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龟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历史进程，使它很早以前就是联系东、西方关系的交通孔道之一。这不仅使古龟兹地区历史上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而且还使该地区居民的种系族源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从龟兹地区出土的古代人头骨的体质形态特点和人种系统的测量分析及科学研究显示，龟兹地区古代居民既有高加索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变异的特点。另据文献记载，周人、秦人及曾与周人、秦人有着密切渊源的羌人也是古龟兹地区的早期居民之一。这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都明确无误地表明：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区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人种和民族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龟兹地方文明。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龟兹是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处。其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沟通中，逐渐孕育出植根于本土文化，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龟兹文化”。
  考古发掘证明，至秦汉时期，西域已发展为“城郭诸国”，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地方政权组织因自然条件不同，不仅有自己风格独特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而且其社会内部已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平民阶层，有各自的军政管理体系。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的所谓的“城郭诸国”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是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元“国”，只有27户194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在绿洲聚居的小村落而已。至于那些天山北麓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不仅如此，当时这些‘西域诸国”，如同史书所言：“各存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因此，秦汉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西域从来就没有过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所谓地方政权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克孜尔水库建设带来了古龟兹地区史前文化发现的机遇，经历了4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在克孜尔河流域掀起了古龟兹地区盆地史前文化的盖头。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又在古龟兹地区喀拉苏河流域发掘了多岗墓地。两处大型墓地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相一致，出土质地文物及动物和人类学标本数千件，并且成为20世纪以来新疆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之一。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石、骨、铜、贝类、玻璃等6类不同质地的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装饰品。从出土的文物推断，克孜尔有些文化遗物特征明显地受到焉耆盆地的古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费尔干盆地的楚斯特文化的影响。这些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散发出古龟兹地区史前文明的光芒。对这种文明的来源和内涵，目前专家仍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古龟兹地区地处古代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吸收和融汇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族群的文化，所呈现出的是多元而多姿的文化面貌，而不仅仅是地方性文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