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综上所述，吐蕃军队占领了西域部分地区后，其管理制度的实施及调整调整，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吐蕃贵族的利益，实行对“海外”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形式，以至于在驻军兵源组成上，表现为来源广泛、复杂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征兵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吐蕃军队在军事管理体系之外，在新占领区应对军队的部落制特性，将本土的民事管理模式照搬到占领区，同时，仿唐制的羁縻管理模式，实现对当地居民的管理，而没有一味地强行同化。军事、民事、羁縻三种模式的并存，是吐蕃在西域地区维持半个多世纪统治的基础之一。
  再者，吐蕃贵族对新占领区实行的利益均沾分配形式，制约着吐蕃职官体系的设置及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模式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是深深地植根于吐蕃的社会意识当中。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运用西方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总结了西藏社会形态的一大特点，认为这一特点具有普遍意义，“既适用于家庭集团，又适用于政权机构”，即西藏社会形态是“既统一而又对立的两种原则的并存：平均共有或不可分割性和等级”①。本文所讨论的吐蕃在其王朝时期的军事管理体系的运作方式，也印证了石泰安这一论断的可信性，表现出社会文化心理与观念传承的深刻性与稳定性。
  此外，吐蕃王朝对占领区管理方式的灵活性与对新兼并部族及其传统利益与现实利益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与给予，例如对苏毗部族及其他在西域利益的分配，既不违背部落联盟传统观念的要求，又有特殊对待的依据，而其实施的结果，无形中却加速了共同心理的凝结，对后世藏民族的形成格局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吐蕃的管理模式在其制度体系内，既对其传统的军事联盟制度有一定的继承性，又适应了西域地区生存环境对其管理模式的新要求，从而保证了吐蕃新占领区利益与本土利益之间政治生活的平衡关系。职官体系的新调整与新变化，是其实现管理模式转换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