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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是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作为佛典译经家，他一生翻译出《大智度论》、《中论》、《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三十余部佛经要典，达数百卷之多，流传广、影响大，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宗教实践家，他历经艰辛，游学万里，度恶扬善、开坛讲经、大弘佛法，足迹遍布西域诸国，远涉南亚及我国中原地区；作为语言文学家，他的译经以意译为主、侧重领悟佛典原意，并在翻译过程中注意修辞、行文流畅、文采横溢；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家，他培育出一大批杰出的中国佛教僧徒，这些弟子在佛学上的造诣颇深，其中有被后人誉为“十哲”，如道肇、道生、道融、昙影、慧观等人，皆成为当时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本文即从多层面、多领域结合现代视角论述东晋十六国时期古龟兹著名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的生平及其弘播佛法的业绩。
  一
  鸠摩罗什（约344—413年）汉意为“童寿”，天竺人，出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东郊）王庭贵族。其祖先本为印度婆罗门贵族，世代承袭国相高位。父鸠摩罗炎天赋异禀，聪懿高节，本应继嗣相位，但却推辞不就，皈依佛门，并辗转东度葱岭（今帕米尔）到达龟兹。龟兹地处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之北，乃古代西通之要道。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路上丝路凿通，龟兹便成为往来商贾驿站、文化交流中心。西汉之际，龟兹人口多达八万之众，胜兵二万余人，且冶铁发达，产品行销西域各国。至东汉，龟兹又代替乌垒（今新疆轮台以东地区），内迁西域都护府，成为汉朝经营西域新的军政中心，深受中原文化熏染，“如汉家仪”。不仅如此，龟兹还受到佛教东渐影响，“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1]兹王室对佛教文化亦是崇拜信仰、龟从风归靡，“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2]而成为佛教文化的驻足大因站。罗炎以行僧身份自天竺来到龟兹，龟兹王白纯敬慕其名，亲自出郊远迎，请为国师。适时龟兹王妹耆婆，年方二十，聪颖才高，过目必解，对佛典故事不仅可解悟其中妙义，且一闻成诵，西域诸国王子竞相争聘，她皆不应就。但遇到鸠摩罗炎，即一见倾心，决意随嫁。罗炎遂在王室的强压逼迫之下，娶妻“耆婆”，且婚后育得鸠摩罗什与弗沙提婆二子。
  东晋建元二年，即公元344年，鸠摩罗什出生。父亲为龟兹国师，母亲为龟兹王妹，出生于王族显贵的他，不仅不迷恋王族的雍容华贵，而且深受家庭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信仰礼拜，坚贞不二。然而父亲罗炎被迫返俗从政之后，母亲在其弟弗沙提婆出生不久，“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惟苦本，定誓出家”。[3]350年耆婆抛去荣华富贵，落发为尼，7岁的罗什也随之出家修行，从此归于沙门，开始僧侣生涯。
  出家后，罗什开始师从龟兹名僧佛图舍弥学习小乘佛法，舍弥是阿含部经典研究高僧，罗什投其门下“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在诵经过程中领悟佛法妙义，“义亦自通”。不仅如此，罗什还在诵谒毗昙之时得到舍弥开释解说，而阿毗昙是一种具有深厚辩论色彩的解说佛教经义的方法，又为其以后的辩经论难打下坚实基础。
  虽然此时龟兹佛教文化极为繁盛，王公崇信，朝野从风，有着研习佛法的优良环境，但是出家了的耆婆犹感不能摆脱自己王室身份的世俗荣宠、庸靡奢华，她更知道此亦不利于罗什的修行之道，遂决定带着罗什离开龟兹，外出游学。
  二
  352年9岁的罗什随母亲渡过辛头河（今印度河），远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罽宾又称迦湿弥罗，虽僻处印度西北境内，西靠喜马拉雅山麓，四周环山，交通闭塞，却为小乘佛教流传重地。并在佛陀释迦涅槃后举行过四次佛经结集中的最后一次盛事，确立了“说一切有部”的学说理论。耆婆携罗什不惧道途艰辛、迢迢千里，来到罽宾境内拜师槃头达多，可见其用心良苦，教子诚心。槃头达多是罽宾国内明德法师，“才多博识，独步当时⋯⋯名播诸国，远近师之”，[4]亦为罽宾国王之堂兄弟，亦摒弃荣华，出家修行，对“三藏九部，莫不该练”。罗什跟随槃头达多学习，以其天赋异禀的聪慧、孜孜不倦的努力不负师亲期望，“从受杂藏中长二含，凡四百万言”，常常得到槃头达多以“神俊”二字的赞誉，声誉扬播罽宾王庭。罽宾王延请其入宫与外道（非佛教学者或修炼者）切磋学术，辩法论道，共相攻难，这实为罽宾王为罗什所特意举行的一次“论难大会”，以求证其神慧俊才。大会上，外道轻视罗什年幼，言颇不逊，而罗什趁机抓住外道言语上之漏洞，逐步展开精微分析，发出质疑，提出反问，直至“外道折服，愧惋无言”。此次论难，罗什论题清晰明畅，字字珠玑，使外道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一则使其高名远播；二是受到罽宾王以上宾形式礼遇，“日给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且得到大僧五名、沙弥十人照顾其生活起居，营视扫洒。然而对于原本出生龟兹王族显贵的耆婆却不注重此类殊荣，认为这将对罗什今后修行会形成一定干扰。求学罽宾，虽然罗什比较系统、深刻地学习了“说一切有部”经典，奠定了其一生佛学修养基础，但从当初远离故土龟兹来到罽宾之本意来看，并没有摆脱世俗荣宠。这使耆婆担心会障碍罗什修行，于是决定重返龟兹。
  355年十二岁的罗什与母亲一同折返故国，过犍陀罗艺术中心大月氏（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经北山入沙勒（即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地区），一路巡访各类奇书秘籍，遍读各种杂学经书。因在罽宾论难大会名声鹊起，沿途各国皆欲请其讲经说法，聘以重爵，罗什对此无动于衷、辞避不就。而入沙勒，“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5沙勒国王对其亦是十分器重，“遂停沙勒一年”。
  沙勒地处西域北道要害之地，又是葱岭东西交通重要门户，“南入印度，北达龟兹，而其西接大月氏故地，汉代即流行《方等》经典。东行经莎车可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为最早接触佛教的国家。“而于阗为有名之大乘国家，其西有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地区）法显称其僧多大乘学”。[6]因此，相对罽宾而言，沙勒佛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沙勒虽奉小乘佛法，但“因当行狠孔道，故亦有大乘之流行”；其二，各教派繁杂共处，相互参照，又各行其是，且佛教文献品类繁多，藏经丰富；其三，保留有大量佛教遗物，如佛牙、佛钵等，其中佛钵乃为佛陀释迦生前所用，“光色紫绀，四际尽然”，西域各国求法高僧皆期望能顶戴。据《高僧传·鸠摩罗什》载：“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亲问他缘故，其回答说“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可见其之主观唯心论的成熟与彻底。
  在沙勒求学阶段，罗什得到沙勒太子达摩弗多老师佛陀耶舍教授。佛陀耶舍来自于罽宾，曾诵大、小乘经教百万言，又善谈论，见多识广，精通阴阳星算，医学药理，妙达祸福凶吉。年冬，耶舍所授同样为小乘佛法，罗什潜心研诵《阿毗昙》、《六足论》。其“无所咨受，而备达其妙”。尽管此时罗什尚未正式学习到大乘思想，然其不再满足已有的小乘佛学知识。而在学习过程中，罗什又遇见佛学大师三藏沙门喜见，喜见对其渊博的学识，出众的辩才颇为欣赏，因而竭力向沙勒国王推荐，曰“此沙弥，不可轻”，并积极敦促沙勒延请罗什开坛说法，喜见认为让罗什开坛说法至少有两个好处：（一）罗什学识渊博，富有神慧俊才，就与沙勒沙弥而言，自耻不及，从而可以激励、督促本国沙弥奋发研习经书；（二）罗什出生龟兹王庭贵族，而两国互为邦邻，龟兹国力强大，在西域诸国地位显赫，尊重罗什，为其设坛说法，此举措必会传入龟兹王耳中，必然也会促进两国交好，有益于沙勒前景发展。有此两点益处，自然会得到沙勒王首肯，即设下法坛，首先恭请开讲《转法轮经》，“诸学者皆共师焉”。龟兹王听闻喜讯亦遣使通好。
  初为法师的罗什，一方面讲经说法，另一方面依然刻苦学习。然所学已不仅仅局限于佛学著作，他还“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且在业师佛陀耶舍熏陶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7]虽然这些外道杂学，三教九流“经论”利于其开阔眼界，丰富学识，但同样也会遭到泥于正统同修僧侣们的非议。而罗什“为性率达，不厉小检”，未曾因此记挂心上，反是“自得称心，未尝介意”，不理会他人闲言杂语，依旧我行我素。也正因为此种心态日后却成为其转向研习大乘之心理准备。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为佛门中教义有别的两个基本教派。“乘”在佛教中被视为教法，运载之义，能将众生从生死此岸运载到涅盘彼岸。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释迦牟尼圆寂后（约公元前4世纪左右），修一般的“三学”（即戒、定、慧），以达罗汉果为目的，只求个人解脱或自利，奉释迦一尊为教主；后者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形成，以修“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成佛为目的，要求普度众生或利他，提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和十方无数佛。但小乘、大乘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且“在大乘佛教兴起后，小乘佛教仍然存在，与大乘佛教并行发展”。[8]罗什出小乘改从大乘，师从须立耶苏摩，亦兼有佛陀耶舍影响。苏摩原为莎车国王子，“才技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赏识罗什聪慧颖悟、博学多才，欲点化、引导皈依大乘。不仅为罗什解说大乘经典《阿耨达经》，且还向其介绍大乘空观思想。最终使罗什感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鋀石为妙”。[9苦学两年，受习《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妙”。
  由小乘改习大乘，是罗什佛学道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亦具有人生新起点意义。不仅改变了其人生发展的轨迹，由“自利”到“利他”，而且也酝酿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位大家之产生。公元357年，年仅14岁的罗什学有所成，告别沙勒，随母亲在回龟兹途中路过温宿国（位于龟兹北界，今新疆乌什地区），同一外道学者论难大胜，“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而龟兹王亲自赴温宿将其母子迎回国内，至此，罗什在外五年求学生涯也宣告结束。
  回到龟兹后，罗什广开大乘法筵，为龟兹大乘佛教之发展拉开序幕。而听闻者莫不欢喜赞叹，大感相逢恨晚，“四远宗仰，莫之能抗”，盛传“有年少沙门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10]
  363年，罗什年满二十，在王宫受具足戒，正式取得僧人资历，并跟随佛教律学家卑摩罗叉学习《十诵律》。然而此时，一直教育自己，陪伴自己十余年外出游学的母亲耆婆却要独自“辞往天竺”，“行登三果”，且在临行之际嘱咐其“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罗什回答说“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11]即表示纵使千辛万苦，也会以万次不辞之决心，甘于献身之精神，今后去中国内地传教。这样的回答不仅展示出自己品格、毅力与志向，同时也慰藉了耆婆对自己从生育到教育的苦心。但何时能到中国内地传教，却需要时间和机遇来实现于是耆婆远走天竺后的二十年里，罗什继续留住龟兹，“止于新寺”，继续弘扬大乘佛法。且在新寺侧故宫得到大乘教经《放光经》，“始就披读”，窥其奥妙。后又在龟兹雀离寺研诵大乘经论，与早期业师槃头达多探讨经义，以“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诸漏失”之言论使达多折服，信从大乘。由此大乘学说确立龟兹，罗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从这一历史时间段来看，罗什在西域佛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一）求学罽宾，又在沙勒传所学之法，以至于引起龟兹国王的高度关注，不仅促进了罽宾“说一切有部”学说在沙勒与龟兹等国的广泛传播和宣扬，而且又将“说一切有部”学说以“文化搭桥”的方式，间接地促进了沙勒和龟兹之间的交好。
  （二）在沙勒改小乘入大乘，后又在龟兹以极力传播大乘佛法，倡导大乘中观思想，用自己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心理去冲击当时西域以小乘佛法为主的文化氛围，无疑是在引领和带动西域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
  （三）虽然其在中原地区弘扬大乘佛教后，使中原的大乘佛教与日俱隆，西域的大乘思想一定程度上遭到小乘教派的颠覆，但是西域与中原地区联系一向紧密，汉文的大乘佛典后期随着西域僧人、中原僧人求学传道又回流西域，为西域佛教鼎盛时期的到来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三
  东晋时期（317—420年），北方统治虽因外族内迁，矛盾四伏，战难频繁，朝代频迭，相继出现“十六国”，但佛教文化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却引人注目。此时龟兹臣服于前凉政权（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国势相对安稳，创造出罗什传法的优良环境。公元376年，前秦（351—394年，都城长安）君主苻坚灭凉，统一北方。前秦王朝也达到“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北尽沙漠，唯建康（即东晋都城，今江苏南京）在外”。苻坚作为一代英豪，“雄武智略，尽有中原”，在一统北方乱世后，自然想再统中国。于是，383年，苻坚一边准备征伐南方东晋大业，一边则命大将吕光为节使，征战西域。从现有史料分析，苻坚征讨西域大致有以下原因：（一）西域盛产宝马良驹，定西域，可为其与东晋决战扩充军备，提升军队战斗力；（二）平定西域诸国，即巩固其后方基地，如若与东晋战败，亦能全线收缩，休养生息，有利于日后东山再起；（三）苻坚虽以武力霸权著称当时，但其倾心文化，尊重学者与高僧，不仅重用山东名士王猛，且敬仰襄阳高僧道安，曾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12]而罗什在西域道望推重一时，自会引起其极大的仰慕，并想借佛教“戎神”，巩固和扩展其统治区域。此外，在其尚未破凉时，就有西域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帛震前来游说“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13]因此，建元十九年（383年），吕光奉命西征，苻坚为其饯行嘱命：“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恩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14于是，吕光率精兵七万从长安出发，过高昌，降焉耆，在年底即达龟兹。384年，吕光攻灭龟兹，杀龟兹王帛纯，立帛震为新王。国破后，罗什亦被吕光所获。
  吕光是一介武夫，打仗骁勇，对文化却少有倾心，且不信奉佛教。所获40岁的罗什后，见其年轻，未当回事。不仅如此，他亦将临行前苻坚的嘱命抛之脑后，反倒“以凡人戏之”，用酒色夹攻，使罗什破戒，后又迫其娶妻，让罗什“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成为自己娱乐的工具。面对此等奇耻大辱，罗什虽“常怀忍辱，曾无异色”，但是面对自己曾经志向传教中国的愿望，也只能忍辱负重。385年三月，罗什跟随吕光军东归，且在东归途中遇见两件事：（一）罗什以阴阳历算知识预测出吕光途中一次的危险，吕光不以为然，应验后才对罗什另眼相看；（二）罗什见吕光有割据西域之异心，言此地为凶亡之地，不宜滞留，应速言归，中途必有福泽之土可居，劝吕光继续东归。吕听信其言，而东归到姑臧地域。
  这时苻坚南伐东晋形势大变，90余万军队遭东晋谢石、谢玄所歼，史称“淝水之战”。385年，苻坚被姚苌缢死武将山（今陕西岐山县境内）下。翌年九月，在姑臧的吕光听到苻坚死讯，便据城自立，先自称“酒泉公”，后又自称“凉帝”，年号太安，史称“后凉”（386—403年）。吕光称帝后，罗什继续滞留凉州并长达十余年时间，但其在弘扬佛法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吕亦只是拿他做阴阳先生，问凶吉之兆，测祸福旦夕。不久，吕光卒，其子吕绍继位，后又被吕纂杀而代之，改元咸宁。公元400年，即咸宁二年，相传后梁国内出现怪异现象，龙出东箱井中及黑龙升当阳九宫门等事件，罗什认为天出表异，乃阴阳失时，则为灾番，必有下人谋上之复，因而劝说吕纂“克己修德，以答天戒”。吕纂不以为是，最终吕光弟吕保之子吕超在401年三月杀了吕纂，立其兄弟吕隆为帝。尽管此时后凉政权一波三折，朝立夕改，无一位君主赏识罗什佛学才干，但是他还是用外道杂学、隐语预言方式明哲保身，回避于政治漩涡之外，且学会了汉语言文字，也算为日后弘播佛法、译经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十六年以后，凉州被姚兴军队攻破，鸠摩罗什被迎入关中，才真正开始了中原的传法活动。
  姚兴为姚长子，公元384年，姚苌起兵渭北，建立后秦（384—417年）政权。姚苌在关中素闻罗什大名，虚心前往延请，吕光怕罗什为其谋略，遂不准其入关。姚苌死后，姚兴继位，并占据长安，覆灭前秦。姚兴本人亦信从佛教，也曾遣使邀请罗什入关，但凉依旧坚持不肯放人。401年五月，姚兴派陇西公姚硕德西伐后梁，吕隆大败，罗什方摆脱凉州十六载的虚度生活，被迎入关，到达长安。经漫长等待与不堪经历之困厄终能实现理想抱负，施展才能。
  迎入罗什，其时年五十八，姚兴对其到来欣慰异常，重聘为国师，将其安排在西明阁及逍遥园内译经，在草堂寺讲经，给予他八百余名僧众配合工作，都有姚秦政府供养。从此名僧辈出，佛教声望日隆。这也为罗什一生坎坷经历及戏剧性的一生画下完整的句号。
  从罗什东来传法、译经的经过来看，我们可以得以下五个结论：
  （一）无论是苻坚的前秦朝代，还是姚兴的后秦政权，这两个时期，中国的佛教都有极为辉煌的发展，前者属于中原法师道安，后者归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虽然当时道安将罗什誉为“东方圣人”，进言苻坚，派兵龟兹，但历史最终却让两人都未见到罗什，后世学者也评介说“为了一个学者，不惜派兵去征灭一个国家，辗转争得，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奇案”[15]。从优处说，这是在尊重知识，崇敬师道，没有知识的人才会注重知识，爱惜人才，同时也反映出只有文化浅薄之人才会以武力霸权相劫持。
  （二）罗什在姚秦的传法和译经事业，由一个政权所支持，并倾全力扶持，必然会取得伟大成就。更值得一提的是，罗什作为外来僧人，以在凉州学通汉文来作译经主笔，又有由姚秦所召集来的各类名僧相助，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参加译场，不但为姚秦佛教建立了特色，而且也为中国文学体裁，佛经翻译模式开创了另一面目，其所翻译出的三十余部佛典，给后读者以行文流畅，富有文采一不失哲理思辨的感觉。
  （三）罗什之前的佛教文化传播，多为依靠神通来显化，即以儒道杂糅而成的“玄学”言论提并佛教文化。而罗什东来姚秦以后，才使佛教哲学与儒、道两家学问分庭抗礼，变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一派巨流，以后儒、释、道三家之学又共同构建出中国文化本位之总体。
  （四）罗什在关中传教，以其学习佛法的丰富成果为教材，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中国佛教僧侣，其中与他共同译经的八百余僧众中就有僧生、僧睿、道融、僧肇、道恒、道契、道标、昙影、慧严、慧观等人，被誉为佛教“十哲”，皆为当时著名的佛教思想家。这之中较突出的又有：1.僧睿。为不少汉译般若中观要典写出了序，对当时和后代人们理解般若中观学说起了重要作用；2.僧肇。他在后世写出了影响极大的《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及《注维摩诘经》等，这些论著，探讨了事物动与静的问题，介绍用般若学说方法去认知事物本质的重要作用；3.道生。他提出了“一阐提”也具有佛性的理论，并因此而著称于世。
  （五）因罗什传法活动在姚秦影响极大，又有政府一手包办，因而使出家僧尼人数递增，但众多出家僧尼中亦有不乏为博取政府资助而品类不全、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由此姚秦政府开创了中国官制史上的僧官制度，设“僧正”，专门主管国家僧尼事物，并得到后期各朝代承袭，延续至今日的宗教司。
  四
  东晋十六国时代的佛学，上承西晋，下启隋唐，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般若思想的传播。而般若经典早在东汉和西晋时即曾以汉文形式引进中国，且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即：本无、即色、识含、幻化、无心、缘会，后“本无”又再分为“本无异”两宗，遂又成“七宗”），引起中国人极大兴趣。可就发展形势而言，在罗什之前，虽然已有五十余人在研究般若思想，从事相应的佛典翻译，但译经基本上都是以直译为主，所以文义始终不通畅，备受限制。而罗什在姚秦的大乘译经则以意译为主、侧重表明佛典中的主要含义，弃用译文与原著之间的结构联系，注入自己的文学才艺，遂大乘般若中思想正义阐发无遗，义理精微。
  有关罗什的译典，综合《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高僧传》、《大正藏》等记载，及参考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所录情况整理列表如下：
  以上35部译典，共294卷，而大乘佛法经占26部，皆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后期发展为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学系与宗派。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般若部经典最为罗什所重视、倡导，而译经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合为“三论”，外加《大智度论》又称“四论”这些经典的译出，则使人们对于龙树、提婆系的“性空”学说有了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的认知。此外，罗什所翻译的律典《十诵》，也被律学者奉为经典。
  罗什译经成果丰富，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都可独树一帜。因此，后人将其列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之首。而从其步入关中之日算起，十二年如一日的专注佛经的翻译工作及传法活动，所以，其亦无愧于这样的封号。
  公元334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后秦弘始十五年，罗什在长安圆寂，终年七十岁。依照佛教方式在逍遥园丧葬。然而，鸠摩罗什一生坎坷多舛之经历、富有戏剧情节之遭遇及“薪火形碎、唯舌不灰”的结果，却给后续者留下很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1]《晋书·西戎传》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
  [2]〔南朝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撰缘记》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
  [3][4][5][7][9][11][13][14]〔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
  [6]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姚为群著：《佛教入门——历史与教义》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南朝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卷十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南怀瑾著：《南怀瑾选集·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