常要热闹到清晨。
库车县城的马路边有家酿的酸奶卖，几个维吾尔族妇女守着一溜排开的篮子，篮子上盖着头巾或毛巾，毛巾下掩盖着头天晚上做好的一碗碗酸奶。新鲜无比，绝对绿色产品的酸奶在家用的大碗里盛着，白稠稠的结着一层奶皮。撒上一些白砂糖搅，一碗冰凉香甜的酸奶吃下去，舒适和愉快会从喉头慢慢下滑到胃部，所有的火气会随之消散。古时的库车与中原的联系集中体现在她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她连接着南疆和北疆，糅合着内地和西域气息。最使她辉煌的是她的龟兹文化。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古龟兹给今人留下了那么多宗教、哲学、音乐、美术的信息。这些信息潜伏于干涸的河床，附着在红色的岩石上，漂移在飒飒作响的钻天杨树枝之间，沉默在广漠的戈壁，积淀于库车的每一块砖石和洞窟里。让后人世代以神秘敬畏、景仰、赞叹之情，迫不及待的去寻找、追随和习研。古龟兹和她的文化，鲜活在多少人的梦境中。
出库车城拐上217国道——就是有名的独库公路，由库车去参观克孜尔千佛洞和神秘大峡谷，这是必经之路。路上可以看到典型的且极其壮观的雅丹地貌。对于雅丹地貌，我们从没有如此接近地观察它和被它所震撼。车在独库公路从雅丹地貌中穿过，被风蚀出奇怪甚至是狰狞样子的岩石探出路边。眯起眼睛看去，无数个土丘连绵着好像一片波浪，无边无际，没有声息，使人不敢久留。最令人震惊和难以忘怀的美丽是那些富含矿物质的干涸的河床和山岩。山岩多呈赭红色，或者是赭红色加蓝绿、明黄色。常常在拐了一个弯后，一大片规则的山岩和不规则的色彩延展而来，让人感受着热烈而宽广的美丽。与此相比，任何美丽都显得不够大气。独库公路边上的风景，是让我常常怀念库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藏羚羊自助游手册”《新疆》分册中所说，克孜尔千佛洞作为物质的存在，她在慢慢地剥落、消失，但她是这地球上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克孜尔千佛洞能够看到的洞窟和彩绘壁画已所剩不多，但这个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开凿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洞窟群让你在参观时仍有朝圣的感觉“神秘大峡谷”，名字虽俗，但景观却令人吃惊。
“神秘大峡谷”应该叫克孜尔亚山大峡谷。克孜尔亚山大峡谷，一个有着浓郁的红色，深邃而且扑朔迷离的大峡谷克孜尔亚，维吾尔语即红色的意思。无论是在狭窄的细缝中，还是在豁然开朗之处，克孜尔亚大峡谷含蓄而浓郁的红色始终跟随着你。岩石堆积、横亘、分裂、褶皱、穿透着，或压着你，或向你退让高高的崖头上，偶尔会看到站立着一排灰色的野鸽子，给粗犷的红色点缀出一点精巧来。在峡谷的每一个拐弯处，都会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使人发出压抑的惊叹。有时紧窄的峡谷狭长而蜿蜒，崖壁光滑潮润，有丝般的质感，扶着崖壁走，人好像在蛇的腹腔中游走，清水从地上和石缝里无声地淌出来，沁湿了鞋。赤脚而行，凛冽的水会凉透炽热的阳光，风化的小岩渣在水中细碎地闪，克孜尔亚大峡谷的山影投到水中变着型，红色融融地跟着水走，酷热也跟着水拖走了，阴郁的凉气直透心脾。
库车，一个总使人怀想和让人想返回的地方。
文·施明（原载2005年3月22日《经济日报》）
姑墨，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府治所千二百一十里，南至于闻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钢、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汉书·姑墨国传》。
姑墨的分布地区为今叶尔羌河以北，天山腾格里峰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新疆阿克苏。汉时属西城长史府。南北朝时属魏，附于龟兹。称姑墨，又称亟墨，唐时称跋禄迦，于其地置姑墨州、属龟兹都督府。
姑墨，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第一站 拉尤勒滚 曾繁荣一时
阳光透过枝桠散射在房舍中间的一片空地上，废弃的农具和荒草丛中一条毛色灰白的狗正懒散地斜卧着，不时扭过头在身子、尾巴或者腿脚上随意舔，更多时候它目光呆滞地竖起耳朵倾听屋檐下几位老太的闲聊。
不远的院子里一位中年男子慢慢地挥动着手里的铁叉，将一捆捆干草堆积又拆散，在和屋里的人说了几句话以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卷莫合烟，原地盘腿坐下抽了起来。
这是2005年2月的第一天，在温宿县城东60千米喀拉尤勒滚镇，如今兵团第一师五团东南一隅。
20年前，这里是五团广播学校所在地。更早的2000年前，曾经有一个名叫姑墨的古城首府建在这里。
1964年12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在这里挖出一系列陶器碎片、磨制石器，骨锥等，经研究推测遗物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2500年的铜石并用时期。这里被命名为喀拉尤勒滚古遗址。
1980年，这里又发现了用25厘米×25厘米方砖砌成的古墓，砖缝均用金属液灌制。随葬物品多数被盗，仅存有一只玉珠金耳环。由此推断，在2000多年前的姑墨，这里曾经繁荣一时。
2005年2月1日，我从温宿县城辗转来到这里，看见只有上面叙述的情况了。温宿县文管所一位和蔼可亲的资料保管员劝说我：“不用去了，遗址在很多年前就被居民替代，当年出土文物的地方也被填平，你现在去什么也看不见了。”
黄昏时分，炊烟袅袅从不同的人家飘出，夹杂着青菜萝卜的味道，随风潜入了我空荡的胃。那条毛色灰白的狗站起来抖抖身子，到3家院子门口转了一圈，索然而归，目光依然呆滞。
阳光中微微透出些寒意，在逗留了一个中午外加一个下午的时间，9次试图访谈没有结果之后，我决定离开。阳光依然透过枝桠散射在这片土地上。
第二站 台兰河沿岸 姑墨的城池
严格说来，姑墨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东邻的龟兹过于强大，相对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也就比姑墨多。其实很多战争里面都可以看见姑墨的影子，但它总是只能演绎配角。
公元75年，汉明帝逝世，汉朝举国哀悼。西城都护府传檄向诸城郭报丧。当时西域的焉耆、龟兹、姑墨等反汉阵营见汉朝大丧，以为有机可乘，出兵袭击西域都护府，杀死了都护陈睦。其余诸城郭也一哄而起，举兵围攻坐镇疏勒的班超。
班超临危不乱，与疏勒王联手，坚守孤城。疏勒虽被围困了一年多，始终屹立不倒。
公元78年，班超从疏勒、于阗、鄯善等地调集士兵1万多人，组成联军，攻破姑墨。这样，就使西域反汉阵营的头领龟兹陷入孤立境地。当年姑墨的军事阵地在台兰河沿岸留下了一处遗址，叫做佳木古城。
佳木旧称扎木台，在蒙古语中是“路”的意思。这里如今是一个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人口千余的乡。离开佳木乡，沿着台兰河一路南下，河边的小路上不时有驴子架车叮当而过，步行5千米左右，过一座木桥，河西岸是一片方圆近千亩的棉田。
丰收以后的大地总呈现出一派萧娑景象。棉田深处，几位维吾尔族老乡围在一堆火边正小声地谈论着什么，他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但是他们听出了我汉语中夹杂的“协海尔”一词，所以他们把手平平抬起，指向远方，他们说：“直直地走。”
穿过棉田，尽头横卧一道两米见高的土埂，上得埂来，古城就在眼前一览无遗。四道城墙（应该是残墙）中间的城池俨然像似一个古罗马角斗场，只是这角斗场地上如今已经被开垦并种上了棉花。一家农户在棉田里悠然地烧着棉秆。
走上前去与他们攀谈时候，他们说这里的棉花产量比外面整整高出一倍。
“这地肥沃着呢，听说以前是个战场，后来那些人也不知道都搬哪儿去了，也许都死了吧，人死了以后会成为很好的肥料的。”
张姓男主人这样说的时候，棉秆在橘黄色的火焰里啪啪作响。他说完站起身来，又抱来一堆棉秆，扔进火里，招呼他的家人过来烤火。
这一天是2005年2月2日，天气阴冷。
第三站 喀依古古城 看不见古迹
在这离温宿县城不到18千米的依希来木其乡，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
在维吾尔语里，依希来木其是勤劳者的意思。据说这里的居民以勤劳著称。可这些勤劳的村民不能指给我通往喀依古故城遗址的路。
还在阿克苏的时候，地区文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介绍了汉代姑墨遗址情况后，说道：“有一个喀依古，你去问问温宿县文管所的同志。”
来到温宿县，文管所的朋友都说有这么一处遗址，但是好多年没去，都忘了在哪儿，于是我便在他们提供的资料里暗暗留心。是有这么一处遗址的，具体在依希来木其乡喀依古村。
当我在2月2日下午来到依希来木其乡的时候，人们都说没有喀依古这个村，临近天黑，我赶车前往阿克苏投宿，明天一定再来，我对自己说。
2月3日，天气依然不见好转，天亮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依希来木其乡，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依然热情而又无奈告诉我没有这个地方，他们表示，可以帮我问问维吾尔族老乡，可最终没有答案。
当天中午时分，在巴扎依其买里村，一位猫腰在土墙上修缮的维吾尔族老乡对我说了一句那一天最为动听的话：“四大队四小队以前就叫喀依古。”
沿公路西行约7千米，然后北折进入一片荒凉的田野。一条小路从中蜿蜒，顺小路北行约5千米，终于见到一个村庄，但是居民告诉我：“四小队，直直地走，山脚下就是。”
其实不用走到山脚，再行约5千米，一个村庄静静地横卧于丛林中，村前荒草丛生，周边出奇地安静。独自行走，人也就被淹没了，看不见古迹，却似乎就在古迹包围中。走了一刻钟，草丛似乎没有尽头，突然“扑腾”一声，令我毛骨悚然，一看是一只黑鸟展翼远去。
我茫然地走出了草丛，一群村民聚在渠边，对我的闯入投以一瞥，然后继续他们的沉默。
稍息之后，我走上前去，步子平稳。准备我的访问，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他们依然沉默地冷落我。我继续试着和他们说话，心里开始有些慌乱。我看见一个小孩跑远，他的身后尘土飞扬，又很快落下，复归平静。
一杯茶的工夫，一个小孩和一位中年人出现在路上，直直朝我走来。“干什么的？”他的汉语发问终于让我如释重负。
我微笑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没等说完，他就说了这一天他的第二句汉语：“我们不知道古城，你找错了。”
我开始试着转换话题，我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吧？”中年人语气明显平和了许多，他说：“只有几十年，我们都是后面搬来的，听说之前有汉族人在这里住过，后来全都搬走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你说的古城。不然你自己看吧，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会说汉语，我们在开会。”
他最后说：“这里以前是叫喀依古。”然后转身投入村民的沉默中。
这是一个平常的小村，转了半天真的没有看到半点古迹。只有风在树梢徘徊，在太阳落入地平线下之前，我离开了它。
2005年2月4日，我试图从温宿县和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找到更多的相关线索，可是没有成功。
文·的日木呷（原载2005年3月29日《都市消费晨报》）
古老的温宿城 敬畏的感动（上篇）
驻足在温宿县商业步行街，林立的商铺、彩色的琉璃砖地面以及不时传入耳中的流行音乐⋯⋯把整座小城渲染得活泼生动，富有现代气息，让人很难想像出它古老的面容。
2005年4月，记者重返孩提时生活过的历史名城，探寻它在时空隧道中留下的印迹。
老城墙 曾经的宏伟
记者从追寻古城遗址开始了探访。走进县城西面的托孜尕克巷，狭窄的巷道透出肃穆的气氛，使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敬畏的感动。一辆“马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并富有时代风尚的载客马车，“叮叮껾当껾当”地穿过小巷，几位乘客悠闲地坐在上面，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正行进在古城的遗址上。就在县政府后面的一片民居中，遗留着一段约50米长的黄土夯成的残墙，这就是古城墙。
如今，这道墙成了一排房屋的山墙，已没有了城墙的宏伟，一棵老态龙钟的杨树靠在墙基上，伸着残缺不齐的枝桠，注视着身边的沧桑变迁。同行的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杨寒站在这棵古树旁感叹：“它称得上是温宿城历史的见证者。”
据史料记载，汉神爵2年（公元前60年），温宿被并入汉朝版图。唐贞观22年（公元648年），更名为温肃州。清乾隆22年（公元1757年），又将温宿定名为“阿克苏”，到了光绪9年（公元1883年），道员罗长祜禀报朝廷修建新城，名随城移，新城称为阿克苏，设道署，老城沿用原名温宿，设巡检，19年后，升格为县制，当时辖区东到拜城，西达柯枰。古代西域三十六国都是“城郭之国”，温宿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有城池。
关于温宿城墙的确切修建年代还有待考证，我只是在清代史书中看到零星的记述。
最原始的温宿城墙是怎样的呢？“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见过。”现年68岁的热比艾提·吾斯曼说：“我听我的爷爷说，那时的城墙很宽、很长、规模相当大，马车都可以在城墙上面通行。”他还指着县城西北面坎坡上一个残破的土包说，那是阿古柏侵占温宿时修建的土炮台。位于托孜尕克巷的城墙就曾经运送过土炮和弹药。热比艾提·吾斯曼回忆着他爷爷给他讲述的城墙面貌：温宿城有四个城门，东门叫库木得尔瓦孜，在现在的交通路口，南门叫乌什吐鲁番门，维吾尔语意为通往乌什的大门，在现在的西大街粮食局家属院内；西门叫校场门，在现在的校场路口；北门叫铁匠门，在现在的布维艾介阿娜巷口。根据四个城门位置连成的图形，竟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城池。
温宿县境内，历史上有过许多城池，它们随着更朝换代，地变人迁，有的荒废了，有的消失了，唯有温宿城越过古代城墙的界限，拓展了，变化了。
老巴扎 曾经的热闹
初春阴霾的天气笼罩着温宿城，微风不停地摇曳着杨树枝上新生的花絮，有些花絮打着旋儿，从空中调皮地飘落，就像古城街上玩耍的孩子。
古城街位于现温宿县城东部，南北走向，长约800米、宽约28米。因这条街道形成的时间很早，当地维吾尔族老人称它为“阔纳协海尔”，意为古城。
徒步走在这条道上，路面飞扬的尘土使人不得不掩鼻而行。整条街静静地伏卧在土筑与砖瓦交错的房屋中间。
如果不是缘于寻找古城的迹象，我也许一生都不可能走进这条街。它的安静和古朴造就了几乎无游人涉足的命运。当我刚刚拿出照相机时，几个孩子奔跑过来，很自然地摆着姿势等着拍照。
看着眼前这条静谧的街道，很难想像出它曾经的繁荣。那天，给我当向导的是一位热心的退休老人，他叫王玉琦，曾经在温宿工作过。他告诉我，历史上的温宿是天山南部一个极负盛名的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贾使这里的贸易丰富而繁忙。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它在清朝时期成为“温宿”和“姑墨”疆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据王玉琦老人回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街还是温宿城的主要街道，每到星期四的“巴扎天”，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有钱的人骑马、骑驴或赶着马车、驴车来，没钱人只能步行。几十千米的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遥远，因为赶巴扎就像过节似的，凑热闹的人总是比做买卖的人多，许多摆摊的妇女，把自己打扮得很美，成为这条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老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那时，比较穷的农民有一双毡靴就很耀眼，赶巴扎时才会穿，他们在路途中担心沙石把毡靴磨破，就用绳子把两只靴子绑在一起挂在肩上，光着脚赶路。快到巴扎时，他们才会找一条小渠，把脚洗干净后再套上毡靴进城。
这个巴扎的规模很大，经营的种类也很多，还以商品分类为帽子巴扎、布料巴扎、银匠巴扎、鞋子巴扎。
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条街道南面还有“劳动力市场”，每当农闲的时候，家里比较贫穷的男劳力就拿着坎土曼，集中地蹲在街两旁等待着富人雇佣。他们或静坐或闲聊，看见赶着马车的来人，他们便会蜂拥上去，极力地推销自己。
清《西域图志》中这样描述温宿老巴扎：“内地商民，外籍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巴）扎会期，摩肩洒汗，货如雾拥。”至于这个巴扎更久远的景象，只能是推断和想像了。
如今，温宿县城镇建设飞速发展，街道不断扩展，市场更加繁荣，古城街已是县城边郊的居民区了。
老龙泉 曾经的故事
温宿，维吾尔语意为水源丰富的地方。提起温宿的水，老人们都会想到老龙泉。
老龙泉，就在艾西曼布拉克街——这条以“水源”命名的街道尽头。
中午，微弱的阳光洒向路面，一缕轻风拂过，淡淡的杏花香扑鼻而来。街边，一只黑色的猫旁若无人地闲逛着。
还没到老龙泉，就看见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围着一股流水洗着鲜嫩的苜蓿，当我上前和她们搭话时，一位妇女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这水甜甜的，你尝尝嘛！”听说这是龙泉水，我真的接了一捧，尝了一口，顿感清凉爽口，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温宿镇老镇长买买提·斯迪克带着我叩开了一个钢筋焊成的大门，这是一个家庭式院落，中间是一个水泥砌成的并有钢筋护栏的封闭型亭式建筑，亭中不断地传出“哗哗”的流水声，亭边有几棵细小的葡萄枝蔓爬在架子上，一棵巴旦木树盛开着粉色的花儿，还有一棵梨树含苞欲放，整个院落充满着泥土潮湿的气息。
龙泉，得名于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个外地商人路经此地时，感到有些疲惫，于是牵着马欲饮这股泉水。突然，一条小龙从水中窜了出来，商人看到这个水中怪物，非常惊讶，转身骑马就跑，还不停地喊：“有龙，这里有龙。”从此，人们就称它为“龙泉”了。
显然，这个故事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它却反映了祖先对龙的崇拜，因为龙是降水之神灵，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当地居民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龙王庙”，还在龙泉边立了一个石头人。
据老人们回忆，在龙庙的周围，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庙，大概在民国时期就被拆掉了；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被砍掉当建材了，我试图寻找这些树的痕迹，只看见细小的杨树苗露出潮湿的地面。至于石头人，今年87岁的吾买尔·阿不都拉老人说，他曾经见过，后来被人搬走了。
龙泉水，很早就被当地居民利用和饮用了。据说，在清代光绪戊寅年秋（公元1878年），名叫楚源易、孔昭（或是楚源、易孔昭）的两个湘军官员为龙泉立了一块石碑。
现在，碑已不知去向，我只看见碑文的拓片复印件，碑文叙述了龙泉的方位、地点以及与温宿城居民的密切关系，还形容了水质的润甜，“日饮数十次”都不满足，确实可称为“甘泉”。
同行的王玉琦老人说，他小时候就喝过“龙泉自来水”。很早很早，人们就根据温宿城北高南低的地形，利用水往低处流的原理，把粗壮的柳树开成槽，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将龙泉水引到街道两旁的每户人家。
为了防止泉水污染，我们没有进到亭内，只在门缝中看到亭中间砌成的圆池，泉水顺着地下管道流出院外，倾诉着它无穷无尽的故事。
温宿城的居民在上个世纪末就用上了自来水，但老人们依然会到龙泉来取水和小憩。
文·吕娜 钱铤（原载2005年4月23日《阿克苏日报》）
古老的温宿城 敬畏的感动（下篇）
高老庄 曾经的驿站
走近温宿县城，就看见一堵高大的土“墙”横在面前，这种独特的地貌，被当地人称为“坎坡”。其实，它是东至台兰河、西至托什干河之间的一片冲积平原，而这堵“墙”则是经洪水冲刷形成的断层。
就在温宿城西北面的坎坡上，有一片荒滩，据说是老宅遗址。
还没去探寻温宿老宅遗址之前，就听当地一位老人说，在很久以前，坎坡上面住的是富人，坎坡下面住的是穷人。坎坡上早就没有人家了，富人们都搬下来住了。
驱车沿着艾西曼布拉克街向西直上坎坡，飞扬的尘土紧紧跟随着车尾，直到古宅遗址。
如今，这里方圆五、六千米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高低不平的土包和沟壑，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杂草和灌木。远处东北方向才能看到一大片绿洲——那是1986年开始营造的柯柯牙绿化工程。
在几堵残墙中，有一块温宿县1992年立的石碑，上面刻着“高老庄”三个大字。
这就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降妖魔”“猪八戒背媳妇”“唐玄奘收徒弟”的高老庄吗？
谁能想像到这片荒原上曾有的豪宅富庄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据温宿城许多老一辈居民口头流传，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户姓高的人家，不仅庄园很大，而且人丁兴旺，是很有名气的。现在看到的高老庄，只有大门、厅堂、旁屋、卧室、厨房、仓库等残破的墙基，由此可想像到它的原貌。
这里的庄园或村落是如何消失的呢？也许是毁灭于清康熙55年（公元1716年）的那场大地震，温宿古城都毁了，高老庄恐怕也难逃此劫，也许是搬迁于道光19年（公元1837年），在新筑的温宿“汉城”重建了新宅。这些谜团只能有待于专家解析了。
我试图去寻找一些有关高姓家族的蛛丝马迹，或是文字记载，或是族人后裔，但都一无所获。掐指算算，从明隆庆4年（公元1570年）吴承恩开始写作《西游记》，距今已有400多年了；从唐贞观19年（公元645年）玄奘开始编著《大唐西域记》，距今已有1300多年了。寻找《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有关高老庄的背景史料，是一件极其渺茫的事。
温宿县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在高老庄插有一个木桩，传说唐僧夜宿高老庄时用它拴过马，有位游人问我，你有什么根据说这是唐僧的拴马桩呢？我反问，你有什么根据说这不是唐僧的拴马桩呢？”传说总归是传说，是没有历史真实性的。
然而，在历史上，温宿确实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驿站，唐朝高僧玄奘也确实途经“跋禄迦国（即温宿国）西北行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天山）”，翻越别迭里山口，转道中亚去印度取经的。
王子坟 曾经的郡王
早就听说温宿县城北面的坎坡是一大片古代的墓群，而且其中有一座王子坟。还听说在这片古墓群中，曾经发掘出十几具木乃伊（风干的古尸）和一些随葬品，据考证，是一个清代遗址。
这天，是个晴朗有风的日子，我远远就看到坎坡上旋风卷起的土柱左摆右晃，直至渐渐消失。带着好奇心，我探寻了这个古墓群。
沿途，阶梯式的维吾尔民居，一层一层地从坡下依次排列到坡顶，形成了一道具有民族特色的景观。一棵高大的黑桑子树立在这片民居的中央，据说这棵树已经有100多岁了。
我们顺着民居中的一条小道拾级而上，见到古墓群，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肃穆和苍凉的感觉。最先跳入我视野的是一座规模显赫的陵墓，这就是王子坟。
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拱拜孜建筑，四方形的墙体，分别连接着四个圆形的角柱，拱形的穹顶，拱形的门，全部镶嵌着彩色的琉璃瓦，墓室顶部还绘有精美的图案。陵墓虽然有些残损的痕迹，但依然能看出它曾经的气派，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同行的温宿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杨寒介绍：自汉神爵2年（公元60年）汉朝廷在乌垒城（今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到唐景龙3年（公元709年）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至清光绪10年（公元1884年）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府，统管西域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西域的“城廓诸国”依然施行郡王制，这些郡王们或被朝廷册封，或由家族承袭，或者是武力争夺，形成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历史。
王子坟，就安葬着清朝初期温宿郡王霍集斯的后商即温宿郡王哈迪尔。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20年（公元1755年），霍集斯随兆惠将军征大、小和卓，擒获准噶尔叛匪头目达瓦齐有功，被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封为温宿郡王，霍集斯随后赴京城居住，乾隆46年（公元1781年），霍集斯卒，其子哈迪尔袭父爵。
当时，清朝廷十分赞赏他们父子对新疆稳定、祖国统一做出的贡献。乾隆皇帝还书写了一首诗——《赞霍集斯》，诗曰：奉元戎檄，擒达瓦齐。后稍观望，旋迎我师。同天军进，被围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1990年，王子坟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成为旅游景点。长期住在坎坡下的老居民依明·由努斯告诉我：“过去这里拍过电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神秘驼队》的外景地），现在又经常可以看到游人到这里来，需要好好地保护。
站在这里，俯瞰温宿城，近处楼房林立，树木葱郁；远处阡陌纵横，田园锦绣。坎坡的边缘是一道天然的分界线：一边是黄色的——逝去的历史；一边是绿色的——新生的现实。
铁匠街 曾经的炉火
铁匠街，就是今天温宿县城的布维艾介阿娜木巷，因巷北的古墓群内葬有名望很高的维吾尔族妇女布维艾介阿娜木，故以她的名字为巷名。其实，更负盛名的是这条街上聚集过许多技术高超的铁匠。
温宿县背靠天山极顶——托木尔峰，连绵的山峦中有着丰富的矿藏，金属矿有铜、铁、铝、锌等，非金属矿有煤、硫盐等。
在《汉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都有关于温宿开发利用矿藏的记述。尤其是在清代，温宿城手工业相当发达，种类也很多，有炼铁、铸铜、制革、纺织、印染、采盐、烧砖、铁木加工业等。在清乾隆15年（公元1760年），朝廷还在温宿设立了铸钱局，由此可见，其铸铜工艺水平的高超了。
铁器制造业是与人们生活和生产最为密切的行业，温宿城由此出现了一条铁匠街。我曾翻阅了有关资料，历史上温宿城的铁匠很多，在清光绪34年（公元1908年），铁匠人数达到130人。此外，还有银匠街、皮匠街。
正是中午，这条铁匠街显得异常安静，两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默默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当我上前和他们攀谈时，他们露出了爽朗的笑容。真没想到，其中一位名叫艾买尔·买买提尼牙孜的老人竟然就是铁匠，他告诉我，他祖辈四代都是在这条街上打铁。
谈起铁匠街的过去，这位老铁匠说，那时这条街上打铁的人特别多，铁匠铺一家连着一家，打造一些坎土曼、镰刀、铁坎、铁钉、门扣、门环、铁铲、铁勺之类的用具，还有专门钉马掌的。每天从早到晚，这条街“噗噗”的风箱声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此起彼伏，很是热闹。
时过境迁，这条街上已没了往日的景象，仅剩下一家铁匠铺，而这个铁匠就是艾买尔·买买提尼牙孜的儿子，我问起他的生意时，他的父亲老铁匠插话说：“现在大机器那么多，做的东西又快又好，我们这样的手艺活已经挣不到钱了。以后，我就不让我的孙子再打铁了，我要让他上大学。”
后记：在连续几天对温宿城古代遗址的探访中，我到了许多儿时经常玩耍或从未涉足的地方，每到一处，都真切地领略了它的历史文化，目睹了它的沧桑变迁。
今天，古老的温宿城已旧貌换新颜：商场、机关、学校、医院、住宅小区一幢幢楼房鳞次栉比；东大街、西大街、古城街、新大街⋯⋯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随着城镇环境整体硬化、绿化、净化、美化，那些深巷僻院，也在改变过去的模样，变得清新而整洁了。特别是那些具有鲜活时尚的娱乐休闲场所，更加丰富了温宿城镇居民的文化生活。
我还了解到温宿县关于城镇建设的远景规划，即扩大城市规模，加强基础建设，拓宽街道，完善设施，以及解决供排水、用电和交通等事项。还提出了关于对境内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开发利用的措施。
温宿城，是一座接纳现代文明的古城，也是一座弘扬历史文化的新城。
文·吕娜（原载2005年4月28日《阿克苏日报》）
阿克苏：旧城墙的讲述
一截城墙与阿克苏
——城市是有生命的，而能证明他生命的，不是现在，是他的过去和他走过的路
120年前，阿克苏市仅仅是一片小小的村落，出于某种长远而睿智的考虑，罗长祜在这里筑起一座高大的城池，这个城池就是现在阿克苏市的前身。
在《阿克苏地区文物志》里关于这座城池有这样一段记载：城墙夯筑，夯层间距60公分、城周长2877米、高5-7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6米，城墙上有雉堞（矮墙）752个。有城门4个：东门称“朝阳”，西门叫“挹爽”，南门谓“迎董”，北门曰“承承”。原城门有几处庙宇。内樑柱上见刻有“光绪”字样，庙宇于1970年左右被毁。阿克苏城墙已基本毁尽，仅在兵团第一师招待所处保留了一道约12米的残墙。
看到这段记载，真令人兴奋，虽然这座城市一路走来已日渐光彩夺目，但我们还是希望能看看她曾经的样子，就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总想看清母亲年轻时的容颜，好找回自己记忆模糊的童年。
可是当我向人们询问这截唯一的城墙时，却被告知这墙早就不存在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袭来。城市是有生命的，而能证明她生命的不是现在，是她的过去和她走过的路。
我们不甘心，我多么希望它还健在，好让阿克苏城那梦幻一样的过去有个现实的证明。我们决定还是去访一访。
阳光和煦的上午，我们找到了兵团第一师招待所大院。问了院子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爷爷，老爷爷略加思索便连声说：“有！有！”我们几乎要蹦了起来。
老爷爷带我们往大院深处走去，拐了一个弯儿后，那截历史的墙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地尖叫了一声。
她还在，她真的还在。
她在这里站了120年，一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已深入骨髓，100多年来的沧桑变化，开始都默默目睹。我听见120年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抬着沉重的“夯”在这城墙上一下一下地夯着。我听见汗水砸进泥土的声音，还隐约看见他们被太阳晒得熏黑的面孔。如今，他们已随那些城墙一起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会怀念他们，但我眼前这道墙里却有他们的影子在晃动。这墙里曾掺进他们的叹息，他们的笑骂，还有他们对新生活的期望。
一个男人与阿克苏
——他选择了阿克苏河畔这片开阔平坦的沃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梦想
公元1883年的风从墙头掠过。1884年的阳光依旧照耀。那一年，罗长祜为修建这座新城而劳累成疾，病殁于阿克苏，当年他37岁。
这是一个怀抱梦想、勇敢不同于凡夫俗子的男人。
罗长祜184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自幼聪明过人，20多岁起就跟随左宗棠征南闯北，终生都有一腔仗剑走天下的豪情。
1875年，阿古柏已侵占了中国新疆大部分地区，罗长祜随湘军刘锦棠部为收复新疆出生入死，多次立下战功。更为可贵的是，这是他主动请命要求的，那时，有人正为了保全性命而纷纷退避三舍。
收复新疆后，罗长枯驻扎阿克苏（现温宿县），潜心于治理新疆、阿克苏之道。《阿克苏市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罗对中外交涉，边险要害，无不精心策划，操纵自如。”
在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阿克苏兵备道员（相当于地区行政长官）那年，他向他的上级刘锦棠奏请希望能在阿克苏老城南30里处择地修建一新城。
至于他要建新城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有人研究分析说是因为当时天山雪水和地下水十分丰富，阿克苏老城（现温宿城）四周到处都是沼泽地，不适宜建筑房屋、扩大城区，城市的发展受到阻碍。
罗长祜的建议得到了奏准，于是他选择了阿克苏河畔这片开阔平坦的沃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梦想。当年，也就是1883年，新城就建成了，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阿克苏市。他们当时给这座新城取了个动人的名字叫普安城——普天之下皆安宁，多么美好善良的愿望。
一个市民与阿克苏
——一个城市的历史也许就隐藏在它的人民的欢笑和泪水里
凭借有限的想像力，我们无法了解在这座城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们希望能找回些什么。一个城市的历史也许就隐藏在它的子民们的欢笑和泪水里。我们找到了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的退休教师庞湍。他是这个城市众多“移民”中的一个，他热爱阿克苏。
1952年的时候，庞湍还是一个小小少年。那年，他随母亲从家乡来阿克苏，投奔父亲。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旅行。他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市到阿克苏市整整用了2个月时间。
庞湍老师是这样描述他与阿克苏城的第一次相见的：“一路上颠颠簸簸，几乎看不到绿色，偶尔有人烟，也都是些破旧低矮的小土房子，孩子的新鲜劲儿早被折磨得昏昏沉沉。睡着睡着就听大人们说：‘到了！到了！到阿克苏了！我睁眼抬头一看，呀，一座又高又大的城池挡在了前面，挺威风的。当时，我们是顺着现在的东大街进入东门——朝阳门的，那时的东大街还只是一条很窄的土路。那城门又宽又厚，包着铁板，坚不可破的样子。
我家就在朝阳门内，就在现在的一师老年活动中心那里，离城墙很近，每天都能看到城墙。那时候，高大宽厚的城墙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常和小伙伴们爬上城墙玩“打仗”游戏。
城墙上有战壕、掩体，我们还从里面挖出过古代的箭头和现代的子弹。有时候我们不打仗，绕着城墙转着玩儿，走一圈儿得一个多小时呢。
1952年的时候，阿克苏旧城还是完好无损的，城区大体是东至今蓝岛商厦，西至今文化中心，南至今飞达印刷厂，北至今世纪商厦。城区主要街道是一个“十”字路，就是现在的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的部分。
街道很窄，只能容两辆木轮马车并排通过。由于是砂土路，遇雨天，道路泥泞难行。街道两边有人开了商店和作坊，也有摆小地摊的，有本地维吾尔族商人，也有来自天津、甘肃等地的汉族商人。当时城里还有一家小小的照相馆，是一个天津人开的。
每逢巴扎，城郊的乡民就乘着木制高轮牛车，或骑着小毛驴儿，成群结队地来赶集。有时还有驮着盐巴、茶叶等日用品的驮队经过。驼铃叮当，引得行人不断张望。
“巴扎上有乡民们从自家园里采摘来的桑椹、瓜果，也有抓饭、拉面、烤馕、烤肉。羊肉和鸡蛋都很便宜。有的人会买些东西回去，有的人就只是带着孩子们来转一转，看看新鲜。那时候，孩子们能在巴扎上与家人吃到一碗凉粉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庞湍老师说，现在的行署办公大楼所在地，在那时被老人们称作“道台衙门”。那时那里有一排高大的房屋，有着雕花的门窗，是曾经的衙门所在地。门前有五、六棵很粗大的需一人张开手臂才能抱住的白杨树。听老人们说，这几棵树是那“衙门”刚建起时种下的。
一个愿望与阿克苏
——他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话。他留给阿克苏的，是一座城和一个美好善良的愿望
1883年，阿克苏新城开始修建时，罗长祜已患病在身，但他仍兢兢业业，不敢放松，加紧筑城。
有关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阿克苏市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884年入春后（新城已建起），（罗长祜）潮热自汗，惊悸咯血，但仍强起从公⋯⋯”
那年的二月初一，他带病巡防，检查哨所，慰劳他的士兵们。第二天早晨，在半路上，他汗出如注，被侍从抬回，因救治无效辞世。
他的遗言是要部下们“照常治事、守法奉公”。他就这样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话。那一年，他只有37岁。他留给阿克苏的，是一座城和一个美好善良的愿望。这个愿望，经过后人们100多年的努力已实现，而且还在发扬光大。而他曾呕心沥血筑起的那些城墙，已在1956年至1972年间渐渐被拆除，正如他当年所期望的一样，这里会繁荣昌盛。城墙阻碍了城市的扩展。
如今，那唯一的一截城墙因被当作一师招待所堆放废弃物的小院一侧院墙而保存了下来，岁月已把它变得面目全非。
文·陈晓玲（原载2003年10月29日《阿克苏日报》）
小城胜景 远迈汉唐
乌什县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已有文字记述，西汉时就并入祖国版图，是西域的一座古城，被称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作为南疆最具旅游价值的县城之一，乌什县将“天南第一胜景”的燕子山、南疆唯一的钟鼓楼、灵秀甘甜的九眼泉都纳入城内，是一座把悠久的历史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县城，形成了“半城山色半城泉”的独特风景。
燕子山
人到乌什城，不能不看燕子山。
燕子山的得名，缘于山上的浅海贝壳化石。燕子山分为两座山峰，贝壳化石比比皆是，无论大小都含有燕形花纹，有的如燕头，有的如燕尾，故有此名。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只有1500多米高的燕子山虽不高，也没有“神仙”，但在一马平川的地面突起，秀丽俊俏，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往险峻的山顶。
拾阶而上，间隔不远就修有小亭，供游人休歇赏景。山顶悬崖边，有座形状古朴的亭子，名曰“一览亭”，虽是近期的建筑，但依亭眺望，乌什的山水、雪峰、阡陌景象，日出、日落景色及县城全貌，尽收眼底，蔚为壮观。
山路蜿蜓曲折，盘旋而上，外围筑有护墙，厚薄不一，城垛绵延，酷似古长城，被称为“燕子山长城”。它依靠着险峻的山势，颇有些雄关漫道的味道。
燕子山的魅力，并不尽在此处。
山上原有两尊石壁，其一是现在仍然屹立于山岩间，位于燕子山东侧悬崖峭壁处，险峻异常，突兀巨石光滑如砥，刻着“远迈汉唐”四个大字，每个字体约90×80厘米见方，笔法圆润而刚劲。乌什县文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自治区考古人员曾多次来这里考证过，这四个字是清朝初期人士的笔迹，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1923年，经当时县知事马绍武雇匠人照原迹重新描写后再镌刻于石壁留传下来。
另一题词据口传是“继超追骞”，因历史久远，无从考证。历代流传的说法也不尽一样，但无论怎么说，都与出使西域的张骞、班超有关。据史书记载，公元91年，班超向龟兹、姑墨出兵，岁末时来到乌什，平定了这些地方的叛乱，使西域回归了安宁，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与“远迈汉唐”石壁相呼应的是一巨型贝壳化石碑，上面尽是贝壳化石，大如拳头，由于游人的抠凿，多残缺不全了。
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乌什县军民背土上山，开始了绿化燕子山的步伐，从山脚到山顶栽植了大量的树木，如今有成林的规模了。
九眼泉
乌什县属典型的河谷绿洲，境内林木蔽日，泉眼星罗棋布，一泉即为湖，一泉即成河，县城则为半城山色半城泉的佳地。而在众多的泉眼中，尤以水清甘甜的九眼泉而驰名。
九眼泉位于燕子山下，似乎是被燕子山积压而出的水，九个泉眼依山一字排开，每泉相隔不足10步，泉水清激见底，四季连绵涌出，滚动如沸，微波涟漪，赏心悦目。夏天水凉冰爽，甘美无比，游人以享受甘泉为乐事；冬季冰天雪地，气候严寒，九眼泉却雾气四溢，如烟如云，别具一番景象，伸手触及，和夏日又有不同，清凉的泉水这时有了暖意。
泉水不但纯净甜美，据当地人介绍，还可以治胃病，许多游人来到这里，都要拿矿泉水瓶装得满满的带走。
从九眼泉边向山上望，可以看到半山腰一个山洞，名叫豹子洞，仔细看看，似乎真的隐藏着一个豹子头，而陪同者说，那是一块石头，不过造型极像豹子罢了。
九眼泉周围被古老的杨树、柳树遮盖得严严实实，若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它们通过暗渠流入旁边的人工湖，湖中一艘石舫，与南北两岸拱桥相连，船上亭台楼阁俱全，可吟诗、可设宴，可垂钓、可戏玩，使人疑似到了江南，给人工湖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那些古老的树木，也千姿百态，有如静坐的长者，老态龙钟；有如挺立的将军，叱咤风云；有如张牙舞爪的小人，有如互相拥抱的恋人；还有的大树之中长出小树，形成有趣的树中树，子母树，守护着九眼泉。如今，聪明的乌什人都为它们起了别致的名字，让人越看越觉有趣，越品味越觉惊喜。
这里的柳树，无论在大路还是小道上，都站得直直的，似乎是排排的士兵，公园的管理人员说，它们是新疆著名的“左公柳”。在史料中，清朝儒将、收复西部失地的左宗棠虽收复了新疆，可从没有到过乌什，左公柳怎么会扎根乌什呢？
原来，左公柳是左宗棠的部将刘锦堂栽植的。
乌什县文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1876年6月11日，左宗棠派遣刘锦堂任前线总指挥，驱逐中亚匪首阿古柏。7月底，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跑到乌什。乌什、阿合奇等地的柯尔克孜族牧民，纷纷骑上骏马，和清军并肩作战，于10月底取得了胜利。
公园的管理人员说，刘锦堂和将士们进入乌什后，在燕子山下歇营，运粮车上绑的柳枝，被他们随手插在路边的水渠上，结果，这些柳枝竟然成活了，成为绿荫。
白杨参天，垂柳依依，百鸟欢唱。这山，这湖，这树，这泉水，组成了边陲小城特有的一幅风景画。若是秋季来到这里，看池中游鱼嬉戏，赏池边古树姿态，吟古人名诗佳句，缅先贤丰功伟绩，不用饮酒人先自醉了。
钟鼓楼
乌什县城的中心，有唯一一座南疆现存的钟鼓楼，它高16米，加上底座，大概有20米，在林立的高楼中，它的古朴仍然显得醒目。
这座钟鼓楼修建年代为1766——1767年间，由于决策人物是伊犁将军明瑞，所以和北疆的惠远城钟鼓楼是同一形制，房顶、飞檐、门窗样式都大致相同，仅楼层有所区别，惠远城的钟鼓楼为三层，比乌什县的高了一层。
钟鼓楼呈正方形，底座为岩石砌成，为典型的汉式传统建筑。楼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重檐落水式，下檐为滴水垂落底座，攒顶转角，上覆砖雕琉璃瓦，画栋雕梁；楼檐四角飞展凌空，檐角有龙头横梁，似乎飞腾于天地之中，把钟鼓楼高高抬起。
檐周风铃迎风而鸣，其声清脆悠扬。灰墙仿琉璃瓦，古色古香。
作为古代县城内最高的建筑，它名为钟鼓楼，现在既没有钟也没有鼓，更不用说更夫了，空落落的一座孤楼，仿佛一个老人，额头上刻画着过多的苦难与荣耀⋯⋯
历史的河流溅湿每一位过客的面孔。班超在这里挥舞着银光闪闪的长剑弯刀，玄奘的脚步在这里蹒跚飘摇，钟鼓楼都没有机会与他结缘。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却有幸结识了两位志士。其中一位是林则徐，他被贬到新疆之后，曾来到乌什，在这里丈量土地，设计水利项目，可是，在满清的腐败统治下，林则徐的梦想只能停留在纸上。
另一位是林基路，他是1938年2月和李云扬一起从延安来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市）的，在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疑忌下，于1942年1月15日，踏着林则徐的步伐，来到乌什，把钟鼓楼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乌什虽然仅有4个月。可是，却做出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事情：成立了“乌什县平抑物价合作社”，稳住了物价；将28名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送进了阿克苏救济院；医治传染病的医生也来到了乌什，控制霍乱等病的流行；1200份牛痘疫苗也来了，为儿童们增加了免疫力。
在这4个月里，只有钟鼓楼才能触摸林基路的忧闷和孤独，感受林基路的情怀与真实。它化为他的知音，它成了他的寄托。1943年底，林基路回到迪化，一年后英勇就义。
1984年，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拨专款对钟鼓楼进行了修缮，使它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热爱历史的乌什人，准备投巨资修复钟鼓楼，将这里开辟为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老是一种文明，现代又是一种文明，这两种文明交织在了一起，将赋予钟鼓楼新的朝气。
文·陈婷 王海军（原载2007年5月25日《阿克苏日报》）
走进库车老城，一段古老的城墙散落在树木之中，斑驳之间映照出一个城垣的背影，回溯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就是龟兹故城，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西域重镇，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
库车有“中国白杏之乡”之称，城内的道路边栽种着不少小白杏。龟兹故城，就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白杏林中，来到杏花公园，就来到了龟兹故城。
库车人称龟兹故城为“皮朗古城”，汉代称之为延城，到唐代更名为伊罗卢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故城周十七八里，城郭之大，在西域诸邦中是罕见的。但由于风雨侵蚀，古城的身影已渐渐矮小，如今城墙高两米多、宽两米多。
1958年3月，历史学家黄文弼先生来到库车，先考察了龟兹故城。那时的龟兹故城呈现出不规则的长方形状，周长约7千米，还有南墙，与现在残存的西墙紧密相连，且一样长短。1990年，东墙仅剩11.4米长，基础宽5米、高6米，北墙大部分被毁，只剩下长400米、高约7米。如今残存的城墙越来越短。
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墙身严重坍塌，墙顶像骆驼的背凸凹不平，有的地方严重凹陷，有的地方已被掏空，面临崩塌的危险。
沿着城墙往南走，地势越来越低，形成一段从东到西的低洼地段，城墙在这里彻底消失。旁边是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是一条水渠，水渠外有核桃和杏子等果木。城墙的西边是一片杏园，种植着小白杏等果树。在这些果树的掩映下，古城显得愈加沧桑。
文化遗址下的魅力
龟兹故城里有不少遗址。其中，有一片高地名叫哈拉墩遗址，是古城的中心，曾经出土了不少文物，有一柄弧形的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说明了龟兹故城那时已经有人类居住。
东墙附近的房舍遗址曾经出土了陶片、铁块、黄铜残片、玉石耳坠、剪边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等。
三年前，龟兹故城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现了新疆独有的地下城墙和地下护城河。城墙基宽13米，上端宽2米，最高点距地表约0.7米左右；护城河宽7.5米，深3米，距地表3米以上。
专家介绍，护城河大坡有早期文化遗迹，其中最早的遗迹应该是红淤土，红土下面，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些文化痕迹。因此人类活动的痕迹，比这段护城河和城墙年代要早。
据史料记载，1958年，库车河、渭干河出现约200年不遇的大洪水，库车老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在那之后，库车人开始择地另建新城，于是库车有了新城、老城之分。
在后来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残存的龟兹故城城墙基本上都按原样保留了下来，但遭受了洪灾的冲刷和历史烽烟的洗礼，地面建筑遗迹已不多存，只有断断续续的城墙大致勾勒出当时城池的影子。
如今，库车以古老的龟兹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着世界目光，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他们感受着新时代的气息，品味着龟兹文化的魅力。
龟兹故城亟待焕发新韵，将她古老而富有魅力的故事向世人倾吐。
文·龚喜杰（原载2006年2月13日《阿克苏日报》）
龟兹 十字路口的艺术丰碑
第一站 龟兹故都民族的辉煌
走进库车，就走进了龟兹故国的都城。2005年1月24日，我和黄昏同时到达库车。冬天的库车像一位卸了妆的妇人，安静而饱满，沧桑而生动。
透过车窗，看见太阳在不远的天空中散射着微弱的光芒。天空有些晦暗不清，一如大地上许多隐遁的历史。
龟兹是西域诸国中人口较多的一个大国。从政权建设角度看，职官制度较完备，其治所在今库车。北有天山流下的雪水，南有塔里木河，农业相当发达。
龟兹又名鸠兹、屈茨、归兹、屈支、丘兹等。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冶炼、酿酒业也比较发达。龟兹国有自己的文字，人们擅长音乐舞蹈。东汉初，佛教传入龟兹，魏晋后得以盛行。
东晋时，前秦将领吕光伐龟兹立王弟帛震为王。其时，高僧鸠摩罗什和声振长安的琴师苏祗婆均为龟兹人。
库车城的东边是如今已经初具规模的新城，干净光鲜，然而冷清。
正在筹建的步行街两边，有两排玫瑰色调的建筑，仿佛几个老成的年轻人，沉默中透出几许期待。
西边是老城区，浓烈的民族风情吸引着无数前来观光的游客。新城与老城中间夹杂的皮朗古城、汉代名延城、唐代名伊罗卢城，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便将西域的首府放在了龟兹（今库车）附近一带。
汉宣帝时期，龟兹王降宾娶汉宗室解忧公主女与公主同入朝，学习汉制，回来后“乐汉衣服制度，治官室，作徼道周卫，出人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深受汉文化影响。
龟兹建筑师们利用特殊的地形，巧妙地从希腊、伊朗、印度等各国建筑文化中吸收自己需要的成分，进而再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融为一体，所以当年的龟兹之辉煌是可以想像的。
一晃千年，如今的古城还在吗？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第二站 皮朗古城 冬天的安静
25日清晨，空气清新，漫步杏花路再折往天山路，一千米外的地方，矗立着一块石碑，字迹已模糊，凑近一看，“龟兹古城”字样依稀可见。
石碑背后是一片果林掩映的民宅，一条小路弯弯斜斜地从石碑脚边过去，小路左边依偎着一条小渠，右边是一堵残墙，墙上稀稀落落地长着荒草，高高低低地向西蜿蜒。
从地图上看，这里就是古城北墙了。跨过石碑，沿着小路进去，就是当年辉煌一时的西域首府——龟兹。
古城早已废弃。如今东、南、北三面仍有残存的城墙，夯土建筑，周长约7千米。
资料里是这样记载的：“东墙长1446米、高约7.66米；墙外每隔40米左右，有长宽各4.8米的马面。南墙长1809米，断续残留。北墙长过2000米、高2.4米。西墙已无迹可寻。”
据说，城内建筑遗址曾经比比皆是，从发掘情况看，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石器、骨器、陶片。另外还发现少量铜器和汉五铢钱。
从晚期文化层中，曾出土排列整齐的一组大陶缸，共33只。还出土了铺地用的莲纹花砖、蓝纹砖、筒砖、其纹饰、形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的铺地砖略同。
此外，还出土有乾元通宝、开元通宝、中字钱和大历元宝等古钱币。
位于文化路上的县政府后面就有古城墙。东墙和南墙也残存，独缺西墙。据勘查，古城呈方形，墙周长8千米，这与玄奘所记：“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相符。
一般认为皮朗古城即唐西域首府龟兹伊罗卢城，也是汉代延城所在地。这是上个世纪中下叶，北大教授黄文弼经过两次考察后在《新疆考古的发现》里确认的。
随着时光流逝，如今这里叫做皮朗村，人口密集，很多遗址已近消失。当年黄教授资料里记载的面积将近400平方米的哈拉墩，如今都已经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土了。
即便是保存较完整的北城墙，如今也已经成了年轻人谈心的好地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人这样告诉我：“这里安静，特别是冬天。”
他们对于历史有些漠然，对于这个地方，他们更看重的只是安静，也许这也是对历史缅怀的一种方式。大美无言，我这么相信着，继续游走。偶尔几声咳嗽引来狗吠一阵，天籟一般和谐而寂寞。
游走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古迹模糊，而在古迹遗址上生活的人们也似乎不愿更多的交谈，在安静的听完我的问话以后，他们总是歉然一笑，摇头离开。
“大河在那边。”这是我在这一天中听到的唯一一句指点，这是在一位维吾尔族大娘微笑着听完我关于皮朗墩方向的话以后伸手指向的一个方向。
我感谢万分，顺着大娘指点的方向走去，没有土墩，却与库车河不期相遇。
河上横着一座桥，桥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询问时，我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库车老城，宽阔的街道两边，店铺林立，作坊密集，从音像店里飘出的动听的民族音乐。
一位老人在路边闲坐，对于我的到来似乎没有察觉，他说：“古城，河那边。”河那边没有古城，河边只有古渡，古渡上也有位同样的老人给了我同样的答案：“古城，河那边。”我奔波于这边与那边之间，临到黄昏，坐在古渡的夕阳里，看着悠闲而忙碌的人们，想起彼岸，彼岸是个永远不可到达的地方，虽然与我们只有一河之隔。
第三站 昭怙厘寺 如今的荒凉
26日，在滞留了一天之后，租车前往苏巴什古城，出库车县城东北约20千米来到却勒塔格山脚，被当地人称之为苏巴什故城的昭怙厘寺依山而卧，面对着南面一片空旷。
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如今是荒凉凄凄，沉寂无语。它是西域境内在新疆天山以南遗留下来的历史上最大的一座佛教遗址，大约始建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是研究丝绸之路佛教兴衰的见证。
唐代高僧玄奘这样描述当时的古寺：“荒城北四十多里，接山间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文中的“伽蓝”即寺院，河的两岸各有一座寺院，名称都是“昭怙厘”，因寺院分立于铜厂河东西两岸，今人称东、西昭怙厘寺，以示区别。
进得寺来，沿坡西上，残垣断壁中，一座大殿临河而立，残余的三面高墙用结实的泥土夯筑而成，大殿四角嵌有无数马蹄面，仿佛无数眼睛安静地看着世界在外面枯了又荣。
整个大殿分前、中、后三室，两边还有耳房。在长80米、宽50米、高13米的跨度中间却找不到一个支撑点，可以想像当时建筑师们的高超技艺。
古城工作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里是集体讲经说法的地方。相传，公元4世纪，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曾在大寺升座，为西域各官员讲经，弘扬佛法。公元630年，玄奘也曾经慕名到这里讲经两个多月。
大殿出来，左边10米之外相邻的是寺群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尊佛塔。工作人员指着塔北侧底部露出的一个黑洞说：“那里曾经挖出过（木乃伊）古尸，到现在都解释不了。”
那是1978年，库车县文管所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因洪水冲刷而显露出来的洞穴，洞中有一个木棺，棺内葬有一个青年女子，她腹中还有一个胎儿。木棺和古尸现陈列在库车文物馆里。
古尸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件最为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一个木雕龙头，说明墓主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很可能与龟兹王室有关，但一个有身孕的女子缘何葬于佛寺，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迷。
站在塔顶，举目远眺，对岸的东寺一样沧桑而壮观，两寺中间宽阔的河床上，库车河平缓而过。
无法想像当时僧人们是怎样往来于东西两寺，因为河床平坦，不可能架设木桥。河水清浅，河面上更不可能通行船只，平时不发洪水时，河床是干涸的，要是洪水到来，河沟里的一切东西都将被洪水席卷而去。
在维吾尔语中，“苏巴什”是“水的源头”或“龙口”的意思。公元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占据龟兹，随即伊斯兰教开始取代佛教的地位，昔日香火缭绕的昭怙厘寺顿时清冷萧条，在历史中逐渐黯淡了下去。而辉煌的寺院建筑最终成为空立山前的废墟，在清风中不言不语。
文·的日木呷（原载2005年3月19日《都市消费晨报》）
尕哈烽燧：见证龟兹文化的一枚印章
天山脚下的库车，到底有多么神奇，谁也不知道，库车的维吾尔族老人说，你去问克孜尔尕哈烽燧；库车的却勒塔格山里，藏着多少秘密，谁也不知道，库车的维吾尔族老人说，你还得去问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尕哈烽燧，你到底知道多少神奇与秘密？
尕哈烽燧的由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出了库车，往县城西北走10千米，到了空旷无人的地界，眼前豁然一亮，蔚蓝的天空下，苍茫的却勒塔格山横亘于天边，一座高大的红色圆塔，仿佛一枚巨大的印章，屹立在山峰之前显得十分耀目。
这就是盛名赫赫的克孜尔尕哈烽燧了。
据记载，关于烽火台，早在商纣王时期就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新疆的烽燧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呢？
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已派遣士兵，进驻龟兹地方，西汉中央政府为保护商业上和军事上道路的畅通，曾在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许多烽火台，备上柴草火种，一旦发现敌情，点燃后浓烟直冲霄汉，一台点火，台台可以传递报警，统帅部就可迅速派兵遣将迎击敌军。
从库车到拜城，盐水沟是重要的出口，通过黑英山乡踏向异国，也可以翻越冰达坂到达伊犁，因而，沿着盐水沟建烽燧，是必然的选择。
克孜尔尕哈烽燧是烽燧链中最幸运的一个，由于距盐水沟较远，这里又干旱少雨，却勒塔格山又为它挡住了大风，克孜尔尕哈烽隧得以度过近两千年的风雨，安然屹立于盐水沟边，成为研究古代交通、军事等的珍稀实物，是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军政系统和丝路繁荣的见证。
汉代的烽火台通常在台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悬挂装着干柴枯草的笼子，如有敌人来犯，夜间点着笼中柴草放火，叫做“烽”。台子上还堆放用以燃烟的狼粪、柴草，白天燃烟，叫做“燧”，烽燧由此得名。
烽火台上面有什么
3月4日，对龟兹文化很有研究的库车县退休老干部裴孝增说，烽燧的建造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在中原一带，临近河湖的地方，就地用黄胶土层层盘垒，夯实而成；还有的用天然板土、石块夹杂红柳、胡杨枝垒砌，每隔二三十厘米，铺一层芦苇，类似于建造塞墙；又一种在穿越山岳的地方，完全用当地石块砌成，每层石块间铺一层芦苇；还有一种是用土墼砌筑，每3至5层土墼间隔一层芦苇或红柳，这两种方法，在新疆是最常见的。而内地多用土坯，按照汉代“官墼”的规格，每块土墼重9千克，据居延汉简记载，“墼广八寸，厚六寸，长尺八寸；一枚用土八斗，水二斗二升。”
克孜尔尕哈烽燧虽身在新疆，却用的是内地的建造类型。顺着盐水沟再走3千米，才发现烽燧不是纯红色的，而是由红黄土混合夯土建起来的，土层里既没有石块，也没有红柳之类的植物枝条，合理地运用了新疆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特点，建造出省事又结实耐用的烽燧。
烽燧的形状也不是圆形的，烽燧底部每边宽约6米至8米，是长方形的，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4.5米。
作为中国首次将单体烽火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处古迹，克孜尔尕哈烽燧是目前古西域丝绸之路北道上建筑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烽燧遗址。
烽燧高135米，相当于四层楼高，但据库车城内的几位老人说，其实原来要高一些，不过是不断坍塌，才落到现在的这个高度。
由于克孜尔尕哈烽燧四壁陡直，几乎没有人上去过，除了在下面肉眼可见的几根木头露在外面之外，上面到底还保存有什么，目前没有人知晓，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有关烽燧的凄美传说
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是“姑娘”的意思，“尕哈”是“居所”的意思。克孜尔尕哈就是姑娘居住的地方。维吾尔族中最流行的民间传说：古时候，龟兹的一位公主长到16岁的时候，和一个穷人家的小伙子相爱了。然而，贵族的头都是方的，是不能和穷人成亲的。小伙子乔装成一个巫师，为龟兹王算卦时说他的宝贝女儿要被蝎子蛰死，必须要住在最高的地方，龟兹王就把女儿送到烽燧之上，于是小伙子时常攀上烽燧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相会。后来被龟兹王发现了，用乱石把小伙子砸死在却勒塔格山下，公主悲痛欲绝，最后在烽燧之上绝食殉情。
在柔静如水的冷月之下，听着幽怨的胡笳之声，谁不为这位公主凄美的故事所感动？
时光如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门于苏巴什古城的塔殿之下挖出了一具女尸，她的头是方形的，众人哗然，更为神奇的是，女尸的腹中，竟然有一个胎儿！传说中16岁的公主是不是这具女尸，成了一个未解之谜。看来，只能让未来去找寻答案了。但龟兹贵族头是方的，在唐朝就已揭开了谜底。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贵族生下来后，趁着骨缝没有愈合，都用木架压扁，目的是与穷人的头型区别开来。
烽燧还能保存多久？
作为库车古龟兹文化的标志，克孜尔尕哈烽燧以它的完整和历史价值引起世人的注意。国家邮政局曾经发行过一枚小型张邮票，就是以它的造型为图案的。
然而，历史的风云无情地剥离着克孜尔尕哈烽燧的肌肤，它身上的夯土不断地垮落着，留下了道道伤痕，是锋镝飞逝后的遗痕，还是风雨之刀雕刻的纹缕，已无从知晓，但目前的人为因素和环境正在加剧着对它的伤害。
烽燧的西侧，有一个4米高的土坡，都是垮塌下来的土，上面布满了脚印。裴孝增说，20年前，这里的土台子还没膝高，可是，游人不断地在顺着这里试图攀登，土不断地落，20年不到，就垮了这么多。
就在烽隧旁边的一条简易公路上，2005年还有载重车辆从这里经过。
而环境的变化对它的伤害也不亚于人为因素，由于水位升高，烽燧的底部已经被盐碱侵蚀。另外，盐水沟的河道也在不断地逼近烽燧，两者的距离还不到5米，一旦有大的洪水，它们的距离还会进一步拉近。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要防止夯土垮落，只有喷一种新型的涂料，喷上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保证烽燧的安全。
可是，这种涂料价格很昂贵，地方上负担起来有压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烽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无权管理它，甚至不能动它，只有等待国家有关部门来处理。
烽燧伟岸的躯干伫立漠野，夯筑的肩胛，在时光长河中坚硬挺拔，这枚静憩在天空一样辽阔的大戈壁上的龟兹文化的印章，真要从我们的视野之中随风而去吗？这值得我们深思。
文·龚喜杰（原载2006年3月6日《阿克苏日报》）
聆听“三重城”穿越千年的倾诉
玉奇喀特古城，当地人称之为“玉什喀提”，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三重城”之意。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考古学者以及地区文物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等文物的出土，确定了古城与西域都护府、龟兹等古代盛极一时的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也证明新和县在历史上一度曾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
同时，这座古城对于研究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对于新和县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的“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更具有现实意义。
6月，记者在新和县史志办副主任刘金明——对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长者陪伴下，探访了这座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22千米，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两千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
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废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守望在麦田旁
在刘金明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我们已对古城的现状有所了解，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伤怀之情。弃车步行数米，刘金明告诉我们：“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还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显然，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所占据，几位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像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关于“衙门”的传闻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是附近老乡的羊圈，县里正在想办法将这些东西迁置，包括公路改道、农田退耕、古城墙的修补与加固、修建观光道路等。”刘金明说。
他说，新和县委、县政府在加大研究地域文化和古城历史文化的力度。“我们已筹资修建班超广场、龟兹文化博物馆、新和龟兹书画院等一系列保护龟兹文化古迹的机构。不久，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的新貌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谈及新和县的未来，刘金明充满信心。
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在刘金明老师的翻译下记者问道。“不知道！”老乡很干脆地回答。“村里有人知道吗？”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刘金明说，现在的农民都不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如此看来，这应该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
“就在这附近，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崇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公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指着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刘金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尤其是‘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听着刘金明的讲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武大帝”时期。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末，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历史不会忘记，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派遣大英雄张骞曾两度出使西域，完成了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地区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有史为证：“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说明了西域都护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刘金明说。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战死在这里。”顺着刘金明的话语，记者再次置身于龟兹——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各地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各地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刘金明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龟兹。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古城：风之交响
“汉归义羌长印”和“常公之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记者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刘金明的话语让记者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约公元17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位历史学家，对“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记载都没有疑义。所以，谈及龟兹变迁的这一话题，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不得不提及玉奇喀特古城。只不过，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定论。
然而，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新和县境内遗存的42处古城、石窟、佛寺、烽隧、关隘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若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
文·周崇 王涛（原载2015年6月25日《阿克苏日报》）
玉奇喀特古城疑云
沙雅县英买力镇辖区内，有一片2000余亩，遍布生长着骆驼刺、花花柴、红柳等耐盐碱植物的荒地，其间分布有一些明显隆起的土梁。据说，从空中俯视这块空地，可明显看出土梁宛如一个回字，回字内心则有一个奇特的凸起部位。这片面积硕大的空地就是目前已知南疆最大的古城遗址之一——玉奇喀特古城，也称三重城。
当地人提到玉奇喀特古城会称其衙门，进而联想到了班超、班勇父子。
我曾多次游览玉奇喀特古城，并写过相关文字，但是，每一次来到这片荒地，我对遗址内散落的陶片、石器，甚至这里一草一木的好奇和思古之情丝毫不减。我曾经走过许多洪荒之地，它们的面积可能比眼前这个遗址大得多，自然景色也很独特，但是，洪荒之地缺少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迥然于自然带给人的震撼或慰藉。
这种情形如同我们面对一块原生态的石头和一片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瓦片。地质学家可以从一块石头上看出地质变迁；考古学家从一块陶片联想到，距今约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使用黏土烧制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通过改变物质的属性认识世界的开端。彩陶的出现则与人的审美，以及原始宗教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玉奇喀特古城不是一块陶片，而是一片集聚了众多人类文明遗迹碎片的总汇，因此，玉奇喀特古城带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我们面对一片碎瓦所能想像的。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给我的感觉是一本没有内容简介的长卷，书中包罗万象，繁杂而又耐人寻味。
我们进入玉奇喀特古城遗址方位的显眼处立有一块碑，上书“乌什喀特古城遗址”，属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沙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林春说：“这是过去的名字，现在统称玉奇喀特古城遗址或三重城。”说完，他补充道：“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遗址的历史定位。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至今没有专家对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研究。”当地民间提到玉奇喀特古城往往称其衙门，进而联想到了班超、班勇父子。我们不妨通过历史资料展开做些考证。
衙门是历史上百姓对官方办公场所的称谓之一。公元73年，东汉政府为了抗击匈奴侵扰，恢复西汉对西域的管理，派大将窦宪从河西走廊出关进击匈奴，当时投笔从戎的班超作为假司马随军出征。班超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仅率36人，出蒲类（今哈密），平鄯善（今皮山），联合西域天山南路诸城兵力，胜月氏、降温宿（今阿克苏）、收龟兹。东汉永平17年（公元74年），东汉置西域都护府于吐鲁番，先派大将陈睦为首任都护，陈睦赴焉耆平叛被杀，东汉政府复又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班超为都护，后又派任尚、段禧为都护，赵博为骑都尉，均居龟兹它乾城。它乾城遂成为东汉时期整个西域军事和行政的中心，其中班超任都护的时间最长。
公元95年，和帝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东汉永元12年（公元100年），班超已至七旬，须发皆白，离杖不能行走，他于龟兹它乾城都护治所上书东汉朝廷，告老还乡。不久，班超之子班勇子承父业，返归西域。
从汉代开始，玉奇喀特古城一带即为西域屯垦重要的城市之一。
那么史料记载的龟兹它乾城在何处？玉奇喀特古城会不会就是龟兹它乾城？在没有现有考古材料的情况下，回答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史料。
19世纪以来，先后有多支国外考古探险队在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中国学者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调查首推黄文弼。1928年，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玉奇喀特古城一带考察时，三重城城墙已毁坏，夯土所筑城墙遗迹高5米、厚5米。当时，该地人迹罕至，遗址区域生活着大量野兔、野鸡、野猪等动物。此次调查，黄文弼在三重城收获不大，但是在三重城外围，黄文弼发现了一个汉代遗址，并且收集到大量汉代钱币等文物。其中，李崇之印和汉归义羌长印的出土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据此，黄文弼认为三重城是唐代以前，龟兹地区几个最重要的大城市之一。
史料记载，李崇为西域都护府最后一任都护，李崇死后70年，班超来到西域，并且建它乾城。有专家认为，按照当时的气候条件以及人口状况，70年间，三重城城墙应该大部保存较好，稍加修缮即可使用，因此，三重城很可能就是它乾城。
实际上，不论班超府治何在，萦绕在三重城和它乾城上的迷雾有多深，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从汉代开始三重城一带即为西域屯垦重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郑吉率领中原士卒，以及当地百姓开始在西域大规模屯垦。公元16年，王莽派遣五威将王俊、新任都护李崇、新任戊己校尉郭钦率大军入西域，龟兹王丞德积极配合，与莎车两城共同出兵七千随军征讨。王俊分兵数路入焉耆，焉耆诈降，王俊不知是计，冒险进入，中伏全军覆灭。西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收拾汉军残部退守龟兹，坚守8年战死。
2010年10月，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贾应逸，新疆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新疆龟兹研究院霍旭初，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殷晴等一行专家应沙雅县邀请来到了三重城。其中，王博、张平、霍旭初等先生曾多次来该地调查。我有幸跟随专家们对古城进行了一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察。
专家们在遗址地表采集到一些石器残段及大量陶片。通过现场调查，专家们发现玉奇喀特古城毁坏最严重的时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中，既有气候因素，也有人为原因。气候原因，主要是近些年来塔里木盆地降水增多。人为原因其一是遗址内的盐碱土有一种奇特的功效——当化肥使用。尤其种玉米，把土拉回来，撵成粉末，直接撒到地里，玉米长得非常好。后来，当地农民开始垦荒这片土地。以至于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城遗址只剩下地表一些环形土梁。2005年之后，沙雅县清理古城内开垦的土地，由此，三重城的保护有了章法可循。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先生考察该城之后，结合前人考察成果，提出了他的看法：三重城最早建造的是中城，而后是内城，其次是外城。中城至迟建于西汉时期，内城建造时间可能稍晚，至魏晋时期形成了一个三重城形制，并一直沿用到了唐代。
王博先生认为，仅就此次考察取得的成果，玉奇喀特古城遗址就有资格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要想真正揭开萦绕在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的历史谜团，需要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
张平先生说：“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的关键文化层应该在地表以下3米左右。”他期待玉奇喀特古城遗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石伤人，茜草医治，战争与和平，历史似乎正躲在某个地方畅然酣睡。
远处土梁前面的胡杨林间似乎有人影晃动，暑热蒸腾起的蜃气，犹如一道滚动的水幕或哈哈镜，变幻着前方的土梁、胡杨及人影。这给人某种恍若隔世之感：说不上，穿过蜃气，我们即可抵达汉唐，甚至更久远的年代。
揣着这样的心思，翻沟爬坡，来到胡杨林间，我并没有看到想像当中身披铠甲，手持刀矛剑斧的古代士兵。眼前是一个背着药箱给农田喷肥的现代农民。
农民叫艾力克·吾守尔，50岁。他在古城里开了8亩地，正在给棉苗打氨基酸肥。他说，这个地方的土肥得很，庄稼长得特别好。他说，遗址地表散落的陶片是古代人使用的水桶残片。过去不好，还是现代的铁皮水桶结实、耐用。
艾力克·吾守尔最纳闷的是这里怎么有塔斯（石头）。沙雅县没有石头的地方，指甲盖大的石头都没有，玉奇喀特古城遗址却出来很多圆石头，非常奇怪。说着，他走到地边顺手在草丛中捡起一块拳头大的卵石递给我。随后，又从草丛里摸出一块稍大些的卵石。
接过石头，我第一感觉这种卵石表层有人工痕迹，随即我想到石滚木·石均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防御武器，若干年前，我曾经在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一险要隘口的山坡见识成堆的，被考古专家确定为石滚木石的石头。玉奇喀特古城遗址上的石头虽然比石滚木石小得多，但是，作为城防利器，若持用这些石头立于城头，至上而下阻击攻城者，却不失为实用而致命的武器。
艾力克·吾守尔说这里的土地很肥，此说很有道理。放眼遗址区域，杂草丛生，有些骆驼刺的高度甚至达到1米。其中，一种分布较多，枝蔓横生的野草需要特别花些笔墨——茜草。
资料显示，茜草是传统中草药当中治疗跌打损伤等病症的主要药材之一，别名，草、血见愁、地苏木、活血丹、土丹参、红内消等，北疆塔城等地也称其四棱草。茜草为多年生攀援草本，生于山坡路旁、沟沿、田边、灌丛及林缘，春秋季采挖。有凉血止血、活血化瘀的功效。主治血热咯血、产后瘀阻腹痛、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等症。现代研究发现，茜草对慢性支气管炎有效果。茜草还是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一种天然染料。
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偶然，石伤人，茜草医治跌打损伤。战争与和平，历史似乎正躲在某个地方畅然酣睡。
文·李桥江（原载《新疆人文地理》2012年第8期）
探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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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着，记者从拜城县城出发向东北驱车100多千米，前去探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在石子路上颠簸了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自古就有天堑通道之称的博孜克日格沟口。
眼前的山势越来越高，博孜克日格沟谷越来越窄，河水拍击着两岸岩石啪啪作响。从这里翻过白雪皑皑的天山隘道，可以到达北疆伊犁等地。
要到刘平国摩崖，必须涉过这条布满石头的河流，它宽30米左右，夏天的时候，据说河水可以漫到1米多高，在河岸的石缝中，恍惚还有苔藓的痕迹，现在已经到了初冬时节，河水日渐消退，可是我们仍然无法过去，只有趟着冰凉的河水到达岸壁下。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又叫刘平国治路颂，刘平国治关亭诵、龟兹刻石等，这是西域都护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带着6名秦人（汉人）和羌人筑关修路后在旁边的石壁上刻下了一段文字，记叙在此凿岩筑亭、修建关隘的事迹。
这处摩崖石刻距地面1.8米，石上刻有汉文隶书文共8行、105个字，其书大小参差，多用圆笔，若不经意而饶有古逸之趣，较之历史上有名的《西狭》《石门》诸刻，更为宽博疏放。
石刻由于长期自然风化侵蚀，加之后人在崖壁前修筑水渠，导致水位抬高，致使这块石刻被掩埋在泥之下。现在，这块石刻地面上的部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字迹。
最早发现这处石刻是在清光绪5年，即公元1879年夏，清代治河名臣、广东陆路提督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派军士去查探翻越天山捷径。行至赛里木乱山中时，一名军士迷了路，无意中发现岩壁间微露凿痕，纵横似有字迹，归队后告诉了同伍。
当时张曜的幕僚施补华听说后，骑着马，带着粮秣前来考察，得知这是一处后汉时期的摩崖，立即制作了拓片，以传后世。
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到此访古，做了不少拓片，轰动了京城。因为是汉代隶书真迹，具有史料和书法双重价值，不可多得，所以就有军官、地方官和商人争相前来拓片。1928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经到这里察看过，可惜在他到来之时，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了。
就在西岩刻石附近，黄文弼发现了一些石孔，这些石孔圆径周约1.6米、深约1.3米。在沟东半山岩，也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他推测为石的遗屑。在黄文弼的文章中，记叙着“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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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设立关卡，是汉武帝时期保卫国家、疏通商道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统一西域后，因为西域地域辽阔，要加强各地与中原的联系，从敦煌开始向西，设立了不少关亭。西汉大臣桑弘羊等在给汉武帝的屯田戍边建议中力陈，一边在库车等地屯田积谷，一边“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
黑英山位于天山南麓克孜尔河上游，是通向天山北坡的要道，乌孙使臣就是从这里经龟兹而去汉朝的，同时这里也是古代匈奴势力出入的要道，可谓兵家必争之地，汉朝守军就在天山以北和盐水沟的克孜尔尕哈吐尔、伊希哈拉吐尔等地建关设卡，附近还有石砌的烽燧。
如今，在盐水沟仍有古代戍边堡垒遗址数处，高3、4米，均在盐水沟西岸石壁上，据说这是唐朝设的关隘。
《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左部复转居塞内，朝迁患之，增缘边诸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在居民稀少的边境地区还起着馆舍邮驿的作用。
在博孜克日格沟口两山最近的地方，崖壁上凿下的孔洞依然清晰可见。站在历史的遗迹面前，当年修筑城垒、设置关卡以保护交通要道和稽查来往旅人商家的画面仿佛在脑海中闪现。
此地作为汉代新疆南部通往伊犁河流域的交通要道之一，20世纪5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这处遗址进行首次调研，1957年将其确定为第一批省级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7月下旬，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拜城县，刘平国摩崖遗址也同样未能幸免，洪水卷带的碎石给这处十分珍贵的摩崖遗址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目前，这处摩崖遗址的刻字痕迹已很难全部辨认清楚。
拜城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说，为了防止洪水再次侵袭摩崖石刻，文管所也曾尝试着在遗址旁修建一道防洪坝，但由于修坝需要大量的资金，尚无法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3月，拜城县文物管理部门制定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石刻遗址维修方案，已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局审核，目前保护工程已全面启动。
C
古代置关原则是“关必据险路”，因为关为“诸暴之所”选址必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筑之势”。博孜克日格沟口其地理地形是“临水挟山”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势在必然。
据专家考证，刘平国摩崖遗迹的刻字时间为东汉永寿4年（公元158年）8月12日，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其附近还有处“敦煌淳于伯作此诵”的石刻，以及汉代石垒遗迹与古城废墟。
历史的溪流将这里曾经的喧哗抚去，将这里曾经的故事埋藏，而历史的隧道又将让这一切复归。
从崖刻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就有着多民族融合的传统。因为守边卡的6位勇士当中，至少有两位是羌族人。羌是殷人给取的名字，甲骨文“羌”字从羊从人，是牧羊人、或穿羊皮褂的人、或以羊为图腾的人的象形和会意，羌人自称“玛”或“尔玛”。羌族是祖国优秀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记载着羌人的活动。商、周、秦、汉历代文献，记载羌人活动的地理位置，大都在河（黄河上游）、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祖国的西北高原，是羌族的故乡。
公元前2世纪，汉代封建王朝强盛，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以及打开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交通线，曾对西北高原多次用兵，并设立郡县，加强统治。这时西北高原西部和北部的羌人，有一部分和大月氏融合，一部分和匈奴融合。西北高原东部和南部的羌人则和汉族杂居，大部分逐渐和汉族融合。
东汉初年，中央朝廷在陇西一带专门设有“护羌校尉”。这一段时期，羌族人民对巩固汉代封建国家的边防，曾经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博孜克日格沟口筑关的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阿羌、石当卑、程阿羌6人，其中万阿羌、程阿羌应是羌人，而赵当卑、石当卑也可能是羌人，至少和羌人有渊源。
如今，这处关卡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而变为今人眼中的一处风景。
文·龚盛杰 张玉梅 李晓军 刘斌（原载2008年11月28日《阿克苏日报》）
库车，龟兹古国的神韵
库车是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一个县级市，老城是维吾尔族人聚居的地方。
我们到达库车老城的那一天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碰巧巷子里一户维吾尔族人家正在办喜事，扮做喜车的“夏利”被扎上了缤纷的彩绸。也许是良辰即到，一脸喜气的新郎和朋友们正在门口等候新娘，两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子穿着款式相同的民族礼服在嬉笑打闹。与汉族人不同，维吾尔族人是在下午快日落的时候迎接新娘，然后是晚宴和歌舞，通常要热闹到清晨。
库车县城的马路边有家酿的酸奶卖，几个维吾尔族妇女守着一溜排开的篮子，篮子上盖着头巾或毛巾，毛巾下掩盖着头天晚上做好的一碗碗酸奶。新鲜无比，绝对绿色产品的酸奶在家用的大碗里盛着，白稠稠的结着一层奶皮。撒上一些白砂糖搅，一碗冰凉香甜的酸奶吃下去，舒适和愉快会从喉头慢慢下滑到胃部，所有的火气会随之消散。古时的库车与中原的联系集中体现在她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她连接着南疆和北疆，糅合着内地和西域气息。最使她辉煌的是她的龟兹文化。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古龟兹给今人留下了那么多宗教、哲学、音乐、美术的信息。这些信息潜伏于干涸的河床，附着在红色的岩石上，漂移在飒飒作响的钻天杨树枝之间，沉默在广漠的戈壁，积淀于库车的每一块砖石和洞窟里。让后人世代以神秘敬畏、景仰、赞叹之情，迫不及待的去寻找、追随和习研。古龟兹和她的文化，鲜活在多少人的梦境中。
出库车城拐上217国道——就是有名的独库公路，由库车去参观克孜尔千佛洞和神秘大峡谷，这是必经之路。路上可以看到典型的且极其壮观的雅丹地貌。对于雅丹地貌，我们从没有如此接近地观察它和被它所震撼。车在独库公路从雅丹地貌中穿过，被风蚀出奇怪甚至是狰狞样子的岩石探出路边。眯起眼睛看去，无数个土丘连绵着好像一片波浪，无边无际，没有声息，使人不敢久留。最令人震惊和难以忘怀的美丽是那些富含矿物质的干涸的河床和山岩。山岩多呈赭红色，或者是赭红色加蓝绿、明黄色。常常在拐了一个弯后，一大片规则的山岩和不规则的色彩延展而来，让人感受着热烈而宽广的美丽。与此相比，任何美丽都显得不够大气。独库公路边上的风景，是让我常常怀念库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藏羚羊自助游手册”《新疆》分册中所说，克孜尔千佛洞作为物质的存在，她在慢慢地剥落、消失，但她是这地球上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克孜尔千佛洞能够看到的洞窟和彩绘壁画已所剩不多，但这个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开凿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洞窟群让你在参观时仍有朝圣的感觉“神秘大峡谷”，名字虽俗，但景观却令人吃惊。
“神秘大峡谷”应该叫克孜尔亚山大峡谷。克孜尔亚山大峡谷，一个有着浓郁的红色，深邃而且扑朔迷离的大峡谷克孜尔亚，维吾尔语即红色的意思。无论是在狭窄的细缝中，还是在豁然开朗之处，克孜尔亚大峡谷含蓄而浓郁的红色始终跟随着你。岩石堆积、横亘、分裂、褶皱、穿透着，或压着你，或向你退让高高的崖头上，偶尔会看到站立着一排灰色的野鸽子，给粗犷的红色点缀出一点精巧来。在峡谷的每一个拐弯处，都会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使人发出压抑的惊叹。有时紧窄的峡谷狭长而蜿蜒，崖壁光滑潮润，有丝般的质感，扶着崖壁走，人好像在蛇的腹腔中游走，清水从地上和石缝里无声地淌出来，沁湿了鞋。赤脚而行，凛冽的水会凉透炽热的阳光，风化的小岩渣在水中细碎地闪，克孜尔亚大峡谷的山影投到水中变着型，红色融融地跟着水走，酷热也跟着水拖走了，阴郁的凉气直透心脾。
库车，一个总使人怀想和让人想返回的地方。
文·施明（原载2005年3月22日《经济日报》）
姑墨，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府治所千二百一十里，南至于闻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钢、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汉书·姑墨国传》。
姑墨的分布地区为今叶尔羌河以北，天山腾格里峰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新疆阿克苏。汉时属西城长史府。南北朝时属魏，附于龟兹。称姑墨，又称亟墨，唐时称跋禄迦，于其地置姑墨州、属龟兹都督府。
姑墨，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第一站 拉尤勒滚 曾繁荣一时
阳光透过枝桠散射在房舍中间的一片空地上，废弃的农具和荒草丛中一条毛色灰白的狗正懒散地斜卧着，不时扭过头在身子、尾巴或者腿脚上随意舔，更多时候它目光呆滞地竖起耳朵倾听屋檐下几位老太的闲聊。
不远的院子里一位中年男子慢慢地挥动着手里的铁叉，将一捆捆干草堆积又拆散，在和屋里的人说了几句话以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卷莫合烟，原地盘腿坐下抽了起来。
这是2005年2月的第一天，在温宿县城东60千米喀拉尤勒滚镇，如今兵团第一师五团东南一隅。
20年前，这里是五团广播学校所在地。更早的2000年前，曾经有一个名叫姑墨的古城首府建在这里。
1964年12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在这里挖出一系列陶器碎片、磨制石器，骨锥等，经研究推测遗物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2500年的铜石并用时期。这里被命名为喀拉尤勒滚古遗址。
1980年，这里又发现了用25厘米×25厘米方砖砌成的古墓，砖缝均用金属液灌制。随葬物品多数被盗，仅存有一只玉珠金耳环。由此推断，在2000多年前的姑墨，这里曾经繁荣一时。
2005年2月1日，我从温宿县城辗转来到这里，看见只有上面叙述的情况了。温宿县文管所一位和蔼可亲的资料保管员劝说我：“不用去了，遗址在很多年前就被居民替代，当年出土文物的地方也被填平，你现在去什么也看不见了。”
黄昏时分，炊烟袅袅从不同的人家飘出，夹杂着青菜萝卜的味道，随风潜入了我空荡的胃。那条毛色灰白的狗站起来抖抖身子，到3家院子门口转了一圈，索然而归，目光依然呆滞。
阳光中微微透出些寒意，在逗留了一个中午外加一个下午的时间，9次试图访谈没有结果之后，我决定离开。阳光依然透过枝桠散射在这片土地上。
第二站 台兰河沿岸 姑墨的城池
严格说来，姑墨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东邻的龟兹过于强大，相对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也就比姑墨多。其实很多战争里面都可以看见姑墨的影子，但它总是只能演绎配角。
公元75年，汉明帝逝世，汉朝举国哀悼。西城都护府传檄向诸城郭报丧。当时西域的焉耆、龟兹、姑墨等反汉阵营见汉朝大丧，以为有机可乘，出兵袭击西域都护府，杀死了都护陈睦。其余诸城郭也一哄而起，举兵围攻坐镇疏勒的班超。
班超临危不乱，与疏勒王联手，坚守孤城。疏勒虽被围困了一年多，始终屹立不倒。
公元78年，班超从疏勒、于阗、鄯善等地调集士兵1万多人，组成联军，攻破姑墨。这样，就使西域反汉阵营的头领龟兹陷入孤立境地。当年姑墨的军事阵地在台兰河沿岸留下了一处遗址，叫做佳木古城。
佳木旧称扎木台，在蒙古语中是“路”的意思。这里如今是一个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人口千余的乡。离开佳木乡，沿着台兰河一路南下，河边的小路上不时有驴子架车叮当而过，步行5千米左右，过一座木桥，河西岸是一片方圆近千亩的棉田。
丰收以后的大地总呈现出一派萧娑景象。棉田深处，几位维吾尔族老乡围在一堆火边正小声地谈论着什么，他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但是他们听出了我汉语中夹杂的“协海尔”一词，所以他们把手平平抬起，指向远方，他们说：“直直地走。”
穿过棉田，尽头横卧一道两米见高的土埂，上得埂来，古城就在眼前一览无遗。四道城墙（应该是残墙）中间的城池俨然像似一个古罗马角斗场，只是这角斗场地上如今已经被开垦并种上了棉花。一家农户在棉田里悠然地烧着棉秆。
走上前去与他们攀谈时候，他们说这里的棉花产量比外面整整高出一倍。
“这地肥沃着呢，听说以前是个战场，后来那些人也不知道都搬哪儿去了，也许都死了吧，人死了以后会成为很好的肥料的。”
张姓男主人这样说的时候，棉秆在橘黄色的火焰里啪啪作响。他说完站起身来，又抱来一堆棉秆，扔进火里，招呼他的家人过来烤火。
这一天是2005年2月2日，天气阴冷。
第三站 喀依古古城 看不见古迹
在这离温宿县城不到18千米的依希来木其乡，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
在维吾尔语里，依希来木其是勤劳者的意思。据说这里的居民以勤劳著称。可这些勤劳的村民不能指给我通往喀依古故城遗址的路。
还在阿克苏的时候，地区文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介绍了汉代姑墨遗址情况后，说道：“有一个喀依古，你去问问温宿县文管所的同志。”
来到温宿县，文管所的朋友都说有这么一处遗址，但是好多年没去，都忘了在哪儿，于是我便在他们提供的资料里暗暗留心。是有这么一处遗址的，具体在依希来木其乡喀依古村。
当我在2月2日下午来到依希来木其乡的时候，人们都说没有喀依古这个村，临近天黑，我赶车前往阿克苏投宿，明天一定再来，我对自己说。
2月3日，天气依然不见好转，天亮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依希来木其乡，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依然热情而又无奈告诉我没有这个地方，他们表示，可以帮我问问维吾尔族老乡，可最终没有答案。
当天中午时分，在巴扎依其买里村，一位猫腰在土墙上修缮的维吾尔族老乡对我说了一句那一天最为动听的话：“四大队四小队以前就叫喀依古。”
沿公路西行约7千米，然后北折进入一片荒凉的田野。一条小路从中蜿蜒，顺小路北行约5千米，终于见到一个村庄，但是居民告诉我：“四小队，直直地走，山脚下就是。”
其实不用走到山脚，再行约5千米，一个村庄静静地横卧于丛林中，村前荒草丛生，周边出奇地安静。独自行走，人也就被淹没了，看不见古迹，却似乎就在古迹包围中。走了一刻钟，草丛似乎没有尽头，突然“扑腾”一声，令我毛骨悚然，一看是一只黑鸟展翼远去。
我茫然地走出了草丛，一群村民聚在渠边，对我的闯入投以一瞥，然后继续他们的沉默。
稍息之后，我走上前去，步子平稳。准备我的访问，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他们依然沉默地冷落我。我继续试着和他们说话，心里开始有些慌乱。我看见一个小孩跑远，他的身后尘土飞扬，又很快落下，复归平静。
一杯茶的工夫，一个小孩和一位中年人出现在路上，直直朝我走来。“干什么的？”他的汉语发问终于让我如释重负。
我微笑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没等说完，他就说了这一天他的第二句汉语：“我们不知道古城，你找错了。”
我开始试着转换话题，我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吧？”中年人语气明显平和了许多，他说：“只有几十年，我们都是后面搬来的，听说之前有汉族人在这里住过，后来全都搬走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你说的古城。不然你自己看吧，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会说汉语，我们在开会。”
他最后说：“这里以前是叫喀依古。”然后转身投入村民的沉默中。
这是一个平常的小村，转了半天真的没有看到半点古迹。只有风在树梢徘徊，在太阳落入地平线下之前，我离开了它。
2005年2月4日，我试图从温宿县和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找到更多的相关线索，可是没有成功。
文·的日木呷（原载2005年3月29日《都市消费晨报》）
古老的温宿城 敬畏的感动（上篇）
驻足在温宿县商业步行街，林立的商铺、彩色的琉璃砖地面以及不时传入耳中的流行音乐⋯⋯把整座小城渲染得活泼生动，富有现代气息，让人很难想像出它古老的面容。
2005年4月，记者重返孩提时生活过的历史名城，探寻它在时空隧道中留下的印迹。
老城墙 曾经的宏伟
记者从追寻古城遗址开始了探访。走进县城西面的托孜尕克巷，狭窄的巷道透出肃穆的气氛，使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敬畏的感动。一辆“马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并富有时代风尚的载客马车，“叮叮껾当껾当”地穿过小巷，几位乘客悠闲地坐在上面，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正行进在古城的遗址上。就在县政府后面的一片民居中，遗留着一段约50米长的黄土夯成的残墙，这就是古城墙。
如今，这道墙成了一排房屋的山墙，已没有了城墙的宏伟，一棵老态龙钟的杨树靠在墙基上，伸着残缺不齐的枝桠，注视着身边的沧桑变迁。同行的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杨寒站在这棵古树旁感叹：“它称得上是温宿城历史的见证者。”
据史料记载，汉神爵2年（公元前60年），温宿被并入汉朝版图。唐贞观22年（公元648年），更名为温肃州。清乾隆22年（公元1757年），又将温宿定名为“阿克苏”，到了光绪9年（公元1883年），道员罗长祜禀报朝廷修建新城，名随城移，新城称为阿克苏，设道署，老城沿用原名温宿，设巡检，19年后，升格为县制，当时辖区东到拜城，西达柯枰。古代西域三十六国都是“城郭之国”，温宿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有城池。
关于温宿城墙的确切修建年代还有待考证，我只是在清代史书中看到零星的记述。
最原始的温宿城墙是怎样的呢？“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见过。”现年68岁的热比艾提·吾斯曼说：“我听我的爷爷说，那时的城墙很宽、很长、规模相当大，马车都可以在城墙上面通行。”他还指着县城西北面坎坡上一个残破的土包说，那是阿古柏侵占温宿时修建的土炮台。位于托孜尕克巷的城墙就曾经运送过土炮和弹药。热比艾提·吾斯曼回忆着他爷爷给他讲述的城墙面貌：温宿城有四个城门，东门叫库木得尔瓦孜，在现在的交通路口，南门叫乌什吐鲁番门，维吾尔语意为通往乌什的大门，在现在的西大街粮食局家属院内；西门叫校场门，在现在的校场路口；北门叫铁匠门，在现在的布维艾介阿娜巷口。根据四个城门位置连成的图形，竟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城池。
温宿县境内，历史上有过许多城池，它们随着更朝换代，地变人迁，有的荒废了，有的消失了，唯有温宿城越过古代城墙的界限，拓展了，变化了。
老巴扎 曾经的热闹
初春阴霾的天气笼罩着温宿城，微风不停地摇曳着杨树枝上新生的花絮，有些花絮打着旋儿，从空中调皮地飘落，就像古城街上玩耍的孩子。
古城街位于现温宿县城东部，南北走向，长约800米、宽约28米。因这条街道形成的时间很早，当地维吾尔族老人称它为“阔纳协海尔”，意为古城。
徒步走在这条道上，路面飞扬的尘土使人不得不掩鼻而行。整条街静静地伏卧在土筑与砖瓦交错的房屋中间。
如果不是缘于寻找古城的迹象，我也许一生都不可能走进这条街。它的安静和古朴造就了几乎无游人涉足的命运。当我刚刚拿出照相机时，几个孩子奔跑过来，很自然地摆着姿势等着拍照。
看着眼前这条静谧的街道，很难想像出它曾经的繁荣。那天，给我当向导的是一位热心的退休老人，他叫王玉琦，曾经在温宿工作过。他告诉我，历史上的温宿是天山南部一个极负盛名的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贾使这里的贸易丰富而繁忙。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它在清朝时期成为“温宿”和“姑墨”疆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据王玉琦老人回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街还是温宿城的主要街道，每到星期四的“巴扎天”，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有钱的人骑马、骑驴或赶着马车、驴车来，没钱人只能步行。几十千米的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遥远，因为赶巴扎就像过节似的，凑热闹的人总是比做买卖的人多，许多摆摊的妇女，把自己打扮得很美，成为这条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老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那时，比较穷的农民有一双毡靴就很耀眼，赶巴扎时才会穿，他们在路途中担心沙石把毡靴磨破，就用绳子把两只靴子绑在一起挂在肩上，光着脚赶路。快到巴扎时，他们才会找一条小渠，把脚洗干净后再套上毡靴进城。
这个巴扎的规模很大，经营的种类也很多，还以商品分类为帽子巴扎、布料巴扎、银匠巴扎、鞋子巴扎。
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条街道南面还有“劳动力市场”，每当农闲的时候，家里比较贫穷的男劳力就拿着坎土曼，集中地蹲在街两旁等待着富人雇佣。他们或静坐或闲聊，看见赶着马车的来人，他们便会蜂拥上去，极力地推销自己。
清《西域图志》中这样描述温宿老巴扎：“内地商民，外籍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巴）扎会期，摩肩洒汗，货如雾拥。”至于这个巴扎更久远的景象，只能是推断和想像了。
如今，温宿县城镇建设飞速发展，街道不断扩展，市场更加繁荣，古城街已是县城边郊的居民区了。
老龙泉 曾经的故事
温宿，维吾尔语意为水源丰富的地方。提起温宿的水，老人们都会想到老龙泉。
老龙泉，就在艾西曼布拉克街——这条以“水源”命名的街道尽头。
中午，微弱的阳光洒向路面，一缕轻风拂过，淡淡的杏花香扑鼻而来。街边，一只黑色的猫旁若无人地闲逛着。
还没到老龙泉，就看见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围着一股流水洗着鲜嫩的苜蓿，当我上前和她们搭话时，一位妇女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这水甜甜的，你尝尝嘛！”听说这是龙泉水，我真的接了一捧，尝了一口，顿感清凉爽口，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温宿镇老镇长买买提·斯迪克带着我叩开了一个钢筋焊成的大门，这是一个家庭式院落，中间是一个水泥砌成的并有钢筋护栏的封闭型亭式建筑，亭中不断地传出“哗哗”的流水声，亭边有几棵细小的葡萄枝蔓爬在架子上，一棵巴旦木树盛开着粉色的花儿，还有一棵梨树含苞欲放，整个院落充满着泥土潮湿的气息。
龙泉，得名于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个外地商人路经此地时，感到有些疲惫，于是牵着马欲饮这股泉水。突然，一条小龙从水中窜了出来，商人看到这个水中怪物，非常惊讶，转身骑马就跑，还不停地喊：“有龙，这里有龙。”从此，人们就称它为“龙泉”了。
显然，这个故事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它却反映了祖先对龙的崇拜，因为龙是降水之神灵，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当地居民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龙王庙”，还在龙泉边立了一个石头人。
据老人们回忆，在龙庙的周围，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庙，大概在民国时期就被拆掉了；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被砍掉当建材了，我试图寻找这些树的痕迹，只看见细小的杨树苗露出潮湿的地面。至于石头人，今年87岁的吾买尔·阿不都拉老人说，他曾经见过，后来被人搬走了。
龙泉水，很早就被当地居民利用和饮用了。据说，在清代光绪戊寅年秋（公元1878年），名叫楚源易、孔昭（或是楚源、易孔昭）的两个湘军官员为龙泉立了一块石碑。
现在，碑已不知去向，我只看见碑文的拓片复印件，碑文叙述了龙泉的方位、地点以及与温宿城居民的密切关系，还形容了水质的润甜，“日饮数十次”都不满足，确实可称为“甘泉”。
同行的王玉琦老人说，他小时候就喝过“龙泉自来水”。很早很早，人们就根据温宿城北高南低的地形，利用水往低处流的原理，把粗壮的柳树开成槽，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将龙泉水引到街道两旁的每户人家。
为了防止泉水污染，我们没有进到亭内，只在门缝中看到亭中间砌成的圆池，泉水顺着地下管道流出院外，倾诉着它无穷无尽的故事。
温宿城的居民在上个世纪末就用上了自来水，但老人们依然会到龙泉来取水和小憩。
文·吕娜 钱铤（原载2005年4月23日《阿克苏日报》）
古老的温宿城 敬畏的感动（下篇）
高老庄 曾经的驿站
走近温宿县城，就看见一堵高大的土“墙”横在面前，这种独特的地貌，被当地人称为“坎坡”。其实，它是东至台兰河、西至托什干河之间的一片冲积平原，而这堵“墙”则是经洪水冲刷形成的断层。
就在温宿城西北面的坎坡上，有一片荒滩，据说是老宅遗址。
还没去探寻温宿老宅遗址之前，就听当地一位老人说，在很久以前，坎坡上面住的是富人，坎坡下面住的是穷人。坎坡上早就没有人家了，富人们都搬下来住了。
驱车沿着艾西曼布拉克街向西直上坎坡，飞扬的尘土紧紧跟随着车尾，直到古宅遗址。
如今，这里方圆五、六千米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高低不平的土包和沟壑，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杂草和灌木。远处东北方向才能看到一大片绿洲——那是1986年开始营造的柯柯牙绿化工程。
在几堵残墙中，有一块温宿县1992年立的石碑，上面刻着“高老庄”三个大字。
这就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降妖魔”“猪八戒背媳妇”“唐玄奘收徒弟”的高老庄吗？
谁能想像到这片荒原上曾有的豪宅富庄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据温宿城许多老一辈居民口头流传，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户姓高的人家，不仅庄园很大，而且人丁兴旺，是很有名气的。现在看到的高老庄，只有大门、厅堂、旁屋、卧室、厨房、仓库等残破的墙基，由此可想像到它的原貌。
这里的庄园或村落是如何消失的呢？也许是毁灭于清康熙55年（公元1716年）的那场大地震，温宿古城都毁了，高老庄恐怕也难逃此劫，也许是搬迁于道光19年（公元1837年），在新筑的温宿“汉城”重建了新宅。这些谜团只能有待于专家解析了。
我试图去寻找一些有关高姓家族的蛛丝马迹，或是文字记载，或是族人后裔，但都一无所获。掐指算算，从明隆庆4年（公元1570年）吴承恩开始写作《西游记》，距今已有400多年了；从唐贞观19年（公元645年）玄奘开始编著《大唐西域记》，距今已有1300多年了。寻找《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有关高老庄的背景史料，是一件极其渺茫的事。
温宿县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在高老庄插有一个木桩，传说唐僧夜宿高老庄时用它拴过马，有位游人问我，你有什么根据说这是唐僧的拴马桩呢？我反问，你有什么根据说这不是唐僧的拴马桩呢？”传说总归是传说，是没有历史真实性的。
然而，在历史上，温宿确实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驿站，唐朝高僧玄奘也确实途经“跋禄迦国（即温宿国）西北行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天山）”，翻越别迭里山口，转道中亚去印度取经的。
王子坟 曾经的郡王
早就听说温宿县城北面的坎坡是一大片古代的墓群，而且其中有一座王子坟。还听说在这片古墓群中，曾经发掘出十几具木乃伊（风干的古尸）和一些随葬品，据考证，是一个清代遗址。
这天，是个晴朗有风的日子，我远远就看到坎坡上旋风卷起的土柱左摆右晃，直至渐渐消失。带着好奇心，我探寻了这个古墓群。
沿途，阶梯式的维吾尔民居，一层一层地从坡下依次排列到坡顶，形成了一道具有民族特色的景观。一棵高大的黑桑子树立在这片民居的中央，据说这棵树已经有100多岁了。
我们顺着民居中的一条小道拾级而上，见到古墓群，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肃穆和苍凉的感觉。最先跳入我视野的是一座规模显赫的陵墓，这就是王子坟。
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拱拜孜建筑，四方形的墙体，分别连接着四个圆形的角柱，拱形的穹顶，拱形的门，全部镶嵌着彩色的琉璃瓦，墓室顶部还绘有精美的图案。陵墓虽然有些残损的痕迹，但依然能看出它曾经的气派，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同行的温宿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杨寒介绍：自汉神爵2年（公元60年）汉朝廷在乌垒城（今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到唐景龙3年（公元709年）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至清光绪10年（公元1884年）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府，统管西域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西域的“城廓诸国”依然施行郡王制，这些郡王们或被朝廷册封，或由家族承袭，或者是武力争夺，形成了西域三十六国的历史。
王子坟，就安葬着清朝初期温宿郡王霍集斯的后商即温宿郡王哈迪尔。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20年（公元1755年），霍集斯随兆惠将军征大、小和卓，擒获准噶尔叛匪头目达瓦齐有功，被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封为温宿郡王，霍集斯随后赴京城居住，乾隆46年（公元1781年），霍集斯卒，其子哈迪尔袭父爵。
当时，清朝廷十分赞赏他们父子对新疆稳定、祖国统一做出的贡献。乾隆皇帝还书写了一首诗——《赞霍集斯》，诗曰：奉元戎檄，擒达瓦齐。后稍观望，旋迎我师。同天军进，被围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1990年，王子坟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成为旅游景点。长期住在坎坡下的老居民依明·由努斯告诉我：“过去这里拍过电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神秘驼队》的外景地），现在又经常可以看到游人到这里来，需要好好地保护。
站在这里，俯瞰温宿城，近处楼房林立，树木葱郁；远处阡陌纵横，田园锦绣。坎坡的边缘是一道天然的分界线：一边是黄色的——逝去的历史；一边是绿色的——新生的现实。
铁匠街 曾经的炉火
铁匠街，就是今天温宿县城的布维艾介阿娜木巷，因巷北的古墓群内葬有名望很高的维吾尔族妇女布维艾介阿娜木，故以她的名字为巷名。其实，更负盛名的是这条街上聚集过许多技术高超的铁匠。
温宿县背靠天山极顶——托木尔峰，连绵的山峦中有着丰富的矿藏，金属矿有铜、铁、铝、锌等，非金属矿有煤、硫盐等。
在《汉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都有关于温宿开发利用矿藏的记述。尤其是在清代，温宿城手工业相当发达，种类也很多，有炼铁、铸铜、制革、纺织、印染、采盐、烧砖、铁木加工业等。在清乾隆15年（公元1760年），朝廷还在温宿设立了铸钱局，由此可见，其铸铜工艺水平的高超了。
铁器制造业是与人们生活和生产最为密切的行业，温宿城由此出现了一条铁匠街。我曾翻阅了有关资料，历史上温宿城的铁匠很多，在清光绪34年（公元1908年），铁匠人数达到130人。此外，还有银匠街、皮匠街。
正是中午，这条铁匠街显得异常安静，两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默默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当我上前和他们攀谈时，他们露出了爽朗的笑容。真没想到，其中一位名叫艾买尔·买买提尼牙孜的老人竟然就是铁匠，他告诉我，他祖辈四代都是在这条街上打铁。
谈起铁匠街的过去，这位老铁匠说，那时这条街上打铁的人特别多，铁匠铺一家连着一家，打造一些坎土曼、镰刀、铁坎、铁钉、门扣、门环、铁铲、铁勺之类的用具，还有专门钉马掌的。每天从早到晚，这条街“噗噗”的风箱声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此起彼伏，很是热闹。
时过境迁，这条街上已没了往日的景象，仅剩下一家铁匠铺，而这个铁匠就是艾买尔·买买提尼牙孜的儿子，我问起他的生意时，他的父亲老铁匠插话说：“现在大机器那么多，做的东西又快又好，我们这样的手艺活已经挣不到钱了。以后，我就不让我的孙子再打铁了，我要让他上大学。”
后记：在连续几天对温宿城古代遗址的探访中，我到了许多儿时经常玩耍或从未涉足的地方，每到一处，都真切地领略了它的历史文化，目睹了它的沧桑变迁。
今天，古老的温宿城已旧貌换新颜：商场、机关、学校、医院、住宅小区一幢幢楼房鳞次栉比；东大街、西大街、古城街、新大街⋯⋯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随着城镇环境整体硬化、绿化、净化、美化，那些深巷僻院，也在改变过去的模样，变得清新而整洁了。特别是那些具有鲜活时尚的娱乐休闲场所，更加丰富了温宿城镇居民的文化生活。
我还了解到温宿县关于城镇建设的远景规划，即扩大城市规模，加强基础建设，拓宽街道，完善设施，以及解决供排水、用电和交通等事项。还提出了关于对境内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开发利用的措施。
温宿城，是一座接纳现代文明的古城，也是一座弘扬历史文化的新城。
文·吕娜（原载2005年4月28日《阿克苏日报》）
阿克苏：旧城墙的讲述
一截城墙与阿克苏
——城市是有生命的，而能证明他生命的，不是现在，是他的过去和他走过的路
120年前，阿克苏市仅仅是一片小小的村落，出于某种长远而睿智的考虑，罗长祜在这里筑起一座高大的城池，这个城池就是现在阿克苏市的前身。
在《阿克苏地区文物志》里关于这座城池有这样一段记载：城墙夯筑，夯层间距60公分、城周长2877米、高5-7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6米，城墙上有雉堞（矮墙）752个。有城门4个：东门称“朝阳”，西门叫“挹爽”，南门谓“迎董”，北门曰“承承”。原城门有几处庙宇。内樑柱上见刻有“光绪”字样，庙宇于1970年左右被毁。阿克苏城墙已基本毁尽，仅在兵团第一师招待所处保留了一道约12米的残墙。
看到这段记载，真令人兴奋，虽然这座城市一路走来已日渐光彩夺目，但我们还是希望能看看她曾经的样子，就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总想看清母亲年轻时的容颜，好找回自己记忆模糊的童年。
可是当我向人们询问这截唯一的城墙时，却被告知这墙早就不存在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袭来。城市是有生命的，而能证明她生命的不是现在，是她的过去和她走过的路。
我们不甘心，我多么希望它还健在，好让阿克苏城那梦幻一样的过去有个现实的证明。我们决定还是去访一访。
阳光和煦的上午，我们找到了兵团第一师招待所大院。问了院子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爷爷，老爷爷略加思索便连声说：“有！有！”我们几乎要蹦了起来。
老爷爷带我们往大院深处走去，拐了一个弯儿后，那截历史的墙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地尖叫了一声。
她还在，她真的还在。
她在这里站了120年，一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已深入骨髓，100多年来的沧桑变化，开始都默默目睹。我听见120年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抬着沉重的“夯”在这城墙上一下一下地夯着。我听见汗水砸进泥土的声音，还隐约看见他们被太阳晒得熏黑的面孔。如今，他们已随那些城墙一起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会怀念他们，但我眼前这道墙里却有他们的影子在晃动。这墙里曾掺进他们的叹息，他们的笑骂，还有他们对新生活的期望。
一个男人与阿克苏
——他选择了阿克苏河畔这片开阔平坦的沃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梦想
公元1883年的风从墙头掠过。1884年的阳光依旧照耀。那一年，罗长祜为修建这座新城而劳累成疾，病殁于阿克苏，当年他37岁。
这是一个怀抱梦想、勇敢不同于凡夫俗子的男人。
罗长祜184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自幼聪明过人，20多岁起就跟随左宗棠征南闯北，终生都有一腔仗剑走天下的豪情。
1875年，阿古柏已侵占了中国新疆大部分地区，罗长祜随湘军刘锦棠部为收复新疆出生入死，多次立下战功。更为可贵的是，这是他主动请命要求的，那时，有人正为了保全性命而纷纷退避三舍。
收复新疆后，罗长枯驻扎阿克苏（现温宿县），潜心于治理新疆、阿克苏之道。《阿克苏市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罗对中外交涉，边险要害，无不精心策划，操纵自如。”
在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阿克苏兵备道员（相当于地区行政长官）那年，他向他的上级刘锦棠奏请希望能在阿克苏老城南30里处择地修建一新城。
至于他要建新城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有人研究分析说是因为当时天山雪水和地下水十分丰富，阿克苏老城（现温宿城）四周到处都是沼泽地，不适宜建筑房屋、扩大城区，城市的发展受到阻碍。
罗长祜的建议得到了奏准，于是他选择了阿克苏河畔这片开阔平坦的沃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梦想。当年，也就是1883年，新城就建成了，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阿克苏市。他们当时给这座新城取了个动人的名字叫普安城——普天之下皆安宁，多么美好善良的愿望。
一个市民与阿克苏
——一个城市的历史也许就隐藏在它的人民的欢笑和泪水里
凭借有限的想像力，我们无法了解在这座城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们希望能找回些什么。一个城市的历史也许就隐藏在它的子民们的欢笑和泪水里。我们找到了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的退休教师庞湍。他是这个城市众多“移民”中的一个，他热爱阿克苏。
1952年的时候，庞湍还是一个小小少年。那年，他随母亲从家乡来阿克苏，投奔父亲。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旅行。他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市到阿克苏市整整用了2个月时间。
庞湍老师是这样描述他与阿克苏城的第一次相见的：“一路上颠颠簸簸，几乎看不到绿色，偶尔有人烟，也都是些破旧低矮的小土房子，孩子的新鲜劲儿早被折磨得昏昏沉沉。睡着睡着就听大人们说：‘到了！到了！到阿克苏了！我睁眼抬头一看，呀，一座又高又大的城池挡在了前面，挺威风的。当时，我们是顺着现在的东大街进入东门——朝阳门的，那时的东大街还只是一条很窄的土路。那城门又宽又厚，包着铁板，坚不可破的样子。
我家就在朝阳门内，就在现在的一师老年活动中心那里，离城墙很近，每天都能看到城墙。那时候，高大宽厚的城墙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常和小伙伴们爬上城墙玩“打仗”游戏。
城墙上有战壕、掩体，我们还从里面挖出过古代的箭头和现代的子弹。有时候我们不打仗，绕着城墙转着玩儿，走一圈儿得一个多小时呢。
1952年的时候，阿克苏旧城还是完好无损的，城区大体是东至今蓝岛商厦，西至今文化中心，南至今飞达印刷厂，北至今世纪商厦。城区主要街道是一个“十”字路，就是现在的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的部分。
街道很窄，只能容两辆木轮马车并排通过。由于是砂土路，遇雨天，道路泥泞难行。街道两边有人开了商店和作坊，也有摆小地摊的，有本地维吾尔族商人，也有来自天津、甘肃等地的汉族商人。当时城里还有一家小小的照相馆，是一个天津人开的。
每逢巴扎，城郊的乡民就乘着木制高轮牛车，或骑着小毛驴儿，成群结队地来赶集。有时还有驮着盐巴、茶叶等日用品的驮队经过。驼铃叮当，引得行人不断张望。
“巴扎上有乡民们从自家园里采摘来的桑椹、瓜果，也有抓饭、拉面、烤馕、烤肉。羊肉和鸡蛋都很便宜。有的人会买些东西回去，有的人就只是带着孩子们来转一转，看看新鲜。那时候，孩子们能在巴扎上与家人吃到一碗凉粉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庞湍老师说，现在的行署办公大楼所在地，在那时被老人们称作“道台衙门”。那时那里有一排高大的房屋，有着雕花的门窗，是曾经的衙门所在地。门前有五、六棵很粗大的需一人张开手臂才能抱住的白杨树。听老人们说，这几棵树是那“衙门”刚建起时种下的。
一个愿望与阿克苏
——他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话。他留给阿克苏的，是一座城和一个美好善良的愿望
1883年，阿克苏新城开始修建时，罗长祜已患病在身，但他仍兢兢业业，不敢放松，加紧筑城。
有关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阿克苏市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884年入春后（新城已建起），（罗长祜）潮热自汗，惊悸咯血，但仍强起从公⋯⋯”
那年的二月初一，他带病巡防，检查哨所，慰劳他的士兵们。第二天早晨，在半路上，他汗出如注，被侍从抬回，因救治无效辞世。
他的遗言是要部下们“照常治事、守法奉公”。他就这样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话。那一年，他只有37岁。他留给阿克苏的，是一座城和一个美好善良的愿望。这个愿望，经过后人们100多年的努力已实现，而且还在发扬光大。而他曾呕心沥血筑起的那些城墙，已在1956年至1972年间渐渐被拆除，正如他当年所期望的一样，这里会繁荣昌盛。城墙阻碍了城市的扩展。
如今，那唯一的一截城墙因被当作一师招待所堆放废弃物的小院一侧院墙而保存了下来，岁月已把它变得面目全非。
文·陈晓玲（原载2003年10月29日《阿克苏日报》）
小城胜景 远迈汉唐
乌什县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已有文字记述，西汉时就并入祖国版图，是西域的一座古城，被称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作为南疆最具旅游价值的县城之一，乌什县将“天南第一胜景”的燕子山、南疆唯一的钟鼓楼、灵秀甘甜的九眼泉都纳入城内，是一座把悠久的历史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县城，形成了“半城山色半城泉”的独特风景。
燕子山
人到乌什城，不能不看燕子山。
燕子山的得名，缘于山上的浅海贝壳化石。燕子山分为两座山峰，贝壳化石比比皆是，无论大小都含有燕形花纹，有的如燕头，有的如燕尾，故有此名。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只有1500多米高的燕子山虽不高，也没有“神仙”，但在一马平川的地面突起，秀丽俊俏，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往险峻的山顶。
拾阶而上，间隔不远就修有小亭，供游人休歇赏景。山顶悬崖边，有座形状古朴的亭子，名曰“一览亭”，虽是近期的建筑，但依亭眺望，乌什的山水、雪峰、阡陌景象，日出、日落景色及县城全貌，尽收眼底，蔚为壮观。
山路蜿蜓曲折，盘旋而上，外围筑有护墙，厚薄不一，城垛绵延，酷似古长城，被称为“燕子山长城”。它依靠着险峻的山势，颇有些雄关漫道的味道。
燕子山的魅力，并不尽在此处。
山上原有两尊石壁，其一是现在仍然屹立于山岩间，位于燕子山东侧悬崖峭壁处，险峻异常，突兀巨石光滑如砥，刻着“远迈汉唐”四个大字，每个字体约90×80厘米见方，笔法圆润而刚劲。乌什县文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自治区考古人员曾多次来这里考证过，这四个字是清朝初期人士的笔迹，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1923年，经当时县知事马绍武雇匠人照原迹重新描写后再镌刻于石壁留传下来。
另一题词据口传是“继超追骞”，因历史久远，无从考证。历代流传的说法也不尽一样，但无论怎么说，都与出使西域的张骞、班超有关。据史书记载，公元91年，班超向龟兹、姑墨出兵，岁末时来到乌什，平定了这些地方的叛乱，使西域回归了安宁，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与“远迈汉唐”石壁相呼应的是一巨型贝壳化石碑，上面尽是贝壳化石，大如拳头，由于游人的抠凿，多残缺不全了。
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乌什县军民背土上山，开始了绿化燕子山的步伐，从山脚到山顶栽植了大量的树木，如今有成林的规模了。
九眼泉
乌什县属典型的河谷绿洲，境内林木蔽日，泉眼星罗棋布，一泉即为湖，一泉即成河，县城则为半城山色半城泉的佳地。而在众多的泉眼中，尤以水清甘甜的九眼泉而驰名。
九眼泉位于燕子山下，似乎是被燕子山积压而出的水，九个泉眼依山一字排开，每泉相隔不足10步，泉水清激见底，四季连绵涌出，滚动如沸，微波涟漪，赏心悦目。夏天水凉冰爽，甘美无比，游人以享受甘泉为乐事；冬季冰天雪地，气候严寒，九眼泉却雾气四溢，如烟如云，别具一番景象，伸手触及，和夏日又有不同，清凉的泉水这时有了暖意。
泉水不但纯净甜美，据当地人介绍，还可以治胃病，许多游人来到这里，都要拿矿泉水瓶装得满满的带走。
从九眼泉边向山上望，可以看到半山腰一个山洞，名叫豹子洞，仔细看看，似乎真的隐藏着一个豹子头，而陪同者说，那是一块石头，不过造型极像豹子罢了。
九眼泉周围被古老的杨树、柳树遮盖得严严实实，若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它们通过暗渠流入旁边的人工湖，湖中一艘石舫，与南北两岸拱桥相连，船上亭台楼阁俱全，可吟诗、可设宴，可垂钓、可戏玩，使人疑似到了江南，给人工湖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那些古老的树木，也千姿百态，有如静坐的长者，老态龙钟；有如挺立的将军，叱咤风云；有如张牙舞爪的小人，有如互相拥抱的恋人；还有的大树之中长出小树，形成有趣的树中树，子母树，守护着九眼泉。如今，聪明的乌什人都为它们起了别致的名字，让人越看越觉有趣，越品味越觉惊喜。
这里的柳树，无论在大路还是小道上，都站得直直的，似乎是排排的士兵，公园的管理人员说，它们是新疆著名的“左公柳”。在史料中，清朝儒将、收复西部失地的左宗棠虽收复了新疆，可从没有到过乌什，左公柳怎么会扎根乌什呢？
原来，左公柳是左宗棠的部将刘锦堂栽植的。
乌什县文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1876年6月11日，左宗棠派遣刘锦堂任前线总指挥，驱逐中亚匪首阿古柏。7月底，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跑到乌什。乌什、阿合奇等地的柯尔克孜族牧民，纷纷骑上骏马，和清军并肩作战，于10月底取得了胜利。
公园的管理人员说，刘锦堂和将士们进入乌什后，在燕子山下歇营，运粮车上绑的柳枝，被他们随手插在路边的水渠上，结果，这些柳枝竟然成活了，成为绿荫。
白杨参天，垂柳依依，百鸟欢唱。这山，这湖，这树，这泉水，组成了边陲小城特有的一幅风景画。若是秋季来到这里，看池中游鱼嬉戏，赏池边古树姿态，吟古人名诗佳句，缅先贤丰功伟绩，不用饮酒人先自醉了。
钟鼓楼
乌什县城的中心，有唯一一座南疆现存的钟鼓楼，它高16米，加上底座，大概有20米，在林立的高楼中，它的古朴仍然显得醒目。
这座钟鼓楼修建年代为1766——1767年间，由于决策人物是伊犁将军明瑞，所以和北疆的惠远城钟鼓楼是同一形制，房顶、飞檐、门窗样式都大致相同，仅楼层有所区别，惠远城的钟鼓楼为三层，比乌什县的高了一层。
钟鼓楼呈正方形，底座为岩石砌成，为典型的汉式传统建筑。楼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重檐落水式，下檐为滴水垂落底座，攒顶转角，上覆砖雕琉璃瓦，画栋雕梁；楼檐四角飞展凌空，檐角有龙头横梁，似乎飞腾于天地之中，把钟鼓楼高高抬起。
檐周风铃迎风而鸣，其声清脆悠扬。灰墙仿琉璃瓦，古色古香。
作为古代县城内最高的建筑，它名为钟鼓楼，现在既没有钟也没有鼓，更不用说更夫了，空落落的一座孤楼，仿佛一个老人，额头上刻画着过多的苦难与荣耀⋯⋯
历史的河流溅湿每一位过客的面孔。班超在这里挥舞着银光闪闪的长剑弯刀，玄奘的脚步在这里蹒跚飘摇，钟鼓楼都没有机会与他结缘。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却有幸结识了两位志士。其中一位是林则徐，他被贬到新疆之后，曾来到乌什，在这里丈量土地，设计水利项目，可是，在满清的腐败统治下，林则徐的梦想只能停留在纸上。
另一位是林基路，他是1938年2月和李云扬一起从延安来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市）的，在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疑忌下，于1942年1月15日，踏着林则徐的步伐，来到乌什，把钟鼓楼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乌什虽然仅有4个月。可是，却做出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事情：成立了“乌什县平抑物价合作社”，稳住了物价；将28名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送进了阿克苏救济院；医治传染病的医生也来到了乌什，控制霍乱等病的流行；1200份牛痘疫苗也来了，为儿童们增加了免疫力。
在这4个月里，只有钟鼓楼才能触摸林基路的忧闷和孤独，感受林基路的情怀与真实。它化为他的知音，它成了他的寄托。1943年底，林基路回到迪化，一年后英勇就义。
1984年，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拨专款对钟鼓楼进行了修缮，使它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热爱历史的乌什人，准备投巨资修复钟鼓楼，将这里开辟为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老是一种文明，现代又是一种文明，这两种文明交织在了一起，将赋予钟鼓楼新的朝气。
文·陈婷 王海军（原载2007年5月25日《阿克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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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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