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唯一汇集之处，多元化是这一地域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多元”，是指这里文化类型多，不仅有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而且还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化”，指的是这里除了有各种类型的文化外，还有它们相互融合后而形成的混合性质的文化。从文化的构成因素来讲，西域文化中既有来自东方我国内地的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因素，来自西方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西域本地的土著文化的因素。西域文化是开放性的文化，它与周邻地区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流。既吸收周邻文化的积极因素，为自己所用，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又将自己创造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向周邻地区传播。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和它的开放性质在新疆的考古内涵、宗教、纺织品、钱币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内涵丰富的考古学文化
  1.切木尔切克文化
  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其范围东至乌伦古河上游，西至额尔齐斯河支流的哈巴河，北为阿尔泰山南，南到天山东部和准噶尔西部山地，它是中国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典型代表。切木尔切克文化遗存有墓葬、遗址和岩刻画。切木尔切克墓葬的建筑形式有茔院制墓葬和独立石棺葬两种，墓地立石人是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典型特点，石人面部或浮起，或雕刻出凸棱形式的圆形面部轮廓，五官表现上具有程式化特点。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岩刻画雕刻的动物具有写实性，动物的种类以牛为主，还有羊、马、鹿、骆驼、鸟等，人物岩刻画表现的是生殖及祭祀内容。切木尔切克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西部青铜时代文化的相似性较多。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墓葬典型特征为石人墓，它与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石人墓和黑海沿岸青铜时代石人墓，构成了亚欧草原石人文化的重要内容，表现出了区域性文化的特点，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泉。从岩刻画、陶器和青铜器看，切木尔切克文化与蒙古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这两种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2.苏贝希文化
  它是以鄯善吐峪沟北苏贝希村古墓群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于新疆中北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的南北两侧山前地带和山谷间，北起阜康、奇台，南到吐鲁番艾丁湖，东自鄯善、木垒，西抵石河子市，已发现遗存50多处。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3.焉不拉克文化
  这是以哈密三堡焉不拉克墓区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较小，在以哈密市为中心、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60公里的范围之内。已发现的近10处遗存表明，焉不拉克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前500年。
  4.察吾乎沟口文化
  这种文化以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而得名。分布于新疆中部，范围较大，北起天山南麓，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东自和静县，西至温宿县。已发现十多处遗存，这一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5.伊犁河流域文化
  这是一种跨国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为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和中部天山。新疆境内的遗存已发现的有十多处。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二、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外来宗教”，有属于印度文化类型的佛教，有属于波斯一阿拉伯文化类型的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有属于罗马文化类型的基督教各教派，如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里派（我国唐朝称之为景教）、天主教和东正教，还有属于中原文化类型的道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经过与新疆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应、融合，形成了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新疆后，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域佛教”，它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一地方特色不仅表现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的是反映在佛教文化艺术如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由于新疆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西域佛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不同于丝路北道龟兹的佛教文化，而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文化又不同于于阗、龟兹的佛教文化。于阗将印度佛教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变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于阗国王比西域其他绿洲小国的国王更加尊信和推崇佛教，于阗佛教以大乘为主，各派并存，并与传说相结合，于阗不仅译经而且还造经，其所造之经还得到佛教界的认可。龟兹具有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其佛教具有佛经荟萃、翻译家辈出、高僧汇集、义学繁荣、以戒自禁、持律严整、塔寺林立、修饰至丽等特点。高昌佛教尽管与中原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高昌所处的位置及其移民小社会的性质，它的多民族性是其异于中原佛教文化之处，而在当地延续时间较长、寺院特多又不同于西域其他地方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回鹘迁入新疆后，由信仰摩尼教逐渐转向佛教，其佛教文化与西域其他民族的佛教文化有着许多的不同，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很大，以大乘信仰为主，还带有浓重的密教色彩，并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西域佛教”就是新疆这种极有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
  伊斯兰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教对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苏非派的广泛活动，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袄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文化。这种文化特色在南疆地区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伊斯兰教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特点，如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宗教人士、不建清真寺、不重视规定的礼拜和斋戒、宗教仪式中混杂有萨满教的遗俗等。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其宗教文化与信奉逊尼派的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在塔吉克族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将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形成了只在节日举行礼拜、一般不封斋、不去麦加朝觐（依禅教曾明令取缔）等特点。
  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又向北传人漠北回纥汗国的回鹘人中，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是唐朝时佛化程度已经很深的改变了原有形式的宗教。
  三、具有浓郁地域特点的织物——新疆古代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
  新疆自古畜牧业就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从步入文明时代起，这里的居民就以毛织品为主要衣着原料。新疆发现最早的毛织品是距今约3800年孔雀河古墓沟出土的毛布和毛毯，所用原料为羊毛和羊绒，是用一上一下平纹织法织就。这些毛织品“从捻线到织造均可显出精细粗糙之别。毛毯幅宽最大达1.8米，残长1米左右。以精品为例分析，毛线粗细均匀，毯面组织平整，缘边饰流苏”。除孔雀河古墓沟处，在哈密的五堡和焉不拉克、鄯善的苏贝希、吐鲁番的艾丁湖、和静的察吾乎沟、尉犁的营盘、且末的扎滚鲁克、若羌的楼兰和米兰、民丰的尼雅、于阗的克里雅和屋于来克、洛浦的山普拉、巴楚的脱库孜沙来等墓葬和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毛织品。这些毛织品种类众多，就其组织法讲，有平纹、斜纹及其变化组织，还有纱罗织物、通经断纬法、栽绒组织、双层组织、纬二重的复杂组织等等。其图案纹样主要有条纹、格纹、水波、三角、山纹、云雷、回纹等几何及其变体图案，有虎、鹿、羊、骆驼、鱼等动物和树、草、花卉等植物纹样。至距今2000年前后，通经断纬的缂织工艺，在毛织物中已经运用得十分成熟，这是奠基在新疆本地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成果。西汉时新疆的毛织物在中原地区就很有名，《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致书其弟班超（驻守西域30余年，公元91～102年间任西域都护），托他为侍中窦宪买地毯。新疆营盘出土的蓝地葡萄人物鹰蛇纹毛织锦，其纹样和对称的构图在形式上都模仿了新疆以西地区的纺织产品。
  新疆地区学会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不晚于公元3世纪。最迟5世纪也许是4世纪已经能织出具有新疆地区特色的锦。新疆生产的锦从织造技术来说具有本地毛纺织的传统，从使用的材料来看是用丝棉纺成的线，棉线织锦就是用丝棉纺线做经线、纬线而织成的多彩重织物，这类织物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新疆当地的产品，它包括棉线平纹纬锦和棉线锦绦两大类。棉线平纹纬锦采用的是棉线的平纹纬二重技术，锦绦就是五彩的织锦带，它是棉线的平纹经二重技术。这两种丝织品的织造技术在古代新疆地区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普通的平纹经二织物在中国内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高昌（今吐鲁番）所织造的丘慈锦是经纬均采用棉线的织锦。营盘、楼兰小河墓地也发现了这两类织锦，它们在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和南道许多地方都有生产。新疆地产的棉线平纹纬锦具有以下特点：织物的经纬线均是手工纺成的丝棉线，棉线粗细不一，常见色彩有白、红、灰、黄4种；织物的组织为平纹纬锦，图案有几何纹样、仿汉式织锦的纹样和人物、动植物等。织物以“张”计量，一张的规格长约180.4～216.1厘米，宽95.2～107.1厘米。古代新疆织造的棉线锦绦使用的棉线比棉线平纹纬锦的精细和均匀，光泽也更好。其组织结构采用的是我国内地传统的平纹经二重结构，织物规格的幅宽常极窄，只有几厘米。一个织幅内通常有3个纹样的循环，织物纹样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几何纹和造型相近的瑞兽纹。棉线锦绦是随着蚕桑技术传入新疆，当地人民开始学习织造丝绸特别是提花织锦方法的最初产品，它是对中原织造技术的直接摹仿。
  从古代新疆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的纹样及织造特点可以看出，新疆古代的纺织业充分借鉴了东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其所体现出的纺织文化也是一种多元化的纺织文化。
  四、鲜明地方特色的货币文化
  世界古代的钱币有两大体系一东方体系和西方体系。东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方孔和用铸造法制作，西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无孔、用打压法打制。古代新疆地区的一些货币也具有一种多元融合的特点。如汉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它是公元1～3世纪的于阗（今和田）地区自行制造和发行的一种钱币，吸收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的特点，用汉文和佉卢文双体文字，可以说是东西方货币文化的合璧。和田马钱的外形呈圆形，无孔，正面的中心是一匹马或一峰骆驼的图像，这也就是人们将这种钱称为“马钱”的原因。其马或骆驼的周边是一圈佉卢文字母，大意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某一位国王的名字）”。圆形的片状铜币，加上打、压上的文字和图像，这种造币法可以溯源到古代希腊。但钱币的背面会让人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汉文篆字“重廿四铢铜钱”、“六铢钱”等，它们是表示钱币的重量和面值（在古代，人们有时用重量表示面值）的。佉卢文是一种中亚死文字，源于公元前5世纪印度西北部的键陀罗地区，公元3～4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鄯善等地流行。于阗人借鉴了当时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流行的圆形无孔打压钱模式，同时又遵循了中原秦汉时期流通的钱币铭文和币值、重量体系，创造了一种东西合璧的货币文化。此外，新疆古代还流通过圆形方孔、铸有当地民族文字的汉龟二体钱、突骑施钱等。
  五、古代新疆的艺术
  1.绘画艺术
  新疆古代绘画的种类主要有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石窟寺壁画、墓室壁画、木板画、纸画、绢画等。其中佛教石窟寺壁画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内容也最为丰富，是新疆绘画艺术中的瑰宝。佛教传入新疆后，于阗、龟兹、焉耆、高昌等沿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纷纷开窟建寺、绘制壁画，形成了以龟兹、于阗为代表的绘画风格。晕染是龟兹绘画最突出的特点，晕染的方式有按光线方向单面晕染的，也有整个轮廓晕染的，这种技法增强了壁画上所绘人物的立体感。对比色的运用、菱形格的构图也是龟兹壁画绘画艺术的特点。于阗绘画在我国艺术史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于阗画派”，它吸收了印度、中亚等地的晕染法，融汇了中原绘画的线条，又加入了本民族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阗绘画技法和风格通过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对中原地区的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时人称赞他们所绘佛教神像，用笔遒劲，如屈铁盘丝，色彩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所画人物身若出壁。新疆墓室壁画的形式、内容都来源于我国内地，内容有伦理说教、庄园生活等，壁画的风格质朴、简练。新疆古代木板画所绘既有佛教内容的，也有以传说故事为内容的。斯坦因曾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批木板画，画有“传丝图”、“鼠王像”、“波斯菩萨”等。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了许多晋—唐时期的绢画、麻布画和纸画，有绢本屏风画，神话传说的伏羲女娲图等，其中东晋时期《墓主人生活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
  2.草原艺术
  岩画、石人、鹿石和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被认为是草原艺术的代表。新疆岩画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岩画的时代上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下限晚至十二三世纪的蒙古时期，青铜时代是新疆岩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阿尔泰山岩画数量最多，绘制的是古代游牧民狩猎、放牧的场面。内容多为奔跑的骏马、鹿和羊群等动物形象，线条简练、造型生动。位于天山中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殖崇拜，在120平方米的画面上，刻画有200多幅人物和动物图像，大者若真人，小的只有10～20厘米高。岩画使用的是雕刻技法，在传统的阴刻线基础上，按照人体的形象进行局部磨刻“减地”工艺，使岩画背景部分与人物形象之间产生一种近似浅浮雕的艺术效果，使画面的主体形象更加突出。石人就是用石头雕刻的人像，在新疆东起巴里坤草原西达阿尔泰山、塔城、博尔塔拉、伊犁河谷的北疆大草原上，到处都可以见到石人的影子。关于石人的族属有塞人、乌揭、铁勒、突厥、图瓦、蒙古等说法。按放置情况，石人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种。石人有的用简单的阴刻线刻画，有的按照人体形状进行整雕或局部刻画的半圆雕而成。有的石人手持器皿，有的手握刀、剑等。有人认为手持器皿的石人为萨满形象。新疆的鹿石也是一种石雕。它是将石头做成长条形，然后在上面浅浅地刻出鹿等图案，最后将其竖立在墓前。鹿石上的鹿都有长而弯曲的角、呈弧线伸展的躯体和优雅弯曲的腿，造型朴实而灵巧。鹿石按形状可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
  关于鹿石的用途，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欧亚草原民族萨满教信仰里萨满通天的骑乘。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主要有饰牌、带扣、铜镜、铜刀、铜剑、金冠、铜项圈等。饰牌既有铜质也有金质，纹样有虎噬羊、虎纹、狮纹、马纹、野猪博马纹、双羊纹、野猪纹等。铜镜、铜刀、铜剑也都以各种动物装饰柄部，这些动物造型的艺术品采用浮雕、圆雕或透雕的方法刻画了各种动物的外形轮廓。新源县巩乃斯草原发现的两件铜质项圈，分别以虎首相对、虎身连体成圈和有翼兽相对而卧、兽体相连成圈。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发现了一件用大块金片做成的金冠，上面模压出老虎的图案作为装饰。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的艺术品，被认为是斯基泰式的或鄂尔多斯风格的。无论是哪种风格，它们都是2000多年前中亚北部和中国北方流行的有浓郁草原特征的艺术品。
  3.雕塑艺术
  新疆古代的雕塑种类很多，有木雕、泥塑、陶塑等。尼雅、楼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中的雕刻装饰，反映出公元3～4世纪新疆建筑雕饰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浓重的外来文化因素。尼雅遗址出土的木雕桌腿造型新颖，浮雕的植物花纹、几何纹瓶花等图案，刻工精细，彩绘的木雕人物，为人身马足，造型十分精湛，人物五官相貌的刻画富于表情，具有独特的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影响。新疆佛教题材的木雕艺术作品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等雕像，造型刚健丰盈，富有表情，衣纹线条流畅清晰，其艺术风格受到了键陀罗佛教文化的影响。吐鲁番晋—唐墓葬中出土的木雕俑像、家畜、家禽以及牛、马、车等模型，形象生动，比例准确，雕刻细微精美。新疆古代的泥塑作品按其性质和作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寺庙遗址中发现的佛、菩萨、天人、世俗供养人等塑像，另一类是墓葬中发现的各种用来殉葬的世俗俑像。新疆佛教题材的泥塑一般采用模制或捏塑方法，以木和草秸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有的泥塑经过低温烧制后成为陶塑艺术品。在丝路沿线许多佛教遗址中都发现了泥塑佛教艺术品。斯坦因仅在丹丹乌里克一座佛殿中就挖出了150片“适合”盗走的塑像。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佛教泥塑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同一地区的塑像因制作时间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技法娴熟、形神兼备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泥质俑像，如侍奉墓主人的文吏、宦者和乐舞俑、仕女俑、身披甲胄手持兵器的武士俑，现实生活写照的劳动俑、杂耍俑、十二生肖俑等，造型手法简洁，人物表情生动，有的作品完全写实，有的则进行了夸张，有的泥塑作品还施以彩绘。那些朴素无华的骆驼俑、牵马俑，静中有神，也十分生动。还有那半人半兽、非人非兽或者用各种动物肢体组装在一起的怪物模样的镇墓兽，是新疆古代颇具匠心的泥塑造型艺术品。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发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做成人或动物形象的陶塑。它们很多是贴附在陶器器皿上的装饰，陶塑的动物有猴子、马、骆驼、鸟等，人物中有各种形象、姿态的男人、女人。笑逐颜开的男人，像小丑似的经过化妆的脸；半身女像，长发垂肩，刘海齐眉，有一种淳朴、地道的古典美。此外还有一种叫“来通”的器物，上面的注入口做成一个男人的头形，下端的滴口则塑成牛头形，造型奇特有趣。
  4.戏剧乐舞艺术
  西域歌舞戏是古代新疆的戏剧，它直接受到印度戏剧的熏染，是印度梵剧、佛教剧的地方化、世俗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有情节的表演性歌舞戏在中原就已传开，到隋唐时更加盛行。龟兹是古代新疆戏剧的风行之地，“苏莫遮”是龟兹的一个代表性剧目，传入中原后风靡百年而不衰。从它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新疆戏剧之发达。“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或乞寒胡戏），原出于中亚的康国，传到龟兹后被注入了佛教内容，成为具有龟兹特色的“苏莫遮”歌舞戏。它本是在龟兹盛大的佛教活动——八月十五日举行的形象活动时表演。表演者头戴狗头、猴面等各式面具，泼水沾洒行人，驱赶罗刹恶鬼以禳灾。库车曾出土一个舍利盒，盒上有一幅21人组成的乐舞图，舞者13人，乐队8人；舞者中2人执幡幛，8人戴面具携手做舞戏状，乐队后还有一戴兽形面具者在3名儿童围绕下旋转。舍利盒乐舞图中表演的是什么内容，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多样的面具、丰富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却是古代新疆歌舞戏的形象反映。除“苏莫遮”外，“大面”、“浑脱”、“泼头”也都是龟兹盛行的面具歌舞戏。迁入新疆的回鹘人继承了这里的戏剧文化，吐鲁番、哈密曾发现了名为《弥勒会见记》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取材于佛经中的救世主弥勒成佛及普渡众生的故事。剧本的蓝本是用梵文（古印度文）书写的，先是由一个名叫圣月的高僧根据梵文把它翻译成焉耆文，之后一个名叫波尔坦拉西特的人又将它译成了回鹘文。完整的《弥勒会见记》共27章（幕），哈密发现的文本保存有25章（幕）。14世纪蒙古察合台汗统治时期，畏兀儿人中出现了大型歌舞“麦西莱甫”，它的戏剧成分是对古代西域歌舞戏的承袭。
  龟兹乐、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悦般乐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享誉我国内地的西域乐舞。西域乐舞对中原音乐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吕光远征西域，将龟兹的乐工和舞伎带至凉州，后形成了以“龟兹乐”为主要成分的新乐种——“西凉乐”。龟兹人苏祇婆还把“五旦七声”传入中原。由于受到中原人民和统治者的喜好，隋唐之际，西域乐舞成了隋朝“九部乐”和唐“十部伎”的主体。