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吐蕃王朝建立的社会基础是部落军事联盟，而部落制与贵族的家族利益紧密结合，又构成吐蕃王朝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贤者喜宴》中关于吐蕃王朝初期五如区划设置之外，特别强调了所谓的十八个贵族之势力范围①，正是部落制下贵族利益相互制衡的一种保障措施。对这种利益实行保障的形式，则为盟誓。通过会盟（也称为议事会，藏文为vdun-ma）的形式，对部落贵族的行为进行道义和义务上的约束，即一方面约束诸部落对王室的义务，一方面保障诸部落的利益不受侵犯。这种义务与权力也是建立在王朝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故王朝所获得的利益，会以事先会盟中约定的条款分割，归属于各个效忠于王朝的部落贵族。这种议事会终吐蕃一代，从未中断过，《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以编年体形式对此进行了记载。
  从上表所列吐蕃在西域驻军的部落来源组成，反映出吐蕃本土的绝大多数部落都有人员被派驻在西域地区，这恰与吐蕃王朝的贵族利益密切相关。新占领区，对于以部落联盟为核心的王朝而言，当为王朝中诸部落贵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对于新得利益，理所应当地由赞普与王朝下属的诸贵族共同拥有，是故，在西域占领区内，有来自吐蕃王朝各个部落的人员，他们共同控制占领区的社会生活、行使对占领区的军事事务并分享在占领区所获的利益。
  这种各部落分别派员代表利益方主权的军事管理模式，有效地维护了各部落间的利益平衡，而这种利益平衡也是通过会盟的形式加以约束和保障的。在吐蕃的军事占领区，这种会盟是由吐蕃将军（dmag-dpon）主持，并在节度使衙设有专门的议事会场所——vdun-sao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载吐蕃北道节度之姑臧节度使衙中即设有“节度使会盟”（khrom-gyi-
  vdun-sa）①；米兰出土古藏文写本《勒春借麦契残卷》（斯坦因原编号M.I.iv.57.d.，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编号Or.15000/315）、《午年借粮契残卷》（斯坦因原编号M.I.xv.1.，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编号Or.15000/439）等亦有“节度使会盟”（khrom-gyi-vdun-sa）②。
  显然，与吐蕃本土会盟所不同的是，本土的会盟更多强调义务与军事征伐的部署与安排，而在新占领区，会盟除达到相同的目的外，还要维护本土诸贵族间的利益均衡，这也是堡寨制度随军事力量一同入驻新占领区的原因之所在。
  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在整理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木简后，发现吐蕃兵种中的驻扎驿站的斥候，驻扎米兰者隶属于苏毗如的不同部落，而驻扎麻扎塔格者则来自吐蕃腹地其他各如的不同部落。③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英国学者托玛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是从吐蕃的军事进程角度考虑，认为“罗布地区是较早取得的，是处于和平的地方统治之下；而于阗却是难以进入的，吐蕃使用了武装力量在较晚时间才征服了的王国”④。或许这样考虑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解释该现象得以形成的缘由。
  苏毗，是吐蕃王朝征服吐谷浑前所兼并的最大部族。在吐蕃五如的部落区划建制中，没有苏毗，说明苏毗及其所居之地，不在吐蕃部落区划管理模式之内，地位有些特殊。
  为什么苏毗会享有这种地位呢？弄清苏毗人早期的活动对理解这个问题大概会有所帮助。199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一片粟特文纸残片，经德国粟特文专家NicholasSims-Williams和中国学者毕波合作释读与研究，文书是一书信残片，很可能是一位粟特商人留下来的，书写时间应当在3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初。文书中提到了Supi（苏毗），Supi后面的动词为“带走”，又可译为“拿走、抢走”。①此外，在尼雅发现的与粟特残信同时期的佉卢文书中也一再提到有Supiya（苏毗人），如“有种种有（一次）来自Supi人的（袭击）”、“有来自Supi人的危险，你们不可疏忽”、“甚至现在他们仍认为有理由担心和警惕Supi人”等等。②据研究，苏毗人是自东面侵扰尼雅及鄯善王国的，③表明了苏毗人的活动方向与纵深。
  出土文献清楚地说明，苏毗人早在3至4世纪即已经将他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到了西域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也就是说，西域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是苏毗人传统的利益争夺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吐蕃赞普充分尊重了苏毗贵族的既得利益，将整个罗布泊地区交给了苏毗人。这一现象，与前面提出的吐蕃本土部落贵族共同占有“海外”利益的观点应当并不相悖，反过来，更能说明当时吐蕃在西域战场上的兵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苏毗如，而苏毗贵族的利益，也被纳入吐蕃王朝的利益集团之中，与吐蕃本土的贵族共同享有军事扩张成果，并且对苏毗人的传统活动区域给予认可，有利于苏毗人对吐蕃赞普及王朝的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