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和田（古代称于阗）美玉以白、润为上品，现今民间好玉者动辄称和田上等白玉为“羊脂玉”，但专业玩玉者通常则称之为“白玉”，只字不提“羊脂玉”，否则就觉得是本行道的新手而非行家里手。但这一认识目前似乎可以被否定，因为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7窟出土的五代时期的一份写本文书或可纠正“羊脂玉”是现代民间的叫法，实际上从中古时期可能就已经有这种类似的称呼了。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论古玉器”条认为：“玉以甘黄为上，羊惜（脂）次之”；“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甘黄如蒸粟色，佳”①。明代尚未以“羊脂”色玉为极品玉或特指“白玉”。本文拟做讨论以求教识者。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五代写卷P.2992V《兄大王[沙州归义军节度留后]某（曹元深）致弟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状》第19、20、21、22行记载：“今遣内亲从都头贾/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匹。”①该文书是五代敦煌地方政权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约939—944年执政）派遣到甘州回鹘去的使节携带八斤重的上等玉石等礼物，向顺化可汗道谢、祝贺的一份信函和礼物清单②。当时的甘州回鹘少数民族政权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敦煌的曹氏归义军地方政权为了和平相处必然要与他们进行友好邦交，送国礼和重礼是必须的，起初以父子相称，后以兄弟相称。此处的“上好燕脂表玉境卜”之“燕脂表玉”，似乎是现代民间玩家特指和田的所谓“羊脂玉”。这里“表”，当指玉石的表面③。“境卜”，应释读为“镜”字，当是指像镜子一样平整的意思，但根据法国学者哈密屯先生的仔细观摩该写卷之“境”字旁确有一小“卜”字，意思就是“该字应涂去”④。敦煌文书中关于“卜”字是应删除的例证有许多，如，S.4657《公元970年？某“寺诸破历》第12行“又粟卜豆肆豆斗，沽酒众僧及看寿昌家用。”文中的。粟”字被略微涂黑了，并在旁加小“卜”字，明显“粟”字是个衍文，要删去的⑤P.4640V《己未年一辛酉年（公元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用纸布历》有“王建铎队武卜儛额子”，武旁加小“卜”字，武字也是衍文。在一个字的旁边加小“卜”字，是中古时期文人、书手对书写的错别字和多余字删除的习惯做法。即使不需要涂掉该“境”字，也可以解释它就是外表呈胭脂色且很平整的一块玉团。之所以写作“燕脂”，有可能是二字音近，将“羊脂”写作“燕脂”也未可知。“燕脂”，古时也写作“燕支”①，原本应写作“胭脂”，是指红色的颜料或泛指红色。因而此处的“上好燕脂表玉壹团”，笔者猜测可能是指表面带有红颜色，即玉石的表皮上附着有褐红或枣红色、氧化后的铁红锈颜色等，或者就是对表皮带红色的籽料的特殊称呼。2005年12月号《收藏》刊登的俄罗斯籽料获金奖的“观音山子”，外皮就是相当艳丽的铁锈红色，可与“胭脂”色相媲美；再者，“脂”字，还隐约含有油脂、发润的意义存在其中，因为白玉既白又润才更加宝贵，也才能命名为“羊脂玉”。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8载：元朝宰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②。文中的“色如截肪”，即指如同切断的羊等动物的白色脂肪，故而可以猜测元代发现的唐宋时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古玉佛属于羊脂玉材料的制品——白玉。当时大多数向朝廷进贡和馈赠给重要人物的礼品玉，必然是类似的上等玉石，加之敦煌状文书中的“燕脂表玉”重量仅有八斤重，笔者认为它理应为山流水玉或者推断它就是籽料，就是很润、有油脂感的白玉——羊脂玉。
  敦煌出土的晚唐于阗文文书P.2741是于阗国“金国”使臣上报给于阗朝廷的报告即“使臣奏稿”，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于阗人携带有六百斤玉，作为进贡天朝宫廷的礼物。天朝使节收到了沙州张大庆（CāTt〓Y〓Khī）的一封信，他后来在党项人的护送下逃到了突厥人之中。”③这是所见大批量进贡中原朝廷玉石的文献记载。到五代宋、辽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进贡中原王朝和友邦的礼品中多数都是上等玉石。从一些史料记载看，五代、宋时期是于阗向中原王朝和友邦进贡、馈赠美玉的一个繁盛时期。如《宋本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议金进玉三团、硇砂、羚羊波斯锦、茸褐、白氎、牛黄、金星矾等”①。《新五代史·四夷》卷74载：“天福三年（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氎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晦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②。这是于阗国在五代、宋时期进献玉石重量最大的一次。《宋史》卷490载：于阗“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高祖命供奉官张邺持节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③。《宋本册府元龟》卷972载：广顺三年（953年）年“九月于阗国王李圣文遣使马继荣进玉团、白氎布、牦牛尾、红盐、欎金、硇砂⋯⋯”④《宋会要辑稿·番夷》第199册载：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十二日甘州回鹘可汗、于阗王及瓜沙州皆遣使来朝，贡马、橐驼、玉、琥珀”⑤。《宋史》卷490列传249于阗条载：乾德三年（965年）“至是冬，沙门道圆自西域还，经于阗，与其朝贡使至。四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上述是例举诸史籍有关于阗国贡送美玉记载的一部分。就是《宋史》记录的这个于阗太子“德从”，在敦煌莫高窟第244窟的甬道北壁底层西向第二身下部五代男孩供养人画像旁有“德从子/□德太子”（此题记可能是宋初于阗太子补写）⑥题记。该甬道上的供养人画像于阗太子“德从”是少年形象，可能是作为使节的成年德从太子经敦煌前往京城朝贡时，在敦煌滞留期间补画补写的。《宋史》卷490列传249于阗条载：乾德“四年（966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载“乾德四年（966年）二月，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这二条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证明敦煌壁画上的这位“德从”宋初的确是作为使者前往汴梁朝贡。敦煌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为太子“从德”所写；还有向达《西征小记》所记录的出土于甘肃安西（今瓜州县）榆林窟的五代干彩绘木塔内装银塔，上刻有“于阗国王大师从德”题记，此“从德”应是诸太子其中之一。S.8924b、c《便麦历》中有“员德太子”，并在名字头上签画押符号，是另外一位太子，但不知是否为上引第244窟的题名“□德太子”？又，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门上部中央“见宝塔品”南侧有宋代于阗太子供养人题记“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北侧“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P.3184V《斋文一篇》后题：“甲子年（964年）八月七日早闻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P.4792《壬申年（972年）、庚申年记事》有小字“壬申年五月廿日太子从原、从德二人写字书记耳”。这些是于阗太子驻扎敦煌的明证，由于于阗太子有长期驻扎敦煌的，所以敦煌文书记载曹氏归义军衙署还为他们建有“太子宅”（S.2474）和“太子庄”（敦研0001号[0038＋0369]＋P.2629）①。《宋史》卷490“开宝二年（969年），遣使直
  末山来贡，且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②Ch.ii0021a《于阗使臣张金山燃灯发愿文》记载北宋于阗王尉迟达磨中兴五年（982年）七月，张金山等三百人经沙州前往中原朝廷进贡。贡品中必然有玉石，因为玉石是他们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土特产礼物。当时敦煌地方政权使节也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宋本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沙州贡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团”。《宋会要辑稿·番夷五》第197载：“淳化二年（991年）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③沙州也以僧人身份出使进贡。《辽史》卷70属国表载：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2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寿（曹宗寿，执政时间公元1002—1035年）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①。沙州地方政权和其他地方政权、部族向中原朝廷所进贡的玉石，大部分可以说是来自于阗。这是因为：第一，五代、宋时期于阗国和沙州归义军有联姻关系，经常互有使节走
  访，于阗还有太子（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题记、P.2641、《宋史·外国六》卷490）、公主（P.3111）、大师（S.6452（1））、高僧（《宋会要要辑稿·蕃夷七》、P.2629）、宰相（P.2704）等驻扎敦煌，贵重礼品就是玉石；第二，敦煌（沙州）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孔道，各国各政权的使节、商队、僧人等各色人物来往穿行在这条路线上，敦煌历来是国际商贸的重镇所在，各种物品汇集于此，获得于阗玉石也是便利的。第三，据敦煌文书资料我们知道：于阗、沙州、甘州等地均有使、使人（P.3016）、使头、回礼使、贺正专使（P.3547）等充任当局使节的人物角色（僧、俗）。因此说于阗的美玉是通过各地方政权包括于阗国的诸如“使人”、“使头”、“博士”（S.3728）、“走马使”（P.3016）、“回礼使”（P.3016）、“入朝使”、“进奉使”、“册礼般若先排使”（日本龙谷大学藏敦煌文书第48号）、“大德”、“摩尼师使”（《宋史·外国六》卷490）、“宰相”（P.2704）、尚书（敦研0001号（0038＋0369））等以及其他政权的使节、朝廷的天使（P.2992V）、各地的商队、僧人、公干的官员等经丝路辗转到敦煌输送至内地、京城等处的。
  史料记载古代敦煌周边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昆仑山系的玉石出产②。敦煌晚唐时期文书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就直接称敦煌为“玉塞敦煌”；P.3770《悟真文集》作者是中晚唐时期敦煌著名僧人，称本地为“玉塞”；P.4640《王景翼邈真赞并序》也称本地为“玉塞”。最近媒体报道敦煌地区又发现昆仑山系的玉石，而且还被命名为“敦煌玉”的美名。况且敦煌附近早在汉武帝时就置有后来名闻遐迩的所谓“玉门关”，意思就是西域输入玉石的关口。敦煌本地的玉石出产，多少也会增加敦煌周边数个地方政权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的数量和次数，虽然玉石的质量不如于阗，但也聊胜于无。敦煌的别名在中晚唐时被当地人称之为“玉塞”，当与本地产玉和于阗玉石等出入的“玉门关”关口均有关系。曹氏归义军等政权所进献朝廷的美玉，应当都来自于阗地区，因为别处的玉石质量无法与于阗玉相媲美，而敦煌文书中的这团“上好燕脂表玉”，笔者认为这样质量上乘的美玉必然是来自于阗。这团美玉是进献给甘州回鹘可汗的礼物，而如此贵重的美玉，后来也有可能被回鹘可汗使节又转手进贡给了中原天子或其他重要人物。于阗的美玉多数当是这样层层转送的，最终到达中原皇帝手中的美玉，其最初的源头毫无疑问就是来自于阗（和田）。
  传说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见凤凰栖息青石，便将此璞玉敬献楚王，宫廷的玉工误辨为石头，卞和因此接连遭受楚历王和楚武王以欺君罪，左、右足被刖的冤屈。到楚文王时命人剖璞，得宝玉，经良匠雕琢而成璧，此即“和氏璧”①。“和氏璧”原石不一定就是于阗玉，也有研究者认为是陕西蓝田玉，但它应是山流水玉或籽料，就是说它有表皮包裹着，当时面对这块玉石的人们，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一块石头，而非山料玉石，其表皮是何种颜色史籍未见记载。至于表皮带铁锈红等颜色的和田玉并非罕见，既是现在也能见到其影子。玉石界的行家认为：玉石的籽料属于次生矿，它来自高山原生玉矿剥蚀崩落之后，被流水冲刷到河流当中，经过河水、泥石流不间断地翻滾冲击，最后形成为表面光滑，形狀、大小、颜色不同的鹅卵石等形狀，它经过千万年不停地冲刷才形成籽料，这就是水产玉之所以称为籽玉的原因，而山流水玉的形成也大致如此。且自古多以籽料为贵，现代仍然如此，而且更加珍贵。
  敦煌文书中的这件“上好燕脂表玉”玉料尚未加工成形，属于原石，故此状文书称“壹团”，但是唐五代时期敦煌本地的确也有“玉匠”行业存在。据敦煌五代写卷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第一份账目第8、9行：“支玉匠平庆子等二人，共麺柒/㪷。”同卷第二份账目第20行：“玉匠麺叁㪷伍升。”又，宋代写本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第48行：“支玉匠二人一日食。”①卢向前先生《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面文书》一文研究认为：唐末敦煌文书P.4640V《布纸破用历》中的“作坊司”，是敦煌“归义军衙门下属机构，为管理诸如造扇等杂作之事，疑纸匠、金银匠等都在其管辖之内”②。同样，笔者以为，“玉匠”无疑也属于“作坊司”管辖。敦煌的“玉匠”，敦煌文书显示在晚唐、五代就已经是众多工匠中的一种了，实际玉匠的产生可能还要更早些，因为敦煌地区是于阗玉石向中原输送的重要通道。然而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的玉匠中还未见到当时属于高级别匠人称号——“博士”，敦煌的“某某匠”地位和水平要低于高级工匠“博士”，可以猜测敦煌玉匠的水平应是低于中原京城地区的。从史料中每每看到所进贡的玉石多数是以数“团”、儿十“团”和百“团”记录的，说明进贡的多是原石材料，还不是雕琢的成品。但在敦煌向中原王朝和向其他政权进贡的美玉饰件中诸如腰带饰等，或许有敦煌玉匠等雕琢作品的存在。如《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记录：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沙州曹义（议）全（金）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石冈（硇）砂、牦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③。此“皇后白玉符”、“白玉狮子指环”可能就是敦煌玉匠所为，而这两件进贡的玉石符和指环都在前面书有“白玉”二字，也可证明它们均是上等美玉，但可能不太润，尚无法与“燕脂表玉”媲美。敦煌在中古时期也是丝绸之路上玉石雕琢的重要场所。单单论其工艺，当然无法与中原京城（包括宫廷玉作坊）乃至后来江南地区（如江南苏州、扬州等地）玉匠工艺比高下。上引《册府元龟》卷169载：“皇后白玉符”、“白玉狮子指环”和《宋本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五年（934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驷、白玉百团，谢册命也”。这二条史料所记录的沙州（敦煌）、甘州回鹘“白玉”制品，是朝廷史官所用的官方称谓，而当时民间对上等美玉的称呼可能很杂，但民间用“白玉”的称谓反而罕见。
  敦煌五代文书中的“上好燕脂表玉”，或许可以说明当今民间的所谓和田（于阗）“羊脂玉”称谓有其来源，并非臆造的名称，而是源自于“燕脂表玉”的称呼或者古代的习惯叫法和俗称，加之读音相近、字形也有相近之处。明代文人高濂较早使用“羊脂”称呼第二等的玉石，似乎也有所本，但此名称也可能仅限于明代好玉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后来才渐渐流传到民间。所以现今将成色名贵的第一等白玉俗称为“羊脂玉”，也并非是假造的名词和说的外行话，况且现在学术界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脂玉”①之名了，但却是与“白玉”和“青玉”并列使用，而这三种玉都是和田玉中的上品或精品。

①明高濂：《燕闲清赏笺·遵生八笺之五》，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5页。清乾隆时期清宫档案中凡上等白色美玉器名称前均冠有“白玉”二字。 ①该文书录文参见[法]哈密屯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5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认为此卷乃是曹元深写状，执政时间约在公元940-944年。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第44～51页“三、归义军时期的对外贸易”，第45页“燕脂表玉境”；郑炳林、杨富学：《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2期第24页。 ②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30～132页表一、表二。 ③〔法〕哈密屯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注释⑦对于“表”字，哈密屯说“我不知‘表’字应如何处理。” ④〔法〕哈密屯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第125页注释⑦。 ⑤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三辑第530页注释①已说明。 ①参见〔美〕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0～154页“臙（红蓝）”红蓝一名黄蓝，关于“红蓝”的记载，最早应是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六载：“黄蓝可作燕支也。”见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北京新1版，第1342册第37页。P.2567v、S.6064、ДX2168等敦煌文书中也记录有植物“红蓝”，此物可制作“胭脂”。五代马缟撰，李成甲校点：《中华古今注》卷中记：“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红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唐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条记录唐“汉中郡”每年常贡“红花百斤，燕脂一升”。红蓝的研究请参见王克孝《ДX2168号写本初探——以“蓝”的考证为主》，载《敦煌学学辑刊》1993年2期第24～30页。 ②元陶宗仪：《辍耕录》，丛书集成初编第0220（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 ③见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第66～67页录文；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代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页提到文书中的“沙州张尚书”是归义军首脑“张淮深”。 ①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四册第3858页。 ②《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册第917页。 ③《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册第14106页。 ④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四册第3860页。 ⑤《宋会要辑稿》[八]，中华书局1957版年，第7841页。 ⑥《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①见杨森：《五代宋时期于阗皇太子在敦煌的太子庄》载《敦煌研究》，2003年4期40页 ②《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册第14107页。 ③《宋会要辑稿》[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67页。 ①《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店1986年版，第九七（6883）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燧煌历史考索》，上海占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②马德编：《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①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主编：《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3页 ①参见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载《敦煌学辑刊》1996年1期第32页“玉匠”条；马德编：《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第39页；第59页十五玉匠”条。 ②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文书》，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事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9页校注[八〇]。 ③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2036页。 ①陈志达：《关于新疆和田玉东输内地的年代问题》，载《考古》2009年3期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