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和县境保存的唐代古城、戍堡等各类遗址众多，其中克孜勒协海尔古城的建筑形制和周邻分布的相关遗迹，以及所曾出土的历史遗物都很有特点，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加以保护。
  一、黄文弼开考古调查之先河
  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曾于1928年9月初来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做考古调查，历经艰苦有古必访，其《考察日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著作，为我们今天的文物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即是当年黄文弼所考察到的一座古城遗址。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1928年9月24日记载：“饭后带三人查看‘克子西耳’，在此地之南约五六里地（克子尔庄）。4点50分向南出发，走白泥滩中大道。5点40分即抵旧城。为二城相连，迤北之城，周250步。北有土墩3，中高大，为红土所筑，中有一沙窝，城墙高数尺。隔数步，又有一城，较大，周500步，青草丛生，城墙略高，审视无他物，瓦片为红色，与大望库木同，疑亦为唐代之城。余绘一形势图，归已7时矣。”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曾载：“九月二十四日由伯勒克斯（庄）出发，庄南有一古城名克子尔沁（附图拾壹，1），两城相连，迤北一城周三百三十米。有墙基，高约二米不等，红土所筑。北有土墩三。此城南又有一城毗连，相隔不过十余步，稍大，周约六百米。满生青草，墙基稍高，除散布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从上述黄文弼先生的记载中可得知克孜勒协海尔城是由南、北两座土城组合的遗址，疑为唐代之城，北城墙周长约330米，南城墙周长约600米，但是所绘平面图失误甚多。
  二、我们的调查与发现
  20世纪80年代起，笔者和同事及县文化馆的同志曾几次到此调查。岁月流逝，沧桑巨变，古城曾有“克子西耳”、“克子尔沁”、“克孜里下城”到今日的“克孜勒协海尔”古城的标准称谓。如今的遗址四周均被农田、道路、林带和水渠所蚕食和包围。南北相依的两座古城东侧有条南北流向的水渠和通往大尤都斯乡（玉奇喀特乡）的大道，水渠和道路穿过城址的东部，其南城的东城墙均置于道路和林带之外。
  南城址：基本上呈正方形，边长161×151米。城址的西北角有向外斜向伸出的垛墙，按此类古城的另外三个角也应有斜向伸出的垛墙，其古城的形状应该呈“◇”状。南城现只有西墙垣保存较好，北墙一段还保存有距现地表2～4米高的城墙基。东、南墙垣仅存有低矮的墙基痕，并被利用为现在农田的田埂。从目前保存的墙垣较好的两墙垣来看，现长约161米，靠南的3米墙垣已破坏。北墙垣保存长约80米。现墙垣最高约6米，上宽约3米，基部宽约5米，横剖面呈梯形。墙垣外观可以观察到有三个马面，均长7～7.5米、宽7～7.5米、高6米。西墙垣与北墙垣衔接处有一向外斜向伸出的垛墙，长9米、基宽6米、上宽3米、高约6米。
  从保存较好的西墙垣观察，墙垣为夯筑，夯层之间保存有夯洞，一层层、一排排的夯洞清晰可见，有些夯洞现已成为鸟巢。每排夯洞的间距为57厘米左右，洞径为3.5～15厘米之间，夯洞为东西向。夯洞层与层的距离不等。夯层厚度在11～19厘米之间，夯土很硬。
  南墙垣与东墙垣现仅存一部分低矮的墙基，大部分墙垣已被开辟为农田。北墙垣保存情况较东、南墙垣要稍好一些。墙垣长约151米、高约2.4米、宽约4米。北墙垣西段保存有一个马面，长7米、宽7米、高3米。在北墙垣的近中部地段的基部和现地表齐平的地方，发现一个圆形的呈南北走向的洞穴，洞穴四周散露有被老乡挖出并打碎的许多夹沙红陶片。其次，在北部墙垣的下部见有土坯，土坯长度不明，宽15厘米、厚8厘米。
  北城址：北城与南城间隔约115米。城址呈方形，东西墙垣长约100米，南北长约97米。现仅存2～6米高的墙垣。墙垣上长有甘草、芦苇、骆驼刺等植物。大部分墙垣高约2米。墙垣为夯筑，因坍塌堆积，夯层情况不明。古城北墙垣外，中段有一缺口，宽约10米，缺口外为一向北突出的梯形状瓮城遗迹。瓮城外墙垣东西墙边长30米，北墙现为一土台，高约1米，长约15米。瓮城内东西长约19米、南北宽约7米。城内已开辟为农田，在沟渠内散见陶片。陶器形为罐、缸之类，皆为夹沙的红陶、红褐陶、灰陶和少量的带绿釉的红陶，以及残铜钱、铜器等。
  随着古城内外开辟为农田之后不断有文物出土，如1983年8月县文管所收藏的三耳釉陶罐、大陶瓮，1978年收藏的铜肖像形花押（人骑毛驴），1989年10月的自治区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两件陶水管等文物，对古城的时代、定性定位等研究都是重要的实物例证。
  三、陶水管的相关问题
  陶水管出土于南城内的北城墙中段墙基底部，曾被老乡挖出后打碎而弃之。粘接完整的陶水管有两件。一长一短的形制和作用不同，可分二式：
  Ⅰ式：夹沙红陶，表面饰土黄色陶衣，泥条盘筑成型加工，呈圆柱状，两端有子母接口，长72厘米，直径20厘米，壁厚1～3厘米。
  Ⅱ式：夹沙红陶，表面饰土黄色陶衣，泥条盘筑成型加工，呈短柱状，两端亦有子母接口，长20.8厘米，壁厚1～3厘米，短径约
  15.2厘米，长径约19.2厘米。
  根据两节陶管形体特点比较研究，这是一套管的两件，长形的为管子，短形的为两长水管相通的接头，即称之“管箍”。两种陶管均为一端径大，另一端径小。如将各节陶水管连接在一起组成排水管道时即将长陶管的小头插入短陶管的大头内（管箍），短陶管的小头再插入长陶管的大头，依此类推的连接方法。这种组合的陶制排水管道的发现，对于提升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在新和县唐代古城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实物例证，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遗憾的是这两件文物至今各分东西，长陶管留在了库车博物馆，而短的陶管箍却为地区博物馆收藏。
  新疆古城建筑中发现地下有陶水管遗物的尚有先例：一个是库车县的皮朗古城。1972年和1986年都曾在皮朗古城遗址内出土过陶水道管，为唐代遗物，残长34.5厘米、直径15厘米。夹沙红陶，表面饰土黄色陶衣，泥条盘筑工艺，呈圆柱形，一端口部束唇作榫，管道串联时榫口结合明显进步，是专用地下的排水或输水管道。另一个发现地点是吐鲁番的高昌故城，1986年曾出土两节陶管。其中86TG∶1，长47.5厘米，前端口径13.5厘米，后端口径16厘米，前端壁厚0.8厘米，后端壁厚2.5厘米。其形如烟囱，后端粗，前端细，腹部略鼓。泥条盘筑成型，由后端开始，泥条凸棱明显。后端制作粗糙厚重，在表面随意按捺一些凹坑，前端制作细致轻薄，直口圆唇，为泥质灰陶。86TG∶长40.5厘米，后2，前端口径11.5厘米，端口径16.5厘米，前端壁厚0.8厘米，后端壁厚1.6厘米。其形制特征同前，两件均出土于高昌城东北部附廓约200米处的一夯筑的方形土台基的殿堂遗址内，属高昌国中叶以后的遗物。依陶管形体特征并结合出土情况分析，这两节陶水管，很可能是供排除污水使用的，用法犹如现在建筑物上的排水斗，对台基起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的新和县克孜勒协海尔古城的唐代排水陶管规格均比库车皮朗城和高昌城的长度及口径的尺寸要大得多，而且有串联陶管的管箍（接头），其形制的粗大特征，以及出土情况的综合分析，其形制和用途很可能是一节节串联起来，铺设在地下的供水或排水的陶管道。而高昌城发现的两节陶水管则是殿堂建筑物上的排水设施，其目的和作用是对台基起保护作用。而库车皮朗古城所发现的残陶水管，因形体特征不完整，且出土情况不明很难做出用途和作用的判断，有待新的陶水管的发现。不言而喻，克孜勒协海尔古城能和高昌故城、库车皮朗古城都发现了排水或供水的陶水管建筑构件，给人以深深的历史悬念。
  四、三耳绿釉陶罐及相关问题
  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出土的三耳绿釉陶罐，1996年国家文物局委派国家级的专家组来新疆做一级文物鉴定，当时专家组将三耳绿釉陶罐定为一级文物，称为“波斯绿釉陶盘口瓶”。
  三耳绿釉陶罐的时代，造型、贴塑的装饰、玻璃釉色工艺等堪为上品，定为一级文物当之无愧。但是，“波斯釉”和“盘口瓶”的定性称谓仍值商榷。事后我曾请教过专家组中的张朋川馆长（甘肃省博物馆），询问“波斯釉”的来龙去脉的相关问题，他们也解释不清楚。其次，“盘口瓶”的叫法也不妥当。观察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出土的这件三耳绿釉陶罐的口沿部位为敞开式的喇叭口形状，沿内并没有一圈规范的“盘口”。所谓的盘口应类似今天仍生产的“泡菜坛子”式的口沿。类似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出土的这件三耳绿釉陶罐造型器物，曾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焉耆盆地多有发现。有素面的，也有施深绿、蓝绿，或绿中泛黄的黄绿色釉的。有刻划、贴塑或模压和贴塑相结合的装饰纹样，均位于陶罐的肩至上腹部位置。陶罐上的三个把手有呈条带状的、圆柱状的，三个把手的装饰纹样有素面的，刻划纹样的，或捏塑动物的兽头等装饰。然而，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以三耳绿釉陶罐为代表的低温色釉的陶土制品却都出自于龟兹地区的遗址中，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的视野。
  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出土的三耳绿釉陶罐，喇叭口、高束颈、溜肩、鼓腹、小平底，三耳自沿部通达肩上，通高42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5厘米。在装饰上采用了堆贴图案的技法，亦即由浅浮雕式的葡萄叶和人面装饰纹组合的方连图案，堆贴在肩腹部。表面挂的绿中透黄的绿釉色彩与堆贴的装饰图案浑然一体。其绿色玻璃釉色泽绚丽，造型精美，代表了唐代龟兹低温釉陶自身格调和时代特征。绿釉陶的制品在新和县境内的唐代遗址中普遍均有发现，如来合曼戍堡出土的细砂泥质绿釉陶猪、釉陶狗、绿釉陶羊等动物小摆件，形象生动。托帕墩古城出土的三耳绿釉陶罐，细砂红陶，通高7厘米、口径和底径均2.3厘米。通古斯巴什古城、托克拉克艾肯千佛洞，夏合吐尔、吐孜吐尔、吐尔拉、且热克协海尔等遗址都发现一些绿色釉的陶器制品残片。
  低温绿釉陶器制品，建筑装饰和摆件等在邻近各县也有发现。如库车县博物馆收藏的三耳釉陶罐，敞口、直颈、溜肩、鼓腹、小平底，三耳自沿部通达肩上，细砂红陶，表面饰通体的绿色玻璃质的釉。其通高15.1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4.5厘米。绿釉陶灯，泥质红陶，表面挂绿色玻璃釉。灯具造型新颖，灯壁作莲瓣纹，条带状的横把柄，平底。高4.5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4厘米。我们在库车县境文物考古调查中发现唐王城、库木吐拉遗址、玉奇吐尔戍堡、苏巴什佛寺、博其罕那佛寺等遗址中都有深绿色、翠绿色、蓝色、黄绿色釉的釉陶罐、釉陶杯、釉陶钵和釉陶方砖等。
  1980～1981年，笔者和同事在轮台县做考古调查，曾在拉伊苏清理了一座曾被扰乱过的唐代洞室墓，出土的5件陶器中就有3件低温绿釉陶器。三耳绿釉陶罐一件，细砂红陶，轮制、喇叭口、卷唇、高束颈、溜肩、小平底，三耳自口沿通达肩部。表面饰深绿色玻璃釉，口沿上并饰乳钉状釉斑。通高16.5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6.5厘米。釉陶碗一件，细砂红陶，轮制、敞口、小圈足，表面饰绿色玻璃釉，通高5.5厘米、口径9.5厘米、底足径3.9厘米。釉陶壶一件，细砂红陶，轮制、敞口、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表面饰绿色玻璃釉。同时，唐代的拉伊苏烽戍、乌垒州城、阿克墩戍堡也发现一些绿釉陶器残片。
  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寺遗址曾出土了丰富的低温绿釉制品。主要有釉陶罐、釉陶钵、釉陶碗、釉陶杯、釉陶豆、釉陶盘、釉陶香炉等，均为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1977年修建通往克孜尔石窟的土路工程中，在克孜尔墓葬区内出土一件三耳绿釉陶罐，盘口、高颈、溜肩、斜腹、小平底。通高16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6厘米。三耳自沿通达肩部，绿色釉斑驳。1989至1990年，克孜尔石窟西区的维修保护工程中清理出两件三耳绿釉陶罐。编号K89-6F∶13，三耳绿釉陶罐，泥质红陶，敞口、短颈、溜肩、鼓腹、小平底。通高3.4厘米、口径2厘米、底径1.4厘米。其玻璃质绿釉斑驳，杂有气泡。另一件编号K90-23，形制同上，通高7.6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2.2厘米。单耳绿釉杯一件，泥质红陶，模制。敞口、尖唇、弧形腹、平底。腹至器底部有一平头柱状的单耳，耳部呈梯形状。杯的腹内壁有模制呈凸起的纹饰，主体图案为莲花、叶蔓和联珠纹。通高4.2厘米、口径12.5厘米、底径12.5厘米。绿釉陶豆一件，细砂红陶，手制。豆柄部残缺，侈口、平沿、弧腹、高圈足，已残。豆腹外壁饰以附加卷草纹和连续的变形S纹。通体饰深绿色釉彩，釉彩与附加卷草纹饰浑然一体。口径12厘米。绿釉陶香炉一件，细砂红陶陶，轮制。香炉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外部型为敞口、平岩、直斜腹，呈斗形，小平底。通高26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12厘米。内部形状为侈口，径9厘米，方唇略卷，外饰一周凹入的弦纹。短束颈、溜肩、鼓腹、腹部均匀分布有5个椭圆形熏孔，孔径5～6厘米，内部表面饰土黄色陶衣不挂绿釉。除上述以外，克孜尔石窟群发现最多者为绿釉陶钵和绿釉方砖的残块，均为泥质和细砂沙红陶，表面挂厚薄不同的深绿色或浅绿色釉彩，釉层内含有小气泡，新出土时釉色晶莹光泽。
  从已知釉陶的类型划分，除作为铺地装饰的琉璃砖属建筑材料之外，其余皆为罐、盆、壶、碗、钵、豆之类的实用生活器皿和摆饰物品。其制作工艺有手制、轮制和模制，均以陶土作胎，普遍施以绿色的玻璃釉。装饰纹样有刻划、堆贴和模制的几何纹、莲花、卷枝（忍冬）、葡萄叶和人面图案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类型的釉陶器皿中出现一些显然是中原汉文化饮食习俗的生活器具，如圈足的釉陶碗、釉陶豆、釉陶盆和釉陶甑（篦子、蒸锅）等，这些新型的汉化类型的釉陶制品的出现，深刻地反映出唐代龟兹饮食习俗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构成了龟兹釉陶具有造型古朴实用的自身特点。
  五、龟兹低温色釉的初步分析
  我国陶器工艺美术史表明，颜色釉陶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颜色釉陶又可分为高温色釉和低温色釉两大类。其中高温色釉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殷周时期。最早发现的高温色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以氧化钙为熔剂的青釉。而低温色釉的出现要比青釉晚的多，其釉是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故有“铅釉”之称。其胎质为普通陶土，胎多为红色，常施深绿、翠绿、茶黄、赭黄、粟黄、蓝等色铅釉，烧成温度在700～900度左右。低温色釉陶表面平整光滑、釉层清澈、光泽强、色彩丰富。但是硬度较低，易出现划痕，其化学稳定性也较差。汉代已相当普遍出现低温色釉工艺，但质料不纯。经南北朝和隋的发展，低温色釉工艺取得了卓越成就，出现了高质量的“琉璃工艺品”和“唐三彩”。
  唐代龟兹低温色釉陶的釉色观察，主要是一种单色釉陶。釉色以绿色、翠绿色为主，少数为蓝色釉或黄绿色釉。为了分析龟兹低温色釉的化学成分，我们选择了部分遗址中的残破标本做了定性、定量的化学分析。各类标本观察分析表明：龟兹低温色釉的特点，主要是单色的绿釉。其熔剂和着色剂的化学组成分析，色釉的主要着色至少是铜和铁。该釉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就其化学组成而言，应属于我国传统的PbO-Si02二元系统。从其低温釉陶的制造工艺观察，其工艺显然是受到中原地区传统的绿色铅釉制陶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具有自身传统文化的特点，表现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
  含铅矿物是地球上一种分布甚广的矿物，我国很早就已掌握了铅的冶炼技术。据考古发现，殷商时就已出现铅的冶炼，曾出土有铅卤、铅爵、铅觚等器皿。据已有的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即是以铅（方铅矿、白铅矿）为主要助熔剂的铅玻璃。我国劳动人民在冶炼和使用铅金属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这种铅玻璃物质的形成规律及其性质的认识，并使用到陶器的制作生产中，这就导致铅釉的出现。铅质的低温色釉有着自身的特点，如釉面光泽强，表面平整光滑，有玻璃质感。但其硬度比较低，化学稳定性差，易受水分和大气中碳酸气一类气体的侵蚀等。但在铅釉中加入少量含铜、含铁、含钴的矿物煅烧后，便会出现绿、黄、蓝色调的低温色釉，使陶器表面平整光泽，便于拭洗，成为新型的既美观又耐用的生活器具。
  六、龟兹低温釉陶产生的历史背景
  考古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所出土的低温色釉陶系列产品中，是以三彩釉陶器和各类俑的出土而著名于世。为什么唐代能够出现这类雍容华贵、色彩清新、造型生动的低温釉陶制品？这是有着极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前提的。“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两汉以来，其盛世当推唐代。尤其是天宝年间的唐王朝，国内政治空前统一，经济繁荣使得李氏王朝有足够的力量实行经济文化的开放政策。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足够的“吞吐”能量，对外来文化进行兼收并蓄的吸收和融会，使传入的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科技都能作为养料吸收到自己的体内，推陈出新，并成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低温釉陶新科技产品的出现，亦即三彩釉陶的产生，是在我国传统的铅釉陶、铅玻璃等生产实践积累之下，吸收并融汇了古代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和化学知识，并有抉择地损益取舍，使传统的低温釉陶工艺产品在唐代达到炉火纯青，取得卓越成就。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所生产的唐三彩陶器，在陆路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西亚地区都有出土。如伊朗内沙尔布和德黑兰，伊拉克的巴格达，叙利亚的腊卡和阿勒颇以及中亚的撒马尔罕等。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新疆考古发现的低温釉陶主要在龟兹，这是耐人深思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还要考察和研究龟兹低温釉陶的重要原因。深入研究龟兹低温釉陶，对于丰富我国的玻璃制造史，以及研究东西文化科技交流的轨迹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龟兹是新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城邦大国，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河流域，“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其中心在今库车、新和等县。史籍所载，龟兹盛产煤、铁、铜、锡、铅、金，公元前2世纪即能冶铸。4世纪时，其铁器的生产就能“恒充三十六国”之用，5世纪之时，已开用煤记载之先河。近年的考古资料则证明，龟兹在先秦时期已有相当辉煌的青铜文化。早自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年至前87年）起，龟兹就与内地政权有了直接交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交往始终未曾中断。汉唐两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设置在龟兹决非偶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质资源，众多的人口，以及适当丝路贸易的重镇，极大地促进了龟兹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出灿烂的龟兹物质文明。如4世纪时，素享盛誉的龟兹佛教艺术和龟兹乐舞已脱颖而出；5世纪已产生本土的文字；6～7世纪之际又出现具有自身特点的地方铸币。不言而喻，上述所列举的龟兹文化的内涵，丰富了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我国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唐代西北边政史的宏观考察，龟兹为当时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焉耆）四镇，其辖地“西尽波斯”。大量的中原士兵在龟兹驻防、屯田、屯牧、开矿等经营建设，推动了龟兹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西丝路贸易的畅通。内地汉族士兵、工匠移驻龟兹，促进了汉民族和西部边陲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唐代的低温釉陶工艺能在龟兹产生，正是内地先进的生产科技在祖国西北边陲开花结果的缩影。龟兹低温釉陶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龟兹低温色釉陶器制品，其色釉的主要着色素是铜和铁；就其化学组成而言，应属于我国传统的PbO-SiO2二元系统；其生产工艺，明显是受到唐代中原地区传统低温釉陶工艺的影响。
  七、结语
  克孜勒协海古城内出土的地下排水或供水的陶水管和三耳绿釉陶罐等高等级文物已引起学者关注的目光。目前，该城遗址自身文化的面貌和内涵仍不十分清楚，如究竟是相近的两座城址，还是同属于一座古城址内的建筑形制？古城周邻的原野中分布的唐代古城、戍堡、烽燧、居住遗址和遗迹数量众多，迄今为止，田野考古的调查基础十分薄弱，很难就克孜勒协海古城的定性和定位等相关问题提出探讨性的结论。
  笔者从这一地区唐代古城考古调查的感知，并结合唐代史籍文献提出如下认识，以作抛砖引玉。
  轮台、库车、新和、沙雅、拜城等五县之地，曾是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治的重心地区，在这一地区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唐代古城中，建筑较大规模者只有五座。其中首先就是龟兹城，遗址位于今库车镇的新城与老城之间，俗称“皮朗古城”或“麻扎布坦古城”。初唐的玄奘曾记载：“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于此后，该城又在原基础上曾做过改建和扩建，黄文弼的《龟兹城的查勘》一文中，认为龟兹城的周长为7公里左右。1989年，我们调查认为龟兹国城的周长约6600米左右。其次，占地面积排行第二者，即是新和县克孜勒协海尔的南北两城，其周长加在一起约1018米，第三位是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长约960米，第四位是库车县的唐王城，周长约840米，第五位是轮台县的阔那协海尔古城，周长约700米。龟兹唐代古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目前学者普遍认可库车县的皮朗古城就是安西大都护府的府治城，轮台县的阔那协海尔古城为唐龟兹乌垒州的治所，库车县唐王城与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则是唐安西驻屯的中心城址。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所载安西大都护所统四镇条中曾记有“龟兹都督府，本龟兹国……领蕃州之九。”然而《旧唐书》中缺载九州的名字。《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七》所载四镇都督府条中记“龟兹都督府，领州九。”在同书“河西内属”十二个胡州中搜捡出有龟兹都督府所属的乌垒州、和（姑）墨州、温府（宿）州、蔚头州。这四州均为汉魏时龟兹属国，即汉魏的乌垒国（今轮台）、姑墨国（今温宿和阿克苏之地）、温宿国（今乌什、阿合奇之地）、蔚头国（今巴楚、图木舒克之地）。但是，《新唐书》记载中所剩的遍城州、耀建州、寅度州、猪拨州、达满洲、蒲顺州、郢及满州、乞乍州中是否包含着龟兹所失载的五州？目前仍是一个历史的悬案。汉时龟兹王国疆域范围大体包括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四县之地，唐代移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国城后，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地广和胡汉杂居等变化情况，新旧两唐书所失载的五个州的设置可能就分布在上述四县之地，而这种推测同这四县都发现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唐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状况是相符合的。而克孜勒协海尔古城的建筑形制和规模，以及所发现的排水或供水的地下陶水管道等综合因素表明，古城很有可能就是两唐书所失载的五个州城之一。这一判断正确与否，有待于今后新的考古发现所印证。
  注释：
  ①黄文弼，黄烈.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75
  ②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21.
  ③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4）36～37.
  ④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刘松柏：.龟兹二体钱的发现及其认识.中国钱币.1987.
  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4）.36～38.
  ⑥柳洪亮.古代高昌城市建设中使用的陶管道.新疆文物，1991（3）.36～37.
  ⑦新疆文物局、自治区博物馆等主编.乌鲁木齐：新疆文物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217.
  ⑧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4）∶1048.
  张平.新疆文物.2003（1）∶28.
  ⑨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2）∶1.
  ⑩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2）∶1.
  ⑪自治区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3）.6～3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克孜尔石窟库前清理报告新疆文物.1992（3）.17～58.
  ⑫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8）∶1.余谱保，余家栋.颜色釉的产生与发展.景德镇陶瓷，1984.
  ⑬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唐三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杨正兴.唐三彩的造型工艺.咸阳文物考古丛刊，1982.
  ⑭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城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⑮宋龙华.伊拉克共和国古代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苏」米·谢·伊凡，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伊朗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⑯张平.汉龟二体五铢钱及其有关问题.中国钱币，1987（1）.
  龟兹、铜钱范的发现及其研究.新疆钱币通讯，1993（36）.
  ⑰同②.
  ⑱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⑲黄文弼.龟兹城的勘查.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55.
  ⑳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4）22.
  ㉑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4）36.
  ㉒张平.新和通古孜巴西古城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3.37～43.
  ㉓张平.库车唐王城调查.新疆文物，2003（1）∶28～35.
  ㉔张平.龟兹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驻屯史迹.新疆文物，2006（3～4）：35～48.
  唐乌垒州及其有关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90（2）.
  ㉕旧唐书卷四·志第二十·地理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148.
  ㉖新唐书卷四十·第三十三·地理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1134～1135.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陇右道西部”.北京：中华地图出版社，1975.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