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元朝时期，受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统治阶级有铺挂毛毯的习俗，毛毯需求量随之大增。据《元史》记载，政府在工部设“诸司局人匠总管府”，后改为“领五局一库”，专管织毯业，下属有六局，即“收支库、大都毡局、大都染局”等，其中各库司都有专职官员。此时，织毯专业户达6440户，织毯规模、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元明时期，藏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两个生产中心：一个是西藏的汪丹区（今白朗县）逐渐形成了藏毯生产中心。当时织毯艺人以“8”字扣的栽绒毯替代了“U”型扣的藏被，其毛束的密度和牢固度大大增强，并且可以织出多种色彩的几何形图案，人们称这种美丽的藏毯为汪丹仲丝（地毯在藏语中通称“仲丝”）。汪丹仲丝的外观特点是毯面厚重（厚约40毫米以上），四周有长长的毛穗。今天，我们仍可在当时兴建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众多寺院中，看到旧时的汪丹仲丝。
  元朝以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织毯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毯。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使生产和使用毯子成为他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蒙古毯主要供给蒙古人自己生活所用，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凡铺设、屏障、庐帐、蒙古包内的装饰均用毯子。蒙古毯主要原料来自蒙古土种羊毛，其特点是弹性强、光泽性好。蒙古手工毯编织技艺也受到宁夏、新疆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新疆织毯匠人马托阿訇于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到宁夏传授织毯技艺，他的邢、唐二位徒弟艺成之后，又应邀到神木、榆林、包头等地传授织毯技艺，后来织毯技术传到归绥（今呼和浩特）。蒙古毯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最初发展是在包头，因此蒙古毯常被称为“包头毯”。清朝年间，包头地毯房有三合和，其后有天厚成、双吉庆、吉庆功、谦益成、同义昌、祥记等20余户。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也很重视织毯业的发展。明朝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孝宗皇帝下令改造龙毯、素毯100多张，工部尚书以原料来源极其不易建议暂停，但孝宗皇帝依然坚持，其喜好程度可见一斑。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由工部所辖，制造库内的帘子、门神二库中专门设毯匠2名，以后又增至9名。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专设讲习所，以便培训织毯工匠，还邀请甘肃的工匠在此传艺，这里成为北京、天津地毯的策源地。清末，清政府农工商部还下令各地设立工艺局，在河北、甘肃、热河、山西、山东以及东北诸省都设立了织毯工厂。此后内地编织的毯子，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商品。
  在新疆地区，随着新疆商业的发展，和田、喀什、莎车等毛毯主产地，成为重要的交易中心，之后且末、吐鲁番、乌鲁木齐相继建立了毛毯交易所。到了清朝晚期，莎车、和田、洛浦等地已形成“户户有织机，几代同织毯”的盛况。其中仅和田就有织户1000多家，逐步形成了和田、喀什、莎车三大织毯中心，新疆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在青藏高原，岗巴的岗绒和汪丹的仲丝生产技术传入江孜。到15世纪中期，江孜生产一种叫卡垫的地毯，因其编织工艺先进，图案色彩丰富，备受当地群众喜爱。之后，作为贡品进入朝廷而名声大噪，贵族和寺院纷纷订购，江孜形成了“家家有机梁，人人会织毯”的兴旺景象。当地人民吸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地先进技艺，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改进，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时代感的江孜卡垫，藏毯也在这时期达到成熟。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公元1878年-1933年），西藏毯业达到鼎盛时期，藏毯的生产中心由原来的汪丹地区转移到江孜地区。1904年，亚东和江孜开为商埠以后，英国和印度的商人得以进入该地区，藏毯不仅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向帝王朝贡的贡品之一，还作为西藏的大宗产品远销印度、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从此，江孜卡垫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流通。
  另一个藏毯生产中心——青海省的湟中县在明清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是湟中县加牙藏毯的成熟期，距今有300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扩建，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们诵经时的坐垫，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0年），宁夏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杨新春、马得全二人拜其为师。”村民跟随其进一步学习栽绒地毯的编织技艺，使藏毯的编织技艺更加规范化。在随后的百年间，加牙村成为青藏高原著名的藏毯专业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该村建立了织毯职业学校。当时这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从事藏毯生产，全村妇女皆能捻线。
  宁夏毯作为少数民族毯的另一支流，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之所以称为“宁夏毯”，是因为其所用原料十分特别。宁夏及附近地区牧养的土种绵羊所产羊毛因其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等特点被称为“宁夏毛”，用其手工编织成的毯子被称为“宁夏毯”。明末清初，阿拉善定远营的建立和藏传佛教寺院在阿拉善大规模兴建，使得宁夏毯作为这些寺院的装饰品和礼佛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毯织造规模的扩大。
  清朝末年，宁夏毯开始进入北京、天津、南京、西安等地市场，亦开始出口。一些织毯艺人联合办起了织毯作坊，在工艺上也进行了改进，毯幅增大，经纬道数达到90道和120道。对图案进行了创新，一种是借鉴织锦壁画等艺术，富有中国古典气息的“龙凤呈祥”、“鹿鹤同春”、“丹凤朝阳”等象征吉祥、如意、富贵的图案；另一种是借鉴明代青花瓷的色彩艺术，由深浅不同的三种蓝色组成“白三蓝”图案。当时银川“天主堂”有英国人开办的兴泰洋行，专门收购宁夏毯。由于宁夏毯的驰名，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供奉朝廷的首选贡品，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各藏传佛教寺院纷纷前来购买、订货，京城和各地的王公贵族也争相定购用作礼品和生活用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的宁夏毯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存世数量已很少，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些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尺寸多为3米×6米和2米×3米，绝大多数的年代都在200多年前的清代早、中期，一些是更早的明代中、晚期。目前存世的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已成为最具收藏价值的占董毯，受到收藏家的追捧。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曾介绍过一件清乾隆年宁夏地区编织的手工栽绒地毯，图案为红地狮子花卉纹，其主色为木红色，另外还有深蓝、月白、黄、粉、金黄等颜色，边沿装饰莲花纹。这条长228厘米、宽70厘米，并被人为裁断留下了续接织补痕迹的地毯，专家鉴定团估价5万元人民币。若没有缺损的遗憾，它的价格大约为1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