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龟兹另类模制陶灯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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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4879
颗粒名称: 三、龟兹另类模制陶灯
分类号: K876.3
页数: 4
页码: 110-113
摘要: 同龟兹“龙马”纹陶灯模制工艺和纹饰、造型、质地相接近者还有一类陶灯。这类陶灯曾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都有发现,主要出自唐代龟兹范围内的古城、佛寺和石窟寺遗址。为便于引起讨论,介绍如次:。这件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向外撇形的敞口,内浅腹,陶灯外壁呈弧形,小平底,外壁和平底都饰有模制的“浮雕”纹饰。器底为模制的呈圜状旋涡纹转的“放射”纹。
关键词: 新和县 “龙马纹” 陶灯

内容

同龟兹“龙马”纹陶灯模制工艺和纹饰、造型、质地相接近者还有一类陶灯。这类陶灯曾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都有发现,主要出自唐代龟兹范围内的古城、佛寺和石窟寺遗址。为便于引起讨论,介绍如次:
  1.沙雅县唐代羊达克协海尔城堡出土一件,《新疆文物大观》载文称之“卷草水波纹陶钵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夹砂灰陶,是模制陶钵的内范”。笔者曾触摸过这件陶器,这并不是一件“模制陶钵的内范”,而是一件实在的“碗型”陶灯。这件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向外撇形的敞口,内浅腹,陶灯外壁呈弧形,小平底,外壁和平底都饰有模制的“浮雕”纹饰。外壁的口沿至腹部有三部分纹饰组成,自沿下依次为“S”形纹,“卷草”纹和向右的“浪花”纹,三组纹饰间有上下两条凸起的弦纹一周为隔断。器底为模制的呈圜状旋涡纹转的“放射”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值得述及的是羊达克协海尔城堡曾发现大陶瓮和唐代开元通宝钱币等。其中有一件陶瓮腹部从左至右竖行墨书有“薛行军”、“监军”,经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座唐代驻军城堡。
  库车县唐遗址也曾出土一件与沙雅县相同工艺和纹饰的碗形陶灯。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工艺,向外撇形敞口,内浅腹;灯外壁呈弧形接小平底。外壁自口沿到器底均饰有一周模制的“浮雕”风格纹饰。自沿下依次有“S”形(绳形)纹,腹中部主体为“卷草”纹,腹下部饰连续右向的“浪花”纹(水涡)。上下三组纹饰之间有两条凸起的弦纹作为隔断,器底为模制呈型的莲花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相同类型的陶灯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1989—1990年的窟前堆积物清理工程中也发现有三件模制呈“浮雕”纹饰的残损灯具。如K89-4F:12,陶灯残破,“泥质红陶,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腹底残缺,“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连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似灯捻烧过的痕迹。
  标本K90-60:2“夹细砂红陶,模制。敞口、平沿、弧壁,小平底。器内外壁施一层土黄色泛白的陶衣,外壁通体模印花纹。花纹分四部分:口沿处饰一周绳纹,腹部饰一周卷草纹,下腹饰‘S’纹带,底部饰以圆形七瓣莲花(只残剩三瓣)。每部分纹饰以一周凸旋纹作间隔,整个纹样凸起,十分清晰,显然是以陶范模印制成,内壁用手抹光,表面布满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6厘米、高5.4厘米、底?厘米。”
  标本K90-90-3:5“泥质红陶,轮制,器形规整。微敞口,宽平沿,斜方唇,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口径15厘米。
  标本K90-3:25夹细砂红陶,模制。微敞口,平沿,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外壁模印连珠纹、绳纹、卷草纹。口沿和内壁有刮平修整痕迹,内壁有成片的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5.6
  厘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陶灯具的主体纹饰中的“卷草纹”,几何图案中的“S”形(绳纹),“浪花纹”(波浪纹),都是克孜尔石窟寺中67、114、206、171、83、14、219、72、123等洞窟壁画普遍出现的边饰图案。
  综上所述,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发现的模制呈“龙马”艺术纹饰(“飞马”与“龙蛇”的造像是经过切割与组合原理而产生的夸张艺术形象)陶器,以及沙雅、库车、拜城所发现的模制的陶器,从其敞口、弧腹、小平底的自身器型特点看,并不是钵形器,这类陶器应属于“碗”类。其一,所发现的类似陶器的腹内均有灯捻燃烧过的烟炱痕迹,发掘者都一致认为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决不是什么“模制陶碗的内范”。其工艺制作和形制皆不同类。其二,出土上述类型陶灯的遗址时代都还有其它可断代的遗物相印证。如新和通古孜巴西古城,沙雅羊达克协海尔古城均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下的重要驻军屯戍遗址,库车发现的陶灯则出自安西府治的龟兹故城遗址。克孜尔千佛洞西区窟前出土的陶灯,“其年代约当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如是,这类工艺陶灯的流行时代约为公元7—9世纪上半叶。换言之,即流行的时代皆为唐代。其三,这类模制呈“浮雕”纹饰,马鬃后部的展翅,前蹄跳跃的奔腾,以及龙身(蛇)曲折于云纹之中,其协调的动感,形象而生动。这种“飞马”与“龙”(蛇)采用切割与组合原理的艺术造型为什么能出自于唐代的龟兹沃土,这是我们仍要探讨的原因之一(是希腊化,还是波斯萨珊化,还是本土化?)。
  林梅村先生在《中亚的希腊化时代》一讲中谈到希腊艺术的东传时列举到新和县和沙雅县曾出土的两件模制陶器,该文提到:“中亚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品在丝绸之路北道亦有发现。一件为通古斯巴什古城(新和县西南44公里)出土的模制陶碗的内范,口径22厘米,高8厘米,灰褐陶,主要图案为希腊飞马(Pegasus),上下两边装饰有浪尖纹等古典艺术纹饰。另一件为羊达克协海尔古城(新疆沙雅县英买里力乡阔什科瑞克村附近)出土的模制陶碗内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主要图案为忍冬纹,边饰采用古典艺术浪尖纹。在塔里木盆地,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和楼兰古墓发现过古典艺术的浪尖纹毛织物,皆为汉代之物。而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两个模制碗的内范都有浪尖纹,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希腊飞马是古典艺术马赛克和希腊古钱流行图案,在古罗马时代一个希腊石棺内发现过一个飞马纹铜牌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知识出处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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