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龟兹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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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4892
颗粒名称: 浅议龟兹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分类号: K203
页数: 8
页码: 158-165
摘要: 龟兹古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古龟兹地区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如石斧、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网槌等石器工具。这些器物被考古学界定名为“砾石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揭示了古龟兹地区史前文明的辉煌。此外,在古龟兹地区的古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石铜时代的陪葬器物,这也是破解古龟兹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实证。另外,在山区及河谷地带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城、城堡、烽燧、佛寺和古代冶炼等遗址,成为中原王朝治理古龟兹地区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 新和县 历史文化 西域

内容

人类的文明历史是从利用石头开始的,因此考古学者将人类最初的历史称作“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的标志,大致是指距今200万~300万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这段历史。它又可分为旧、中、新三个时期。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表明:新疆已经发现距离现在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址多处,这些遗址的发现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们是新疆最早的居民之一。当时这里的人们使用着一种看似十分笨重的打制石器,并且已经懂得用火。在大约公元前3000多年的中、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包括古龟兹地区在内的各地就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这时人们已开始使用“细石器”,其制作工艺比较复杂,人们为了得到石器工具,甚至不惜行走很远去采集石料进行打磨加工。另外,这一时期的石器形制、磨制技术以及使用的陶彩、图案风格与华北地区以及甘肃、宁夏等地十分相近,清晰地显示了古龟兹地区及新疆史前人类最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与祖国内地的近似性,以及存在着的一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科考:撩开龟兹文明的“面纱”
  龟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历史进程,使它很早以前就是联系东、西方关系的交通孔道之一。这不仅使古龟兹地区历史上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而且还使该地区居民的种系族源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从龟兹地区出土的古代人头骨的体质形态特点和人种系统的测量分析及科学研究显示,龟兹地区古代居民既有高加索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变异的特点。另据文献记载,周人、秦人及曾与周人、秦人有着密切渊源的羌人也是古龟兹地区的早期居民之一。这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都明确无误地表明: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区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人种和民族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龟兹地方文明。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龟兹是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处。其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沟通中,逐渐孕育出植根于本土文化,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龟兹文化”。
  考古发掘证明,至秦汉时期,西域已发展为“城郭诸国”,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地方政权组织因自然条件不同,不仅有自己风格独特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而且其社会内部已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平民阶层,有各自的军政管理体系。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的所谓的“城郭诸国”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是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元“国”,只有27户194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在绿洲聚居的小村落而已。至于那些天山北麓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不仅如此,当时这些‘西域诸国”,如同史书所言:“各存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因此,秦汉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西域从来就没有过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所谓地方政权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克孜尔水库建设带来了古龟兹地区史前文化发现的机遇,经历了4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在克孜尔河流域掀起了古龟兹地区盆地史前文化的盖头。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又在古龟兹地区喀拉苏河流域发掘了多岗墓地。两处大型墓地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相一致,出土质地文物及动物和人类学标本数千件,并且成为20世纪以来新疆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之一。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石、骨、铜、贝类、玻璃等6类不同质地的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装饰品。从出土的文物推断,克孜尔有些文化遗物特征明显地受到焉耆盆地的古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费尔干盆地的楚斯特文化的影响。这些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散发出古龟兹地区史前文明的光芒。对这种文明的来源和内涵,目前专家仍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古龟兹地区地处古代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吸收和融汇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族群的文化,所呈现出的是多元而多姿的文化面貌,而不仅仅是地方性文明而已。
  古墓:打开龟兹文化的“钥匙”
  古墓葬是打开历史文化之门的“金钥匙”,也是在古龟兹地区属于分布比较广泛、数量较多的一种历史文化遗存。位于龟兹境内的拜城有克孜尔河畔古墓、伯西托格拉克墓地、多岗墓地、不列果尔能沙依石堆墓、都依塔什石堆墓、博孜克日格石堆墓、卡麻古鲁克石堆墓、阿热果木石堆墓、米斯不拉克石堆墓、喀拉苏石堆墓、阿克塔什石堆墓、吾斯开木石堆墓、亚布依墓地、亚木古鲁克墓、萨卡特克塔格石堆墓、阔台克吐尔石堆墓等,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就其地表特征可分4种,主要类型:石堆墓,是用卵石或石块堆积而成;其二墓葬是在地表仅铺圆形或椭圆形,或者是方形石圈(亦称“石围”)的墓葬;第三种是坟堆,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土堆墓;第四种墓葬在地表不仅有石堆,前方还竖有简洁雕刻的石人像,亦即“石堆石人墓”,但数量较少。上述各类型的古墓葬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麓的各条河流的下游,以及河谷、河口两岸的台地上,却勒塔格山前的坡地上。除了克孜尔河两岸古墓和多岗古墓以外,绝大多数古墓葬还未曾发掘,其时代与文化内涵之关系还有待发掘后认识。
  克孜尔河畔古墓,墓葬广泛分布于克孜尔河下游的东西河岸台地。墓葬排列上没有规律,一般是以20~30或30~50座为一群,为小型墓地。如河东的各种墓地、卡尔尕伊买里斯墓地、河西的克孜尔吐尔墓地等。上世纪90年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配合克孜尔水库建设,对克孜尔河两岸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代表青铜时代的珍贵文物。墓地位于木扎提河和克孜尔河间的台地层,土质为砾沙土,透水性好,160余座墓葬没有出土南疆古墓中常见的干尸。不过墓葬中绝大部分出土骨骼保存完好,并且出土了石器、铜器、玻璃珠、彩陶等珍贵的器物。渭干河、库车河、塔里木河养育了龟兹文化,出土器物表明,到魏晋时期,环塔里木盆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以龟兹、疏勒、于阗三足鼎立的绿洲文明构架。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依水傍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有碳14测定的考古发掘距今没有突破4000年的,克孜尔墓地的发掘,将龟兹文化的历史一下向前推演了500至1000年,由此,许多萦绕在龟兹研究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这些墓葬主要反映了两汉以前古龟兹地区墓葬形制及葬俗特点,是早期绿洲农业经济和半游牧文化的反映。由于古龟兹地区盆地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富饶,宜农宜牧,一直有着较大规模的部族、部落在此活动。并且各种类型的文化也在这里生成衍变,碰撞融合。同时,古龟兹地区又是绿洲文化通向草原文化的“桥头堡”,在交通和文化交流双重作用下,彪悍粗犷的游牧文化只退作一个侧面,绿洲里的城邦、农耕社会的安定生活,就产生了古龟兹地区灿烂的城郭文明。凭借横贯其间的欧亚“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传递播扬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有精神和文化的传递。当时西方国家的毛织品、葡萄、瓜果等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万里迢迢输入到长安和东南郡县,中原文化也开始浸润着古龟兹地区这方热土。各种文化艺术也通过这条大道得到了交流,形成了古龟兹地区多元文化,古龟兹地区古墓葬出土的器物恰恰也证实了这些。
  遗迹:与龟兹先民直接“对话”
  古龟兹地区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如石斧、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网槌等石器工具,这些器物被考古学界定名为“砾石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揭示了古龟兹地区史前文明的辉煌。此外,在古龟兹地区的古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石铜时代的陪葬器物,这也是破解古龟兹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实证。另外,在山区及河谷地带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城、城堡、烽燧、佛寺和古代冶炼等遗址,成为中原王朝治理古龟兹地区的历史证据。在考古挖掘方面,首先进入古龟兹地区的是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探险队,他们大多打着考古探险的幌子,却干着窃取珍贵文物的勾当。中国考古学者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首次发现克孜尔石窟,陆续有专家学者进入古龟兹地区作实地考察。20世纪以后,著名学者黄文弼、韩乐然等人陆续来古龟兹地区考古发掘,并有许多收获。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科院新疆考古队、北京大学、新疆大学、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专家对古龟兹地区各地进行考古发掘,众多考古发现和珍贵文物出土都在这一时期。
  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在墓葬中体现得比较完整。古龟兹地区墓葬习俗的变化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元13世纪以前古代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是研究那个时代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它们可以和史书记载相互印证,从而完整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除克孜尔古墓葬群之外,古龟兹地区考古发掘收获颇丰的还有多岗墓地,共发掘墓葬100座,均为石堆墓。墓葬习俗主要为竖穴土坑墓,墓口上方为大的砾石土封堆,封堆上堆以卵石,另有少量的石围石堆墓。在发掘过程中见有带墓道和墓室底部置棺床的石堆墓葬,墓葬的埋葬习俗有单人葬、两人葬、多人葬及一次葬、二次葬等。出土文化遗物的类型有石器、陶器、铜器、骨器、金器等,出土实物共计600余件。从出土遗物看,与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文化遗物大体相同,属于西部天山南坡山前察吾乎沟文化多岗类型,是古龟兹地区早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的体现,墓葬的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这些石堆墓主要反映了两汉以前古龟兹地区墓葬形制及葬俗特点,是早期绿洲农业经济和半游牧文化的反映。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给考古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但还是能从其他文献中寻得一些蛛丝马迹。历史上古龟兹地区出现过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目前,根据考古发掘只能认定欧罗巴人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所著的《历史》中,曾描述了生活在中亚塞克人的情况。他将塞克分成水边塞克、牧地塞克、戴尖帽的塞克三种。有些学者曾经以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带有神话色彩,而不足以采信。但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历史研究,发现那些“戴尖帽的塞克”其实就是古龟兹地区古代居民之一。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古龟兹地区,北依天山,横卧绿洲,地理位置特殊,矿产资源丰富,一直有着发达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品贸易,安定的社会环境。古龟兹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同各种文化进行交融,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本土文化,这都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石器:先民征服自然的“佐证”
  人类发展的古代文明水准,以制造和利用石制工具为特点,最初的历史即为“石器时代”。根据工具的形状和使用的复杂程度,石器时代通常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因科技尚不发达,人们只能使用石头制造简单的工具,来维系生产生活基本之需。石器由各种不同的石材做成,亦又有粗细之分。例如,燧石和角岩被削尖(或切成薄片)后作为切东西的工具或用其制造武器,而玄武岩和沙岩则被用来制成石制磨具,比如手摇磨、磨刀石等。另外,木材、骨、贝壳、鹿角和其他的材料也被广泛地使用在工具制作上,丰富了工具的种类,方便了生活,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石器时代的后期,黏土等材质也被利用来制成陶器,人类遂进入陶器文明时代。石器时代包含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第一次科技方面的大范围传播,随着农业、畜牧以及冶铜技术的发展,石器时代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段时期往往被称作史前时期,因为人类还没有开始书写传统意义上的历史。
  根据石器基本制法,亦可分为打制石器、间接打制的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大量的是各种生产工具,广泛应用于农业、原始手工业、渔猎和日常生活。在作为古龟兹地区新石器时代主体的农耕文化遗存中,占优势的是以铲、刀、镰、斧、镞等为重点的磨制石器工具。此外,还有用良石骨器精心磨制成装饰品以至贵重礼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古龟兹地区的新石器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古代居民已能依照石器种类和用途的不同,去选择石料。一般是以硬度较大的玄武岩、石英岩、砂质灰岩制作石斧、石凿等;用硬度较小、易于成片剥离的变质岩、页岩制作石镞、石刀等;用燧石、玛瑙等砂质砾石制作细石器。典型的细石器是以间接打制法产生的细石叶,以及经过使用或第二步加工成的工具,如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等。磨制石器是先打制成坯,再经琢制,然后在砺石上磨制成器。磨制技术使石器器形规整,刃部更加锋利。磨制石器主要有常用于砍伐、木作的斧、锛、凿,用于农业翻地、收割的铲、镰、刀,用于加工谷物和其他食物的石磨盘、石磨棒,捻线的石纺轮,刺射禽兽的矛、镞等等。古龟兹地区处于绿洲地带,其细石器是狩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共同产物。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头与人类猎食动物后的部分骨骼,曾作为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础性材料,伴随着先人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艺术活动也随即产生。古人在劳动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甚至直接在劳动工具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考古发掘表明,古龟兹地区“器物艺术”(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不同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如出土的骰子,为畜骨磨制,规整光洁,面阴刻圆圈,圈中心刺点;六面各刻有点,1对6、2对5、3对4;角料,鹿角,中空,截面整齐,面凹凸不平。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细石器文化遗址遍布古龟兹地区各地,细石器遗址所反映的内容是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兼有一定的渔猎经济,直至后来农耕文化的出现。
  处于史前的美术还是现代美术的起源和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美术的明显特征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人们初步有了美学的意识。旧石器时代后期,一些装饰品相继问世,如钻孔的石坠、兽牙和磨孔的贝壳等,这些装饰品也是出于美化生活的目的而制作的。艺术起源于劳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石制劳动工具。工具是最早的人工制品,除生产生活之需外,还有美化生活的情趣,并贯穿于原始社会的始终,甚至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艺术中也有这些石器时代的美学因素。人类对陶器的发明,不仅从物质上是极大的创造,同时在实用性的前提下,发展了美的造型和装饰。所以新石器时代的美术绝大部分都与陶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也在陶器的造型和装饰上得到表现。
  历史沧桑巨变,已无情地把龟兹文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尽管如此,如今我们还能寻觅到古代龟兹的珍贵遗产。无数的文书、器物残片,透视着灿烂往事的信息。这些足以让今人感受着历史的震撼,观赏着隽永的龟兹文明风采。龟兹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解历史,需要我们既接近历史的本真和原貌,又要进行哲学反思和理论思辨,挖掘其精神内涵,从中推导出普遍或特殊的规律性认识。触摸龟兹文明,从中寻找自己心灵和思想的对接点,去感受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让远逝了的龟兹在今天这个社会重新展现出它的存在价值。

知识出处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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