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1928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今天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考察时，发掘出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李崇之印”。该印为李崇的私人黄铜质桥纽印信，面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印高7厘米。桥纽中部带孔，孔径0.6厘米，可穿绳系物，印底面自右至左，从上到下阴刻3行篆书“李崇之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3年，人们又在今天的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即汉朝颁授给西域首领的官印。该印高3.5厘米，边长2.3厘米，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该印现也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样两枚重要印章能在同一地区相继出土，绝非偶然，二者折射出的丰富历史信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那么，“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这两枚穿越历史时空的印章，向我们诉说着怎样的历史讯息呢？
  一、李崇其人
  “李崇之印”重要，关键在于印章的主人李崇本人身份极其特殊。
  李崇（？—23年），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王莽新朝天凤三年至地皇四年（16—23年）在任。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王莽篡权后，为宣扬新朝国威，始建国元年（9年），为西域诸国国王包括南匈奴国王全部换授新印信，降低前朝授予西域诸国国王以及匈奴单于的等级和地位，在西域各国推行民族不平等政策，“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1]。西域诸国，及匈奴对汉朝强烈不满，与汉朝矛盾加剧。此后，匈奴势力在西域日渐猖獗，并公开与汉朝对抗。
  始建国五年（13年），“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2]，焉耆国首先投靠匈奴反叛汉朝，并举兵进攻都护府所在地龟兹。西域都护但钦被焉耆国诛杀，龟兹失守，丝路阻隔。王莽天凤三年（16年），王莽政权在全面分析西域局势后，派遣李崇为西域都护，与汉五威将军王骏以及同任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的郭钦出征西域。汉军到来，西域诸国皆臣服迎接，唯焉耆国依仗匈奴势力“诈降而聚兵自备”[3]，李崇和王骏分析局势后，调遣龟兹国、莎车国及姑墨国兵马7000余，以王骏为先锋，李崇率主力，郭钦引兵断后增援，讨伐焉耆国。
  由于对战役局势的错误判断以及郭钦援军的后滞，致使这场战役以李崇和王骏的惨败而告终。王骏带领龟兹国和莎车国的兵马到达焉耆后，遭遇焉耆兵马埋伏，汉军出师不利。随后赶到的李崇也遭遇焉耆和匈奴兵的有力抵抗。此时，随同参战的姑墨国兵马反叛，投降焉耆国，并回兵向王骏发动突然袭击，王骏及其部众全军覆没。李崇率主力奋力拼杀，死伤惨重。郭钦率援军到达后自知寡不敌众，见状即引兵突围取道车师，冲破匈奴的堵截返回内地。李崇杀出重围收集残众退守龟兹，扼据渭干险要，与龟兹王丞德共同坚守8年，后战死龟兹。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原则，身为西域都护的李崇本人的印章“李崇之印”在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国时是以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为西域都护府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李崇个人是王莽对西域政策失误的牺牲品并不为过，但是，他那誓死捍卫祖国统一，为民族团结和谐而战死疆场的事迹足以彪炳千秋！他为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在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前，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4]这些“国”其实就是“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5]，即以定居农业为主的一个或几个以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城邦。每一城邦中都有“王”及各级官员，平民、奴隶等，“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不相亲附”[6]。各城邦之间相互隔离，往来较少，互不统属，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政权，这种局面为匈奴征服并控制西域城邦提供了有利之机。
  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继位，号老上单于。后又与乌孙联军击败大月氏，大月氏再度迁徙到阿姆河左岸。匈奴乌孙联军征服大月氏后，大大提高了匈奴在西域各国中的地位和威信。由于汉朝与匈奴在中原及大漠南北的争夺日益激烈，匈奴贵族更需要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对汉朝的战争，于是积极经营西域。
  匈奴统治西域主要方式有：（一）建立“僮仆都尉”。为了加强西域作为后方基地的作用，公元前93年左右，“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7]。匈奴西边日逐王在西域焉耆、危须、尉黎地区专设“僮仆都尉”，这样匈奴贵族不仅拥有富饶的游牧区域，同时还可牢牢控制西域绿洲城邦。（二）推行质子制度。匈奴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还对西域各国实行质子制度，将西域诸城邦的王子作为人质扣于匈奴王庭，以此控制各国王室，如“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8]。匈奴听说（楼兰与汉朝友善后），发兵攻打楼兰，楼兰王被迫派遣一子到匈奴作人质。这些质子在匈奴生活时间的长短，由匈奴统治者视西域诸国形势的发展而定。如有需要，随时派他们回国，或立为王，或为军事指挥，或担任大臣，如“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立为王”[9]。匈奴先听说楼兰后立的王又过世消息后，派遣扣押质子回楼兰，立为王。这些人完全听命于匈奴，成为匈奴在西域最可靠的耳目与支持者。（三）设置监国和常派使团。匈奴征服西域后，立即在一些城邦如龟兹等地设置监国，派人常驻西域城邦中，监督各国的行为，同时派遣使团督察各国，严防对匈奴的反抗行为，以及汉朝派遣使者联络西域各国。（四）重征赋税。匈奴控制西域的目的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0]。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掠夺西域诸国的财富。从“僮仆都尉”这一称呼也可看出，匈奴把西域诸国看做毫无身份地位的奴隶与仆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已十分强大，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西域在军事、经济方面，已成为匈奴政权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匈奴不仅控制了西域诸国，而且也控制了西域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线。因此，汉朝强烈意识到西域已成为“匈奴右臂”[11]。
  汉朝时，西域丝绸之路分南北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即从鄯善沿着南部昆仑山北麓，过塔里木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12]，即自车师前王廷沿着北部天山南麓，过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南道，即统管天山以南各地。不久，匈奴发生内乱，理应继承单于位的日逐王先贤掸被人篡权后又遭排挤，于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秋率万余众投附汉朝，汉派遣郑吉迎接日逐王，并封其为归德侯。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13]，匈奴势力退出西域，自楼兰经车师前部的西域北道得以畅通。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任命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14]。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每年的俸禄是二千石粮食。其属官有副校尉、丞各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15]，即都护的职责是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自郑吉为西域都护至西汉末，前后任西域都护者18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10人，除郑吉外，还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
  三、西域都护府的作用
  由于匈奴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基础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与限制，经济有一定的脆弱性。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决定其政权极易忽强忽弱、骤兴骤衰，西域绿洲地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对匈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经济上主要是以掠夺人口、掠夺当地的财富为主要目的，统治方式上主要以武力来维持。
  这种统治方式结果导致匈奴并未从经济、政权建设等方面打破西域各城邦相互隔离的状态，“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16]，西域诸国仍处于各自为政、“无所统一”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西域各国虽隶属于匈奴，但却不亲附匈奴。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得中央政权在西域开始行使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并屯田、统计当地户口、推行汉朝的政令等一系列国家主权。“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17]，“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18]。西域诸国考虑到汉朝的崇高的威望与德行，都愿意接受汉朝的统治，西域诸国中像莎车、于阗这类的大国，多次派遣质子到汉朝，自愿接受西域都护的管辖。
  它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日益增多，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同时也增进了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各地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统一西域后，西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对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及熟练的劳动人手，都给西域地区带来了新的因素，促进了西域本地经济的发展。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是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它使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之间产生了良性持久的互动，从而使西域地区的区域经济纳入到整个西汉的经济体系之中。
  四、西域民族众多
  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以前就是联系东、西方关系的交通孔道，这不仅使西域历史上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还使该地区居民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据《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上）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ruò）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即出阳关后，从距离阳关较近的开始，叫婼（ruò）羌。婼羌的国王称为胡来王。从“婼”字可以看出这个民族非常古老，仍保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痕迹，“婼羌”今写作“若羌”，这说明早在汉代羌人也是塔里木盆地早期的居民（今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依然有若羌县这一地名）。西域地区当时的民族还有匈奴人、乌孙人、月氏人、塞人、迁入的汉人、大夏人、莎车人等其他民族。文献记载已明确无误地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人种和民族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明”。
  西域都护所辖西域各国的国王及主要官员，由汉王朝赐予印绶（shòu）。《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下）记载，西域都护统辖有45国，“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376人。汉归义羌长印即是当时汉朝政府颁发给居住在今天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附近的羌族首领以印章这一历史事实最好的物证。
  五、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设官建制、驻扎军队、任命各级官员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在新疆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管辖。汉朝管理新疆的模式，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在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无可辩驳地说明今天的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曾是汉代西域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地。
  今天，我们在努力使中华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过程中，“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所透露出的自古以来新疆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历史信息，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感情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积极挖掘，充分利用这一方爱国主义精神沃土。
  引文出处
  [1][2][3]《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
  [4][5][7][8][10][11][12][13][14][15]《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上》
  [6][9][16][17][18]《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下》
  参考书目
  （1）《汉书》。
  （2）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文瑓主编：《西域风起塔里木——阿克苏历史人物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努尔尼沙·提力甫主编：《新和印象》，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