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我国少数民族毯以手工编织著名，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有实物可考的则有2000多年。它发端于我国西北高原牧区，当地少数民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以羊毛为原材料，经过选毛、洗毛、纺纱、染色、织毯、洗毯、后整理等工序，织出绚丽多彩的地毯、壁毯、卡垫和拜垫毯等。我国少数民族毯按地域划分主要有新疆毯、藏毯、宁夏毯、蒙古毯和西南少数民族毯五大类。其中新疆毯和藏毯是历史悠久、工艺保存完好且发展潜力巨大的两大品种；其它三个品种则因种种原因逐渐式微，已经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少数民族毯具有毛质优良、技艺独特、图案典雅的特点，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工艺品之一。
一、根源——先秦时期
中国人自古有席地而坐的习俗。“席”即用植物纤维或动物皮毛编织而成的铺垫之物。古籍《说文》曰：“席，籍也。”《纲目集览》曰：“身之所依曰集。”《释名》曰：“席，释也，可卷可释。”《席上腐谈》曰：“上古之时，席、毯、毡、褥只名异而实同。”席有凉席暖席之分，凉席是用竹藤、苇、草编成，暖席则用兽皮、毛、棉、丝等织造而成。汉代人据暖席的不同工艺，将其明确分为“毯”和“毡”。对此古籍中也有论述，《说文》曰：“蹂毛成片故谓之毡”。《物原》曰：“毯，毛席也，上织五色花。”即毡是用羊、牛等毛经湿热、挤压成片状以铺用。毯是用毛、麻、丝、棉等料，经纺纱、染色、编织而成的纺织物。然而，溯毯之源，必溯丝绸之源。因为丝绸是开启中国纺织之先河，亦是毯之始源。
丝绸源于中国，始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传说桑蚕为惠帛始于伏羲，又说丝绸纺织术源自黄帝之妻嫘祖。根据考古证实的年代与古籍记载的年代同时印证，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产生于6000年前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广阔地区。这一时期，居于长江流域的部落组成九黎部落联盟，进犯中原，与黄帝、炎帝组成的部落联盟在逐鹿（今河北省一带）大战。九黎大败，四处溃散。其中部分退回到南方的江汉流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尧时（公元前2333年一前2234年），三苗作乱，尧采取分割之治台，将部分三苗人流放到西北地区的三危山一带（今祁连山以西，敦煌东南部）。三苗人迁入三危山，带去了内地的农耕、畜牧和丝绸纺织技术，他们借助丝绸纺织技术用牛羊毛来纺纱织布，以阻挡西北地区寒冷的气候。此后，三苗与西戎融合，组成了羌族的一部分。《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性之别也..”羌人主要以畜牧业和手工为主，活动的地域很广泛，主要分布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大部分地区，其中一部分西达昆仑山一带。据史书记载，约3500年前，甘肃、新疆、西藏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活动。
1959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了大量公元前10世纪的毛织物和纺轮等文物，其中有一块彩色“毛席”残片，据考证为绵羊毛编织而成，并已有染色，主要以黄褐两色为主，有少量黑色、红色或蓝色，图案多为条块，经纬线多为单绒线，毛纱为手捻线，粗细不匀，显现古朴美。这是至今出土最早的毛席残片，也是2000多年前手工织毯的雏形。1978年，在新疆哈密县鱼儿沟出土的距今约3000年的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出土的纺织物花色细密，是用织机完成的，可见当时的织毯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二、萌芽——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前100年），西北较为太平，羌人繁衍壮大至150个部落，大多分布在今青海、甘肃西部。发羌、唐旄等分布于西藏地区，若羌于天山之南的西域，葱芘羌、白马羌、黄牛羌于若羌以西，氐羌于岷江上游，即四川西北部。这个时期，上述地区的畜牧业、毛纺织业发展很快，毛纺织技术的提高促使大量富有装饰性的毛织物出现，如缂毛、毛褐等。
到了汉代（约公元前200年），人们在毛席的基础上创造了栽绒地毯。随着商业、交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形成，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频繁。此时，栽绒地毯成为王室宫殿普遍使用的生活资料和工艺装饰品。官宦之间常把毛毯作为馈赠之物，商人亦把它作为重要的买卖对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榻布皮革千石，狐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此亦千乘之家。”毛毯生产、贸易之兴旺可见一斑。此时期的毛毯制作方法也是别具一格。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以北约150公里处的尼雅遗址，发掘出两汉时期的墓群，其中出土了数片彩色栽绒地毯残片。地毯由棕红、中黄、浅黄、白等颜色组成彩色条形图案，其栽绒长约20毫米，经、纬线由棕色和原色毛加捻，两股合并而成，边框较多，构图分层次，色泽艳丽，图案规整，颇具当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织毯工具“木手”，这是一种在织毯中用来砸纬线的木耙子，这种木耙与现在织毯工具——铁耙极为相似。1980年，在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的2号东汉墓，出土了四色地毯残片，另一件为八色双面栽绒地毯残片。
在同一时代，位于西域南端，居于唐古拉山南麓群山环抱中的人们，编织和使用着一种叫“溜”的平织毛席。到了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世纪），在日喀则江孜县、山南地区浪卡子县一带，开始盛产一种叫藏被的毛织物。据西藏《南诏德化碑》记载，吐蕃王朝时期，藏区已有毛毯、毛布等纺织品。这里的毛毯即藏被，是一种竖毛集束起绒的毛织物。藏被是西藏栽绒地毯的雏形，织造藏毯所采用的拉杆结扣法是由藏被的编织工艺演进而来，成为藏毯所独有的工艺，并沿用至今。
这时，居住于天山北部的游牧民族为了抵御寒冷开始制作一种称为“毡”的物品。
最早的毡子是将动物脱落的皮毛通过压碾磨擦，使其成为片状黏合物。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当时游牧在今巴尔喀什湖至伊犁一带的乌孙（今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汗王为妻，细君公主在伊犁草原生活三年后留下了一首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描绘出了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住毡房的情景，说明哈萨克族花毡在毡房中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综上所述，距今4000年前，三苗入三危山，把中原的丝绸纺织技术带到了西北地区。三苗融西戎，组成羌人部落，羌人依据丝绸纺织技术发明了毛纺织物，其中也包括毛席。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毛织物（现存青海省博物馆）足以说明，在距今3000年前，散居于青藏高原的羌人已经掌握了毛纺织和染色技术，可以织出几何图案的彩色毛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和几次较大规模的迁徙，使羌人把毛纺织技术传到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各地。新疆栽绒毯诞生于2200年前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西藏栽绒毯虽然产生较晚，但它是吐蕃王朝时期藏族人自己的发明。
三、发展——唐宋时期
唐代时已出现了“毯”字，此后的字典书中作了解释，如宋代陈彭年等重修的《广韵》、丁度撰的《集韵》等。明代洪武年间撰的《正韵》中也解释“毯，音，毛席是也”。这是对毛织毯的泛称。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新疆地区，唐太宗平息突厥叛乱，统一新疆，使新疆社会和经济获得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使跨国贸易更加昌盛，毛毯生产也获得了大发展，同时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深受新疆各少数民族喜爱的毛毯作为实用工艺品传入中原地区，并因其采用中原人民喜爱的传统图案而备受青睐。而中原人民也因地制宜，以蚕丝为原料，学习新疆的织毯技术，织成了丝毯。白居易在诗篇《红线毯》中描写的：“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说明了当时新疆毯在汉族地区的流行。另据史书记载，当时的皇帝及官僚阶层，在其居住之处都要有“施席”和“织成壁衣红氍毹”，这使得新疆毯业发达的于田、轮台、焉耆、疏勒、楼兰、龟兹等地的经济因此得到发展。而且，统治者日益重视织毯业，设立“毯坊使”、“毡坊使”，管理织毯业，在安徽宣城、福建泉州曾建立了大规模的织毯部门。
大约公元7世纪，统治青藏高原地区的是吐蕃王朝。在这一时期，“溜”的发展分为两支：一支向“氆氇”（藏呢）较柔软的毛织物发展；另一支则发展为“尺不戒”，它突破了平织形式，形成了竖毛集束起绒的织物，由于其绒毛长而松软，广泛用作铺盖的被褥，所以又称作“藏被”。藏被的产生标志着西藏栽绒毯的诞生。
四、繁荣——元明清时期
元朝时期，受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统治阶级有铺挂毛毯的习俗，毛毯需求量随之大增。据《元史》记载，政府在工部设“诸司局人匠总管府”，后改为“领五局一库”，专管织毯业，下属有六局，即“收支库、大都毡局、大都染局”等，其中各库司都有专职官员。此时，织毯专业户达6440户，织毯规模、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元明时期，藏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两个生产中心：一个是西藏的汪丹区（今白朗县）逐渐形成了藏毯生产中心。当时织毯艺人以“8”字扣的栽绒毯替代了“U”型扣的藏被，其毛束的密度和牢固度大大增强，并且可以织出多种色彩的几何形图案，人们称这种美丽的藏毯为汪丹仲丝（地毯在藏语中通称“仲丝”）。汪丹仲丝的外观特点是毯面厚重（厚约40毫米以上），四周有长长的毛穗。今天，我们仍可在当时兴建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众多寺院中，看到旧时的汪丹仲丝。
元朝以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织毯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毯。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使生产和使用毯子成为他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蒙古毯主要供给蒙古人自己生活所用，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凡铺设、屏障、庐帐、蒙古包内的装饰均用毯子。蒙古毯主要原料来自蒙古土种羊毛，其特点是弹性强、光泽性好。蒙古手工毯编织技艺也受到宁夏、新疆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新疆织毯匠人马托阿訇于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到宁夏传授织毯技艺，他的邢、唐二位徒弟艺成之后，又应邀到神木、榆林、包头等地传授织毯技艺，后来织毯技术传到归绥（今呼和浩特）。蒙古毯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最初发展是在包头，因此蒙古毯常被称为“包头毯”。清朝年间，包头地毯房有三合和，其后有天厚成、双吉庆、吉庆功、谦益成、同义昌、祥记等20余户。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也很重视织毯业的发展。明朝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孝宗皇帝下令改造龙毯、素毯100多张，工部尚书以原料来源极其不易建议暂停，但孝宗皇帝依然坚持，其喜好程度可见一斑。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由工部所辖，制造库内的帘子、门神二库中专门设毯匠2名，以后又增至9名。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专设讲习所，以便培训织毯工匠，还邀请甘肃的工匠在此传艺，这里成为北京、天津地毯的策源地。清末，清政府农工商部还下令各地设立工艺局，在河北、甘肃、热河、山西、山东以及东北诸省都设立了织毯工厂。此后内地编织的毯子，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商品。
在新疆地区，随着新疆商业的发展，和田、喀什、莎车等毛毯主产地，成为重要的交易中心，之后且末、吐鲁番、乌鲁木齐相继建立了毛毯交易所。到了清朝晚期，莎车、和田、洛浦等地已形成“户户有织机，几代同织毯”的盛况。其中仅和田就有织户1000多家，逐步形成了和田、喀什、莎车三大织毯中心，新疆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在青藏高原，岗巴的岗绒和汪丹的仲丝生产技术传入江孜。到15世纪中期，江孜生产一种叫卡垫的地毯，因其编织工艺先进，图案色彩丰富，备受当地群众喜爱。之后，作为贡品进入朝廷而名声大噪，贵族和寺院纷纷订购，江孜形成了“家家有机梁，人人会织毯”的兴旺景象。当地人民吸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地先进技艺，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改进，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时代感的江孜卡垫，藏毯也在这时期达到成熟。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公元1878年-1933年），西藏毯业达到鼎盛时期，藏毯的生产中心由原来的汪丹地区转移到江孜地区。1904年，亚东和江孜开为商埠以后，英国和印度的商人得以进入该地区，藏毯不仅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向帝王朝贡的贡品之一，还作为西藏的大宗产品远销印度、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从此，江孜卡垫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流通。
另一个藏毯生产中心——青海省的湟中县在明清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是湟中县加牙藏毯的成熟期，距今有300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扩建，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们诵经时的坐垫，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0年），宁夏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杨新春、马得全二人拜其为师。”村民跟随其进一步学习栽绒地毯的编织技艺，使藏毯的编织技艺更加规范化。在随后的百年间，加牙村成为青藏高原著名的藏毯专业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该村建立了织毯职业学校。当时这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从事藏毯生产，全村妇女皆能捻线。
宁夏毯作为少数民族毯的另一支流，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之所以称为“宁夏毯”，是因为其所用原料十分特别。宁夏及附近地区牧养的土种绵羊所产羊毛因其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等特点被称为“宁夏毛”，用其手工编织成的毯子被称为“宁夏毯”。明末清初，阿拉善定远营的建立和藏传佛教寺院在阿拉善大规模兴建，使得宁夏毯作为这些寺院的装饰品和礼佛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毯织造规模的扩大。
清朝末年，宁夏毯开始进入北京、天津、南京、西安等地市场，亦开始出口。一些织毯艺人联合办起了织毯作坊，在工艺上也进行了改进，毯幅增大，经纬道数达到90道和120道。对图案进行了创新，一种是借鉴织锦壁画等艺术，富有中国古典气息的“龙凤呈祥”、“鹿鹤同春”、“丹凤朝阳”等象征吉祥、如意、富贵的图案；另一种是借鉴明代青花瓷的色彩艺术，由深浅不同的三种蓝色组成“白三蓝”图案。当时银川“天主堂”有英国人开办的兴泰洋行，专门收购宁夏毯。由于宁夏毯的驰名，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供奉朝廷的首选贡品，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各藏传佛教寺院纷纷前来购买、订货，京城和各地的王公贵族也争相定购用作礼品和生活用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的宁夏毯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存世数量已很少，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些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尺寸多为3米×6米和2米×3米，绝大多数的年代都在200多年前的清代早、中期，一些是更早的明代中、晚期。目前存世的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已成为最具收藏价值的占董毯，受到收藏家的追捧。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曾介绍过一件清乾隆年宁夏地区编织的手工栽绒地毯，图案为红地狮子花卉纹，其主色为木红色，另外还有深蓝、月白、黄、粉、金黄等颜色，边沿装饰莲花纹。这条长228厘米、宽70厘米，并被人为裁断留下了续接织补痕迹的地毯，专家鉴定团估价5万元人民币。若没有缺损的遗憾，它的价格大约为12万元。
一、根源——先秦时期
中国人自古有席地而坐的习俗。“席”即用植物纤维或动物皮毛编织而成的铺垫之物。古籍《说文》曰：“席，籍也。”《纲目集览》曰：“身之所依曰集。”《释名》曰：“席，释也，可卷可释。”《席上腐谈》曰：“上古之时，席、毯、毡、褥只名异而实同。”席有凉席暖席之分，凉席是用竹藤、苇、草编成，暖席则用兽皮、毛、棉、丝等织造而成。汉代人据暖席的不同工艺，将其明确分为“毯”和“毡”。对此古籍中也有论述，《说文》曰：“蹂毛成片故谓之毡”。《物原》曰：“毯，毛席也，上织五色花。”即毡是用羊、牛等毛经湿热、挤压成片状以铺用。毯是用毛、麻、丝、棉等料，经纺纱、染色、编织而成的纺织物。然而，溯毯之源，必溯丝绸之源。因为丝绸是开启中国纺织之先河，亦是毯之始源。
丝绸源于中国，始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传说桑蚕为惠帛始于伏羲，又说丝绸纺织术源自黄帝之妻嫘祖。根据考古证实的年代与古籍记载的年代同时印证，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产生于6000年前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广阔地区。这一时期，居于长江流域的部落组成九黎部落联盟，进犯中原，与黄帝、炎帝组成的部落联盟在逐鹿（今河北省一带）大战。九黎大败，四处溃散。其中部分退回到南方的江汉流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尧时（公元前2333年一前2234年），三苗作乱，尧采取分割之治台，将部分三苗人流放到西北地区的三危山一带（今祁连山以西，敦煌东南部）。三苗人迁入三危山，带去了内地的农耕、畜牧和丝绸纺织技术，他们借助丝绸纺织技术用牛羊毛来纺纱织布，以阻挡西北地区寒冷的气候。此后，三苗与西戎融合，组成了羌族的一部分。《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性之别也..”羌人主要以畜牧业和手工为主，活动的地域很广泛，主要分布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大部分地区，其中一部分西达昆仑山一带。据史书记载，约3500年前，甘肃、新疆、西藏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活动。
1959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了大量公元前10世纪的毛织物和纺轮等文物，其中有一块彩色“毛席”残片，据考证为绵羊毛编织而成，并已有染色，主要以黄褐两色为主，有少量黑色、红色或蓝色，图案多为条块，经纬线多为单绒线，毛纱为手捻线，粗细不匀，显现古朴美。这是至今出土最早的毛席残片，也是2000多年前手工织毯的雏形。1978年，在新疆哈密县鱼儿沟出土的距今约3000年的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出土的纺织物花色细密，是用织机完成的，可见当时的织毯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二、萌芽——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前100年），西北较为太平，羌人繁衍壮大至150个部落，大多分布在今青海、甘肃西部。发羌、唐旄等分布于西藏地区，若羌于天山之南的西域，葱芘羌、白马羌、黄牛羌于若羌以西，氐羌于岷江上游，即四川西北部。这个时期，上述地区的畜牧业、毛纺织业发展很快，毛纺织技术的提高促使大量富有装饰性的毛织物出现，如缂毛、毛褐等。
到了汉代（约公元前200年），人们在毛席的基础上创造了栽绒地毯。随着商业、交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形成，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频繁。此时，栽绒地毯成为王室宫殿普遍使用的生活资料和工艺装饰品。官宦之间常把毛毯作为馈赠之物，商人亦把它作为重要的买卖对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榻布皮革千石，狐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此亦千乘之家。”毛毯生产、贸易之兴旺可见一斑。此时期的毛毯制作方法也是别具一格。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以北约150公里处的尼雅遗址，发掘出两汉时期的墓群，其中出土了数片彩色栽绒地毯残片。地毯由棕红、中黄、浅黄、白等颜色组成彩色条形图案，其栽绒长约20毫米，经、纬线由棕色和原色毛加捻，两股合并而成，边框较多，构图分层次，色泽艳丽，图案规整，颇具当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织毯工具“木手”，这是一种在织毯中用来砸纬线的木耙子，这种木耙与现在织毯工具——铁耙极为相似。1980年，在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的2号东汉墓，出土了四色地毯残片，另一件为八色双面栽绒地毯残片。
在同一时代，位于西域南端，居于唐古拉山南麓群山环抱中的人们，编织和使用着一种叫“溜”的平织毛席。到了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世纪），在日喀则江孜县、山南地区浪卡子县一带，开始盛产一种叫藏被的毛织物。据西藏《南诏德化碑》记载，吐蕃王朝时期，藏区已有毛毯、毛布等纺织品。这里的毛毯即藏被，是一种竖毛集束起绒的毛织物。藏被是西藏栽绒地毯的雏形，织造藏毯所采用的拉杆结扣法是由藏被的编织工艺演进而来，成为藏毯所独有的工艺，并沿用至今。
这时，居住于天山北部的游牧民族为了抵御寒冷开始制作一种称为“毡”的物品。
最早的毡子是将动物脱落的皮毛通过压碾磨擦，使其成为片状黏合物。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当时游牧在今巴尔喀什湖至伊犁一带的乌孙（今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汗王为妻，细君公主在伊犁草原生活三年后留下了一首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描绘出了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住毡房的情景，说明哈萨克族花毡在毡房中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综上所述，距今4000年前，三苗入三危山，把中原的丝绸纺织技术带到了西北地区。三苗融西戎，组成羌人部落，羌人依据丝绸纺织技术发明了毛纺织物，其中也包括毛席。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毛织物（现存青海省博物馆）足以说明，在距今3000年前，散居于青藏高原的羌人已经掌握了毛纺织和染色技术，可以织出几何图案的彩色毛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和几次较大规模的迁徙，使羌人把毛纺织技术传到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各地。新疆栽绒毯诞生于2200年前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西藏栽绒毯虽然产生较晚，但它是吐蕃王朝时期藏族人自己的发明。
三、发展——唐宋时期
唐代时已出现了“毯”字，此后的字典书中作了解释，如宋代陈彭年等重修的《广韵》、丁度撰的《集韵》等。明代洪武年间撰的《正韵》中也解释“毯，音，毛席是也”。这是对毛织毯的泛称。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新疆地区，唐太宗平息突厥叛乱，统一新疆，使新疆社会和经济获得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使跨国贸易更加昌盛，毛毯生产也获得了大发展，同时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深受新疆各少数民族喜爱的毛毯作为实用工艺品传入中原地区，并因其采用中原人民喜爱的传统图案而备受青睐。而中原人民也因地制宜，以蚕丝为原料，学习新疆的织毯技术，织成了丝毯。白居易在诗篇《红线毯》中描写的：“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说明了当时新疆毯在汉族地区的流行。另据史书记载，当时的皇帝及官僚阶层，在其居住之处都要有“施席”和“织成壁衣红氍毹”，这使得新疆毯业发达的于田、轮台、焉耆、疏勒、楼兰、龟兹等地的经济因此得到发展。而且，统治者日益重视织毯业，设立“毯坊使”、“毡坊使”，管理织毯业，在安徽宣城、福建泉州曾建立了大规模的织毯部门。
大约公元7世纪，统治青藏高原地区的是吐蕃王朝。在这一时期，“溜”的发展分为两支：一支向“氆氇”（藏呢）较柔软的毛织物发展；另一支则发展为“尺不戒”，它突破了平织形式，形成了竖毛集束起绒的织物，由于其绒毛长而松软，广泛用作铺盖的被褥，所以又称作“藏被”。藏被的产生标志着西藏栽绒毯的诞生。
四、繁荣——元明清时期
元朝时期，受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统治阶级有铺挂毛毯的习俗，毛毯需求量随之大增。据《元史》记载，政府在工部设“诸司局人匠总管府”，后改为“领五局一库”，专管织毯业，下属有六局，即“收支库、大都毡局、大都染局”等，其中各库司都有专职官员。此时，织毯专业户达6440户，织毯规模、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元明时期，藏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两个生产中心：一个是西藏的汪丹区（今白朗县）逐渐形成了藏毯生产中心。当时织毯艺人以“8”字扣的栽绒毯替代了“U”型扣的藏被，其毛束的密度和牢固度大大增强，并且可以织出多种色彩的几何形图案，人们称这种美丽的藏毯为汪丹仲丝（地毯在藏语中通称“仲丝”）。汪丹仲丝的外观特点是毯面厚重（厚约40毫米以上），四周有长长的毛穗。今天，我们仍可在当时兴建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众多寺院中，看到旧时的汪丹仲丝。
元朝以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织毯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毯。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使生产和使用毯子成为他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蒙古毯主要供给蒙古人自己生活所用，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凡铺设、屏障、庐帐、蒙古包内的装饰均用毯子。蒙古毯主要原料来自蒙古土种羊毛，其特点是弹性强、光泽性好。蒙古手工毯编织技艺也受到宁夏、新疆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新疆织毯匠人马托阿訇于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到宁夏传授织毯技艺，他的邢、唐二位徒弟艺成之后，又应邀到神木、榆林、包头等地传授织毯技艺，后来织毯技术传到归绥（今呼和浩特）。蒙古毯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最初发展是在包头，因此蒙古毯常被称为“包头毯”。清朝年间，包头地毯房有三合和，其后有天厚成、双吉庆、吉庆功、谦益成、同义昌、祥记等20余户。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也很重视织毯业的发展。明朝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孝宗皇帝下令改造龙毯、素毯100多张，工部尚书以原料来源极其不易建议暂停，但孝宗皇帝依然坚持，其喜好程度可见一斑。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由工部所辖，制造库内的帘子、门神二库中专门设毯匠2名，以后又增至9名。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专设讲习所，以便培训织毯工匠，还邀请甘肃的工匠在此传艺，这里成为北京、天津地毯的策源地。清末，清政府农工商部还下令各地设立工艺局，在河北、甘肃、热河、山西、山东以及东北诸省都设立了织毯工厂。此后内地编织的毯子，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商品。
在新疆地区，随着新疆商业的发展，和田、喀什、莎车等毛毯主产地，成为重要的交易中心，之后且末、吐鲁番、乌鲁木齐相继建立了毛毯交易所。到了清朝晚期，莎车、和田、洛浦等地已形成“户户有织机，几代同织毯”的盛况。其中仅和田就有织户1000多家，逐步形成了和田、喀什、莎车三大织毯中心，新疆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在青藏高原，岗巴的岗绒和汪丹的仲丝生产技术传入江孜。到15世纪中期，江孜生产一种叫卡垫的地毯，因其编织工艺先进，图案色彩丰富，备受当地群众喜爱。之后，作为贡品进入朝廷而名声大噪，贵族和寺院纷纷订购，江孜形成了“家家有机梁，人人会织毯”的兴旺景象。当地人民吸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地先进技艺，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改进，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时代感的江孜卡垫，藏毯也在这时期达到成熟。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公元1878年-1933年），西藏毯业达到鼎盛时期，藏毯的生产中心由原来的汪丹地区转移到江孜地区。1904年，亚东和江孜开为商埠以后，英国和印度的商人得以进入该地区，藏毯不仅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向帝王朝贡的贡品之一，还作为西藏的大宗产品远销印度、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从此，江孜卡垫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流通。
另一个藏毯生产中心——青海省的湟中县在明清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是湟中县加牙藏毯的成熟期，距今有300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扩建，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们诵经时的坐垫，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0年），宁夏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杨新春、马得全二人拜其为师。”村民跟随其进一步学习栽绒地毯的编织技艺，使藏毯的编织技艺更加规范化。在随后的百年间，加牙村成为青藏高原著名的藏毯专业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该村建立了织毯职业学校。当时这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从事藏毯生产，全村妇女皆能捻线。
宁夏毯作为少数民族毯的另一支流，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之所以称为“宁夏毯”，是因为其所用原料十分特别。宁夏及附近地区牧养的土种绵羊所产羊毛因其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等特点被称为“宁夏毛”，用其手工编织成的毯子被称为“宁夏毯”。明末清初，阿拉善定远营的建立和藏传佛教寺院在阿拉善大规模兴建，使得宁夏毯作为这些寺院的装饰品和礼佛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毯织造规模的扩大。
清朝末年，宁夏毯开始进入北京、天津、南京、西安等地市场，亦开始出口。一些织毯艺人联合办起了织毯作坊，在工艺上也进行了改进，毯幅增大，经纬道数达到90道和120道。对图案进行了创新，一种是借鉴织锦壁画等艺术，富有中国古典气息的“龙凤呈祥”、“鹿鹤同春”、“丹凤朝阳”等象征吉祥、如意、富贵的图案；另一种是借鉴明代青花瓷的色彩艺术，由深浅不同的三种蓝色组成“白三蓝”图案。当时银川“天主堂”有英国人开办的兴泰洋行，专门收购宁夏毯。由于宁夏毯的驰名，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供奉朝廷的首选贡品，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各藏传佛教寺院纷纷前来购买、订货，京城和各地的王公贵族也争相定购用作礼品和生活用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的宁夏毯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存世数量已很少，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些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尺寸多为3米×6米和2米×3米，绝大多数的年代都在200多年前的清代早、中期，一些是更早的明代中、晚期。目前存世的明清时期的宁夏毯，已成为最具收藏价值的占董毯，受到收藏家的追捧。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曾介绍过一件清乾隆年宁夏地区编织的手工栽绒地毯，图案为红地狮子花卉纹，其主色为木红色，另外还有深蓝、月白、黄、粉、金黄等颜色，边沿装饰莲花纹。这条长228厘米、宽70厘米，并被人为裁断留下了续接织补痕迹的地毯，专家鉴定团估价5万元人民币。若没有缺损的遗憾，它的价格大约为1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