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塔里木”一词因“塔里木河”和“塔里木盆地”而为世人所熟知，然而，有关该词的语源和语义却鲜有人论及①。本文拟抛砖引玉，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己之见，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
  一、语源和语义
  “塔里木”是汉语对tarm一词的音译。该词最早见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②，共收录有4个词条，分别释为：
  tarm——专用于特勤、王子、作为阿夫拉西雅甫（sjap）后代的小姐以及其诸代后裔们的一个词。除可汗诸子外，其他人无论品级多高此词也不能用于他们。作为汗王后代的夫人、小姐们的称，号则使用altuntarm（黄金塔里木）一词。（M1.514）
  tarm——流入湖泊和沙漠的河川支流。（MI.514）tarm——塔里木。位于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为龟兹（kuta）之地附近的一个地方。该地也被称作“玉斯迷·塔里木”（ysmitarm）。在那里流淌的一条河流也被称作塔里木（tarm）。（MI.514）
  ysmi——玉斯迷·塔里木（ysmitarm）。一条由伊斯兰国家流向回鹘国的大河。这条河便是在那里没入沙漠的。（MI.175～176）
  由上可看出，该词曾是用于指称回鹘可汗子女的尊号③，并用作地名和河名。阿夫拉西雅甫在《词典》中被称作是乌古斯部族的始祖，并称今新疆及中亚地区的许多古代城堡都是其人建造的。关于阿夫拉西雅甫，学者们多认为属杜撰的传说人物。笔者则认为当确有其人，亦即西汉武帝时期的乌孙首领猎骄靡，只不过后人将诸多历史人物（如牟羽可汗）的事迹均集中在其一人身上，且赋予了许多神话色彩罢了。在波斯人菲尔多西所撰的《王纪》中，称南方农耕地区的波斯人为伊朗（ran）人，称北方草原地区的乌古斯突厥人为土兰（turan）人，称阿夫拉西雅甫为土兰人的首领。
  这部拜火教文献于8～11世纪用中世纪波斯语写成，其中许多资料都直接源于《阿维斯陀》。后书则是有关公元前2世纪至10世纪波斯语诸部的起源、传说、神话和教规的汇集，保留了许多有关公元前2世纪时伊朗人与以阿夫拉西雅甫为首的土兰人之间战争的内容④。其中记述了Sawu奉其父——波斯王（Qaj-Qawus）之命，征讨在质浑河（阿姆河）一带边境骚扰的土兰人，迫使其后撤：“Afrasjab丢弃了一切，丢弃了王位和土地，丢弃了石国、粟特、康国、安国和白水城，他没有寻找什么借口和妙计，带着卫队朝Qa疾驰而去”⑤。Sawu的大军一直追击到其首府——位于锡尔河r中游东北方的Qa《词典》中也有相关记载，称“阿夫拉西雅甫的女儿——喀孜的丈夫sjawu便是在此地（指离布哈拉很近的mεrw城，亦称dizrujin“铜城”——引译者）被杀害的。祆教徒们每年有一天要来到这里，在sjawu死去的地方哭泣、宰牲，将血洒在他的陵墓上。这种做法已成了他们的习俗”（MⅢ.205）。《词典》将该词同阿夫拉西雅甫及回鹘人相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tarm都应是地道的突厥语词。
  值得注意的是，塔里木河早在后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2中便有记载，称之为“南河”。此名应是根据水系方位确定的名称，与之相对，称流经“龟兹国南”的河为“北河”。该书记称：
  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隄。索劢声曰：“王尊建节，河隄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
  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
  文中虽有“横断注滨河”之谓，但应作“横断注入罗布泊之河”解，而非其专名。此后，在唐初令狐德棻（583～666年）等编撰的《周书·龟兹传》及唐初李延寿编撰的《北史·龟兹传》中称之为“计戍水”。可见自西汉以迄唐初，尚无“塔里木河”之名。通常认为，后来见于《元史》的“曲先塔林”为突厥语kysεntarm的音译。“曲先”或作“苦先”，指龟兹（今库车）⑥；“塔林”为tarm的音译，即“塔里木”。《元史·世祖本纪》有“曲先塔林合刺鲁”之谓，《元史·成宗本纪》有“元贞元年（1296年）春正月……壬申，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之说。“合刺鲁”即“葛逻禄”（qarluq），龟兹地区正是葛逻禄人的居地。也即是说，“塔林”应是迄今所知tarm一词最早的汉译名称。《元史》将“曲先”、“塔林”并称，意味着“塔林”即“塔里木”应是地名，昭示着该地名当出现于唐初以后至元代以前。关于“塔里木”的语源、语义，《西域水道记》卷2有载。其文称：
  又东，为塔里木河。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菹泽，商贩经行，所不能到。既迳沙雅尔城，又迳沙山南，折而北，地曰塔里木，西北距沙雅尔城二百许里。准语、回语谓可耕之地曰塔里木，言滨河居人以畊为业也。河北岸置卡伦，筑土为台，高二丈许，上设毡帐凉棚，作了望所。河迳卡伦东，复折而趋，水宽五十余丈，是河名所由来矣⑦。（一作塔里母河，又作特里木，铁里木，皆音转也。）
  称其“地曰塔里木”，正与《词典》的解释相合，但称其语义为“可耕之地”却未必可信。至今，维吾尔民间也有类似的说法。tarm一词应由动词词根tar-附加名词构词词缀-m构成，或动词词根tar-附加名词构词词缀-m构成。tar-的语义为“解散，驱散”（MⅢ.250）ta-的语义为“耕种，播种”（MⅢ1.358）。按前一义项，应与用作可汗子，女尊号的tarm相关；而按后一义项，又当与“耕种，播种”相关。那么，该词究竟是由tar-派生的，还是由tar-派生的呢？
  现代维吾尔语称“黍，小米”为terq（tart）称名词性的“耕种，播种”为term（=terlu）称“耕种者，播种者”为，termt或ter—qt（tar□），称“耕作”为，terqtlq，称“使人耕种，让人播种”为tert-，第一音节中的元音均已弱化为e。若谓tarm与“耕种，播种”义的tar-相
  关，则亦当作term。可引以为据的是，至今疏附县和伽师县仍各有一个乡的名称为term（铁日木；铁里木），于田县达利雅布依（dεrijaboj，河畔）乡也有一个村称作此名。通常认为这三个地名正与“耕种，播种”相关。据此可断定，作为地名和河名的tarm与“耕种，播种”义的tar-无涉，而应与指称回鹘可汗子女尊号的tarm相关。
  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本是印欧人种居民的栖息地，这已为大量的史籍和考古发现所证实。古代纯正的突厥语族群属于蒙古人种，作为突厥语词的tarm用作地名和河名，当与突厥语族群进驻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密切相关。也即是说，用于可汗子女尊号的tarm应为该词的本义，要早于用作地名和河名的tarm。
  二、始用时间和相关历史
  突厥语族群大规模徙居塔里木盆地的事件，最早发生在9世纪20年代初。在此之前，天山地区自“北庭之战”后已为回鹘所控。《唐会要》卷98称，回鹘于贞元七年（791年）九月“败吐蕃于北庭，使献捷”，《旧唐书·回纥传》作“（贞元）七年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新唐书·回鹘传》作“是岁（贞元七年），回鹘击吐蕃、葛禄于北庭，胜之，且献俘”。撰写于贞元十一年（795年）四月或当年稍后时间的敦煌文献S.6551v《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后文简称《讲经文》）对这场持久战争的初期阶段亦有所反映⑧，《九姓回鹘可汗碑》（后文简称《九姓碑》）汉文部分第11行末以下对回鹘经略天山地区的记载更是详备。其文称：
  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卅余万。彼可汗（即怀信可汗，795～805年在位——引者）（下阙）/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殂落。牛马谷量，仗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复葛禄与吐蕃连入寇，跌跌偏师，于匀曷户对敌，智谋弘远。□□□□□□□□□□□□□□/□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食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遂□□□□媚碛⑨，凡诸行人，及于畜产。崩后，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年在位——引者）嗣位。/□□胄（有？）遗弃。复（后？）吐蕃大军围攻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⑩。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崩后，登里罗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即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引者）继承□□/□□□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⑪。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珍珠河⑫，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⑬。□□□□□□□□□□□□□□□□□□□□□/□□
  □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自兹己降，王自朝觐，进贡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崩后，登里罗羽录没蜜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即崇德可汗，821～825年在位——引者）/继承□□□军，将供奉官，并皆亲睹。至于贼境，长駈（驱）横入，自将数骑，发号施令，取其必胜。勍敌毕摧，追奔逐北，直至大败，杀万人有余（下阙）/□□□□□攻伐葛禄、吐蕃，搴旗斩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克（俘？）获人民及其畜产。叶护为不受教令，离其土壤（下阙）/□□□□□□□九姓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惠叶护为主⑭，又十箭三姓突骑施/□□□□□□□□□寺宇令僧徒宽泰，听士安乐。自开法来门，□阇名未曾降伏（下阙）/□□□□□□□□□□中□□□□□□世□□中，外国□□□，委付□□里。/□□□□□□□□□□□□□□
  □□□□武定祸（下阙）⑮
  由碑文所记可看出，怀信可汗、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和保义可汗在位时，都曾亲统大军反击葛逻禄和吐蕃的进犯，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问题，暗示着塔里木盆地西南缘、西缘及北缘地区仍为吐蕃所控。故而，至崇德可汗时，回鹘为绝后患，保证西域地区的稳定，待第四次征讨后，放逐了“不受教令”的原葛逻禄叶护，并册命真珠智惠为“归顺葛禄”之叶护。
  据《世界境域志》（以下简称《境域志》）第11、13、15章记载，在于阗与喀什噶尔之间，喀什噶尔、阿图什至库车河一线，亦即吐蕃之西境、西北境与葛逻禄、样磨的交界地区，分布有许多九姓古斯人。喀什噶尔至于阗一带“过去都属中国，但现在为吐蕃人所据有。在这些地方有很多九姓古斯人”。所谓“过去都属中国”，是指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所领辖。葛逻禄的国王为葛逻禄人，但却“代表九姓古斯人”，其居民亦“忠于九姓古斯人”；样磨国的国王“与九姓古斯人的国王同族”。⑯
  这些九姓古斯人的居地恰好位于吐蕃与葛逻禄、样磨诸部交界的地区，即处在二者的中间地带。《境域志》虽撰写于“先知（祈主赐福于他）迁徙后第372年（公元982年）”，但其资料却“取自先辈们的著作和圣人们的回忆录”⑰。上引材料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史实。
  有关这一带的“九姓古斯人”，今人多据《宋史·回鹘传》“初，回鹘西奔，族种散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焉”之说，认定是840年（或稍后）徙居该地的。由《境域志》的记载来看，这些九姓古斯人显然在回鹘西迁之前便已徙居当地。王治来先生也认为：“作者所说的情况，在时间上也是比较早的，应在公元840年以前。而当时该地区已经有了九姓古斯人了⑱。”撰写于970年秋（或稍后）的敦煌文献P.4065《表文三》也曾提到过喀什噶尔至于阗一带的回鹘人⑲。
  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敦煌文书P.Ch.2998v和P.Ouigour2号文献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献中仅有的两份与于阗有关的回鹘文文献。这两份文献便出自当地的回鹘人之手。P.Ch.2998v共18行回鹘文字。前9行记述的是于阗国使臣赴沙州请婚之事，后9行是6则谚语。文书撰写于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⑳。P.Ouigour2号文献是一封自于阗发出的回鹘文信函（可能是寄往沙.州），是处理一位在于阗去世的商人财产的文书。该商人死于jlnjetintaj-dajttijegirmi-dε（狗年七月十七日）。文书还提到另一个时间tobetnjlntund3orājn（土猴年秋季第一个月，＝土猴年七月），采用的是“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其中的tunor（秋季第一个月）为突厥语对印欧语于阗方言词tumāra的音译，意味着文书撰写者的语言曾受到印欧语于阗方言的影响；t。为汉语“土”字的音译，又意味着文书撰写者的语言曾受到汉语的影响；jln（年）、ājn（月）为典型的突厥语“n方言”形式，意味着当出自突厥化了的印欧人之手。巴赞将后者定为948年㉑，并为哈密顿㉒和森安孝夫㉓所接受。另在撰写于这一时期的P.2892v于阗语文书第157～185行还保留了一份“突厥—于阗双语词汇表”。突厥语均用婆罗谜字母拼写，内容涉及射箭术和身体各部位的名词，似为学突厥语者所书㉔。上述文献的内容表明，这些回鹘人在于阗国驱逐吐蕃的斗争中应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或正为此，回鹘人才在于阗国有着显要的政治地位，能够出现在于阗国王李圣天的请婚使团中。各类文献正可互相补充、印证。
  此外，P.2958号于阗语文书称于阗国王为allunqan/alattunahana（金汗），P.2790号于阗语文书称于阗国王为ysarnaiha∶n（金汗）；于阗国王的皇后和女儿在敦煌文献及莫高窟、榆林窟供养人榜题中称为“天公主”。众所周知，“汗”（qan，ha∶n）、“天公主”是突厥语族群的称号该称号为于阗国王室所用以及以回鹘人充任请婚使臣的情况都表明，在李圣天掌握政权以前，“于阗的统治者和回鹘人来往十分密切”㉕。P.4065《表文三》、P.Ch.2998回鹘文写卷和P.Ouigour2号回鹘文信函以及P.2892v“突厥-于阗双语词汇表”都可证明，于阗国早在被喀喇汗王朝征服之前已有回鹘居民，而且这些回鹘居民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这些九姓乌古斯人的居地为何恰在吐蕃和葛逻禄、样磨之间？我们有理由认为，必当与回鹘和吐蕃对西域的争夺有关，应是崇德可汗驱逐吐蕃、征服葛逻禄后，为阻绝吐蕃和葛逻禄的联系而留驻当地的。既可监督、阻绝其相互间的交往，又可与东、北、西三地区的回鹘辖境相呼应，构成对葛逻禄的战略包围——这当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战略安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后的史籍中也不再见有关葛逻禄部反叛的记载。
  长庆元年（821年），应回鹘请婚，唐许以太和公主下嫁回鹘可汗。《旧唐书·回纥传》称：“回鹘奏：以一万骑出北庭，一万骑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归国。”《资治通鉴》卷241亦称，长庆元年五月“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寨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将以上史料相比照，所记内容正可互相印证。《九姓碑》汉文部分称，崇德可汗因原葛逻禄叶护反复无常，“不受教令”，而将其放逐，并重新自“归顺葛禄”中册命了叶护；《境域志》说葛逻禄的国王为“葛逻禄人”却代表着“九姓古斯王”，连其居民也“忠于九姓古斯人”。《旧唐书·回纥传》及《资治通鉴》称，回鹘为迎太和公主而分别从北庭和安西各出一万骑兵进攻吐蕃。虽未言明其“拓吐蕃”、“拒吐蕃”的具体地点，但据当时的形势及《境域志》所载九姓古斯人分布区域推断，这两万骑兵的进驻地点应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缘、西缘和北缘，正与现代维吾尔刀郎人的分布区域相吻合。
  现代维吾尔刀郎人称自己是“自古以来的土著人”㉖。从9世纪20年代至今，已历1100多年。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已足可以“土著人”自称。阿克苏的刀郎人相传“多浪人最早是生活在阿克苏喀拉塔的凯迪木阿依玛克乡。阿瓦提、乌鲁桥、巴楚、麦盖提的多浪人都是从这里繁衍开来的”㉗，麦盖提县一带的刀郎人亦称他们是“古时候由外地迁徙至当地的，”都意味着阿克苏以南地区为其最初的居地。
  “凯迪木阿依玛克”为维吾尔语qdmajmaq的音译，意为“古部落”。20世纪50年代前往维吾尔刀郎人聚居区调查的捷尼舍夫曾记称：“刀郎居民以一百为一个单位（jyzlyk）。每一百人就有一个自己的称谓（由本村决定），如卡里木什百人村（qaǒmujyzlyk），库木巴什百人村（qumbajyzlyk），伯什艾力克百人村（beerqjyz-lyk）等㉘。”以一百人为一个单位，是古代突厥语族群习用的军事建制；而其特点又是“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㉙。其地名中大量的“百人村”（jyzlyk）当是最初军事建制的遗迹。与此相应，《境域志》第11章第21节称：“GH.ZA，在库
  车河附近，是吐蕃与九姓古斯人壤地相接之处”㉚。前引《词典》文亦称，作为地名的tarm即ysmitarm“位于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为龟兹（kuta）之地附近的一个地方”。该地正属于唐安西地区，《境域志》所记的“库车河”应就是《水经注》所记的“南河”或“北河”。维吾尔刀郎人的先民应就是这些“九姓古斯人”，亦即为“拓吐蕃”而于唐长庆元年（821年）进驻当地的回鹘骑兵。
  前引《词典》文亦称，作为地名的larm即ysmitarm“位于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为龟兹（kta）之地附近的一个地方”。与此相应，至令沙雅县仍有一个乡的名称为tarm，而该乡所在地正属于唐安西地区。这一tarm乡应就是《词典》所载“位于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为龟兹（kufa）之地附近的“塔里木”，即“王斯迷·塔里木”；而“在那里流淌的一条河流也被称作塔里木”则显然与现代用作该乡名称的“塔里木”地名密切相关。
  鉴于该词最初为回鹘可汗子女的尊号，应与821年率兵进驻当地的首领——回鹘特勤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回鹘的王统原属药罗葛氏，自怀信可汗开始转属夹跌氏。药罗葛氏出自乌古斯部族，而夹跌氏却属于突厥化的印欧人种。tarm一词既然是“专用于特勤、王子、作为阿夫拉西雅甫（afrasjap）后代的小姐以及其诸代后裔们的一个词”，而且“除可汗诸子外，其他人无论品级多高，此词也不能用于他们”，则还可进一步推定，率兵进驻当地的回鹘特勤应出自乌古斯部族。
  三、结语
  综上所论，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本是印欧人种居民的栖息地。自崇德可汗即位的当年（821年）开始，天山地区及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缘、西缘和北缘地区便已完全为回鹘汗国所控。用作河流和盆地名称的tar
  m（塔里木）一词源于突厥语，始于9世纪20年代初。tarm一词原本是专用于回鹘可汗子女的尊号，由于享有该尊号的特勤率兵进驻当地，而渐演变为其最初的居地名称，之后又被用于当地河流的名称。至于用作盆地之名则更晚，当系因河流名称而来。
  注释：
  ①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虽收录有“Tarim”词条，但也仅仅释为“塔里木河，梵名Sita，《水经注》为南河，《西域图志》亦名额尔勾郭勒（Ergolgol），《希腊古地志》名Oikhardes”，并未言及m一词的语源和语义。
  ②［喀喇汗王朝］MεhmutQεqεri∶《TyrkiTlarDwan》（《突厥语大词典》，后文简称《词典》）卷3，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后文简称“MⅢ”。同此，卷1、卷2（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3年版）简称“MⅠ”、“MⅡ”，并与页码一同括注于文后。
  ③葛玛丽将该词转写为tεrim，释为“登林（皇族妇女之称号）”（［德］A.冯·加班著，耿世民译：《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据缪勒《吐鲁番出土两件木杵文书》（F·W·K·Miiler，“Zweipfahlin—schriftenausdenTurfanfunden”AbhandlungenderPreuss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Berlin，1915）一文刊，布的两份回鹘文书（编号为IB4672、T.Ⅲ）和一份汉文文书可断定，“登林”应为t？rim的音译。
  ④［苏］C.r.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90页。
  ⑤菲尔多西：《列王纪》第2卷，第179页。转引自［苏c.r.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音标形式系笔者据斯拉夫字母转写。这段文字，菲尔多西著，张鸿年、宋丕方译：《列王纪全集》第2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8页作“送走人质他下命令撤去大营。他从布哈拉、粟特、萨马尔罕到恰奇，从恰奇又前行到斯皮贾布。他撤退大军一路行至冈格，未施诡计也未找借口耽搁”。列于此，供参考。
  ⑥MI.526∶“kysn——曲先（苦先）。龟兹（kua）城的另一名称。该城位于回鹘人的边界。”值得在此一并提及的是，鉴于现代维吾尔语称库车为kuta，已不使用kysn一词，现今维吾尔语中多将“龟兹”译为kysn。殊不知“龟兹”（包括“丘兹”、“屈茨”、“屈支”、“苦叉”、“苦盏”等异译）正是kuta的汉译，“曲先”、“苦先”等是kysan的汉译。
  ⑦［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9页。
  ⑧李树辉：《S.6551讲经文写作年代及相关史事考辨》，刊于《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⑨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云遂□□□□媚碛者，碛名上阙数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记》谓高昌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此大患鬼魅碛即唐初人所谓莫贺延碛。‘魅’与‘媚’音同，是‘□□□媚碛’或即‘大患鬼魅碛’矣。盖吐蕃陷北庭后，此碛实为吐蕃、北庭间之通道。及回鹘既复北庭，碛北无吐蕃踪迹。此道遂开。故下云‘诸行人，及于畜产□□□□’，盖回鹘至此得自由往来天山南北路矣。”另，敦煌写本S.383号《西天路竟》亦有沙州至伊州行程的记载，称自沙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
  ⑩《新唐书·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据此度之，则“于术守捉城”当位于今库尔勒市区。由该地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可达若羌。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云：“盖吐蕃之兵自龟兹退至于术，为回鹘所围也。”
  ⑪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云‘□□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者， ‘百姓’亦西北种族。如‘三姓’、‘九姓’、‘十姓’、‘卅姓’、‘册姓’之比。惜上有阙字，不能知为何族矣。”参考下文可知，当是指葛逻禄，即突厥化的印欧语群落。
  ⑫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云‘追奔逐北至珍珠河’者，‘珍珠河’即今之那林河。其下流为叶叶河。又一支流为药杀水。《新书·地理志》：‘度拔达岭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珍珠河’，又《西城传》：‘石国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珍珠河。’是皆以此河之上游为珍珠河。”
  ⑬关于保义可汗对葛逻禄的征讨，汉文史籍也有相关记载，称其为元和八年（813年）之事。《旧唐书·李吉甫传》：“是月（元和八年十月），回纥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新唐书·李吉甫传》：“［元和］八年，回鹘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传言且入寇。”《新唐书·沙陀传》：“［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城、柳谷，诏执宜屯天德。”《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元和八年正是保义可汗在位期间。此处所说的“柳谷”，也便是《汉书·西城传》中的“车师柳谷”，为北庭、高昌间的必经之地。P.2009《西州图经》记载，横贯天山南北的“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和“他地道”均交汇于此。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时便是经“柳谷”进抵吐鲁番盆地的。唐曾于此设“柳谷镇”（S.032载：“柳谷镇状上：西州长行马回一疋，……先从西州领得前件马，送使往至北庭，今□二十八日却回至柳谷镇。停经三日，……其马行至镇西五，忽即急黄致死。”《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柳谷镇兵四十……”）。回鹘“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应是指碑文所记保义可汗对葛逻禄的征讨。
  ⑭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此时回鹘南破吐蕃，北服葛（逻）禄，兵力直至葱岭以西，而其事史皆不书，异时回鹘西徙之事，惟由此碑始得解之。”
  ⑮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附录之程溯洛先生校录文。
  ⑯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城志.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铅印本.第64、66、67页.
  ⑰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新疆
  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铅印本.第31页.
  ⑱王治来.〈世界境域志〉及其所记载的中亚史地.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铅印本.
  ⑲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年（3）.
  ⑳荣新江著.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
  ㉑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318.
  ㉒J.Hamilton，ManuscritsOuigoursduIe-XesiécledeTouen-Houang，I，Paris1986，pp.103，105.
  ㉓森安孝夫. 少儿语文献.講座敦煌第6卷敦煌胡语文献.大□出版社1985.第19页.
  ㉔张广达，荣新江.于阗1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174.
  ㉕张广达，荣新著.于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36.
  ㉖米尔苏里唐.多郎维吾尔人与塔里木土语.靳尚怡译.《西域研究》1993（3）.
  ㉗米尔苏里唐·奥斯曼诺夫.关于多浪维吾尔人.艾华译.西北民族研究1988（1）.
  ㉘［苏］捷尼舍夫.刀郎人及其语言.廖泽余译.语言与翻译，1988（4）
  ㉙资治通鉴卷136.
  ㉚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