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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装饰纹饰多种多样，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装饰艺术各有特色，又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西方动植物纹饰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对东北亚地区的装饰艺术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西方装饰艺术在东北亚的传播研究的人不多，仅陈尚胜①、张国刚②等人对西方装饰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作了简单扼介绍，穆罕默德·契苏（音译）③概述了在新罗的传播，而没有综合地研究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各国学者也仅对本土化以后的西方纹饰进行了分期研究，但并没有将其与西方纹饰联系起来，是作为本国的纹饰进行研究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古资料对西方装饰艺术在东北亚的传播进行初步的研究。
  西方的装饰艺术传入东北亚地区很早，首先传入中国，在传入途中又融入了沿途各民族的特点，在吸收了汉文化因素以后，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装饰艺术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及日本的文化交流，又以汉文化为载体传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一时期，西方的装饰艺术已经与汉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考察其发展过程，又可分为原始状态——初传中国——中国化——初传朝鲜半岛日本——本土化等，而且各时期的样貌也各不相同。主要特征是带有很强的装饰性图案，有连珠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佛教纹样等。
  一、植物纹
  植物纹不是中国的传统纹样，汉晋以前，植物纹样非常少见，当时装饰纹样的主题以我国本土神话中常有的神兽仙人和云气纹为主。魏晋隋唐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西域、印度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植物纹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将流行于拜占庭、波斯萨珊、印度岌多装饰中的葡萄卷草、石榴、瑞兽、莲花等融入中国传统的纹饰中，创造出全新意境的民族装饰艺术。主要有葡萄纹、忍冬纹、莲纹、缠枝纹、折枝纹、宝相花纹、团花纹等。
  葡萄纹源于欧洲，主要由弯曲变化的葡萄枝、茎、蔓、叶、果实等组合在一起。后传入中亚、西亚，作为佛教艺术的附属纹样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唐代的时候最为兴盛，并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与佛教的器物分离开来，成为广泛使用的纹饰，开始在金银器、铜镜、其他器物及建筑上广泛应用，到唐末开始减少。随着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频繁地经济文化交流，葡萄纹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都曾经出土大量饰有葡萄纹的瓦当、铜镜、金银器、瓷器等。
  忍冬纹通常是一种以三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茎蔓两侧的图案。忍冬纹也是西方传入的重要纹样，在佛教艺术中体现最明显。忍冬亦称金银花、二花，为多年生常绿灌木，枝叶缠绕，忍历严寒而不凋萎，因而得名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
  关于忍冬纹最早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莲花装饰变化形式。在古代埃及，莲花纹作为太阳的象征非常流行在它的一些变化形式中已经可以隐约看到三叶忍冬纹的雏形。而与埃及在文化上有着承接关系的希腊时期，将这种在埃及影响很大的莲花纹发展成为棕榈纹，棕榈纹在古希腊的装饰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喷射状的棕榈叶纹与在我国北朝时期流行的对称式单独忍冬纹纹样非常相似。在罗马帝国时期，棕榈纹、莨苕纹的样式被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忍冬纹从它的原始形态在古埃及出现，到之后的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之后对印度佛教的影响，一直发展到我国的北朝时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每一个时期都反应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同时，各个时期忍冬纹的特点都与当时当地人们的审美习惯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联系。①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忍冬纹被中国工匠广泛使用，并逐渐中国化，形成各种变体，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器物上，以后又广泛用于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品的装饰上，并逐渐简化，多呈三至五曲的半叶片。唐代中期以后，又进一步简化，叶片各自独立，不再相连。在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的交流中，忍冬纹也传入了朝鲜半岛、日本，成为他们的装饰纹饰之一。在朝鲜半岛的许多高句丽壁画墓中都有忍冬纹，如真坡里1号、号墓四神图周围都绘有忍冬莲花纹。②
  刚传入时忍冬纹的表现风格比较写实，隋唐时期忍冬纹的写实性逐渐减弱，图形和线条较注重概括和单纯。唐代以后，忍冬纹渐被缠枝卷蔓的卷枝纹替代，形成了卷枝纹、卷叶纹等，而忍冬纹的基本形态则被卷叶纹所吸纳和传承。在忍冬纹的基础上，结合云纹、莲花纹形成了宝相花纹、团花纹、莲纹等；以缠枝纹为基础，形成了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石榴、缠折枝纹，写实性比较强，由一支植物或单独的花草构成，是在缠枝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初时纹饰纤细繁缛，后来演变为花大叶阔，布局疏朗。
  缠枝纹，又分卷草纹、串枝纹、穿枝纹、唐草纹、藤蔓纹，指以植物的茎叶、花朵、果实为题材，组成波浪形、S型1或漩涡形构图，最初也是外来纹饰，随佛教传入并兴盛。在唐代完成了中国化，即形成了以弯曲的主干配以茎、叶、蔓、花、果实，主干随意变化，茎、蔓、叶、花、果实不一定同时具备，在唐朝时一度成为主要的纹样，后逐渐衰落，成为附属纹样。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石榴、缠枝灵芝、缠枝宝相花均属此类。其中以二方连续形式的缠枝纹尤为常见，其构图循环往复，变化多端。在集安的角抵冢和新罗的天马冢中都有藤蔓纹的纹饰。
  卷草纹，又分“卷枝纹”、“卷叶纹”，是由忍冬纹发展而来，以柔和的波曲状线组成连续的草叶纹样装饰带。唐代十分流行，日本人称之为“唐草”。以植物枝茎作连续波卷状变形，以波状线与切圆线相组合，作二方连续展开，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再以切圆线为基干变化出有规则的草叶或茎蔓，形成枝蔓缠卷的装饰花纹带。韩国国立博物馆藏高足银杯，侈口，通体饰卷草纹。①
  卷枝纹与缠枝纹最大的不同在于仅出现枝茎或草蔓，不出现花卉或花果。缠枝纹写实性仍较强，而卷枝纹则更具抽象性。卷草纹与卷叶纹也有细微差异。卷草纹只见茎蔓，不见叶形。卷叶纹则叶形明显，极类忍冬纹。卷枝纹源于忍冬纹，但较之更规范，也更细致，通常只作为辅助纹饰。
  中国唐朝工匠结合了忍冬纹、云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纹饰——宝相花纹，一般是以某种花卉为中心，外饰花托、花叶，从中心向四周对称放射，或多向放射，形成中心对称的多层次圆形、方形、菱形等图案。
  在宝相花纹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纹样——团花纹，团花纹具有极强的写实性，纹饰轮廓均为圆形花朵。
  忍冬纹的演化过程见下图：
  莲纹是以莲花为主要纹样，我国大约在周代就开始用莲花纹饰作为装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传入东北亚地区，印度的佛教莲花纹最先传入中国，在唐代开始中国化，形成了莲花纹、莲瓣纹、莲叶纹等形式，或单独使用，或配合使用。由于莲花代表贞洁与高尚之品性，被人们赋予更浪漫的解释，长期使用于佛教图案中。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范围叶非常广，如在瓷器、金银器、玉器、建筑构件、绘画、纺织品上都广泛使用。
  在东北亚地区的壁画墓中，莲花纹图案普遍出现，如长川一号墓、三室墓、龟甲墓的莲花化生图、五盔坟四、五号墓的网状火焰锦莲花连续图案等。集安散莲花墓（JYM11896），墓室分为前后二室，四壁遍绘正视莲花图案，藻井绘侧视莲花。龟甲墓（JSM1304）墓主壁上部绘双人带头光的莲花化生，各角绘正视莲花图案。下面根据考古资料试将莲花纹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期如下：
  Ⅰ期：先秦至汉时期，是中国莲花纹饰的原生时期风格多比较质朴，呈现出莲花自然形态盛开的形式。
  Ⅰa期：先秦时期，莲花纹饰的装饰多为立体莲瓣造型，瓣尖自然下翻，似莲花盛开，莲瓣形态规整，瓣数较少，通常为四瓣、六瓣、八瓣。
  Ⅰb期：秦汉时期，莲花纹饰多呈现八瓣状，莲瓣两两相对，相邻的两个莲瓣有微弱的大小变化。
  Ⅱ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莲花纹饰因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广泛吸收了印度佛教莲花纹饰的形式。因为印度佛教的莲纹是取材于印度莲花和希腊水草叶的综合性纹样，形式多为花瓣，呈双弧线，且瓣数较多。所以，中国莲花纹饰在接纳了印度佛教艺术中的莲花纹饰的融入的同时，也间接接受了中亚和希腊、罗马风格的花卉纹饰风格。
  Ⅲ期：隋唐时期莲花装饰，表现出层层叠叠的绽放的过程，出现多重花瓣。
  Ⅲa期：初唐时期，莲花纹饰多倾向于团花造型，纹饰整体呈放射状，层次繁多，形象丰富，花瓣多呈桃形莲瓣团花、多裂叶形团花、圆叶形团花以及三种花形团花。
  Ⅲb期：盛唐时期，莲花装饰是由四片葡萄叶和四朵花瓣对称组织而成。
  Ⅲc期：中唐时期，莲花纹饰花瓣以桃形莲瓣为主逐渐转向以云头纹装饰为主。由北朝时期莲瓣的一至二层逐渐有更多的层次变化，由中心为莲蓬、莲子和花瓣形态变化大小到莲蓬位置纹饰的丰富多样、花瓣形态变化繁多的风格。
  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及日本出土许多莲纹瓦当。从韩国出土的莲纹瓦当可以看出莲花纹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演变过程。新罗的瓦当主要是受高句丽、百济的影响，主要是莲纹的瓦当，6世纪以后经过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样式，在莲瓣的内部雕刻棱线，莲叶的边沿呈圆型或上翘，有纹砖的花纹也主要以莲花纹和唐草纹为主。百济式的莲花纹，莲叶呈圆型，高句丽式的莲花纹，莲叶的边沿急剧缩小，新罗的莲花纹，莲叶大部分为单叶，纹样具有厚重感，莲瓣尖而圆，刚柔并济。统一新罗以后，瓦当的纹样也开始多样化，周边或中心开始流行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连珠纹。在莲叶的内部配有“子叶”，花叶二重重叠，也有复叶，使花叶本身呈现非常华丽的面貌。
  在日本平安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莲花纹和唐草纹的瓦当，但在日本，由于没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莲花题材在佛教衰微后，作为“死亡”的象征而被忌讳。
  此外，伊斯兰教传入东北亚，据《高丽史》记载：“舜龙与印侯车信争权，竟为奢靡，起第宅极侈丽，以瓦砾筑外垣，状花草以为文，时称张家墙。”①花草纹为伊斯兰常用的纹饰。（如）图
  从东北亚地区植物纹饰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传入了葡萄纹、忍冬纹、莲纹，在忍冬纹的基础是演化出了缠枝纹、折枝纹、卷草纹等，这些纹饰都是随佛教传入东北亚地区，最先传入中国，在唐代开始中国化，形成了各种新的形式，并随着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二、动物纹
  动物纹在东北亚地区则出现较早，是东北亚地区的传统纹样，但多以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为主题，主要有龙纹、凤纹、飞廉纹、麒麟纹等，而中亚、西亚、欧洲地区则不同，他们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为主题，主要有狮子纹、虎纹、鹿纹等。西方的动物纹饰传入东北亚地区以后，东北亚地区的动物纹饰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逐渐写实化。
  狮子纹，狮子产于西亚、非洲，中国古代的狮子都是西方进贡或贸易得来的。狮纹是随佛教而普及的，在唐代开始中国化，纹样有双狮和单狮两种，模样也从凶猛、狰狞变得温顺、可爱，双狮是中国化的标志，随着中朝、中日文化的交流，狮子纹也传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集安高句丽环纹墓的墓道两侧原有怪兽，可能为镇墓狮子。①在韩国也有许多狮子纹样，如庆州出土的狮子立石、狮子纹瓦当、狮子·孔雀纹石、法隆寺藏的“四天王狮猎文锦”等，其中韩国庆州出土的狮子纹瓦当为统一新罗时期的，直径13.5厘米，厚3.3厘米。②韩国庆州出土的狮子·孔雀纹石，高68.5厘米，宽300.0厘米，长方形，是用花岗岩一面磨平后，在偏右处刻有3个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右边的圆内刻的图案是一头狮子环抱一棵长有4～5片叶子的树，中间圆内的图案是边缘纹有莲珠纹带，内有一棵树，树的两边刻有似孔雀的鸟在啄食，两只鸟互为对称。左边为半圆，似未完工，没有任何图案。具体的用途不详，从左右对称的鸟的图案上可以推定，受西域的影响颇深，年代可能是8世纪。③
  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墓出土刻有胡人驯狮三彩暖盘，“暖盘为八角形，在八个侧面上分别模压出八组内容相同的驯狮场面。在画面的右侧为一个作舞蹈状的雄狮，狮子站在长方形的平台上，前两足腾空而起，头高昂鬣毛披扬，狮尾随舞蹈上翻于背上，动感极强。在画面的左侧为一弹拨乐器的驯狮胡人，驯狮者头戴三角形尖顶帽，深目高鼻，身穿及膝短袍，腰系三角巾，足蹬尖头半启腰软靴，左腿呈跪状，右腿半蹲，双手持一圆箱长项胡琴，横置于下颌及肩部之间，右手弹拨，左手持项作奏乐舞蹈状，使整个画面形成了狮子根据驯狮者的乐曲和舞蹈节拍翩翩起舞的生动场面”。①。八棱造型是粟特的传统造型，图案为驯狮的胡人。
  虎纹主要出现在游牧民族的金银器上，模样凶猛异常，进入中原后，被神化成为百兽之王和镇守西方的四灵之一。在东北亚地区的墓葬、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如安鹤洞9号墓、鲁山洞1号墓、内里1号墓、湖南里四神墓、真坡里1号墓、江西大墓、江西中墓、云龙里壁画墓、通沟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等。
  鹿纹中原原来也有，但带翅膀，被称为天鹿。而北方草原的鹿是写实的，唐朝时，写实鹿纹得到广泛应用。天王地神冢东南壁就绘有白鹿。庆州出土有花树对禽文金具、立树双鸟文石造遗物、花树对鹿文锦。
  正仓院藏漆胡瓶，高41.3厘米，瓶腹径18.9厘米，用平脱技法在漆器上装饰山岳、花草、白云、蝴蝶、飞鸟、羊、鹿等图案。瓶口为凤首形，用银链拴在把手上，弯曲的把手线条轻灵飘逸。器形具有明显的中亚特征，但材质却是木质漆器，而且绘有写实的鹿纹，可见中亚的影响。②
  内蒙古赤峰出土卧鹿纹银壶，“锤揲成型，扁体，上宽下窄，椭圆形口带盖，长颈，微弧腹，长方形平底。口一侧有鸡冠状盘鎜耳，上穿一圆孔。颈部錾刻一周缠枝牡丹纹，腹部錾刻两圈菱形图案，内圈錾刻卧鹿一只，头顶长肉芝，神态安然自若。壶的四边及底边外凸，为仿皮囊的缝合装饰。花纹部分鎏金。底长21.4厘米，通高26.5厘米”。③
  花鸟纹，中国也有花鸟纹，但多是鸳鸯等，与西方传入的花鸟纹形态不同，如：韩国雁鸭池出土的花鸟纹骨装饰，长21.8厘米，用途不详，推测可能是屏风或桌子边沿的装饰，时代为8—9世纪。是把动物的骨头一侧磨好，按一定的间隔钻小孔，在孔和孔之间的面轮翻阴刻了鸟类和花卉，这种鸟类的形态属于来自西域的纹饰。日本的正仓院收藏有刻画这种鸟纹的围棋子。①
  日本正仓院北仓所藏的木画紫檀棋盘，“紫檀的漆板上用象牙镶嵌经纬各19条线，17朵花组成分布于盘面的星，棋盘侧面分隔出一个个长方形画格，雕刻花鸟、走兽和人牵骆驼的图案，对角两头暗藏抽屉各一个，拉开抽屉，是盛棋子偶的盒子，棋子分红、蓝两色，以象牙做成，每个棋子上都细致地镌刻衔花草的仙鸟，让人爱不释手。好马配好鞍，盛棋子的银平脱漆盒，在黑漆盒面，用薄银雕饰花纹，隐隐衬底，金片雕饰大象和植物，流光闪烁，显得富有层次和立体感觉，盒子圆周饰以金箔花朵”②。棋盘所镌刻的仙鸟和人牵骆驼图案来看，其深受西域文化影响。
  在东北亚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双鸟纹瓦当，瓦当中间双鸟衔枝并立，上下模样各不相同，左右还往往配饰长花叶的花纹，周围饰有连珠纹。如韩国庆州月城、感恩寺等地出土的7世纪的双鸟纹圆瓦当。
  三、几何纹
  儿何纹饰是运用点线面组成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形，一般属于抽象图形，也有将儿何形与自然形相结合，形成一种半抽象图形的。几何纹也是东北亚的传统纹饰，主要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三角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早在新石器时代，几何纹饰便在彩陶上大量使用，商周青铜器上也大量运用，但大都是以陪衬纹样出现的。后来在陶器、青铜器、画像砖、瓦当、吉祥纹饰、漆器、丝织、建筑上都有广泛应用。随着西方装饰纹饰的传入，几何纹也逐渐融合了东西方装饰艺术的特点，在中国隋唐时期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连珠纹又称联珠纹、连珠、圈带纹，是由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形或球形组成，成一字形，圆弧形或S型排列，有的圆圈中有小点，有的则没有。
  连珠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在萨珊风格织物中，以对兽或对鸟图案母题为主，而以各种圆和椭圆的连珠作为图案装饰主题。连珠纹图案于5～7世纪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初期连珠纹颗粒较大，不太圆，主要装饰在器物的口沿、腹部折棱处，杯把、底边。唐代中期以后，连珠纹颗粒逐渐变小、变圆，宋以后逐渐减少。
  连珠纹在东北亚地区成为数量最多，而且具有时代特色的纹饰。在陶器、金银器、带饰、建筑构件上都有广泛使用。在统一新罗时期的陶器上，圆形连珠纹使用就很广泛，是起源于西域的花纹。①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都出土具有萨珊风格的织物，图案以对兽或对鸟图案母题为主，以各种圆和椭圆的连珠作为图案装饰主题，日本建筑的柱子彩饰常用连珠纹复合而成的横向带饰将柱子分成几段。韩国国立博物馆藏金杯5件，圆口，腹弧分为六瓣，圈足。内外均錾刻纹饰，杯口饰一周连珠纹，可见其中的西方纹饰因素。
  云雷纹是中国青铜器上广泛使用的附属纹饰，是以连续回旋的线条构成的，随着西方忍冬纹的传入，两者结合产生了如意云纹，成为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主要装饰纹饰，在中国的瓷器、玉器、金银器等上都有广泛的使用明清时期如意盛行，这种如意云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绳索纹，指像麦穗或链条似的纹饰，主要用于环绕器物的边饰，或作为纹饰的边框，主要是受中亚萨珊的影响。中间以动物为中心，以绳索纹为边框，是萨珊的常见装饰风格。
  四、佛教纹
  佛教纹样主要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除包括伽陵频迦纹、猞猁纹、摩羯纹、忍冬纹、莲纹、缠枝纹、狮纹外，还有七珍纹、八宝纹、梵字纹等。摩羯纹等已经大众化，但七珍纹、八宝纹、梵字纹却始终是佛教纹饰，没有大众化。
  摩羯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物，最初为头上有一螺旋角，眼圆睁，长鼻上卷，鼻下两须外翻，口大张露出獠牙，长舌，头顶至颈部竖立粗壮鬃毛，鱼身，鱼尾，有的还有翅膀。现知最早的摩羯纹饰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从这时到公元12世纪，摩羯纹在印度一直流行。两晋时期，摩纹随佛教传入我国，在唐代开始中国化，头上的角伸直并分叉，身体则接近鲤鱼形，细部刻画也越来越细腻。
  朝鲜安岳一号墓南壁东部所绘有翼的鱼和德兴里古坟东壁的飞鱼就应该是本土化的摩羯纹。在辽宁省出土了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模冲成形后对接而成，中空，表面细部纹饰为錾刻。摩羯形象为双角龙首，鱼身卷曲。镂空处镶嵌绿松石装饰。宽4.4、厚1.6、通高4.4厘米”①。摩羯形金耳坠，“制法同上，体略小，錾刻细部纹饰。形态为无角龙首，鱼身卷曲。宽3.5、厚1.3、通高4.5厘米”②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花银碗。“敞口，腹壁弧收，圈足。内沿錾刻圆圈、莲瓣组合纹，内底为摩羯纹，形象为龙首有须，双爪，鱼身，盘曲状。圈足錾有圆圈纹。口径23.3、底径12、高7.1厘米”③。摩羯纹与印度的摩羯纹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本土化的过程。
  伽陵频迦纹，迦陵频伽又称极乐鸟，是佛经中的一种想象的鸟，表现为人首鸟身。在韩国曾出土迦陵频伽纹的圆瓦当，瓦当中央绘有展翅飞翔的迦陵频伽，迦陵频伽外饰一周连珠纹，连珠纹之外填充复瓣莲花纹，瓦当边缘两条线纹之间又为密集的连珠纹。
  七珍纹：指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将军宝七珍，最初独立出现，后也以纹饰的形式装饰佛教用品，体现供养之意。
  八宝纹与七珍纹一样，也是体现供养之意。指宝伞、双鱼、宝瓶、莲花、吉祥结、胜利幡、金轮八宝。
  梵字纹，将梵字作为纹饰始于元代，之后梵字纹数量逐渐增多。
  此外，还从西方传入了独立人物纹，人物纹在中国出现也比较早，主要是在青铜器上，在金银器上较少见，唐代，在西方的影响下，人物纹开始兴盛。但西方多为独立人物，即便有多个人物，也没有联系，人物形象高鼻深目、卷发，以胡人为主。中国化的人物纹独立人物减少，胡人被汉人取代，人物之间联系加强，并出现连续人物故事纹。
  人物纹主要是指以人的形象作为图案的装饰纹样，在中国很早就有应用，以壁画中应用最为广泛，在生活用具上主要是如三星堆出土的金铜人面具，江西新干出土的人面鼎等，但主要都是以人面为图案。韩国也曾出土人面纹的瓦当，直径为11.5cm，厚2.0cm，在瓦当中间有一个微笑的新罗女人头像，自然朴实。
  唐朝时期在西方的影响下，人物纹开始盛行，并逐渐中国化，胡人形象逐渐被汉人形象所代替，独立人物也逐渐减少，人物之间的联系、交流加强，并逐渐形成人物故事纹。
  例如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高士图”银把杯。“敞口呈七边形，平沿，腹作七面，腹底弧圆接喇叭形圈足。口沿一侧有椭圆形花式指垫，表面模铸卷草，下带指錾。口沿、圈足、器腹均以联珠纹作边或框，上腹錾刻双鸟衔花纹，中腹框内分别为形态各异的人物像，似为‘高士图’，腹底錾缠枝花，圈足为山形纹。口径7.3、腹径5.2、底径3.9、高6.4厘米”①。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罐。“圆唇外卷，高领，肩部出棱，圆腹，平底。通体錾花纹，主体纹饰为八幅孝子故事图，颈、腹部各四幅，周围饰以花卉图案。腹底为莲座纹。口径7.6、腹径12.2、底径7.1、高14.8厘米”②。该罐器形与“大郎君”银壶基本一致，应该也是仿突厥的造型，但纹饰为中国传统的孝子图样，可知，不是输入品，是由辽代的工匠制作。
  据林至德先生介绍，在集安的高句丽壁画墓中还有火焰纹图案，如五盔坟四、五号墓的网状火焰锦莲花连续图案成为四神图的衬托③、朝鲜安岳1号坟天井绘有三角火焰纹①、真坡里1号墓玄武图上也绘有火焰纹②，这种火焰纹的原型尚未确定，是中国的博山纹？佛像的光背纹？③还是摩尼教的火焰纹？
  1.江西新干出土的人面鼎
  2.韩国出土人面纹的瓦当
  3.三星堆出土的金铜人面具
  这些纹饰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开始中国化，并转而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半岛、日本出土的器物、建筑构建等上，都可以找到这些外来纹饰的踪迹，已经成为他们纹饰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上通过考古资料证明了西方装饰艺术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及对东亚三国装饰艺术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传入的西方装饰艺术已经融入了东北亚地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建筑上、生活用品上等等，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装饰纹饰的踪迹。
  而且，佛教在西方纹饰的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西方纹饰都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进入东北亚地区的，而这些西方纹饰的本土化也是随着佛教的本土化而进行的，并按中国传统的形象与审美观而进行改化，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后，也都逐步按照他们各自的传统形象及审美意识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成为他们的主要纹饰。

①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176页。 ②张国刚等：《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32-138页 ③〓〓〓〓〓〓：《新罗·西域交流史》，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282-284页 ①闰琰：《北朝外来纹饰——忍冬纹探微》，山西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②全虎兑：《平壤安岳地区句丽壁画古坟的分布和壁画的构成》表一，《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9年1期。 ①孙泓：《5—14世纪西方诸文明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延边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①《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十六《嬖幸一》，687页。 ①林至德：《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演进及分期》，《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2期 ②韩国庆州博物馆：《美术馆展览和图录》，通川文化社2002年。 ③韩国庆州博物馆：《美术馆展览和图录》，通川文化社2002年。 ①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1期。 ②韩昇：《正仓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92页。 ③方东等：《中国古代金银器收藏鉴赏百问百答》，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29页 ①韩国庆州博物馆：《雁鸭池馆展览和图录》，通川文化社2002年版 ②韩昇：《正仓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55页 ①金元龙：《古代韩国与西域》，《美术资料》34（1984.6）：1-26，转引自金元龙：《统一新罗时代》，《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0年1期 ①②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①②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③林至德：《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演进及分期》，《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2期 ①南秀雄：《高句丽古坟壁画的图像构成》，《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2期。 ②朴晋煜：《高句丽壁画墓类演变和编年的研究》，《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1期。 ③全虎兑：《高句丽生活习俗系统古墓壁画表现的继世性来世观》，《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